《送徐無黨南歸序》是歐陽修於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為他的學生徐無黨送行而寫的一篇贈序，中心思想是宣傳唐代古文運動家韓愈「文以載道」的文學主張，並進一步提出「重道而輕文」、「先道而後文」的見解，以批判當時大盛於北宋的西崑體棄道求文、華而不實的浮艷文風 。後人多認為它與歐陽修的另一篇文章《答吳充秀才書》互為補充，集中地反映了歐陽修的文學思想。文本就《送徐無黨南歸序》闡述歐陽修之文學觀，和他對「三不朽」中「立言」的看法。
歐陽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北宋中葉的文壇領袖與政治家，晚年號「醉翁」、「六一居士」。他是仁宗天聖間進士，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曾積極參加政治改革運動，提出過不少改革弊政的主張。另一方面，他又是當時公認的文壇泰斗，詩詞散文都很有成就。與他的政治理念一樣，歐陽修對當時文壇的不良文風亦倡議革新，高舉「文道並重」的古文，並大力提攜後進文人如王安石和蘇氏三父子等，對北宋古文運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送徐無黨南歸序》的中心思想談的雖是「道」與「三不朽」中「立言」如何才能永垂不朽的關係，借以闡述自己的文學主張；但歐陽修行文別開生面，並不在篇首直接入題，反而先講了一個人與花草鳥獸不同之處(人能死而不朽)的人生哲理，提出《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三不朽」的理論(「立功」、「立德」、「立言」。歐陽修稱之為「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從物質的角度看來，人和花木鳥獸生雖有異，但到老死之時肉體腐爛，一切不復存在，似乎沒有甚麼不同；但從精神層面看來，「聖人」是可以不朽的，因為他們在短暫的一生中、朽壞的肉體外，或能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或能為社會做出功績、或能著書立說，將名聲留在綿廷不已的人類大生命之中。這就是古人所謂的「三不朽」。
人類為「萬物之靈」，與花木鳥獸所不同者，就在於有想追求永恒不朽的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歷世歷代的有志之士都在孜孜不倦的努力。可是，由於人的際遇不同、才能有異，要每一個人都能做到「三不朽」是不可能的。歐陽修接下來便對此加以分析，認為「修之於身」是個人的事，只要肯身體力行，則「無所不獲」；「施之於事」是社會的事，「有得，有不得」，成功與否並不完全取決於個人；「見之於言」則因人的才能不同而「有能，有不能」。「三不朽」中以「立德」為先，「立功」次之，「立言」再次之，因為後二者除了受機遇、才智的限制之外，也取決於時勢社會，不能都像「立德」那樣可以「無所不獲」。因此，歐陽修認為人生的努力重點應在於修養品德，其次是貢獻社會，能文善言居末。接下來作者用例子說明為何「三不朽」是如此安排次序。他首先查考典籍所載的人物，他們雖沒有留下甚麼著名文章，但因為曾有功於世，故能名留青史，引證了「立言」不及「立功」；接下來他再舉出孔子的得意門生顏回的例子。顏回一生「在陋卷，曲肱饑臥」而已，一生並未「施之於事」；當他和孔子其他的學生一起時，「則默默終日如愚人」，終其一生並不曾「見之於言」。可是，他卻為其他「能政事」、「能言語」的同學所推崇，後人也沒能趕上的，原因就是他修養了高尚的品德。所以人生的不朽永存，並不在於非要幹出一番突出的事業，更不在於文辭之間。
至此，歐陽修已點明了自已的觀點：在「三不朽」之中，他是「重德輕言」的。文中的「德」，也就是儒家的傳統道德；將之聯繫到文學創作上，則成了「道」 。因此，他認文章應看重與社會現實的聯繫，而看輕只注意文采形式的文學主張已呼之欲出。
後人談到歐陽修本文「重德輕言」的觀點，常常會聯繫到他的另一篇文章《答吳充秀才書》中「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的論點，認為他有「重道輕文」，甚至「以道代文」的傾向 。這顯得歐陽修的立論，即使在當日文風浮艷、輕道溺文的形勢下也是有點偏激和矯枉過正。但事實上，當我們仔細查考歐陽修的文學主張，便會發現他在「文」與「道」的關係問題上，其觀點是「先道而後文」、「充道以為文」的。在此前提之下，「文」、「道」是並重的 。不論「道」的內涵如何，歷代的古文家總體上都承認這樣的一種文道關係：「道」是「文」的內容，「文」是「道」的載體；「明道」是「為文」的目的，「為文」是「明道」的手段 。從這關係看來，歐陽修提倡「先道而後文」、「充道以為文」，實際上是提倡在古文創作中應首先解決好文章的思想內容和作家的思想修養問題。因此，歐陽修認為學「道」是為了充實「文」的內涵，終極目的其實是為「文」。所以，重「道」其實就是重「文」 。「道」是「文」的根本，但並不能代替「文」，情形就如顏回這位德行之士，他的表現不一定能夠在寫文章之上，而他亦不能取代文章在歌頌其美德一般-何況歐陽修在《送徐無黨無歸序》一文也提到了「立德」、「立功」者欲名傳萬世，也是要靠「文」來記載的。故此，「文」與「道」二者的關係是不能互為取代的。
從歐陽修對唐代元和時期的文風作出高度評價，和他對當時文人的評價中可見他其實並不反對文采。歐陽修稱讚徐無黨「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送徐無黨南歸序》)，稱讚蘇洵「辭辯閎偉」(《薦布衣蘇洵狀》)，稱讚蘇軾「文采燦然」(《舉蘇軾應制科狀》)等等。即使歐陽修自己於本文也不否認說「予固亦喜為文辭者」，可見他對文采並不輕看。在這問題上，歐陽修是將語言的樸實美與內容的真實性結合起來考慮的，提倡「文道並重」的主張 。他大力反對的只是言之無物的花言巧語，而對表現內容的形式技巧則顯然十分重視 。在「文」與「道」的關係上，歐陽修的理解比韓愈更為透徹。
除了第二段的正面例證，歐陽修又在文章的第三段從反面舉例，說明「重文不重道」的後果。作者從讀班固《藝文志》和唐《四庫書目》中留意到，書中所列舉歷世歷代的著書立說人士名單，他們有的文章著有百餘篇，少的也有三四十之數，但能流傳至宋代的已是百中無一，其餘多散佚，甚至已被人遺忘。在歐陽修看來，散失的文章都因為只重「文」而不重「道」，故不能流諸後世。這立論當然有值得相榷的餘地，因為文章流傳與否並不一定關乎「道」，許多外在的社會因素如作者的際遇和文字獄等也有可能使好文章湮沒而後人無法得聞；況且流傳至今日的歷朝文章也並非只有「載道之文」。但歐陽修為了立論的完整，只好籠統地把已散佚文章都歸進「重文不重道」的一類中。「道」在歐陽修的眼中，固是「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與張秀才第二書》)的「道」，但他特別著重「常履而行之」的部份，也即是《答吳充秀才書》所提及的「百事」。現實社會生活的閱歷在歐陽修看來是「立言」能否不朽的重要原因 。他在《答吳充秀才書》一文中，舉出了孔子、孟子和荀卿的例子，說他們都是以行道為主，不暇為文；即使為文，也只是在晚年儒道深厚之後。正因為有深厚的儒道作為基礎，所以孔子以「數年之頃」便完成《六經》之文，無意以「立言」的方式留名後世卻達到後人「不可及」的地位。真正的「道」是能經過時間檢驗有價值的東西、是永恒的。一篇好文章的流傳，不會隨潮流而波動，也不會被社會一時好惡所埋沒，而在於它的內容和價值，並能否真實反映社會現實、及時提出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 。作者愈能認識和表現這樣的「道」，也就愈可能寫出優秀的作品來；內容愈充實，作品也就愈光輝 。歐陽修的論點初步說明了文學和現實的關係：好的作品是不能脫離現實生活的 。按照這樣的邏輯，如果是有「道」之文，縱或暫遭指責辱罵，但其光輝「終耀於無窮」；反之無「道」之文，只想憑籍言辭技巧流傳後世，即使文辭優美，最終也「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與三者(指花草、鳥獸、人)同歸於泯滅」。歐陽修在這兒除了更深一步論証了自己「先道後文」的論點外，也在結構上呼應了開首的草木、鳥獸、眾人生異死同的論述，使這個乍看似是游離主題以外的論述與主題緊扣一起。
從本文所見，歐陽修顯然並不認為所有「立言」者均可達至不朽的境界。清人張伯行對這一點有更清楚的闡述：
「夫麗與工，則豈『立言』之謂哉？世人以妃青儷白、繁弦急管、妖冶、眩目、淫哇聒耳者，誤以為『立言』，而不知古之所謂『立言』者，正不如此也。蓋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言出而明道覺世，……自《六經》、四子之下，惟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書可以當之。如是然後可以謂之『立言』，而古聖賢之不朽者，胥藉是以傳焉。學者所當勤一世以盡心其間者，此也。」
這可以說是傳統儒家對「立言」看法較為詳細的解釋，也較接近歐陽修的看法。
後人讀《送徐無黨南歸序》，對「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學間者，皆可悲也」這兩句，將歐陽修理解為對文學的輕視：認為「立言」的價值不大，並反對別人以「立言」作為追求不朽之方法
。事實上，這兩句應理解為他對「以德充文」、反對片面追求形式的時文一類的文學主張的一種補充，和對以「立德」為根本的強調，並以此勉勵學子徐無黨和「自警」 。尚節之和黃興洛二人的看法可以作為這兩句話的詳解。尚節之認為，「須知此文句句言文之不可恃，實句句歎文之難工，而虞傳世之不易。」
也即是說這其實是歐陽修「明貶暗褒」的寫作手法，「乃歐文之最詼詭者」 ；而黃興洛則認為，這兩句話是歐陽修對作家際遇的感歎：「言之傳否，蓋有幸有不幸焉。立言者能為可傳，不能保其必傳也。公特就書而不幸不傳者大發感慨，正其好文之至。看作阻人立言者大非。」
這兩個看法都是可以成立的。
總的來說，歐陽修的文學主張是「文道並重」，但前提是「先道後文」、「充道為文」，如此方能成為「三不朽」中的「立言」，能名垂萬世；若只在追逐詞藻之華美，閉門造車，所著文章或能盛於一時，但最終必會泯滅於世，無異萬物的終局。文章環環相扣，首尾相映，重點突出，充份體現出歐陽修文章的風格。
黃穎聰
2000年1月
〔學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