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古文運動「尊韓」之聲至歐陽修為極盛。古文一向重內容多於重文辭，韓愈曾言：「愈之所志於文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爾」， 北宋古文運動的發起人柳開等更有由「重道輕文」、進而「重道廢文」的傾向。蘇洵、蘇軾、蘇轍三父子，世稱「三蘇」，都是歐陽修的門人，繼歐陽修後名揚文壇，論文則留意辭采過於對道的探討，開始了北宋古文運動的第二階段。這一時期對「文」的討論，以蘇軾最具代表性。
「三蘇」所處的北宋中葉，古文已十分盛行，文人對「道」為何物及其重要性經過反反覆覆的討論，已使關於古文本質的論述到了難以再有突破的地步，蘇洵的眼光遂轉向「文」的發展，主張古文家能「為文而學文」。他在《上歐陽內翰書》、《上田樞密書》等文章，均明確指出他對孟子、韓愈和歐陽修三家文章的推許，只提及文辭手法而不論其「道」的主張，注重的是他們的文章風格。蘇洵這種重「文」的思想對他的兒子蘇軾和蘇轍起了很重大的影響。
蘇軾論文，較接近歐陽修而又有發展。他的思想兼「儒」、「道」、「釋」三家，內容豐富而又豁達大度。其弟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言蘇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 得吾心矣。』復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辨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可見蘇軾的思想比較複雜。蘇軾主張文章須「有為而作」，重實用而反空文。他在強調內容及其社會作用的同時，更能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徵，一再強調文學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非常重視文章本身的藝術價值，是文士派文人的代表。
蘇軾在文學形式方面崇尚自然，反對雕琢，力求語言表達要有充分的自由，以便作家抒寫複雜的思想感情和描繪各種不同的事物，徹底擺脫形式框套的束縛：「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 蘇軾愛好自然，對當時那些千篇一律、形式固定的程式文章，表示鄙薄。
在崇尚自然和語言有充分表達自由的基礎上，蘇軾進一步發展了古代關於「辭達」的理論，賦予它新的意義。子曰：「辭達而已矣」，一向都被古文家作為「重道輕文」的理據之一，但蘇軾則認為真能達意的文辭，並不是「不文」，而是「文」，即語言藝術的最高境界。他認為要做到真正的「辭達」，首先要如「飄風捕影」以「求物之妙」，要求對客觀事物有深劇的觀察和全面的認識，達到「了然於心」，形成文學中的「意」，再充分運用語言藝術的功能，把這「意」準確、生動地表達出來，達到「了然於口與手」的境界，貴神似而輕視形式。「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告劉景文》)，「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進策總敘》)，文章至此，斯能達至「文以達意」之境。
為何蘇軾論文比較偏重「文」而不是「道」呢？這可能和他認為「道可致而不可求」有關。蘇軾所說的「道」已與孔孟之道有別。他認為「道」不限於「事父」、「事君」的政治倫理，而是「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上曾丞相書》)的萬事萬物的規律性。蘇軾認為，道不可空求，要從實踐中獲得。他在強調不斷實踐的同時，又重視冷靜的觀察。要認識紛紜複雜的現實，一定客觀的態度是必要的，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題西林壁》)，立身於高遠之處來冷靜觀察，是有助於瞭解事物全貌的。
蘇軾文論也不是一味只論「文」而不談「道」的。他也強調「文」須「有為而作」，對文學的內容要求切合現實，反對空言。他不但反對無病呻吟、徒尚形式的華文，也反對理學家那些脫離現實、無補世用的微言高論。「有為而作」是創作的態度，要使一篇文章成為優秀的作品，首先要有充實的內容，而內容則來自閱世觀物的感受和體會，也即是蘇軾認為的「道」。
蘇軾大膽提出文章不一定要載「道」，對「辭達」的新解也受時人注視。蘇轍的名氣雖不及其兄蘇軾，但他所提出的「為文養氣」法，文論也顯示出側重於「文」的傾向，對當時亦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甚麼是「養氣」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氣」在此指的是人格修養，而不是對寫文章而言。孟子之後文人對「氣」如何用於文章之上有較詳細的論述。曹丕《典論》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大小畢浮，氣之典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典聲之高下皆宜。」但他仍沒有談及如何「養氣」。
蘇轍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認為「文」是「氣之所形」，當「氣充乎其中」，「文」便「見乎其外」，故作家重在「養氣」。蘇轍認為「養氣」的方法有二：一為內心修養(「讀書以博學」)，一為接觸外物(「觀天下之壯觀，聽賢士之宏論」)，兩者之中蘇轍較為著重後者，強調生活閱歷對於激發志氣與文氣的作用。可是，蘇轍雖認為「氣可以養而致」，但又說「文不可以學而能」，顯示出文論中天才論的傾向。
蘇洵三父子以蘇軾的名氣最響亮，文論也以蘇軾最具代表性。蘇軾論文不重道統，而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徵及其本身的價值，對於「道」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的傳統，反對空文、主張實致。在文學內容方面，強調「有為而作」；在形式方面，強調「辭達」和崇尚自然，重視作家發揮語言的創造力，以傳神為貴。秦漢古文往往文、史、哲不分，比較質樸平實，而宋代古文或抒寫政治理想、或宣揚人生哲理，但當中摹景狀物、抒寫心靈的生動真切之語，則顯然受到蘇洵三父子對藝術形式重視的影響。他們的見解在當時的文學革新運動中具有積極的意義，為豐富文學藝術理論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黃穎聰
2000年6月
〔學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