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在政權統一和社會生活比較安定的條件下，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文人得到帝主的豐厚待遇，流行一時的西崑體正是這一時期的產物。宋初的詩文創作大抵沿襲晚唐五代餘風，崇尚華艷、內容貧乏。楊億、劉筠等人以李商隱為宗，重對偶、用典故、尚纖巧、主華美，對杜甫和韓愈的作品表示不滿。李商隱的作品自有其藝術成就，詩作在精神上與杜詩更有些相同之處，但他好用典故、追求藻麗的傾向，則被西崑體作家從形式上模擬，專取其妍華駢偶的一面。宋初詩文創作遂陷入一片浮華巧艷的風氣中。
在西崑體正式成形之前，就有柳開(字仲塗)、王禹偁等人積極提倡繼承杜甫、白居易、韓愈、柳宗元等的詩文傳統，對晚唐五代的文風表示不滿。范仲淹《尹師魯河南集序》云：「文章之作，寖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歐陽修亦云：「宋代古文，自仲塗始。」可見北宋古文運動始於柳開。
柳開提倡的古文運動，某一程度上可謂唐代韓愈所發起的古文運動的延續，除了提倡重「道」的古文、要求文章簡潔有力、反對巧言抄襲外，其獨特之處在於高舉「尊韓」的旗幟。「尊韓」的說法為柳開最先提出。柳開推尊韓愈，要求文章闡述儒道，輔助教化。為何柳開不言「尊孔」，而云「尊韓」？他在《答臧丙第一書》云：「韓愈…廣開以辭，聖人之道復大於唐…夫數子之書，皆明先師夫子之道者也，豈徒虛言哉！」韓愈認為孔子之道自孟軻之後已不得其傳，所以他「獨旁搜而遠紹」，繼承聖人的道統。柳開自名「肩愈」，即有肩負韓愈得之聖人道統的意思；本名「開」，亦有使之勿失而流傳後世之義。由此可見，柳開的推尊韓愈除了因為重視他的文章藝術外，更重要的是在於韓文所表現的「道」：符合孔子之旨，能和經典一樣起號令褒貶的教化作用，成善化惡，「言之過於孟子與揚子雲遠矣。」(《昌黎集後序》)宋初另一古文家石介著有《尊韓》一文，讚美韓愈「大明」孔子的道，「為賢人之至」，作品更可比美《易》和《春秋》，可知柳開等均認為「尊韓」便等同「徵聖」，故力舉「尊韓」的旗幟以倡古文於宋初。
柳開在「尊韓」的基礎上，又提出「道本文末」的主張。「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應責》)柳開把「道」和「文」密切地聯繫在一起，而自命是這個道統與文章的繼承人。他對「道」的闡釋，主要見於《應責》一文，具體指明「道」就是忠、孝一類的三綱五常，強調文章的社會教化作用。柳開認為這「道」是偉大的，古今不變的，而又是天下至公的；要闡述這種「道」的內容的文章，必須採用質樸的古文，不能用華艷的文體。《上王學士第二書》：「文章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獲斯失矣」，柳開強調「文以載道」，認為文章是載「道」的工具，不能妄作；如果文章不好，則達不到宣揚聖人之道的目的。
柳開對北宋古文運動的另一貢獻在於對何謂古文下一定義。韓愈、柳宗元雖倡古文，但並沒對這種文體下定義，柳開《應責》則作出論述：「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於古其理、高其志、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
柳開發起的古文運動並沒有取得太大的成果，除了因為當時「四方獻符瑞，天子興禮文」的政治現實難以接納他的主張外，主事者本身的問題亦導致運動不能開花結果。柳開竭力反對華靡文風、積極提倡古文的主張，其實只能算是片面的復古，並不是對當時文學的弊病有確切的認識。他要求文章要通達平易，去辭澀言苦是可取的，但他由「重道輕文」進而走向「重道廢文」，否定文學本身的獨立地位則不可取。何況柳開自己的文章還沒有做到他提出的要求。創作無顯著成就，加上相對西崑體顯得勢孤力弱，古文運動因此難以在宋初取得成功。
柳開之後，文壇上王禹偁、石介、范仲淹等相繼力倡古文，然古文運動仍無大成就。直至北宋中業，內憂外患使到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漸大，與此相應文壇亦形成詩文革新的意識。歐陽修的出現，便成就了古文運動的全面成功。
歐陽修是北宋中葉的政治領袖和文壇泰斗，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等皆為歐陽修門下。歐陽修和其他北宋的古文家一樣，高舉「尊韓」的旗幟，揚言「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記舊本韓文後》)，「尊韓」風氣之盛，在歐陽修時代達至頂峰。
從歐陽修的生平可知，他的一生深受韓愈文章影響。他自幼習韓文，在十七歲考試落弟後重讀經史，苦讀下對韓文更為佩服。及後中進士後，歐陽修更盡力斯文，在做官後不斷補綴韓集，曾言最珍愛的書是幼年所得之舊本《昌黎先生集》。歐陽修個性恬靜醇和，生活優游，天力力學兼而有之，文章自成一體，出於韓愈而又別於韓愈，終成一家之言。
與韓愈所提倡的一樣，歐陽修亦主張「重道宗經」。「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至也」(《答吳充秀才書》)，他所主張的「道」，固是「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與張秀才第二書》)的「道」，但所關心的已是生活的「百事」和「履而行之」的實踐。歐陽修在此初步接觸到文學不能脫離現實的本質。
韓愈云「務去陳言」，追求獨創，這精神亦為歐陽修繼承。歐陽修主張「簡而有法」。在《論尹師魯墓誌》中，以《春秋》為例，說明文章必須言簡而意深，善於剪裁。縱觀歐陽修的文論，主張古文應「記大事，舉要節」，而「互見之文，不必重出」；文章應流暢自然，反對摹擬古奧。要做到「簡而有法」，很多時有賴於對文章的反覆修改。歐陽修認為，文章最好能做到「文簡事增」，至少也應做到「文簡而事不減」。
歐陽修是反對無病呻吟之作的，認為好的作品都是「窮而後工」。《薛簡肅公文集序》言，文人往往在政治上受到壓抑，遭遇種種困境，抱負和理想都不能實現；但這使他們有機會深入觀察事物，憂思悲憤，進而用詩歌來批判現實，唱出貧者心聲，卒寫出光輝的作品。
北宋古文運動能成功於歐陽修，固和當時文壇有所共識有關，但歐陽修本身詩、詞、古文皆精，有理論而又有實踐，且貴為文壇領袖和政治領的作用亦不可低估。歐陽修門人王安石、蘇氏三父子、曾鞏等，皆一時俊傑，故使古文運動能在取得全面勝利。
北宋的古文運動提出「尊韓」而不謂「尊孔」，可謂十分特異；然細察其蘊，乃知當時的文人學習與韓愈文章的關係十分密切。柳開認為韓愈傳承了孔孟之道，故「尊韓」便等於「尊孔」；在另一角度來看，北宋文人其實是藉尊韓以倡古文，假韓愈以溯孔孟之道。故北宋古文運動之「尊韓」，便不顯得意外了。
黃穎聰
2000年5月
〔學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