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　　　　　　　　　道 　　　　　　　　　　　　　　ＴＵＮＮＥＬ 　　　　　　　　　　　　　　第二百零八期 　　2002.12.22　　　　　　　　　　　　　　　 　　　　　（sd0212b） 　÷÷÷÷÷÷÷÷÷÷÷÷　本　期　目　录　÷÷÷÷÷÷÷÷÷÷÷÷ １、专　　题　必须全力维护人民财产权的时候到了！　　　　　·樊百华· 　　　　　　　呼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有产权流通法》　　·樊百华· 　　　　　　　中国加入ＷＴＯ一周年　　　　　　　　　　　·草庵居士· 　　　　　　　中国ＧＤＰ高速增长的背后　　　　　　　　　　·佚　名· ２、立此存照　《老妇还乡》：金钱的暴政还是多数的暴政？　　·刘　荻· 　　　　　　　村民谢明　　　　　　　　　　　　　　　　　　·廖亦武· 　　　　　　　无尽的思念──纪念四川省民主斗士蒲勇君先生　·欧阳懿·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et＿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以上地址退订，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dr.com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　　　　　　　　　　　　　　【】　　　　　　　　　　　　　　【】 °专　　题° 　　　　　　　◆　必须全力维护人民财产权的时刻到了！　◆ 　　　　　　　　　　　　　　　　　　　　　　　　　　　　　·樊百华· 　　国有资产改革无论减持还是转制，都是顶顶大的事情，天大的事情，限于 我的阅历，我发现学界再没有比历史学家秦晖先生对此更关注的了。本来是经 济学家们分内的事情，可经济学界却熟视无睹，麻木得让人痛心，难道真可以 只做不说不需要公开讨论吗？当然，对定向配售、ＭＢＯ、国有法人股怎么流 通，不仅是专家学者，虽说很不够也还是有了一定关注，但是，在宏观上，整 个的通盘的关注实在少得让人惊讶。１１月２１日，《南方周末》发表了秦晖 的文章，秦晖继多年来“产权改革如何做到起点公正”－－“如何分家”的思 考，进一步提出：是到了必须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了！我等着看中国人的反应， 可是，秦晖提出的问题好像与中国人无关似的，足见经济学界面对深刻宏观问 题的小家子气。１２月５日的《南方周末》发表易宪容先生的文章，说了些相 关的重要问题，但与秦晖先生的问题仍不在一个层面上。 　　１６大政治报告指出：必须“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 质量和水平。……通过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国外投资，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 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结合起来，鼓励跨国公司投资农业、制造业和高 新技术产业。”国有资产已经开始产权改革，并且必然会加大改革的力度，这 都是明白的事实。而已有改制中出现的种种情形，无不表明“起点平等”问题 至关紧要，正如１６大政治报告所说：“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 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紧要。”“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 务和责任相统一”。“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 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谁是公有资产的出资人呢？国有资产的终极出资人当然是全体国民，地方、 集体资产的终极出资人当然是该地方、集体的全体成员。明晰公有资产产权当 然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须，当然是国有资产、集体资产进入资本市 场，实现新的组合与配置的前提与基础。根据中国共产党维护人民利益的宗旨， 根据宪法维护人民合法财富的原则，根据中国共产党第１６次代表大会确认的 “三个代表”思想，为防止公有资产在改制、重组或者入市交易（广义的“减 持”）中继续发生流失，当然需要加紧制定《公有产权明晰与流通法》。 　　《南方周末》编辑希望人们就易宪容先生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 我的看法，既然易先生文章的题目是《任何股权改革都应还富于民》，那就必 须要以讨论半个月前秦晖的文章为前提。易文批评了“应该让非流通股以缩股 方式实施全流通”、“非流通股要在二级市场缩股”、“必须在给流通股股东 合理补偿的基础上，实现国家股、法人股在资本市场中的转让和流通”等等观 点，是出于这样的疑虑：“以６０００万投资者之名，行为小集团谋利之实 ……人们很清楚，国内股市发展了十几年，早已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既得利 益集团，……股市中的６０００万投资者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看看亿安科 技背着麻袋到农村去收购农民的身份证就知道其中的奥妙。”但是，相关方案 为什么能够“以６０００万投资者之名”提出来呢？是因为６０００万投资者 中确实有很大部分的散户成了“冤大头”。易先生说，“股市之风险哪个投资 者不知道呢？‘股市有风险，入市要谨慎’的标识不是媒体天天在显示吗？股 民要进入市场，都是自愿自觉的结果。他们为利所趋，他们看到他人一夜暴富 也想到市场赌一把，赌赢了收益归自己，由此个个都会心安理得。”这当然不 错，但是正如易先生在同一文章中说的那样，“如上市公司有效的治理结构无 法建立、大股东操纵公司掠夺中小投资者之利益、庄家操纵市场及股价、上市 公司欺诈作假等”，难道也可以让特别是广大散户，无论输赢都要“心安理 得”吗？我入“赌场”是自觉自愿的，但你的“赌场”不讲规则，例如“庄 家”等等偷看“散户”出牌，怎么叫散户们“心安理得”？ 　　所以，一概反对“补偿”恐怕不妥。但是，怎么补偿才合理？有人走极端 说“将非流通股无偿送给股民”，这当然不通，倒真是“为小集团谋利”的－ －易先生的疑虑一针见血。有“温和”的意见是“全部一次性低价配售给股 民”，其实也够“激进”的，对此，易先生说得还是对的：“无论是国有股减 持，还是实现股权全流通，都得还利于社会广大民众，而这里所说的社会广大 民众不仅指的是股市中少数之股民，更主要的是那些没有进入过股市的民众， ……证券市场的国有股减持或股权全流通更应该以还富于社会大众为旨归。” 这就必然也必须回到秦晖先生的问题上来！ 　　易先生并根据１６大提出的“分级管理”较为具体地设想了“非流通股” 还“富（权）于大众”的办法，我也同意，只是我想到更多，例如已经出现的 对外商的“定向配售”、“管理层得大头”、“明卖暗送”等等，这些都表明 仅仅着眼于１２００多家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全流通”，是零打碎敲缺乏通 盘宏观考虑的，既可能因小失大，还可能因小乱大。所以，既然秦晖提出的问 题，实质上是无法回避的，那就应当首先讨论清楚，否则必酿后患。 　　诚如易先生所言：“最大问题是要解开国有资产流失之情结”，“真正的 国有资产不流失才是还富于民、藏富于民！”那么，又如何保证国有资产不流 失，如何实现国有资产的还富于民、藏富于民呢？ 　　正如晓晴解剖现实股市与产权转制的一系列文章所昭示的那样，首先制定 公有资产的《产权明晰法》，或者《公有产权流通法》，就是当务之急。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８日 　　　　◆　呼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有产权流通法》　◆ 　　　　　　　　　　　　　　　　　　　　　　　　　　　　　·樊百华· 一、呼吁根据 　　（一）实践证明，正如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所说：“必 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 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必须“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国外投资，把利用外资 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结合起来，鼓励跨国公司投资农业、 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二）产权明晰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须，是国有资产、集体资 产进入资本市场，实现新的组合与配置的前提与基础。 　　（三）根据中国共产党维护人民利益的宗旨，根据宪法维护人民合法财富 的原则，根据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所确认的“三个代表”思想：“妥善 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紧要。” “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 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 进。”“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为防止公有资 产在入市交易中继续发生流失，我认为需要特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有产 权流通法》。 　　谨以此呼吁向专家与大家讨教。 二、关于公有资产的权属认定 　　现实的公有制应该是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但往往流为国家官有与地 方官有──“看守者所有”制；现实的公有资产应该是国有资产与集体资产， 但往往挡不住种种化公为私。 　　国有资产的终极权利人是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具体指享有宪法规定 的义务与权利的公民，而不论其有无工作单位、在何单位工作、在何地域生活。 每个国民从其取得公民身分之日起，国家按财政统计的国有资产总值，除以全 民年龄权重之和（无论男女老弱病残，每年计为０．１分），每年重新调整计 算一次，认计给每个公民相应的国有产权。 　　通常情况下，每个国民拥有的产权所对应的资产是观念形态的。当产权准 备进入市场将发生变更之前，可以将相应部份价值，通过专门银行帐号划归国 民直接持有，可以由国家继续代表国民实际持有。为节约管理成本与使用效率 计，以后者为优选（但非必选）方式。 　　国家将国民所拥有的国有产权明确反映于专门帐册。帐目不得对终极权利 人自己保密。终极权利人有权在法定查帐日依法定查帐方式查询自己的帐目。 　　国民的国有产权依照待制定的《公有产权流通法》程序进入市场交易之后， 必须及时界定与通知产权变更情况。 　　集体资产的终极权利人是该集体的全体公民成员，具体指户口属于该集体 享有宪法规定的义务与权利的公民，而不论其有无工作单位、在何单位工作、 在何地域生活。每个成员从其取得公民身分之日起，集体按财政统计的集体资 产总值，除以全体成员年龄权重之和（无论男女老弱病残每年计为０．１分）， 每年重新调整计算一次，认计给每个成员相应的集体产权。 　　通常情况下，每个成员拥有的产权所对应的资产是观念形态的。当产权准 备进入市场将发生变更之前，可以将相应部份价值通过专门银行帐号划归成员 直接持有，可以由集体继续代表成员实际持有。为节约管理成本与使用效率计， 以后者为优选（但非必选）方式。 　　集体将成员拥有的集体产权明确反映于专门帐册。帐目不得对终极权利人 自己保密。终极权利人有权在法定查帐日依法定查帐方式查询自己的帐目。 　　成员的集体产权依照待制定的《公有产权流通法》程序进入市场交易之后， 必须及时界定与通知产权变更情况。 　　关于贫困退休老职工和其它方面的补偿问题，在此不拟讨论。但１６大所 决定的国有资产分级管理新体制，不应当影响国有产权在全民中的公平分配。 　　关于前此公有资产的巨大黑箱流失、如何依法追讨与进行建设性处置的问 题，在此也不拟讨论。 三、关于公有产权的流通程序 　　中国共产党第１６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提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 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 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关 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由 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他国有资产由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 资人职责。” 　　那么，谁是公有资产的出资人呢？ 　　国有资产的终极出资人是全体国民。集体资产的终极出资人是该集体的全 体成员。 　　公有资产终极交易权可以由终极出资人直接处置，也可以由终极出资人依 法定程序授予其权利代理者处置。代理交易必须接受出资人依法定程序授予监 督权的专门机构的监督、责询。监督机构有权决定交易的行止与效力。 　　代理者与监督者必须严格依循终极出资人的意愿产生。产生程序应当是： 依照真正的直接民主选举办法产生出资人代议团体，由代议团体产生监督者、 选择代理者，形成代议团体对终极出资人直接负责、代理者直接对监督者负责 的经济民主机制。 　　代议团体及其监督者与公有资产进入市场的过程相始终。代议人员与监督 人员出现过失需要更换，由代议机构与监督机构独立进行。但它们均不得以任 何理由拒绝终极出资人监督、社会监督、媒体舆论监督；任何力量都不得以任 何方式使之逃脱必须的法律追究，否则拒绝者与庇护者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终极出资人代理者的存废与具体代理交易过程的有效发生与有效结束相一 致。 　　终极出资人产权转让完成之后的收入持有，参同上述产权持有方式安排。 四、严肃对待公有产权流通法 　　公有资产既然涉及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它的转制也好、减持也罢，都是 不能回避终极权属认定与流通程序正义的。否则，必然对今后的发展与稳定埋 下祸根。事情的严重性正是由过去并且现在还在继续着的事态突显的。据专家 估计，已经形成的公有资产流失，远超出现有国有资产的１１万亿以上（最高 估算为３０万亿以上，扬帆，２０００）。这几年来集体所有制企业资产转制 中的公共资产流失，也同样惊人。如今国有资产将实行分级管理，国有股对外 商的出售将于今年１２月进入实际运作，而对外商数以亿计的定向转让业已进 行。由于缺乏严肃的法律依持，各地五花八门的国企产权转制试验，更出现种 种利益冲突，造成社会各界的反应日益强烈的态势。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有序 改革能够维持多久的极大担忧。 　　人们的利益是最坚硬的，比有形的刀枪更加坚硬。但如果能够依法加以合 于正义的规制、调整，坚硬的利益却远比刀枪更容易协调、均衡、驯服。关键 就看例如“三个代表”实际上沿着何种轨道落实了──应当承认：“三个代表” 思想象任何思想一样，必须也必然要通过实际的制度安排来塑型。倘若实际的 制度安排，违背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那么，“一切都是白搭”（李瑞环语） ──“三个代表”就只能是空言或者成为完全相反的东西！那么，现在还有什 么比制定公有产权流通法更紧要的呢？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１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历史 系教授秦晖的文章。秦晖说── 　　“１６大以后随着国有资产分级管理，各级政府有了明确的处置权。人们 普遍预料国有资产‘减持’的进程会加快。但正如‘减持风波’表明的，国有 资产能否‘减持’也早已不是问题，但如何公正地‘减持’？这个问题恐怕比 ‘减持’之争更尖锐。” 　　“重‘效率’者认为关键在于把国有资产交给‘能人’以尽快改进经营绩 效，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人力资本与资产要素并未市场化的情况下，谁有权、 并且依据什么来确定‘能人’？谁又有权、并且依据什么来给企业定价？众所 周知，如今公共（不仅仅指国有）资产转制归原负责人的情况很多，而且在不 少地方得到‘转制应当让经营者持大股，经营者中让法人代表持大股’的红头 文件鼓励。”如果原来的经营者确系“能人”，“但却故意把企业搞成‘穷庙’ 以压低资产价值，低价买下那么这样的人岂不是有犯罪之嫌？反过来说，如果 他转制前经营极好，又不挖‘庙’自肥，致使企业升值，如今却要他出高价赎 买，岂不是惩能奖庸、乃至惩廉奖贪？但是假如反其道而行，优质资产贱卖而 ‘穷庙’贵售，那能行得通么！” 　　秦晖进一步指出── 　　“问题在于，作为‘国有资产减持’程序的‘产权交易’并不是通常意义 的‘交易’。我曾指出过产权改革中最大的悖论即‘卖方缺位’：产权改革不 管是‘卖’还是‘分’，形式上都可以说是交易行为。但产权改革的目的就是 要使产权‘可交易’，而不是如表面上那样似乎是要找到‘能人’或确定‘价 格’。” 　　“如果产权不可交易，又怎样改革呢？从逻辑上讲，要交易必先有‘卖 方’，而卖方就是原所有者。国有资产法理上属于‘国民’──如果分级管 理，就是属于该级行政区内的全体公民──决策官员只是看守这些资产。但如 今条件下产权改革却是一场国民无法参与的‘看守者交易’，看守者出售归其 看守却非其所有的东西，其目的就是要产生‘卖方’。然而‘卖方’既尚未产 生，‘交易’又从何进行？ 　　“在逻辑上解决这个悖论无非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把国有资产公平量化给 国民（如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证券分配法’）以产生初始‘卖方’，然后由 他们来交易；二是建立以公共选择─监督机制（即民主机制）为基础的委托代 理关系，使‘看守者交易’成为合法的‘代理交易’。如果‘看守者交易’无 需授权也不受监督，那就很难避免这样的产权改革变成‘监守自盗’。相反， 如果建立了这样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规范化的代理交易中正如通常的市场交易 那样，定价与买主（‘能人’）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计划经济就是‘交易权利’高度集中于计划者的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是 交易权利高度分散的经济，因而由前者向后者的转轨，不管形式上有没有‘分 配资产’的程序，实际上都意味着初始交易权利的分配。这样一个过程是不能 只有看守者与买主‘双方’讨价还价的。即使最终交易在‘双方’之间达成， 由看守者成为公众委托与监督下的代理交易者的过程也离不开公共选择。” 　　我不知道依法治国提出多年了，为什么至今对公有产权改革这么大（可以 说是天大）的事情，还要持“摸着石头过河”的含糊习惯。难道ＷＴＯ这条河 是深浅莫测的吗？难道外商习惯于与产权不明晰的“看守代理”打交道吗？ （如果是这样意味着什么呢？一种可能是：为了狭隘的外交需要而拿人民财产 作交易）难道国内的统一市场（“中国ＷＴＯ”）可以通过无法可依的“赌 博”建立吗？难道发展市场经济可以置产权明晰于不顾吗？终极权利人真是可 以糊弄糊弄则过的吗？如果现代主权有其凸现的国民经济人权，那“看守者充 卖方”让外商沾了不应当沾的便宜，人们有没有理由指为“卖国”呢？我以为 是有理由的。我相信，“三个代表”绝对没有“化公为私”的意思，更没有 “卖国”的意思。那么，如果真要“三个代表”，请从《公有产权流通法》的 严肃制定开始，请从暂停一切无法可依的各种公有资产的转让、改制开始，即 便借试点的借口也应当视为非法──再不要让没有擦的屁股越来越难擦了，再 不要为后人的改革设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障碍了，为社会利益的起码平衡 与协调作一点实实在在的好事吧！离开显而易见的起码的公平，能真正“代表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吗？我看是不可能有的。 　　是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太大了。他们死死纠缠、威胁、要挟和掩耳盗 铃地经营着宫廷政治。即使有真正的敢于临渊、敢于踏雷的能人，也会让它们 包围得透不过气来，郁郁乎晨昏旦夕。但是，象释迦牟尼那样走到宫廷外面睁 眼看看吧，看看觉悟越来越高起来的人民群众吧，看看依然有着各种痛苦的人 民群众吧，看看对自己的利益一点也不傻的人民群众吧！力量究竟在哪里呢？ 　　是的，人民当家作主是要由真正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来兑现的。正如秦晖所 说── 　　“无庸讳言，公共选择过程就是民主过程。国有资产‘减持’过程要公开、 公平、公正，没有民主是不行的。这也就是１６大在加快国企改革的同时提出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道理。其实如果要讲‘经济民主’也只有在这里才有 意义：市场经济讲的是自由交换而非‘多数决定’，在逻辑上自无所谓‘经济 民主’；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父子’经济，‘儿子’固然不能选择‘父 亲’，‘父亲’却也不能不照管‘儿子’。这样也就谈不上‘经济民主’。只 有在由后者向前者的‘转轨’中，人们不能再指望看守者承担‘父亲’的责任， 自然就要对交他看守的‘家产’多留意，如何处置也得有个商量了。不是吗？ 只有通过经济民主实现公正地‘减持’之后，那时才能形成‘亲兄弟，明算帐’ 的正常交易秩序。” 　　针对“有中国特色的产权明晰、乡企转制、国资减持”已经进行了很久， “却一直处在‘摸石头过河’的状态”的可怕现实，秦晖先生对接下来完全可 能“雷厉风行”却“难免有过浓的黑箱操作色彩”的“转轨”，表达了深深的 忧虑、焦虑。于是，他为国人“吁天”：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立个法呢？比方说叫《国资减持法》、《产权明晰 法》，不管叫什么，它应该既体现公共委托与监督下代理交易的公正精神，也 有关于资产评估、公开竞价、过失问责等程序性规定，以便‘减持’过程能够 合乎程序正义。” 　　很多事情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无非是已经喝饱捞足的人们不要太贪 了，少捞一点──垄断行业例如政企不分的信息产业部不要再胆大妄为了；中 国电信（广义）的大小头头们，不要动不动就给自己发上万元的奖金了。（你 们真有理由比朱总理的工资还要高吗？）可不要忘了沈洪嘉们并没有放弃他们 的产权要求！或者多少吐出来一点──例如至少交出一套住房（儿孙们还是能 住得比老百姓强十倍）。这样，事情还有什么难办的？《公有产权流通法》还 有什么不便制定的？（2002年11月22日） 〔本文用来参与2002年11月21日《南方周末》秦晖文章的公开讨论。〕 　　　　　　　　　◆　中国加入ＷＴＯ一周年　◆ 　　　　　　　　　　　　　　　　　　　　　　　　　　　　·草庵居士· 　　中国加入ＷＴＯ一周年，一位在网络上相识的大陆经济人士给我留言，希 望我能谈谈对中国大陆加入ＷＴＯ的一年总结。因为和海外的一些商人在网络 上建立了一个语音论坛，每周六都会在这个语音论坛里请些专家做时事评论， 而我自己则进行经济时事评论，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些，在一个专题演讲中也讲 了很多关于中国加入ＷＴＯ后的情况分析。 　　中国加入ＷＴＯ后的情况如何呢？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充斥各种媒体，企业 界，经济界，政府及海内外均有不同的解读，说法不一。一年多以前，曾写了 一系列关于中国加入ＷＴＯ的文章，引起了众多的朋友们的质疑，也理所当然 地遭到了众多的攻击，似乎我讲了一些自认为是真心话就是阻碍大陆进步的海 外反动势力代表，甚至有人质问我拿到了美国政府多少钱，是否是美国反华势 力的代表，更有人长篇大论地从各个角度论证我如何别有用心，如何欺骗愚弄 中国百姓，如何居心叵测。 　　不久前，一位身在美国，拥有商业管理硕士和法学硕士两种文凭专门从事 反垄断法研究的法律界朋友给我发来数封信件，告知我中国政府组织了一个以 龙永图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将在美国几个城市和美国政府，民间团体及 行业协会进行关于中国加入ＷＴＯ后的政策交流（U.S. China & Investment Trade Law Seminar），这位朋友希望我能参加，并希望我能提出一些问题。 我和这位法律界的朋友曾就中国ＷＴＯ协议的法律地位问题进行过讨论，两人 观点虽然不尽相同，甚至是争的脸红脖子粗，但在12月10日在美国德州休士顿 Doubletree 大酒店艾伦会议中心举办的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及民间的关于Ｗ ＴＯ交流讨论会上，这位法律界的朋友还是将我们讨论并存在分歧的一个问题 向中国政府代表团提了出来，这就是：“ＷＴＯ协议在中国是法律？还是承诺？ 如果是法律，在中国法律体系上的地位是什么？一级法律还是二级法律……”。 随中国代表团前来的中国最高法院的资深法官杨女士（Ｍs. Yang Linping） 面对这个问题回答的非常艺术：“我们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因为ＷＴＯ是个非 常复杂的问题，不是几十个专家就能研究搞明白的问题，回国后我们需要组织 大量的专家进行研究确定，这个研究可能需要几百个专家来进行，这个问题在 中国的法律上和司法实践上都没有先例，也没有文字说明……” 　　My God！当我听到杨女士的回答之后，差点从椅子上掉了下来。中国进行 了十多年的ＷＴＯ谈判，而且加入ＷＴＯ一周年了，竟然连ＷＴＯ协议在中国 的法律定位都没有搞清楚，更令人发指的是竟然还没有组织专家研究。我不知 道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政府，对人民竟然这样不负 责任，加入了一个影响国民生活非常深远的国际协议，竟然还没有确定它的最 基本的法律定位。我不知道大陆众多的政府官员，ＷＴＯ学者和专家们每天对 中国百姓和企业进行的各种关于ＷＴＯ的讲座和解释是如何进行的，更不知道 他们如何解释ＷＴＯ在中国的法律从属问题。中国政府连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 没有解决，让中国的企业和百姓如何面对ＷＴＯ？一年前我曾写了一些关于Ｗ ＴＯ的文章质疑中国政府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些文章遭到了众多爱国人士的 攻击。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截止到今天，中国政府连签定的ＷＴＯ协议的最基 本问题还没有确定。这样滑天下大稽的政府实在是世间少见，竟然还有脸派出 众多的政府官员及专家来美国进行交流。 　　当美方人士指责中国政府对金融服务业开放不力的时候，龙永图先生竟然 这样回答：“在加入ＷＴＯ之后的一年中，经过中国政府的大力宣传，政府清 理了２３００多件法规；废止８３０件；修整３２５件；１９万件地方法律， 法规得到了废止和清理……”天啊！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厚颜无耻的人，难道 只有经过“大力宣传”中国政府才能修订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和法律吗？难道中 国政府修订那些不合时宜，阻碍经济发展的法律规章是为了给美国人看的吗？ 连ＷＴＯ协议的法律地位都没有搞清楚的中国政府，你是根据什么基础和依据 修订的法规和法律？如果你将ＷＴＯ协议当做一个法律，那么你是如何确定它 的法律地位？难道它真是凌驾在中国宪法之上的法律？如果ＷＴＯ协议只是一 个国际承诺的话，那么，你修改国内法律的根据又是什么？难道中国的法律都 要根据国际承诺来进行修改？ 　　早年，身为中国政府总理的李鹏先生无知地指示中国政府签定巴塞尔协议， 其理由就是中国政府是个大国，所有的国际协议都要加入。当海外华裔金融人 士对大陆提出警告的时候，大陆政府的官方回应竟然是指责这些海外华裔经济 学者和金融人士是别有用心的人，是在破坏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是在阻碍中国 进步，破坏中国改革开放。而当中国政府签定巴塞尔协议之后，中国的银行业 才发现问题重重，自己不仅无法完成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和规定，反而将自己推 向绝境。不仅如此，根据巴塞尔协议，中国自己的金融企业不但没有走向世界， 反而受到了更多的束缚，海外金融企业反而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中国，与原本 就摇摇欲坠的中国金融企业争夺市场，争夺财富。而当中国金融界在中国政府 签定协议，真相大白的之后才感叹地发出了：“糊里糊涂地加入了本不应加入 的巴塞尔协议”，事实上，在上次中国政府加入巴塞尔协议谈判的时候，谈判 代表团中竟然就没有一个懂得银行业务的技术专家，中国的银行业更是没有一 个机构参与，甚至是毫不知情，中央政府还对此美其名曰地解释为：“外交事 务需要保密”。 　　一年前，当我指出中国政府加入ＷＴＯ是想借外力改变目前痼疾难医的中 国现行体制，我曾大声疾呼，我希望中国政府在用经济利益换取政治体制改革 的同时不要忘记中国百姓的利益，不要让人民的利益牺牲的太多，尽快建立专 家团队熟悉ＷＴＯ规则并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让真正的体制改革目的实现。 但今天的现实实在让我失望，我看不到中国政府的巨大变化，相反的是，让我 看到了更多的无知，无理，无序。 　　一年前，当中国即将加入ＷＴＯ，国内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是欢呼跳跃， 更有众多拍马屁的“著名经济学家”宣称：“中国加入ＷＴＯ，将为中国增加 三千万个就业机会……”，更有“专家学者”将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将会增加 的就业人数精确到了个位，让海外的经济学者及我等自称是经济爱好者的小商 人“惊叹不已”，佩服得“五体投地”。事实如何呢？根据中国政府的最新官 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在２００２年增加的就业机会是４４万个。根据中 国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２００１年中国失业率是３．３％，失业人口为６ １９万人……”但在最近，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邱晓华先生公布的另一个官方数 据则说：中国２００２年的失业率是４．５％，失业人数大约为８００万人… …”。在这两个官方数据之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的失 业率并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一年之间净增失业人口１８０多万人。数据， 经济生活需要的是数据，一切都应该用数据讲话。难道这些数据不可以说明问 题吗？难道这些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数据不真实吗？在网络演讲中，曾有朋友 问我：“你的经济数据都来源于哪里？”，我很坦率地告诉他：“我文章中的 经济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数据”，这位朋友又对我说：“中国 统计局长说，统计局的数字不一定准确”。我听了之后，我反问道：“那么， 我们应该相信谁的数据？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不准确，那么中国政府谁公布 的数据准确？我应该引用哪里的数据？”。在那次演讲之后，一位朋友给我发 来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解释为什么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会 失真，并列举了数个原因。另一篇文章则是一位财经记者写的，他对中国各省 的统计数字综合和国家统计局数字比较之后发现，仅ＧＤＰ一项，各省的统计 数据竟然和国家公布的数字相差一万多亿人民币。各位要知道，中国统计局官 方公布的去年ＧＤＰ总值不过八万多亿人民币。而中央政府公布的数据与地方 政府公布的数据竟然相差一万亿，我不知道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 的，如果是地方当局统计有问题，那么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如何得到的？又是 如何压缩的？根据是什么？如果地方当局统计没有问题，那么国家统计局的数 字是如何来的？根据又是什么？如此荒唐的中国政府怎么能得到人民的信任， 又怎么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当国内的官员和学者反驳海外人士对中国经济 的不同的看法时，你们又如何解释你们引用的中国官方数据？怎么解释这其中 的水份？你们又如何证明官方数据的真实性？如此的数据难道不允许我们质疑 吗？难道不值得我们质疑吗？ 　　一位网络上的朋友对我说：“……马上就到年底了，你很快就会看到大陆 又会有一批官员和学者会写一大堆的总结文章，会高瞻远瞩地告诉我们，中国 加入ＷＴＯ之后又取得了ＸＸ辉煌的成果，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在经济上又取 得了ＸＸ成绩，中国加入ＷＴＯ为百姓带来了ＸＸ的好处和利益……”听到这 位网友的话，我感到万分的悲哀，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政府，我更 不知道中国的经济学者，法律学者是什么样的学者。我为中国百姓悲哀，更为 中华民族悲哀。我从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民族，我想问 各位： 　　谁还能如此厚颜无耻？ 　　　　　　　　　◆　中国ＧＤＰ高速增长的背后　◆ 　　　　　　　　　　　　　　　　　　　　　　　　　　　　　·佚　名· 　　中国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以百分之八的ＧＤＰ年增长率领先世界并持续 到现在。 　　单从数字上看，这确实是个奇迹，国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取得的这个成绩 自豪兴奋。现在有人甚至提出再奋斗二十到三十年超过美国。先不说中国的Ｇ ＤＰ是否可以永远以这个“不可持续”的速度高速增长下去，也不提低水平的 增长和高水平的增长在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只要搞清楚ＧＤＰ的内容，知道它 到底不衡量什么内容，也许我们就不会那么冲动或非理性的片面去追求这高速 的ＧＤＰ增长了。 　　１、ＧＤＰ不衡量社会成本：ＧＤＰ简单说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这 个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的依据是一个国家经济体制内的价值系统。对于一健全 的市场机制的国家而言，这个衡量是可以做到尽可能全面的反映社会经济活动 的价值总量。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国家而言，ＧＤＰ就 不可能全面的衡量社会经济活动的价值总量。比如：环境污染的问题，比如工 人劳保问题，比如童工的问题,比如医疗保险的问题,比如社会福利的问题，比 如健康的问题等等。 　　实际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工厂在某年的生产总值是一个亿人民币，而如 果没有把它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计算在生产成本之内的话，那么这个 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该企业就没承担。有趣的是，如果政府再花费一个亿的费 用去治理这个污染的话，（假设清理干净了）那么总的社会效益应该是零才对。 但是你错了，在国家的ＧＤＰ的统计中这两个经济活动是分开计算的，也就说 他们共同创造了两个亿的社会经济总量。 　　本来一个零和的社会经济行为变成了一个具有两亿元社会价值创造的经济 活动。这就是ＧＤＰ在计算社会生产价值时的缺陷。 　　这个问题在中国是否重要呢，事实上各个地方政府为了片面的追求ＧＤＰ 的增长，对环境问题经常是能闭一只眼就不睁两只。以牺牲环境作为经济增长 的代价很可能使整个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零甚至可能甚至是负的，而 ＼ＧＤＰ却无法告诉你这些。 　　２、ＧＤＰ不衡量负效益：这个意思很简单，搞建设的和搞破坏的在计算 ＧＤＰ时不会正负抵消，反而会负负得正。听起来像是奇谈怪论，但事实就是 如此。比如一个单位花三个亿修了一条路，创造了三个亿的生产总值，结果没 过几天又来一帮子施工队为了铺设地下管道，又花一千万把这条路给豁开了， 结果他们又创造了一千万的ＧＤＰ。尽管这两批人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或效益是 零或是负的，但是在计算ＧＤＰ时，这两笔却是分着计算的，这不是负负反而 得正了吗？ 　　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九十年代中）海南的房地产热，引来一大批内地 资金投资到海南的房地产市场之中。海口和三亚市到处是基建工程，写字楼林 立。可是很多楼在盖到一半时，这股热过劲了，市场一下子萧条起来，迫使一 大批楼宇盖到一半就停工了，戳在那里黑洞洞的。对于基建公司来说他们创造 的产值是没少算，但是对社会来说这些盖到一半的楼有什么价值吗？不仅没有 还影响市容。去年海南省实在是没法办，决定炸掉这些半拉子的烂尾楼，一次 就清理的一百多座（每座就算是三千万总共是多少？）。ＧＤＰ在当时有没有 计算在内，当然一分钱也不会少。现在再用人工，用炸药去炸弄不好还要再算 一次ＧＤＰ呢。可是对社会来说，炸完了之后除了多了一堆垃圾外，什么也没 得到，而两年下来的ＧＤＰ一个子也没少算。 　　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卖假药的可以给ＧＤＰ带来不小的增长，可是吃坏了 身体的老百姓去看医生，医生也可以为ＧＤＰ带来增长，而实际上老百姓的生 活却没有任何意义。脑白金去年赚了十几个亿，而退黑激素对人身体的长期副 作用还没有显现出来，一旦出问题，这十几个亿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就是负面的， 而单从ＧＤＰ的数值上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来？ 　　３、ＧＤＰ不衡量质量：质量是无法在ＧＤＰ中体现出来的。因为ＧＤＰ 就是在现在的社会价值体系下计算的。这有什么重要的？太重要了。 　　要知道社会财富的累积是靠质量的，数量多没用。这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个是只有质量才有社会财富的累积，否则社会财富的折旧速度会比生产速度 还要快。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数问题，谁都会，我就不细说了。比如一个质量好 的桌子和一个质量不好的桌子在五年后的价值可能是无法比较的。质量好的桌 子也许会升值，而质量不好的桌子可能必须淘汰，对于社会财富来说也同样。 　　一幢质量好的建筑，数百年之后会更有价值，而一幢没有质量的建筑可能 在三十年后就没有使用价值了，还对社会产生一堆垃圾。 　　没有质量的生产活动是没有社会财富累积效果的。 　　另一个是只有具有质量的产品才有对外的交换价值。比如土地，环境等都 是财富的一种，如果没有国际标准的质量就无法在同样的价值下进行交换，你 计算出的价值无法得到外部的认可。 　　４、ＧＤＰ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学是关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学 科。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社会开支本身不是社会的成本，而由于从事于一项事 业甲的投入造成另一项事业乙的荒废，才是投入事业甲的社会成本。比如如果 政府把钱花在军事上，或花在吃喝上，那么这些花费本身并不是社会成本，因 为它会促使军事和餐饮业蓬勃发展。但是由于投入在这两项事业而使教育无经 费或缺少经费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这才是发展军事和餐饮的社会成本。另外， ＧＤＰ也不衡量浪费，拿钱打水漂和拿钱办教育，反映在ＧＤＰ上是完全相同 的，没有任何差别。中国每年的浪费有多大，一方面花巨资建设世界上容量最 的光纤通讯网，一方面限制使用互联网，严格控制网吧和网站。 　　这些浪费对ＧＤＰ的增长都不会任何有影响。 　　还有很多不一一数说。至少从上述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单单有高速的ＧＤＰ 增长，并不一定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是健康的和产生好的社会整体效益的。 特别是在中国，环境污染，教育荒废，贪污浪费，重复建设，拆东墙补西墙， 破坏性掠夺性生产，质量低劣等等，这些问题是很严重的。 　　在欢呼高ＧＤＰ增长的同时，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ＧＤＰ的内容，了解它 到底在什么层次上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增长，在什么地方它又无法反映经济活 动的社会效果，这样才能避免被简单的数字冲混了脑子，大喊过三十年我们准 备超美国了。没有有效的社会政治结构就不会有有效的社会经济管理效益，中 国人只相信苦干，而不知道在一定水平上再提高就非要有一个社会结构在质上 的飞跃，否则就是再努力也白费。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银行金融系统出现了大量的坏帐，为什么？从宏观上 看，金融资产是实物资产的影象，银行的大批坏帐说明社会的实物资产的质量 和数量与金融资产的数量和记录不符。这里反映了很重要的问题。用不着为Ｇ ＤＰ增长过于高兴，因为ＧＤＰ根本就不告诉你在它高速增长的背后到底是个 什么故事。 【】　　　　　　　　　　　　　　【】　　　　　　　　　　　　　　【】 °立此存照° 〖编者按：最近全国各地相继发生因在互联网发表作品而被拘留或起诉的事件。 本栏收集了其中三位今年发表的作品，希望读者们关注这些作者的命运，也关 注这些作者曾经关注过的问题。〗 　　　　　◆　《老妇还乡》：金钱的暴政还是多数的暴政？　◆ 　　　　　　　　　　　　　　　　　　　　　　　　　　　　　·刘　荻· 　　亿万女富翁回到贫困的家乡小镇，同意为镇上捐款１０个亿——一半给市 政府，一半由各户平分，条件是镇上有人杀死酒店老板伊尔——一个４５年前 对她始乱终弃的家伙。开始，这个“有着人道主义传统”的小镇义正词严地拒 绝了她的条件，然而……镇上居民们却都开始赊帐购买自己原来买不起的奢侈 品，他们债欠得越多，就越想杀死伊尔…… 　　伊尔最后还是由小镇居民集体决定处死了。瑞士作家迪伦马特的这出话剧 向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金钱可以买到什么？ 　　金钱可以买到政权。不必说同时代表政权和暴力的警长在杀死伊尔的过程 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不必说市长亲自出马威胁伊尔，要他接受市民大会对他 做出的“裁决”：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伊尔是由市民大会“民主”决定处死 的。 　　金钱可以买到暴力。不仅仅当作为“知识分子”的中学校长想要向记者吐 露真情时会受到“群众”的威胁，最后处死伊尔的也正是“群众”的手；不仅 仅“群众”使用暴力，连市长先生都给伊尔送去了一把手枪，希望他“自我了 断”；更不必说那个“警长”了。托夫勒说，工业社会中，金钱取代了暴力成 为权力的拥有者。金钱可以购买暴力、可以购买政权，正暗合了托夫勒的断言。 　　金钱还可以买到“公道”。女富翁口口声声１０亿元是为了“买得公道”。 原来，伊尔当初为了金钱抛弃了她而与酒店老板的女儿结了婚，还雇人做了伪 证；今天，女富翁也要证明金钱的威力，用金钱来买伊尔的命，这就是她要求 的“公道”。毫无疑问，女富翁实际上要买的是谎言：曾经企图向外界披露真 相的中学校长在市民大会上说：“我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公道！”这无疑 是本剧极具讽刺性的一幕。此外，“群众”对伊尔“缺德”的谴责和“为了公 道”的呼喊，以及最后医生对伊尔“心肌梗死”的诊断，无不是女富翁用钱买 得的“公道”。 　　值得注意的是，居民们真的认为这是为了公道吗？这是可能的。他们可能 不仅是在说谎，而且相信自己的谎言。因为伊尔过去毕竟干过坏事。这样居民 们就可以把自己贪财的动机崇高化，而不会感到良心不安，反而觉得理直气壮、 充满正义感。因此我们可以说，女富翁的金钱还买走了居民们的良心和小镇的 “人道主义”。 　　最后，金钱还可以“买到”家人和爱。伊尔为了金钱抛弃了他所爱的人； 女富翁坐在宾馆的凉台上，为了钱而和人结婚、离婚；就连伊尔的妻子儿女， 为了钱都准备抛弃他们的丈夫和父亲。这真是金钱的魔力、金钱的暴政。 　　但是本剧还有另一个问题：多数人的利益永远比少数人的利益重要吗？以 前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总是说：假如杀死一个人能让大家得到快乐，这个人就是 该死的吗？历史上的例子是中世纪的异端审判，据说群众可以从对异端的火刑 中得到虐待狂般的满足。现在我要问的是：假如杀死一个人能让全城得到１０ 亿元，那么这个人就是该死的吗？ 　　多数的暴政是以“民主”的形式实现的：市民大会在记者的闪光灯下一致 通过接受女富翁的提议，即宣判了伊尔的死刑。这个“一致通过”让我联想起 我们的人大会议。当然，人大代表是把自己出卖给了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权力。 但是我相信托夫勒的说法，他们现在已经在往把自己出卖给金钱的方向努力。 　　剧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记者由于照相机中的胶卷用完了没有拍到市民大会 表决的镜头，而要求重新表决一次。这种“表演”式的采访是我们常见的。我 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使馆事件之后在人民日报门口的一次“采访”。 　　造成这种群众暴政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呢？首先是“搭便车”的心理：每一 个人都想：如果别人杀死了伊尔，那１０亿元里我也会有一份。出于这种对未 来的预期，他们都去赊帐购买奢侈品。这就造成了一种氛围：“每个人都希望 别人杀死我！”剧中的伊尔如是说。不光如此，他们（警长、市长、居民等） 还对伊尔感到的威胁不管不问，企图给杀人行为大开绿灯。 　　而后是在集体决策“接受女富翁的提议”时的责任分散：决策是集体做出 的，责任自然也由集体承担，不是由我个人承担。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 一个人时不敢做的决定。集体决策往往比集体中每一个人单独做决策更不负责 任。我们可以想象的是：改革开放后的２０多年里我们也搞过“大批判”，现 在的大批判往往是公开场合每一个人都对被批判者“义愤填膺”，私下里却人 人都对他表示同情，表示自己是“不得已的”。 　　最后处决伊尔的一幕，我们可以看作是集体中的“去个性化”现象：在集 体中，每一个人都不再是他们自己，他们可以做出自己一个人时不敢做的事。 这种现象在群众暴动中和“戴着面具狂欢”的场合是很典型的。 　　如果按托夫勒的说法，在现代社会，金钱的权力比之暴力的权力是一种进 步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警惕的则是多数的暴政、群众的暴政。 　　　　　　　　　　　　　◆　村民谢明　◆ 　　　　　　　　　　　　　　　　　　　　　　　　　　　　　·廖亦武· 　　采访缘起：２００２年４月３０日下午，我第二次与来省城上访的蓬安农 民阙定明等人约定，在成都西玉龙街的某某招待所见面。由于案件主角突然回 避，只得转而访谈４３岁的配角谢明。 　　为了大家的阅读顺畅，我没能采用大量的地方土语，虽然这非常可惜，但 我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这件事。苛政猛于虎，所谓三农问题比我 们想象的要可怕许多。 　　应该说，冤案主角政治觉悟很高，信赖党和政府的各项农村政策，所以他 过份自负，竟要通过反映、举报，依法查帐来揭露贪官，减轻乡亲们的人头税 费，却阻力重重，最终被控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锒铛入狱。 　　“天哪里，”据说他在法庭上仰天长叹，“这就是共产党的天哪里！” 　　（以下，谢：谢明；威：老威） 威：我搞了多年的底层访谈，这个旅馆，我进进出出了好多回，但是昨晚看完 了你们的上访材料，还是失眠了，用一句书面语来形容，就叫“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所以一大早就赶来了。 谢：谢谢老威同志为我们作主。 威：我一个跑滩文人，作不了什么主。我只能保证尽量真实地记录这个案子， 让更多的人了解阙定明的冤情，至于以后咋样，不敢说。 谢：这几年，我们接待了几十位报社记者，有的还亲自跑到中坝村走访，都说 要真实地反映情况，结果都石沉大海。转眼间，阙定明的四年牢也坐满了，也 没见有啥报刊公开报导过。听说新华社的内参登了，通了天，可整人害人的贪 官至今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欺压百姓。时间拖得越久，越对贪官有利。 威：想不到您还挺懂政治啊。 谢：折腾来折腾去，中国人个个都炼成了政治家。 威：我们还是书归正传吧：这份写给党中央、国务院等部门的申述状可是您起 草的？我挨着数了３个钟头，大约有１１００多人在上面签名划押，手印盖得 密密匝匝，真是触目惊心！ 谢：您的心这么细！看来有些来头。不过，这文章我做不了，至于谁能做，暂 时保密。 威：那就算了。 谢：我直接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如果口水话太多，上不了台面，还得麻烦老 威同志您花几把力气加工整理。 威：您放心吧。 谢：您晓得，我们的申述状标题是“嘉陵江畔第一案”，为啥这样说？因为在 我们那儿，自盘古王开天地以来，还没出过这种事。你说国民党坏，苛捐杂税 多，但是听老一辈讲，也就是乡长、保长、甲长带几个民团、乡丁进村来走几 圈，催催摊派款；情况严重了才背上几杆破枪，壮壮声势。可在共产党手里， 在公元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４日上午，朗朗乾坤，竟有１００多名荷枪实弹的公 安、武警驶着警车，冲进了我们长梁乡，封锁了各交通要道，接着包抄了四面 环水的中坝岛。这帮兵匪的总指挥是蓬安县的父母官，县长孙明君。 威：你们不过是普通的农民，怎么得罪了县长？ 谢：因为上访和查帐。１９９６年２月以来，中坝村５组村民阙定明就多次向 上级举报村社干部的贪污腐败，还就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多次上访，迫使蓬安县 政府派出工作组，到中坝村调查。阙定明在工作组驾临当日，抄写了《四川省 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中央１９９６（１３）号文件，以及省农业厅对阙定明 上访问题的批覆意见，在村里张贴了好几处，还找了一面祖传的铜锣，边敲边 喊，四方游走，通知大伙开会。他是个瘸子，一大拨娃娃跟着他，他喊一句 “查帐！”娃娃们也跟着喊，直到全村２０００多人都出来了，才挟着锣去接 待副县长刘光福率领的工作组。 　　阙定明只有小学文化，可人耿直、仗义、见的世面多，所以他的口才在村 里很出名。他当即走到刘副县长跟前，鞠个躬，代表村民汇报说：“我们长梁 乡中坝村是嘉陵江畔四面环河的小岛，地势低洼，河滩地种不了水稻，只能种 玉米，花生、烟叶、油菜、广柑本来是传统产品，但无资金改良，也老化了， 变不成钱了。全村２３００人，负担人口１９１０人，耕地面积９９２．５亩， 人均不足５分地，有的社还不足３分地。人多地少，在风调雨顺的年头也只能 维持温饱，更何况常年遭灾（干旱、虫灾和洪灾），遇上特大洪水，村舍淹没， 地里颗粒无收，青壮村民就只有成群结队逃荒，出去讨饭、打工，把国家救济 粮省给跑不动的老小吃。幸好苍天有眼，阶级斗争不搞了，中央和四川省政府 都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调动生产积极性，把近百种税费砍掉一半以上， 后来又出台了《条例》，政策透明，我们到底可以直一下腰了；虽然天灾难免， 但人灾总能免吧？９３年中坝村的人均负担为４０元，９４年５０元，９５年 ６０元，如果一直按这个增长度，我们没啥怨言，乡村两级有那么多干部拿工 资、补贴，农民不出钱出血供着，政府班子就瘫痪了。没人管事，影响了安定 团结肯定不行──我们能体会基层政府的难处，但你们也该为我们想想，农民 的钱是一分一厘从这块不争气的地里挤榨出来的，总有一天，这地就荒了，就 大家都没吃的。一人出６０元，一户六口之家，就要出３００元。花生、玉米， 几毛钱一斤，３００元要买多少？你们每天拿一分钟为我们算算帐，为土地算 算帐，也就不至于在１９９６年，突然把人头负担提高到１７０多元，比上一 年增加１８０％！这就意味着六口之家要负担１０００多元，而中坝村两年的 人均纯收入才４８３元！砸锅买铁也出不起啊。你们于心何忍？ 　　“当然，如果基层政府需要这么多钱来为老百姓办事，需要这么多钱去爱 国爱党，去打击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我们也认了，卖儿卖女，卖房卖血都 行。想不通的是，中央想减，地方却增，长梁乡好像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因此， 我们这些泥腿子，也要依据法律、政策，要求查帐。全体村民都可以作证：自 改革开放以来，中坝村就从来没有公开过帐务。” 　　老阙的语音刚落，掌声就打雷一般响起来，整整持续了几分钟；刘副县长 也感动了，当场和工作组其它人交换看法，同意了村民的查帐请求，并且说： “这是民主和法制意识的觉醒，共产党和蓬安县委为你们撑腰﹑打气。” 威：关于农民负担问题，上面有什么具体的精神？ 谢：我这儿藏有１９９７年９月１号的《蓬安信息报》，上头全文发表了新修 订的《农业法》和《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其中第九条明文规定：农民 每年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上交的集体提留和统筹费的总额，以乡（镇）为单位 计算，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５％，蓬安县委、县政府为此公开表 态，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１３）号文件精神，把减轻农民负担落到实处，并 规定“村提留”、“乡统筹”不准超过县农业主管部门的数额。 威：那里１９９７年的人头负担是多少？ 谢：１８０多元。 威：我明白了，按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传达惯例，基层政府比你们 预先知道了新政策，所以赶在实施期限之前，把人头负担从６０元猛提至１７ ０多元，这样，在高基数上再增加，自然就符合“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纯收入 的５％”，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谢：可人头负担增加了，纯收入并没有增加。 威：哪里就做假帐，泡沫帐。 谢：所以老阙提出查帐，可拖了一年多，不成。因为平头百姓查政府的帐，古 往今来都没先例，虽然如今有法了，副县长也表态了，但县委班子调整，前任 答应的事后任凭啥兑现？村民代表们乡里、县里，脚跑大了，人头负担还直线 上升。老阙说：“这样下去，农民吃不起饭，政府的税费收不上来，恐怕人心 惶惶，要暴乱了。”就在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０日，邀约中坝村各社村民代表十 几人，一道去乡政府请求查帐。当时政府里只有副乡长唐杰超执班，其它干部 都到乡治安员唐建国家吃喜酒了。唐乡长晓得大家来意，就说我们没有会计证， 无权查帐。老阙说：“都是农民，哪里来会计证？只怕乡政府的会计也没证。 但我们有《村民组织法》，还有中央（１３）号文件，请乡长您依法办事，兑 现县上允许查帐的承诺。”姓唐的又磨了半天，见溜不脱，就签了字，并带领 我们去农经站，找到站长代文平，提出９２至９７年的帐本。 　　我们喜出望外，就分头进行，各社代表查各社的帐。正上了劲，正乡长彭 会昌吃喜酒回来，闻讯暴跳如雷，大吼：“反了！反了！搞颠倒了！”代表们 不愿交回帐本，彭乡长又吼：“帐目坚决不许查，今天要打要杀，陪到底。” 代表们气极了，就拉他上市里县里评理，争吵起来。闹了个把钟头，三个政府 官员借故脱身，去乡治安员家汇合其它人，商量对策。下午，蓬安县委和政府 接到密告，派调查组来长梁乡走访当事人，并在乡电影院召开大会，县委副书 记兰坤发和副县长卫磊都讲话，批评了乡政府，同意并支持村民代表查帐。卫 县长说：“对反贪污腐败的人要重用、大用；对查出有问题的干部，不管职位 多高，权力多大，都要拉下马来，依法惩治。”还宣布：中坝村帐务清查小组 正式成立，县检察院唐联喜副检察长任组长，乡党委副书记唐树全任副组长， 村民代表任组员。 　　话音没落，全场鼓掌，大家都连叫“包青天卫县长”。于是，在党和政府 领导下，帐务清理按部就班，先从群众反映最大的九社和十社开始。一上手， 就查出十社社长漆文光贪污２．７万元；九社有数笔巨额款项跟县长孙明均有 直接牵连（县里兴建马回水电站，九社全部房屋搬迁，时任马电公司董事长、 总指挥的孙明均经手了国家下拨的巨额房屋街道重建款。马电计划投资１．７ 亿元，实际耗资４．３亿元）。谁也没想到，拔了萝卜带出一堆泥，一桩特大 经济案眼看暴露──帐务清查被勒令终止。 　　父母官亲自出马了，村民代表不小心捅漏了天！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４日， 中坝村２０００余位乡亲终生难忘，１００多警察带着枪杀了进来！兵分两路， 一路包围乡电影院，把骗到场的村民代表阙定明、吕长君、谢自为打翻在地， 反扭手臂，以十几支手枪和冲锋枪抵住脑袋。武警班长喝叫：“老实点，动就 一枪崩了！”接着被拖出电影院，一顿拳脚。三人还被按跪在公路上，锁了背 铐。当时在场有几十个村民，都骇炸了，四下乱窜着叫唤：“抓人！共产党抓 人！”县委副书记兰坤发见了，命令鸣枪示警，并大吼：“今天接到密令，如 有妨碍执行公务者，就地正法。来几个杀几个，先斩后奏！” 　　在阙定明等三人被拖上囚车带走的同时，武警大部队已过河包围了中坝村 九社，挨户进行大搜捕。大祸临头，许多村民房门紧闭，但都被踹开了。当然， 农民家穷得叮当响，一眼就望穿了，于是兵匪们又驾着警车，冲进庄稼地，碾 倒大片庄稼。正在地里干农活的村民代表何文有，还没弄醒豁，就被枪托砸翻， 嘴巴啃泥，戴上铐子。站在一旁的青年吕德良，只有２０岁，血气方刚，质问 了一句：“光天化日，你们凭啥……”话没落音，就挨了几拳，口鼻直喷血， 跟着，也被戴铐扔进囚车。 　　一帮兵匪歪戴帽子，在宽阔的田野上施展威风，谁敢吭气就打就抓。受伤 的村民横躺在地里，没人管，而警车却一路拉着警报，制造恐怖气氛，老人和 妇女都吓得发抖，紧紧抱住自己家的强劳力，不让再出门惹祸。还在外头的村 民，象受惊的鸡鸭，哇哇往家跑。警车不停地撵人，横冲直撞地耍疯了，村民 代表吕功辉被撵到嘉陵江边，跳水逃命，差点被淹死。兵匪们耍尽兴了，就鸣 警报到县轮渡码头会师，命令俘虏们当众跪在河边，打得死去活来，群众远远 围观，指指戳戳，还以为破获了一起抢劫杀人集团。 　　阙定明等五人被关进县看守所，三天三夜的刑讯逼供，精神几乎崩溃，只 能在审讯人员早已写好的定罪材料上签字划押。一个月后，除老阙外，其它 “认罪态度较好”的四人均“取保候审”，作为释放条件，四人书面保证： “一，不准对外说案情；二，不准走亲访友；三，不准上告。违者再抓进来， 罪加一等。” 　　“首犯”阙定明继续坐牢，在此期间，县太爷孙明均指挥的专案调查组进 驻中坝村，拎着手枪、手铐，揣着《拘留证》“收取”已定证据。为了逃避作 伪证，村民们纷纷在夜里外逃，十几个村民代表更是有家难回，２０多天在河 边荒草地露宿，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投嘉陵江。天老爷，这是啥日子？蚂蚁都 有巢，难道做农民连蚂蚁都不如？ 威：这狗日的贪官也太狠毒，贪了，不让查；不让查就算了，还要搞恐怖活动， 封人的口，这和本·拉登有啥区别？老谢，您可晓得朱熔基总理说过“预备一 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的话？ 谢：中国起码有几十万贪官，见钱不怕死，所以几百个朱熔基也不够用。 威：湖北监利县有个乡党委书记，叫李昌平，曾经为民请命给朱熔基写信，他 反映的人头负担问题同中坝村大同小异，我念一段给你听听：“农民不论种田 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８０岁的老爷爷 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 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５００多元。我经常碰 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 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又涨 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涨，唯望天 地哭。’” 谢：这是个有良心的好官，可惜没生在长梁乡。 威：接下来有：“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 几百元，这多么不公平啊。” 谢：变了农民，脸朝黄土，就没啥公平的，我们从没要求公平，只求能过得下 去。 威：没想到您还挺平静。 谢：眼泪已经淌干了，老阙为中坝岛坐牢，大家的眼泪都流干了，他不是官， 就一个农民，一个瘸子，却心比天高，非要拗这个劲。他和清官一样，为民请 命，但写不了那么好的文章，小学文化，给市长、省长写信都不行，词不够用， 不够用来形容当农民的苦。何况总理，这么大的国家，只有一个总理，绝对看 不过来。农民的眼泪只能把农民自己淹死。 威：我理解，请您继续讲。 谢：这是命，阙定明命中该坐四年牢，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４日，蓬安县检察院 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向法院提起公诉。１０月７日，法院开庭公审，被 告和辩护律师都作了“无罪申辩”。群情激愤，几百名当地村民将法庭内外挤 得水泄不通，大家举着“阙定明冤枉”的横幅，多次从旁听席上起立发言，要 求释放被告，惩治贪官。法官多次制止无效，就宣布休庭。因证据不足，１１ 月３日，县检察院撤回起诉。１１月５日，村民们聚集法院门口，要求依法放 人，刑庭庭长刘某某出面接待，并压低嗓门对大家说：“阙定明的确无罪，法 院判不下来，可是县委主要领导一再施压，我们叫他们签字，我们判，他们又 不签。” 　　权力干预司法的结果，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日，县检察院第二次提起公诉， 罪名和罪证无一字改动。１２月２２日，县法院开庭审理这起轰动一时的冤案， 为了防止骚乱，县委书记谢发国亲自出马，在县邮电局设立临时指挥部，致使 城内电话中断数小时；并出动大量警力，在城外拦截从成都、南充等地赶来采 访的记者。 　　全城戒严了，岗哨林立，公路和水路交通被封锁，警车响着警报在街上巡 逻，水上派出所出动汽艇阻拦从中坝岛过江的渡船，超载的渡船在江中摇摇晃 晃，眼看要沉了，汽艇才网开一面。 　　而在庭上，检察官和律师嘴仗打得激烈，只听律师声音洪亮地说：“本来 ‘奉命起诉’，‘奉命审判’，权大于法已成为过去，然而在新刑法、诉讼法 颁行的今天，又重现这个问题，这将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个悲剧，蓬安县的悲 剧。因为，只有千年的百姓，没有千年的官，你可以镇压一个阙定明，而无法 镇压百万蓬安人。一个阙定明被镇压下去了，千百个阙定明会站起来，历史将 宣判阙定明无罪。历史将把蓬安的大、中、小贪官钉死在耻辱柱上。历史上的 莫须有都是这样，可以压得了一时，却不能压一世，历史上的秦桧，至今还跪 在杭州的风波亭外，受千人骂，万人打。” 威：这律师胆够大的。 谢：他是南充的律师，蓬安管不了，而且他实在被气毛了，明摆着的冤案嘛， 硬要开庭。到了中午，天阴得很，几千群众不断线地涌入法院，挤在旁听席， 为阙定明和律师鼓劲；而检察官一开口，群众就起哄，喊冤枉，法官制止不了， 就连连叹息。到最后，检察官就只擦汗，不说话，蜷在座位上，像受气的小媳 妇；而律师穷追猛打，滔滔不绝，把法警和城里人都感动得热泪直流。阙定明 在被告席上，边哭边冲着四面八方拱手道谢，连说：“我满足了，满足了！” 　　拖到下午３点，法官摸出事先拟好的官样文章宣布：判处阙定明有期徒刑 四年。 威：依据是什么？ 谢：前头已讲了，是因为９８年２月２０号的查帐。 威：我看过南充市中院的“终审裁定”，纸上的罪名有：私立社员代表；聚众 强行提帐；殴打乡干部，致使一人轻伤，两人轻微伤，共享去住院医疗费五千 多元；致使乡政府当日瘫痪。 谢：纯属造谣，律师在法庭上已逐条反驳：村民代表是根据卫副县长和工作组 的指示，由各社自己推选的，小社２名，大社２─４名；定期张榜公布帐目， 允许村民查帐也是中央（１３）号文件第２条第２款明确规定的；至于殴打乡 官，在场的群众都写了证明，阙定明没动过一根指头。您想想，十几个泥腿子 对两、三个乡官，若真要打，狗日的早爬不起来了，咋会只是轻、微伤？从古 自今，只听说官欺民，很少有民欺官的。律师说，鉴定书是伪证，因为２月２ ０日出事，伤者２４日才住院，直到４月２９日才通过法医鉴定，早过了“２ ４小时内验伤，过时不认”的期限。还有，破一点皮，就赖在医院不出来，花 去国家５０００多元，也太贪了。 威：５０００多元是十几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吧。 谢：这样下去，我们在本乡本土都呆不下去了，９８年发特大洪水，村庄淹了 不少，大春农作物颗粒无收，但人头费还在提，管理费提得更高，老人和小孩 都分摊。农民，祖祖辈辈，守着一亩三分地，可现在，地里出不了东西，养不 了人，你不种地，跑了，可税费还得交，在外面打工挣血汗钱回来交。不然，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等村、乡干部下来，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黑啊，太 黑啊，我爸已七、八十岁了，他说还是毛主席好，毛主席至少不会让干部随便 抢社员的东西。阙定明就是个例子，他只是想查帐，反反村官，他从来没想得 罪乡以上、县以上的官，自己才几斤几两？但他的命太硬，一摸帐本就发现大 问题，查下去，县太爷就下不了台。若在文革中，就把这贪官当走资派打了， 现在呢，贪官一批比一批密，你垫脚后跟也数不到头，阙定明敢反，敢怀疑人 头负担有鬼，就扰乱了社会秩序，就有枪杆子对准他。 威：看样子您很悲观。 谢：年轻人活不了，还可以去抢去偷，我已50多岁，没有身体本钱了。我陪着 老阙上访，打官司，这条路再长也要走到黑。大不了要饭，当盲流。除了房子 和地，农民已经没啥可失去的，要关要杀，他们看着办吧。 〖附录〗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１９９９）南中法刑终字第２９号 原公诉机关：蓬安县检察院。 上诉人（即原审被告人）阙定明，男，生于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７日，汉族，四 川省蓬安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蓬安县长梁乡中坝村五组。现押于蓬安县 看守所。 辩护人：冯开熙，南充市金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蓬安县人民法院审理蓬安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阙定明犯聚众扰乱秩序 罪一案，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４日作出（１９９８）蓬刑初字第９３号刑事 判决。原审被告人阙定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１９９６年下半年以来，被告人阙定明为了搞垮中坝村村级组 织，利用群众关心的提留等问题，先后书写大字报张贴，打起锣走村窜户煽动， 私自确定社员代表进行活动。特别是在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０日上午，被告人阙 定明组织带领数十名群众到长梁乡政府提帐。先后将副乡长唐杰超、农经站长 代文平围住进行推搡，当乡长彭会昌出面制止时也遭到阙定明等推、打，致使 三人受伤住院，经法医鉴定，唐杰超为轻伤，代文平、彭会昌为轻微伤，用去 医药费近六千元，致使长梁乡机关、单位当天无法正常工作。同时阙定明的行 为使基层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中坝村提留款项无法收缴。原审认定被告人阙定 明的行为已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且系首要分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九十条之规定，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宣判后，被告人阙定明不 服，以其是受迫害且查帐是依法、有组织进行的等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其辩 护人辩称该案人为的假案，应宣告无罪。 　　经审理查明：１９９８年２月初，上诉人阙定明等人到长梁乡政府找到乡 长彭会昌要求由自己对本村的财务帐进行清查，彭给阙等人作了解释并当即决 定由乡政府出面组织对该村的财务帐进行清查；随后乡上召开了有关会议进行 安排布置，决定成立查帐小组由乡武装部副部长刘国福带队。２月１３日查帐 小组到中坝村准备召开动员大会，后因逢场、下暴雨等原因，未开；第二天查 帐小组找到中坝村文书谢建国准备查帐，但因谢要抢修被风吹垮的西瓜篷，致 使查帐工作暂停，同月２０日上午９时许，上诉人阙定明便组织中坝村由其个 人确定的所谓社员代表等人共计数十名，来到长梁乡政府所在地，上诉人阙定 明首先对副乡长唐杰超说：“今天我们是来提帐的，不提帐就提人。”同时用 手推了唐一掌，唐在解释无效的情况下，拒绝了上诉人阙定明的无理要求，上 诉人阙定明等人便抓住唐的手和衣服进行推、搡，部份人员还对唐进行拳打， 唐被迫到厕所躲藏，上诉人阙定明将唐找出，并强迫唐在其事先写好的提帐申 请上签字，随后上诉人阙定明等人又找到乡农经站长代文平，要代交出有关财 会凭证，遭到代的拒绝，上诉人阙定明称“是代在装怪”并打了代一掌，随后 其它人员将代围住进行拳打和推、搡，代文平被迫同意交帐。此时长梁乡乡长 彭会昌围讯赶到予以制止，上诉人阙定明冲去打彭背部一掌，其它人员围住彭 进行拳打，并将彭的手提电话天线折断，彭被迫离开现场。当日下午二点左右， 上诉人阙定明便安排社员回家吃饭后再来；一个多小时以后上诉人阙定明等人 为了壮大声势先后聚积了几百人到乡政府，直到晚上经有关人员疏导才得以离 开，当日乡政府工作陷于严重瘫痪。乡长彭会昌、副乡长唐杰超、乡农经站长 代文平被打后均住院治疗，共用去医疗费五千余元；后经法医鉴定唐杰超所受 损伤属轻伤，彭会昌、代文平所受损伤属轻微伤。认定上诉事实有阙定明及其 它参与者的供述并与受害人唐杰超等人的证实相映证；围观群众及乡政府有关 部门均证实当日乡政府部门工作处于瘫痪；蓬安县委、县政府１９９７年８月 １５日作出的蓬委字（１９９７）５７号《关于全面开展农村财务清理整顿工 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了财务清理方法和步骤，要求由党委、政府牵头组织，社 员代表参加，有序地进行；这进一步证实了阙定明等人是无组织的非法活动。 　　本院认为：上诉人阙定明无视政府有关规定，私立社员代表，并以其为首 聚众到乡农经站准备强行提走有关财会凭证，当遭到拒绝时又致伤多人，情节 严重，致使乡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并造成严重损失，其行为已 构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份，定罪、量刑适 当，审判程序合法。阙定明在上诉人中辩称其是依法，有组织进行的理由，经 查与政府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辩护人辩称这是一起假案的辩护意见与 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一百八十 九条（一）项之规定，本院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文明 审判员　　袁 彪 审判员　　陈登科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罗勤阳 2002-12-09 　　　　　　　　　　　◆　无尽的思念　◆ 　　　　　　　──纪念四川省民主斗士蒲勇君先生 　　　　　　　　　　　　　　　　　　　　　　　　　　　　　·欧阳懿· ◇　蒲勇真的是病危了 　　１０月里天气不爽，心气浮躁得厉害。亲友带信说，爷爷心事重重，急着 要见我面。日来有老廖、张明和另一位友人家中都刚有过丧事，爷爷９０多岁， 一直牵挂于我。这样的季节和气候，我恐慌得厉害，预备理料了杂务赶回家， 突然接到老廖的电话，说是蒲勇病危，胃癌晚期，癌细胞扩散，遵医嘱终止治 疗，人已回家。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企望老廖出差错。手机信号很差，费力 中要了两个电话号码，先对那手机号小心地打过去，是伯父接到，然後是蒲勇。 我敷衍了几句，然後打另一个电话，是蒲勇的妹妹接到。我再要了一个电话， 以便蒲勇不能听见。这次通话问得比较详细，证实了老廖的信息，甚至比老廖 的信息更糟，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就给几个朋友联系，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晚上赶到张明那里去，说了情 况。两个大男人相对哭泣，哽咽有声。我们一起给蒲勇打电话，却是事先约定 好的，嘻嘻哈哈，不谈病情。 ◇　我和晓敏代表大家到南江看蒲勇 　　因为处于无业状态，我就接受了大家的委托，到南江去。我给蒲勇说，我 要到西安办事，绕道到南江玩耍。这不高明的谎言，不知道蒲勇怎样想。 　　我约了黄晓敏同行，２６日下午到车站会合，车票１００多元，比去西安 贵一倍。只有卧铺的夜车，下午６点多出发，第二日８点多到达南江。如果乘 客少，就不能保证直达，会被扔在巴中。 　　车在暗夜里颠簸、爬行。借助昏暗的灯光，我们穿行在鬼火明灭中的城镇 和乡村。有时，司机会冒出一句话，说，又走错路了。 ◇　蒲勇：从活跳跳的民运到病危 　　我无法入睡，闭着眼睛默想与蒲勇交往的经历。 　　最初的时间已经不能确定。贤斌指着一本杂志的一幅插图介绍，说那是四 川籍的８９政治要犯，还被关押着，照片是经过辗转的途径带出监狱，然後到 了海外。其中之一，似乎就是蒲勇的。他是一位接受锻炼的乡长，预备提拔进 县政府领导班子，因不满政府对学生的血腥镇压，在路四之後散发传单，被判 １０年重刑。然後是９８年春节前，我们为在押的政治犯朋友捐款。蒲勇是在 被捐赠之列的。贤斌和（佘）万宝说，蒲勇出来，民运的队伍里又会增加一条 硬汉子。 　　９９年１１月，我到成都，蒲勇已经出狱了，我没有直接见到。又过了２、 ３月，他再到成都，我们见了面。他黑而且瘦削，背有些微驼，站立时脚有些 摇摆，并不能持久，就蹲在地上或凳子上，说是胃子有病。这种情形我在贤斌 身上见过。坐过“我党”大牢的，几乎都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後来，每一次见 面，他都保持这种久站不能而蹲的姿势，我也没有在意。我对朋友们说，那就 是“我党”的改造，让人连站立的姿势也要不会的。他的脸很呆板，笑声也怪 异或者说根本忘记了笑的表情。我对人说，什么是“我党”监狱的成就，你们 看看蒲勇的脸和听听他的怪异笑声就会知道。有时候在一起吃饭，他对食物很 挑剔，说胃子有毛病。我想当然，要他吃早餐，干饭和汤分开吃……他希望留 在成都，和朋友们不要有太大的空间距离。这很难办，找工作是个很大的问题： 要嘛放弃初衷融入社会，要嘛坚持初衷没有工作。他很难过地回家去。春节後 他到了温州，与侯多蜀在一起推销药品艰难谋生，很快失望回去。２００２年 ９月再到成都，成了成都中医学院的学生。 　　他的梦很美好：先入专科，再进本科，最後考研，继承和发扬他家祖传的 中医功效，一方面可以悬壶济世，另一方面又可以呆在大都市里继续自己对于 民主、自由的追求。 　　他说，他要参加成人入学考，不常到我处聊天。我很赞成，希望他能够顺 利过关。 　　後来，听说他被人鼓动去散过传单。我很是担心并加以劝阻。我感觉那些 行为在当下无效，并且我希望他是安全的。记得有一次，他说，他以为他们的 一位老师很开明，趁那位教师一心一意蹲在厕所里大便，将一些东西塞了进去。 後来，那位教师将传单交给了学校，并查询塞传单的人。我很认真地又劝说了 他一气。他答应不再粗糙，只坚定认真地参与签名的事。这大概就是老廖的文 章中提及他出狱最初心气有些浮躁之类的事。 　　经过一段时间後，他的精神得到一定的恢复，风度和气质显现出佳处来， 也到我去的一些地方玩。但他给自己的学习任务很重，去的次数不多。我们也 谈到关于他家传中医秘方的开发，他很感兴趣。 　　去年春节前，我拟把我的一位表妹介绍给他认识。他很高兴，说是可以的。 因为没有机会见面，後来就搁置起来了。 　　６月１９日，他打电话过来，说是要到阆中实习，本科也已经注册。恰巧 那日是我的生日，没有别的人，我叫他过我那里。我下了班，见他已经蹲在桂 花巷口，又是胃子不爽的样子。我再次让他注意。他说没问题，慢慢养养就行。 他晚上也没吃什么东西，还是因为胃子。我告诉他到阆中可以抽时间去几个地 方转转，有人说那是神奇神秘之地。 　　过了几日，他打来电话，说是被国安叫到学校的什么地方盘问，让我要小 心。２８日午夜，我就被国安们堵在家里抄家和带走盘问。 　　９月２７日，他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回成都住院医病。因为我有他的传呼， 说了声知道就挂了电话。我当时正在预备邀约几位朋友一起去看他。第３日给 他打传呼，却再没有回音，我想，等到大假结束後再说。结果等来的却是老廖 的告危信息。 ◇　蒲勇们的投入民运“才是最难得宝贵的” 　　晓敏也睡不踏实。我们就断断续续地说一些蒲勇的事。我说道，我对张明 说，当年，我们只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卷进去也就卷进去了，而蒲勇、佘 万宝、雷风云这些已经进入社会、甚至很有世俗利益和前途的成人自觉地投身 进去，才是最难得宝贵的。张明很赞成我的观点。晓敏也称极是。 ◇　病危的蒲勇在病床上 　　２７日晨６时，汽车把我们撂在了巴中。我们只好转乘了中型巴士，９时 许才赶到狭窄拥挤的南江县城。先找到蒲勇的妹妹，问明了情况，说是已经到 了最後的日子，全靠药物维持。家里人尽力安慰、鼓励，蒲勇自己有了信心， 说是要好好活７、８年的光景。 　　商贩和行人在我们身边拥挤，人们不知道我们这两个外乡人的来处，也不 知道就在他们的城里，一位正直、坚毅、希望他们活得更有尊严的人的生命， 就要抵达到它的尽头。 　　蒲勇躺在床上，脸已灰白，瘦削得只剩一张皮。知道我们到了，他攒足精 力，睁开眼睛找寻我们，眼光时而散漫，时而明亮如烛。看得出来，他很喜欢 我们的到来，只是声音很小，如老廖所言，游丝一般。他总感觉腹胀。伯父和 我们数次扶他在床旁方便，却没有实际内容。我们因此有机会看见并触摸了他 的手脚。他只剩下一副夸张的大骨架和硕大如鼓的肚皮。腹部的刀痕一尺许， 有密布的缝合印记。 　　我们简单地说了出差顺便来看他的胡话。晃荡了半个小时，他的精力有些 不支。我们让他先休息，退出後却只是叹气。 　　他被胀和痛搅醒。我们又坐回床边，将海内、外朋友的问候和敬意转达。 他说，不少地方的朋友也给他打过电话，有北美的，也有西班牙的黄先生。 　　我拨通了张明的电话。这个张大个子显得很不能自禁，说两句就挂了电话。 我疑心他到一边哽咽去了。与陈卫联系上了，他和蒲勇在电话里咕哝，然後让 我听。陈卫告诉我，他对蒲勇说了三层意思：对我们所追求的过去和未来充满 必胜信心；对于战胜病魔要充满必胜的信心；相信科学进步能够解决顽症并充 满信心。我知道，对于眼前的蒲勇而言，陈卫的话也是完美的废话。但我问蒲 勇是否听到时，他竟能完整地复述出来。然後是赵常青先生打来电话问候，同 时涉及中共召开１６大的一个签名。凡签名，蒲勇总是要参加的。常青建议这 次就不签他。我想，蒲勇的世俗生命就要完结，蒲勇应该自己决定这最後一次 了。问他，他毫不犹豫地要求签上自己的名字。蒲勇兄弟，你是否知道这是最 後一次呢？我们在你面前回避你的生命的终结，你是否也在故意让我们和你的 家人进入你预先设计的意义圈层呢？ 　　蒲伯父的病人很多。我试图喂蒲勇喝一点汤，却不熟练，让蒲勇徒增很多 痛苦。我只好放弃了这种笨拙的努力。抽得空闲，伯父过来喂儿子喝汤，压被 子，不时亲吻他的额和头。这个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中医专家，把多少平民 和政府官员从死亡线上拽回，此时却要自己白头送黑发了。他的另外两个孩子 已经长大，学有专长。他教育他们自力更生，预备把祖传的医学精髓留给这位 饱经磨难的兄长。孩子们很听话，也尊敬和心疼这位兄长。现在，他们的心思 都要成为虚妄。 　　天，你为何要这样让正直和善良的人们伤心，却让那些恶劣狡诈的人形物 品得意？ 　　午饭就在病床边进行。伯父耿耿于怀的却是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四川日报》 中关于蒲勇案件的那篇报导。那位记者这样写道：由于长期娇生惯养，蒲勇才 走向了犯罪的道路。伯父呀，且不要说当时那个蒲勇很快要被提拔进县政府领 导班子的事实，你何必太在意那些句子呢？在这非人间，这样的记者，无非就 是妓者而已。无论鸡，无论鸭，都不可以人心和人性去度量他们或它们的。 　　蒲勇不能进食。他的腹胀太厉害，新的液体药物也无法进入，只好先抽腹 水。扶蒲勇坐在靠椅上，巨大的针自腹部刺进去，腹水自流出来，流进痰盂里。 一个小时吧，满满的一缸，两、三千毫升。晓敏静静地怕照，镜头记录下腹水 进入痰盂的过程、尺度。 　　晓敏让他对着镜头，问他有什么话对大家说。他说：“我想病好嘛。” 　　然後输液，每天价值上千元的镇痛液注入。我们就和他闲聊。他谈到李必 丰在监狱中常常无缘无故地出血，谈到佘万宝在监狱里作了胃部手术营养不良， 谈到贤斌的结核和胃。他说：“要注意呀，要注意呀。”我希望他不要太操心 那些，我们会尽力的。也谈到那些人的１６大。我们却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的良 知。但在巨大的权力和利益面前，他们的良知会有几克拉呢？ 　　我是一个缺少幽默的人，说话不风趣，就绕着圈子说他偷懒耍赖，不来帮 助我。我说网上有很多妹妹很美、很好玩，赶快回成都。我说我有６个姑妈有 很多好的表妹，不许让我吃不到猪头肉和猪尾巴。 ◇　临时决定回成都，还是被监控 　　他有些累，劝我们到街上溜达。出了门，晓敏的意思是要回成都，以免给 伯父和蒲勇压力。我的意思是这一别就是永诀，再见面只有在天堂或地狱；现 在就走，或许会让蒲勇难过，情绪太大，也会出问题。我希望能够有一夜静静 地陪在他的病床边。 　　犹犹豫豫地溜达到车站，看有车就要出发，硬下了决心，让司机等着，回 去拿东西。慌忙中与伯父和蒲勇握别。蒲勇的眼神很依恋、凄切。我们说还会 来看他。我背过身，洒泪离别。 　　车行，我忍受不住，给他打电话：“蒲勇，到成都来看我！蒲勇，快些好 起来，来娶我表妹！” 　　我们的离开是突然决定的。不知是因为电话跟踪、还是早已暗中监视，车 出县城不远，就被四辆警车堵住。１０余名穿警服和便衣的人扛着摄像机，冲 上车来，说是要检查身分证。和晓敏一样说没有身分证的有５、６人。我和其 余的人说有身分证。摄像机和相机却只愿意对我和晓敏感兴趣。乘客们议论纷 纷，说是从来不曾经历的。後来，一位乘客说他认识那些人，他们不是警察， 而是南江县国安大队和巴中国安一处的人们。有几个口音却是成都腔，想来是 成都的国安朋友。四辆车陪送至巴中边境，便消失了，没有踪影。 　　我们的车又在鬼火明灭的城镇、乡村间悄然穿行，到成都时天还未明亮。 　　永别了，蒲勇！ 　　诸般俗事让我在成都盘桓。１１月２日下午得到赵常青先生的电话，说蒲 勇已于早上７时离去。我糊里糊涂地给蒲家打了一个电话，忙着赶回老家探望 我年已古稀、却时时惦念宰割我的爷爷。 　　再回到都市，知道蒲勇已经火化，安葬在四川省南江县的公墓里。 　　蒲勇，你的墓地是否宽大？ 　　蒲勇，伯父和弟弟、妹妹是否为你植下几株小树？ 　　蒲勇，什么时候我能来看你？那时，树木长得有多大？ 　　蒲勇，我会告诉监狱内、外那些朋友和他们的家人，你对他们的健康 有多牵挂。 　　可是，蒲勇，你欠我一个猪头、一根猪尾巴。你什么时候来还我呀？ 　　（2002年11月14日初冬）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