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　　　　　　　　　道 　　　　　　　　　　　　　　ＴＵＮＮＥＬ 　　　　　　　　　　　　　　第二百零四期 　　　2002.10.19　　　　　　　　　　　　　　 　　　　（sd0210b） 　÷÷÷÷÷÷÷÷÷÷÷÷　本　期　目　录　÷÷÷÷÷÷÷÷÷÷÷÷ １、报　　道　四川小学生房塌被压埋　　　　　　　　　　·ｈriｃhina· ２、专　　题　经济增长：一个现实中的悖论　　　　　　　　　·孙立平·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何清涟· ３、外论参考　《王力反思录》读后　　　　　　　　　　　　　·丁　东·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et＿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以上地址退订，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dr.com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　　　　　　　　　　　　　　【】　　　　　　　　　　　　　　【】 °报　　道° 　　　　　　　　　　◆　四川小学生房塌被压埋　◆ 　　　　　　　　　　　　　　　　　　　　　　　　　　　·ｈriｃhina· 　　据报道，为确保江泽民顺利访美和十六大稳定召开，四川五十多名小学生 房塌被埋消息遭封杀。 　　今年十月九日下午大约三点钟，遂宁市市中区云丰乡八村小学，教室突然 坍塌将正在上课的师生埋在瓦砾下。据知情人说，除三名正在厕所里的学生以 外，其余五十多名学生和段姓女教师全惨遭活埋。教育局、公安局、１１０急 救中心和各大医院，虽然赶往云丰乡八村小学房塌现场，但是首先抢做的工作 却是封锁现场、严密控制消息外传，即使当地人也只能远远观望，而不允许知 道具体的真实的情况。当地政府官员声称如此控制消息防止泄露，是为了确保 江泽民将要开始的访美之行不受干扰，在稳定祥和的社会环境中胜利召开中共 十六大。经挖掘瓦砾抢救，已知当场死亡学生一名，重伤三十多名，其余十多 名也均砸伤需要救治。重伤者全都送往遂宁市第二医院和遂宁市红十字医院抢 救，其余伤患则送往遂宁市横山镇医院救治。截至到知情人向中国人权报告情 况时，在医院抢救的重伤学生已有四人死亡。 　　一些知道情况的人气愤的指出，并要求中国人权尽可能让媒体和世界广泛 知道，造成这些重大安全事故的原因，完全是贪污腐败的官僚所为，而动用警 察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媒体舆论知道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遮掩丑行罪行， 就是为了保障官僚可以继续贪污腐败。知情人们具体指出，如云丰乡八村小学， 早在五年以前就发包给村干部廖云龙经营管理，结果官员们弄虚作假，在校园 建筑和教学设备上，以回扣方式与建筑商串通贪污分赃。这样的建筑当然谈不 上质量安全，但是每当面对安全检查时期，他们却将危房用水泥石灰遮盖起来， 完全无视小学生们的生命安全。至于官员们向学生肆意超收名目繁多的费用， 却长期拖欠不发教师工资，在校园里横行不法甚至奸淫学生，在在都使校园越 发混乱而加重了危机爆发。云丰乡八村小学的情况，在中国并非独特孤立的， 而是大量普遍存在的。向中国人权报告情况的人士呼吁：国际国内关注中国人 权状况的人士，请关心云丰乡八村小学师生惨遭活埋的悲剧，关心中国教育发 展和关心小学生面对的生命威胁。 　　儿童的教育和生命安全，是联合国人权公约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人权要求 中国政府采取行动，确实保障儿童的教育和生命安全。封锁云丰乡八村小学生 惨遭活埋的消息，不仅侵犯言论和新闻自由，更是遮盖纵容了这类罪行，并且 影响了社会行动起来参加救助。中国人权要求中国政府不要因政治上的利益和 考虑，而漠视儿童的生命和影响社会参与抢救。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６日 【】　　　　　　　　　　　　　　【】　　　　　　　　　　　　　　【】 °专　　题° 　　　　　　　　◆　经济增长：一种现实中的悖论　◆ 　　　　　　　　　　　　　　　　　　　　　　　　　　　　　·孙立平· 　　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现实的层面上陷入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之中： 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从中受益；但如果 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这 样的一种逻辑，在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且作为一种逻辑支 配着我们的经济政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社会的走向。 　　当然，如果从“不是受害就是潜在受益”的意义上来说，说大部分人没有 从一个相当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中受益，是相对的。但如果就大部分人不能从经 济增长中直接受益并使自己生活得到绝对意义上的改善来说，则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一个令人不得不深思的现实。 　　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７－８％的增速。这个速度意味着 什么呢？第一，就国际比较而言，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在包括 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备受金融危机困扰的情况下，这个速度可以说 是相当引人注目的。第二，与我国每年大约１％的人口增长速度相比，经济增 长的速度远远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增长， 要远远快于人口的增加。这也就意味着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福利量是增加的而 不是减少的。 　　但问题是，只要稍为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我们社会中大部分人口却没 有从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 　　我们先看农民。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我国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从２０９０．１３元增加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２５３．４元，同 一时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幅分别为４．６％、４．３％、３．８％和 ２％。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但这还是平均数字，里面包括了个 别“高收入户”的独特贡献。在平均数字的背后，实际上很难有数据表明大多 数农民的收入是增加的。我们知道，大多数农户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 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二是在乡镇企业做工的收入，三是在外地打工的收入。 首先，在最近的几年中，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下降了３０－４０％，在农副产 品的总量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农民从出售农副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应当是 减少了的；其次，近些年来，许多乡镇企业开始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乡镇企业 中就业人员净减少了２０００万人，在其仍然在乡镇企业中就业人员工资没有 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农民从这个途径获得的收入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增加；第 三，外出打工人员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理由在下面论述）。将这三个因素考 虑进来，可以看出，就大部分农民来说，近些年来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加。 　　再看农民工。人们论证农民收入增加的根据时，一个主要的证据是农民外 出打工收入的增加。事实上，这个论据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打工收入的增加， 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是打工者的人数，一个是其工资水平。从这两个因素来 看，看不到农民打工收入明显增加的根据。从打工者人数看，在９０年代初， 我国农村外出打工的人数就达到７０００—８０００万人，在９０年代中期达 到１个亿，而现在这个数字也还是１个亿。从其工资水平来看，人们经常说， 在过去１５年的时间里，珠江三角洲打工者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而最近中国 国民经济研究完成的一份《变革时代经济形势及资本市场分析》报告则指出，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几乎没上涨，并将其作为有利于中国经 济持续增长的因素。所谓劳动力成本没有上涨，说得通俗点就是工人的工资没 有提高。尽管经济学家可以将这种状况看作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和加强中国经 济在国际上竞争力的一个条件，但从社会的意义上说，这意味着，这些来自农 村的打工者的收入，没有伴随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增加，换言之，是他们并没有 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受益。 　　再看城市中的下岗失业人员。近些年来，尽管正式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 一直在３％左右，但专家测算，实际的下岗失业人员总数可能达到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万人。就这些人员来说，快速的经济增长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能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主要是社会保障标准的提高。如在北京市，失业保险金 由１９９９年的２９１—３７４元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３０５—４１９元；下 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由１９９９年的２８６元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３２６元； 低保标准，由１９９９年的２７３元增加到２９０元。就是仅仅从增长速度来 说，也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也可以认为这个群体也没有从快速的 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每年经济７－８％的增长速度之下，上述三部 分人并没有能够从这个增长中受益。这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发展经济学和发 展社会学经常讲到的有增长而没有发展的图景。但其实，我们所遭遇的问题， 远比这个图景更为复杂。因为上面的分析，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 面来说，尽管这个增长并没有给大部分社会成员带来好处，但这个增长又是这 个社会所必需的。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悖论的另一句话：如果没有一个较为 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分析一下社会现 实，就会发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首先城市中的下岗失业状况要 更为严重，而且下岗失业人员在社会上寻找生活机会的条件会更为恶化。没有 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就不可能为这样多的来自农村的外来打工人员提供就业 的机会。比如，目前我国的建筑行业就吸收了大量的农民工就业。如果没有这 样多工程开工，许多建筑队就会无事可做，很多从事建筑的农民工就会失去他 们现在的工作。同样的道理，农民的状况也要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就陷入在这样的一种悖论之中。重视这样一种悖 论的意义是在于，这样一种悖论，已经成为支配有关经济政策选择的一种强有 力的逻辑。在过去２０年改革的过程中，一直有一种“把蛋糕做大”的说法。 也就是说，要把增长作为解决许多我们面临的迫切问题的前提条件。但仔细分 析一下可以看出，这个“做大蛋糕”的含义，在今天和８０年代相比已经有了 很大的区别。在８０年代，“做大蛋糕”意味着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直接从经济 增长中受益，特别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和弱势群体从中受益。而在现在，“做 大蛋糕”已经在开始失去这样的一种含义。但这决不是说，在今天“做大蛋糕”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是说，在今天，“做大蛋糕”更直接的含义是：缓解我 们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包括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样我们也就大体可以理解，为 什么在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带来好处的情况下，我们 的社会仍然把维持这个快速的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目标。 　　这种悖论，是结构条件和政策选择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这种悖论是分裂型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过去的２０年，可以说是中 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最迅速的时期。但这个工业化和现代化却是一种分裂型的工 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只是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并 没有进入这个过程。过去年代形成的城乡壁垒的存在以及对于城市化过程的抑 制，使得作为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与这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无缘。当 然，也许有人会说，在农村不是有一个乡村的工业化或乡镇企业的发展吗？其 实问题就在这里。乡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恰恰是分裂型工业化的另外 一种表征。因为，恰恰是由于农民没有够伴随工业化的过程进入城市，只得想 出了另一个办法，让他们在农田上发展工业。这就是所谓离土不离乡的模式。 过去人们较多地看到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的情景和有关乡镇企业发展的总体性统 计数字，但忽视了在更多的地方，用行政化手段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结果，是 大批的乡镇企业在一夜之间兴起，接着又纷纷倒闭。据正式公布的数字，目前 我国乡镇财政欠债达２０００亿元之多，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就与盲目上马乡镇 企业有关。 　　其次，忽视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客观地说，从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 我国经济已经由外延型增长转为内涵型增长。甚至在乡镇企业中也是如此。人 们通常所说的乡镇企业的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上了一个台阶，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过程，往往会伴随着对劳动力的排斥。但这一点在我国有一个独特的情况， 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 中的冗员过多和潜在失业问题。于是，就出现了片面地、过分地强调减员增效 的做法。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一般是企业要少用人，政府则鼓励多 就业，这样才能达到一种大体的均衡。但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则是政府与企业 一起鼓动减员增效。当然，不是过去的冗员问题不需要解决，但我们最后看到 的结果是，大量的农民工纷纷替代了原有的国有企业工人。有关社会身份的制 度安排，一方面将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压到最低的限度，另一方面， 这种畸形制度造成的农民工的“竞争优势”（实际上就是低工资和无福利）， 又成为排挤原有职工的力量。 　　再次，是再分配体制的失效。也就是，本来再分配可以起到将经济增长的 果实，以间接的方式流入到社会弱势群体的作用，但这个功能在我国是极其微 弱的。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另文讨论。 　　　　　　　　　　◆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 　　　　　　　　　　　　　　　　　　　　　　　　　　　　　·何清涟· 　　“改革是否值得？我们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什么？” 　　回顾持续了２３年的经济改革后，许多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这一问 题。在经受了“改革”带来的种种痛苦后，人们已经认识到，今后中国所面临 的问题不再是“需不需要继续改革”，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目前这种 缺乏政治民主化、日益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改革”只会使中国陷入深刻的 社会危机。 ◎　一、对中国改革得失的几种算法 　　对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有不同的算法。 　　中国政府理所当然是只计算“成就”，其标志就是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 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而与财富 的生产同样重要的财富的分配状况却被刻意掩盖起来。经济增长现在构成了政 府的合法性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 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 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种种原因而忽视。于是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 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 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 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 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 并认可！在表面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实则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 中国公众当中，外国学者的“科学论证”还是有相当市场的。而中国政府对这 些研究结果的“认可”，则成了这些外国学者进入中国访问考察、并争取本国 研究经费的“资本”。当然，中国政府与这些外国学者在资料与论证上互相赋 予“合理性”的利益关系，对学者们来说毕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盖起来。 在伪造历史与控制舆论方面，共产党与纳粹具有同样的能力。这一“能力”目 前又在帮助他们虚构“改革成果”与社会现状。中国政府善于制造虚假信息， 这只要比较中美两国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就不难看出。 若干年后的读者若只阅读这两家报纸的本国新闻，一定会得出如此印象：美国 社会问题丛生，而中国则是一个几乎没有社会问题的“美好世界”。而这种 “谎话重复１，０００遍就成了‘真理’”的“戈培尔定律”所产生的历史后 果已显现出来：一些国人对“文革”时期的报纸深信不疑，那些连毛后的政府 都承认有不少虚假成份的数据，竟然被个别中国学者用来证明“文革”时期的 伟大经济成就。⑴如果说，“文革”及“文革”前的政府只会愚蠢地使用政治 高压与专政手段强迫人们说谎，那么这些年来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提高”， 它不但学会用利益手段控制国内传媒与学术界，还将这一手段用之于控制国际 社会欲与之交往者。 　　中国的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其实了然于心，但出 于利益驱动，他们不是批判这种只照顾极少部份权势者利益的“改革”，而是 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说”：首先， 他们构造了一个“世界”，声称社会中只存在三种人，一是政府官员，二是企 业家，三是为这两部份人服务的学者，其余的社会阶层则被排斥在这个“世界” 之外；然后他们创立了所谓的“代价说”，即中国的“改革”必须付出代价， 而这“代价”就是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 （权力）”；这种“权钱交易”被誉为“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交易方 式”，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前几年在中国引 起极大争论的“经济学家要不要讲良心、经济学是否道德中立”这一外国读者 多少会感到荒谬的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 并成为一个煞有介事的学术命题。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曾公开提出， “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与中国政府关系 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他公开提出要建立一个按权力地位分配社会 财富的等级序列。⑵ 　　另外还有一种算法直到９０年代中后期才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根据社会 常识计算改革的得与失。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一 个全社会的利益再分配过程；他们关心的是，在这２０余年的“改革”中，是 哪一部份人得到了利益？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利？他们的利益是不是建立 在其他阶层利益受损的基础上？而大多数老百姓在２０多年“改革”所构造的 新社会阶梯中，又居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位置？“改革”代价由谁支付？又是 谁在享受“改革”成果？这种算法代表着中国改革良心的叩问。随着这种叩问 的升级，反思中国的“改革”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１９９８年以来的一种潮流。 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 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当中， 利益受损集团（如下岗工人与农民）根本就不具备讨价还价的“议价能力”； 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抗议活动，如对苛捐杂税、地方官员及企业经理的腐 败、司法不公正等等的抗议活动，一直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镇压。这种体制化 的暴力压迫，正是今日中国底层人民生活状况难以得到改善、正义难以得到伸 张的重要原因。 ◎　二、中国的经济改革：对毛泽东化私为公的逆转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如一 方面在轰轰烈烈地实行“权贵私有化”，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地在中央的党报 《人民日报》与党刊《求是》（前身即著名的《红旗》杂志）上发表评论员文 章表示要反对私有化。这种言行不一常常让民众摸不清头脑，不知道风从哪个 方向刮过来。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 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 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在作为改革 发韧的农村改革中，所谓“一包就灵”其实就是“一私就灵”；解散“人民公 社”则是从“一大二公”向私有小农经济的回归。这一改革确实将破败不堪的 农村经济从破产的边缘挽救了回来，但有一点却一直被理论界有意忽视，那就 是中国的农业生产由于人口压力与土地稀缺等特殊国情而被迫退回到小农生产 状态，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对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有着致命的伤害。 城市改革也是发端于鼓励和开放个体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则先从奖金、计件 工资等“物质刺激”手段开始，而后的自主权下放不过是个把“大公”不断分 解为“小公”的过程，最终通过股份制和“权贵私有化”满足了政治精英与经 济精英的利益需要。 　　回顾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可以说２０世纪后半段的中国经历了这 样一个过程：中共通过暴力革命消灭了一个有产阶级，但并未因此将中国引向 繁荣富强；相反，整个社会都充斥着贫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 列政治运动只是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１９７８年在危机推进下开始 的改革，虽然使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其社会后果却是中共政权的官员们 通过权力巧取豪夺，把自己迅速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后果，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改 革目标、改革路径与改革策略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只有对这四者都有了深刻 的了解以后，才可能对中国“改革”的摇摆性与不彻底性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１. 改革方略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尽管当时毛的专制已将中国推入危机 的深渊，但习惯于宣称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制度的中共领导层并无远见 卓识。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 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类似。１００多年前晚清洋务派 的改革方略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时洋务派官僚们认为，西方文明 的可取之处只是技术层面的军事工业，中华帝国的文物典章即社会制度则为西 方所望尘莫及。 　　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８０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 略，可被称为“改革思路”的只不过是“开放以引进先进技术”。被政府奉为 改革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的“公有经济加极权政治” （即毛宣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经济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而政 治形态则仍然是极权政治──不过，中共考虑到以往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大肆宣 传已把“资本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变得臭不可闻，为了便宜行事，让公众在观 念情感上能够接受，便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这 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新组合，与毛建立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无法克服 的内在对立。这既是邓小平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也为后邓时代留下了无 穷的麻烦。近几年江泽民等领导人试图弥缝这一内在矛盾，于２０００年提出 了“三个代表”的理论⑶，在２００１年又发表了“让私营企业主入党”的 “七一讲话”⑷，无非是要克服这一内在矛盾，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 团的结合提供意识形态依据。 　　曾让毛后的几任中国领导人歆羡不已的“东亚龙”模式是“市场经济加威 权政治”，但其专制程度远比不上中国的极权政治，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 才存在着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权力于一身的永久执政的党政一统结构。 中国的“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并不只是中共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而是共产党 与生俱来的天性所使然。邓小平从来就没打算放弃毛建立的专制权力；他天生 没有理论兴趣，也不想认真解决经济改革与毛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内在分 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采纳了“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说，并用哲学外衣将其包裹起来；二是发出一个 他自鸣得意的思想禁制令──“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这两条与他的“猫”、“摸”二论结合，就构成了所谓“邓小平理论”。⑸邓 小平将“实践”奉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固然避免了经济行为与意识形 态的公开分裂，却由此而腐蚀了官方意识形态立身的基础──真诚。他的“不 争论说”又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表里不一，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 气。 　　为了维持“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共将西方民主制度 以及与此互为表里的民主自由观念视为洪水猛兽。路四后中共痛定思痛， 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 主制度的战略。整个９０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 为这一战略服务，从小学３年级开始学生就必须背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 在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领导下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苏联 东欧转型中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被政府的宣传机器成倍地放大，海外民运内 部的分裂和丑闻更是让他们如获至宝。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 在中国早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起“民主”，不少人就想到“民主集中制”下 的“少数服从多数”和“当官要为民作主”，或是把民主政治等同为“大鸣、 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而这种“文革”式“民主形式”很容易 让民众产生“民主”与“动乱”相关的联想，从而赞同当局的口号──为了 “生存权”宁可不要“民主”。 　　８０年代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追求民主，与当时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利益 集团化的趋势不明显有关。而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进一步市场化，经济学 界、法学界等可与市场化相结合的专业精英已逐步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相结 合，大学等事业单位也可凭借垄断地位轻而易举地将自己拥有的教育资源转化 为金钱，如出卖博士硕士文凭等。在利益驱动下，不少知识精英也认为这种 “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有其独特优势，认同了当局宣传的“只有经济发展是 硬道理”。 　　在这种改革方略指导下的中国“改革”，其指向只能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巩 固现有的政治权力。这种不触动社会权力结构的“跛足改革”，决定了中国最 开始市场化的不是别的任何资源，而是政治权力；也决定了中国当代社会精英 中的大多数只可能以“血缘继承”的方式从改革前的旧精英转化而来，或通过 权钱交易而产生。这种利益转移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可以说，“权力市场化” 是改变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始点，也是理解中国改革的一把钥匙。 　　２．改革目标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的胆识所限，中国经济 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⑹每一阶段性 目标的形成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今天看来当然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当时确实牵涉到一大批政治精英与一小群知识精英的兴衰荣辱。由于改革时 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 只有９０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 说法的寿命最长，从１９９５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 “目标”。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其解释则又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应以国有企业数目逐渐减少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标准，还有人以为 是以政府审批经济项目的权力逐渐减少为标志。这当然都是皮相之谈。市场经 济的核心是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在中国凡涉及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源如土地 以及垄断性资源的配置，迄今为止由各级政府大权独揽。由这一根本特点观之， 只能说中国到现在为止充其量只是建立了一个“模拟市场经济体制”，并非真 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而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曾作过非常动听的许诺：让 少部份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于让哪一部份人通过何种手 段先富起来，却没有具体的政策解释。不过２３年改革的实践证明，最终实际 上是让少部份权势者或与权势者进行利益交换的人通过大量贪污腐败活动先富 起来了，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３．改革路径 　　所谓“改革路径”的选择，简言之，就是选择从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由经济 体制改革入手推行改革。而这一选择说到底其实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所决定的。 既然中共只愿意在保留原有政治权力格局的基础上推行改革，其结果必然是放 纵权力进入市场，导致各种寻租活动的泛滥。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邓小平家族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寻租活动开了先 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其子女下海经商）的声音就不绝 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 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下海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 延。有人据此把邓的个人选择视为腐败盛行的主要原因：“在体制缺陷已经成 形之后，体制缺陷是造成腐败的主要原因。但是，在产生这个缺陷之前，在最 初的决策者作出最原始决策的时候，人的因素，决策者的一念之差，却对将来 是否产生体制化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⑺这种说法认为，中国现存体制 的缺陷产生于改革时期的初始政策选择，实在是对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本质缺乏 了解。 　　中国走上目前这种改革路径有其深层制度根源，因为这种改革路径最容易 完成权力和利益的代际传递。⑻中共自掌权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说，其 内核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层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 这一说法体现了位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上一 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力虽然不便象北韩的金日成父子那样通过“父传子继”的方 式直接继承，但其子女除了有优先获得政治高位的特权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 方式传继父辈的权力，而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最佳补偿物的经济资源就必然 成为首选。中国政治上层从未有人真正反对过这种权力（利益）继承方式，而 且实际上向来互为同僚的子女亲属大开此方便之门。⑼既然上层的权力可以如 此继承，中下层干部自然乐于群起仿效，最终结果必然是腐败泛滥成灾，导致 政府高度软政权化。这种把控制国家机器和垄断性资源之权力私相授受的权力 传承机制，实际上就是今日中国的腐败在现行体制下无法清除的制度性根源。 　　中国目前无法克服腐败，还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统治生命的重要凝聚 力。邓小平将意识形态空壳化的结果本身就蕴含着内在危机，但这种危机在８ ０年代及９０年代上半期有经济利益作为替代品时还未曾显山露水。但到了９ ０年代中后期，当局既无法为社会各阶层源源不断地提供利益，又没有意识形 态去整合执政集团成员，那就只能依靠传统的政治控制手段，即依靠政治高压 （包括日益广泛地借助安全部门的特务监控）⑽及对社会舆论的高度管制来加 强社会控制⑾。 　　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 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而要直接给予庞大的官员队伍以经济利益，已 颇感困难的中央财政将不堪重负。所以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 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可获得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 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力来攫取，如贪污受贿，此外还有 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中国的当代政治还有一大发明，即政府 部门利用权力“创收”，如此则集体性腐败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政治机器运转的 “润滑油”。 　　目前中共高层之所以还在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之根源，他们一 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主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高度软政权化。因 为在高度软政权化的状态下，各级政府部门将无力实施高层制定的各项政策， 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府政策与国家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 果必然是国将不国、党将不党，与黑社会组织的行为方式无异。而历史经验证 明，没有一个高度腐败、只照顾少数特权阶层利益的政权能长久维持下去。 　　４．改革策略 　　改革策略是改革理论的产物。如前所述，中国事实上没有称得上理论的改 革思想。邓小平实际上是一个不事设计的“总设计师”，以“猫论”与“摸论” 鼓励国家机会主义盛行。“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的党内高层的教 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 实起了重要作用，但后来用作制定各种改革政策的理论指导，实际后果就是导 致国家机会主义泛滥。一个政府在有关国家发展的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 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 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政策的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对政府政策产 生极大的不信任感。比如广东等地流传的一句“致富经验”就是：“凡是政府 让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做；凡是政府不让做的事情，就要赶快去做”。１９ ８９年以后的最初一两年，执政集团要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打击私营经济， 曾重新强调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强行收回大量原先发给私人企业的贷款，其后 果是使一批小企业破产，使国有企业失去了一些客户与供应商，使一批民众失 去了工作机会。但到了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又再次肯定私有经济 的作用。对私有经济这种拉锯式的“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过程造成 的负面影响极大，私营业主对政府的政策缺乏信任，９０年代的资本大量外逃 ⑿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策的摇摆不定导致中 央政府必须不断地制定各种新政策，而在软政权化状态下的各级政府官员却不 断利用一个又一个新政策出台的机会，前赴后继地推进着中国大面积的贪污腐 败与黑社会化的进程。 　　不讲原则的国家机会主义盛行的又一结果是，邓时代与后邓时期的政府已 没有任何政治理念，维系官员上下级关系的早已只是利益关系，唯利是图的政 治投机行为成了做官的唯一准则。官员们可以在会议上表态要廉洁奉公，会后 立刻到酒楼花费公款吃喝嫖娼，从事各种贪污腐败活动。这种国家机会主义行 为还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在近几年发生的几次中美冲突中，政府一方面通过学 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高喊“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同时命 令所有的传媒精心制造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爱国主义精神”，利用这种 反美情绪作为与美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面，政府高层又为了各种说 不清道不明的理由与美国妥协。在这种以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主导的对外交往中， 幼稚的青年学生一再被愚弄，社会公众甚至都无权知道一些重大的国际条约内 容。 　　三、谁享受改革成果？谁付出改革代价？ 　　中国底层社会的不满早在１９９２年后就开始了。路四事件没有演化 成全局性的动乱，关键在于当时的工人还是改革的受益者，农民还在享受着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余荫。中国民众历来有如一盘散沙，只要自己的利益还能 保住，就对别人的受压制与受剥夺熟视无睹，少数不良分子甚至还幸灾乐祸。 　　自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加速推行了股份制改造、“圈地运动”（城市 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制等，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改革”除了为少数 人创造了暴富机会之外，还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因为现有政策与法制体系 根本无法对官员们的贪污腐败行为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这种状况必然迅速导 致权钱交易泛滥成灾，并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得不承 担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工人以及他 们的“同盟者”农民被逐步边缘化，不少人沦为赤贫者。 　　中国的改革虽然有一些经济成就，但能够享受这“成就”的只是占总人口 约１％的上层与４％的中上层，还有１１％左右的中层由于“搭便车”的关系 也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而广大农村人口与城市下层人民而成了承担“改 革”代价的巨大载体。⒀ 　　随着贫富分化日益严重，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终于重新回到人们的 心中，成为底层社会成员表达不满的观念依据和捍卫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尽 管中国从毛的暴政下解脱还只有２０多年，但国人似乎得了“集体健忘症”。 毛时代的政治压力和普遍贫穷，阶级斗争造成的大量“政治贱民”，为安置城 市失业青年而推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满天飞的“反革命罪”，因 说真话而被残酷杀害的张志新、遇罗克、黎九莲、王申酉等优秀青年⒁，所有 这些残酷的社会现实已被人们蓄意淡忘；而一些幻象，如政府官员的相对廉洁、 城市工人的生存保障、意识形态赋予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对官僚主义“造 反有理”的权利等，却魔幻般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并被说成是真实的历史存 在。中共为了让自己的合法性不受伤害而制定的不许讨论“文革”的规定，既 让年青一代无法正确认识“文革”，也让经历过“文革”的工人农民因今日地 位的衰落而刻意忘记历史真实。若仔细观察社会现实就会发现，这种对毛的怀 念与近两年政府急于通过各种政策与“理论”迫使社会承认现存利益分配格局 完全同步。 　　从１９９９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基本成型。政府已经放弃对弱势集 团的利益保护，并采取种种政策倾斜的办法巩固现存的利益分配格局。 　　标志一：政府成为股市泡沫的造势者。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９日《人民日报》 以社论的形式公开鼓励中国公众入市炒股，为政府“圈钱”造势，可视作政府 为摆脱财政危机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此后证券市场各种丑闻不断，不少 根本不符合上市资格的国有企业都被各地政府推到证券市场上“圈钱”，中小 股民（亦即中共一直挂在嘴上的“人民”）的利益则受到严重损害。近几年最 著名的丑闻有，１９９９年海南公司“琼民源”事件、２００１年的“兴业聚 酯事件”、“银广夏事件”⒂；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证券分析员赵纲根据交 易所资料完成的两份报告“基金行为分析”与“基金风格及其评价”，更使国 内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违规操作曝光，由此将中国引入了一场大揭基金黑 幕的漩涡。⒃ 　　标志二：政治利益集团加速与经济利益集团合流的步伐。第一步是１９９ ９年通过修改宪法承认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其要害在于实质上承认不少通过贪 污腐败手段聚敛的财产具有合法性。第二步是“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所谓 “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代表显然已经不是占人口８３％的下层人民 ⒄。第三步则是２００１年的“七一”讲话，它公开承认事实上早已与政治利 益集团合流的经济利益集团政治上的合法性。 　　标志三：政府在政策选择上公开向强势集团倾斜，放弃下层人民。近两年 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多属施惠于上层、中上层，而那些帮助穷困民众度过难关的 政策却一再削砍或推延放空。比如，在公务员阶层生活显然优于一般民众的情 况下还要不断给这一阶层加薪：１９９９年下半年公务员薪资提高３成，２０ ０１年公务员薪资又在４月和１０月分别提高１．５成，３次加薪合计提高薪 资７成，今年又再次表态为公务员加薪，短短３年内公务员薪资将实现政府提 出的翻一番的目标⒅；而去年政府同时却规定，下岗工人失业半年后即不再予 以补助，２０００年旨在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费改税”在少数省刚开头就 无疾而终。又如，政府从１９９８年开始造势的“债转股”，因为对一些经济 利益集团相当有利，虽然有极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也强行在２０００年初出 台；只是后来因为这一打通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这两只“钱袋”的举措有导致 国家信用崩溃的危险，才不得不草草收兵。 　　标志四：推行损害下层民众利益的所谓“教育产业化”政策。其核心就是 提高教育收费以满足教师的利益要求，结果近几年高等学校收费以每年平均高 达５０％的环比增长率快速上升。这项措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政策 完全背道而驰，对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的负面影响。在“教育产业化”的名义下， 部份学校大幅提高学费、杂费等各种费用。有关方面１９９８年对全国１４所 高校的抽样调查显示，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平均总支出为５，９２９元；近年来 这个数字又有明显增长，其中仅学费一项就达到４，０００至５，０００元， 个别学校每年需交的各种费用加在一起近万元。有的学校包括中学甚至在“教 育产业化”的旗帜下违规招生，违规收费。⒆“教育产业化”政策造成在校大 学生中１５％以上的学生沦为“贫困生群体”⒇，而政府为“贫困生”设立的 助学贷款却是杯水车薪，且贷款担保门槛太高，令许多“贫困生”望而却步。 截至２００１年５月底，全国向四家主要的国有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与农业银行）申请贷款的学生共有５３．４万人，申请助学金额为３ ３．３７亿元，但只有１７万名得到了贷款，贷款合同金额为１２．６２万 [21]，分别是申请人和申请额的３１．８％和３７．８％。许多贫困的农家子 弟与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只得放弃上学机会。 　　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一个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在 整个国家文盲与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 象。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日益艰难，２００２届全国普通高 校共有毕业生１２３万，比上年的１１５万又增加了９．４％，整体就业形势 不容乐观。在２００２年１月４日、５日的深圳招聘会上，出现了１０万大学 生竞争１．５万个职位的局面。[22]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状况已延续了 好几年，导致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高校将这种现像戏称为“就 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从１９９９年开始连年 扩大，１９９９年增长２７％、２０００年增长３５％、２００１年增长３５ ％[23]，２００１年的研究生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１９９８年的２．３１倍。 在教育资源如师资、设施等未相应扩大的情况下，高等学校为“创收”而实行 的研究生扩招，实际上是为数量而放弃质量的典型短视行为。 　　中国的大学生只占适龄人口的４％，相当于现代化国家这一比例（一般是 １０％至１５％，平均为１２．５％）的三分之一，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２ ％，居世界第７９位。任何国家实行长期反贫困策略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实行义 务教育，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逐步减少下层社会成员，改善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的这一“教育收费体制改革”事实上是将占人口８３％的下层人民[24]的 子女排斥在高等教育的门槛之外，使他们无法达到现代化社会要求的技术素质 与文化素质。 　　与此同时，当局为了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又重新捡回了改革前 的统治策略：一是加强政治高压，消灭一切在工人农民中出现的社团活动；二 是加强舆论控制，除了严格控制主要官办传媒这架不断制造谎言的机器之外， 还大力整顿那些“不听话”的地方传媒；三是严厉打击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独 立知识分子。政治高压与舆论控制互为表里，已成为１９９９年以来当局的主 要统治方式。 　　四、关于“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神话 　　遭受了种种“改革”痛苦的中国目前陷入了两难处境：在现有的软政权化 状态下开出更多的改革处方，有如在难以愈合的伤口上继续撒盐，９０年代以 来出台的每项“改革”都反复证明一点，这些措施最终都成为贪污腐败的官员 们牟取私利的最佳借口；但停止改革也困难重重，因为整个社会等级秩序还未 从法律上完全到位，如果不继续“改革”，只是用“三个代表”与“七一讲话” 之类的说词从意识形态上为现存的社会利益格局“正名”并营造合法性，那么 社会将继续为这种“跛足改革”付出更多的代价。因为不公正的改革制造了大 批边缘化阶层，而这些边缘化阶层为了要活下去，必然要以种种铤而走险的形 式为这个社会的上中层制造种种不安。所以有识之士早就看清了一点：改革是 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笔者近年来所到之处，尤其是在海外，总遇到不同的人问同一个问题：党 内高层的“改革派”推行改革措施时是否遇到了“保守派”的阻挠？仿佛“保 守派”是装“改革”错失的“垃圾桶”。笔者以为，从近年情况看，党内的 “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 政策上，总书记与总理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总理与副总理的看法也有差别；但 在面对下层骚乱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社会安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 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高层其实无所谓“保守”与 “改革”之分。 　　９０年代以来的改革史证明：所谓“保守派”代表左的势力，“改革派” 代表前进的方向，其实只是个政治幻觉而已。就维护极权政治这一点而言，所 谓的“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一致。“保守派”总是以防 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 持“正确的”方向。他们怀念毛时代的专制与思想禁锢，并宣称这种“怀念” 代表着广大人民的独立思考。而“改革派”则总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 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热衷的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而这种瓜 分永远是有利于改革派归属于其中的利益集团。大量附属于他们的学者尤其是 部份经济学家，则总是在论证这种“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他们一向避免用 “极权政治”这个词）的合理性，渲染“中国人的素质低、与民主政治无缘” 之类说法。 　　当局固然可以向本国民众和世界撒谎，宣称中国的经济如何如何在世界上 一枝独秀，但事实是自１９８９年以来，中国经济除了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 巡”之后由“开发区热”造成的经济“虚热”之外，经济增长与社会状况一直 不如人意。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这十余年中都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 不管政府控制下的传媒向世人公布的改革“成就”是如何巨大，也不管中国政 府怎样将“申奥”与“入世”炒作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象征，无可 否认的是：失业者越来越多，边缘化阶层越来越庞大；无法进入现代化生活的 广大农民与处于破产半破产状态的农村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 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阴影也日益迫近；无法克服的制度性腐败与使社会越来越 不安的黑社会化现象更使公共生活缺乏安全感；越到后来，为政者越感到自己 虚弱不堪。２００１年下半年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案发后，当局对贪污腐败已无 法直接面对，只好在内部规定，以后公布贪污腐败数额不得超过２，０００万 元，以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像。与此同时，这一年又整肃了好些媒体，其中最 著名的是《南方周末》报与《书屋》杂志[25]，还整肃了一些知识分子，逮捕 了一些敢说真话的记者[26]，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管理。但这种“鸵鸟政策”只 是当局的“面子工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改革走到今天，人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个政府的本质与“人民共 和国”这一国体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人民”的尊崇地位只是体现在宣传当中； 现实生活里一旦“人民”要为自己受到的压迫与不公而抗议时，他们就立刻成 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敌人”。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毫不犹 豫地利用国家机器对人民实行镇压。现实表明，与其说所谓的“保守派”与 “改革派”之间存在政治理想的差别，还不如说仅仅存在政治口号的差别。 “保守”也罢，“改革”也罢，只不过是政治利益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 已。在利益的占有方式上，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尤其是高层人物，无论是 被视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从来都不拒斥让自己的子女及 亲属用占有经济资源的方式来实行变异的权力继承。而为社会改革付出代价的， 始终只是广大下层人民。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２０ 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 非常热闹，其实混乱不堪的所谓“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 而是越争论越糊涂。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 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大 跃进赞不绝口。虽然当局不再奉行毛体制及“文革”路线，但目前的专制制度 与毛体制在政治上有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因此尽管“新左派”对毛体制与 “文革”的称颂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却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 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而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与自由主义涉及各 领域、主张过于宽泛有关。自由主义政治学主张的民主与宪政真正指向的批判 对象其实就是中共现在的专制政体，因之也是“路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 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而自由主义经济学者 们提出经济学家应该与利益集团相结合，主张“腐败有理”等言论在中国其实 正是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不但政治上没有遭 受打压之虞，反而受到一些浅薄的传媒追捧，加之持这些主张的学者们不少还 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互相唱和，在９０年代蔚为壮观，俨然 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 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为腐败张目、为权势集团服务的学说。新左派们并非不 明白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的自由主义之间这种差别，但 他们聪明地利用了双方话语权不对等这一情况，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最容易在 中国引起非议的“腐败有理论”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的“精髓”加以批评，因此 似乎抢占了“道义制高点”。所以这场争论的结果不免流于滑稽，因为在“新 左派”的批判声中，中国产生腐败的根源似乎在于自由主义学者鼓吹“腐败有 理”，而专制政体这一制度性因素反而逃过了他们声色俱厉的批判。而自由主 义阵营的团结精神也远不如新左阵营，常常是被视为代表人物的人在孤军奋战， 缺乏后援。在一个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国度里，争论双方回避了当下中国需 要解决的紧要问题与真正应该批判的批判对象进行争论，除了模糊人们的视线 之外，充其量表示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急剧商品化过程中不甘于被迅速 边缘化的一种缺乏力度的抗争。 　　五、２０世纪的中国革命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给人们的启示是： 仅有经济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证明：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 迁都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以 此标准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在政治旷野里漂泊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以后，只 不过还在历史轮回中苦苦挣扎：一个半世纪的革命与现代化历程，除了一片混 乱的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中国总共经历了３个形式完全不一样的政府：帝制的 清政府、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形式虽然有变，但专制本质却一 脉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经济加专制政治，国民党政府是半资本主义半自然经济 加专制政治，而中共政府改革前是计划经济加极权政治，改革后是市场经济加 极权政治。 　　至于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国只不过在半个世纪里完成了一个从“化私为公” 到“化公为私”的轮回。整个世界从１９１７年以后的历史，包括中国２０世 纪后半叶的历史只证明了一点：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而形 成的经济制度；凡想改变这一制度的国家与民族，在２１世纪还得继续为当初 这一选择付出代价。中国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１９ ７８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 一个暴富阶级。“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 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 　　而意识形态的控制，从思想自由方面来说，除了８０年代有一段短暂的放 松之外，很难说现在就比１９４９年以前的舆论环境宽松。一些经历过国民党 政府与共产党政府的文化人的命运就说明这一点：敢于议论风生批评国民政府 的新闻记者如浦熙修、彭子冈等，在共产党领导下却成了只会写歌功颂德文章、 写悔过书与认罪书的文史馆资料员而苟活着。[27]而巴金、老舍等优秀的文化 人在中共建国后再也写不出任何像话的作品了。中国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远 乐此不疲，虽然２１世纪有了网际网路等先进技术，但当局同样有办法应付， 在全国大量招聘电脑专业人员充当“网路警察”，对技术上不易控制的网络媒 体继续施以故智。 　　２０世纪的历史轮回表明：这种由新专制政体取代旧专制政体的“革命”， 无非是让人闭着眼睛往黑暗里一跳，前途何如，只能听天由命。在这段历史中， 中国人民有如枯枝败叶在狂风中翻滚的苦难命运，只再次证明了元代诗人张养 浩在他的曲子《山坡羊》中所感叹的：“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化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将中国当代的“改革”放置在已经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 史进程中来看，也许对中国今后面临的问题容易理解一些。 　　笔者曾研究过清代中叶以来的历史，自从那时人口超过４亿以后，中国就 形成了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这一特殊的资源秉赋，以后二个半世纪的中国所有 危机的核心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如何养活庞大人口的问题；而所有科技进步、经 济发展的成果，大部份都被用来养活新增人口。[28]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思考虽 然不少，却始终未成为一种全民族的共识。 　　而另一种认识却通过教科书深深地沉淀于民族意识当中，并时不时地成为 一种社会动员的口号，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是外来侵略造成的。所有的历 史教科书当中，凡涉及到鸦片战争前夕的状态，都先列举一连串资本主义萌芽 的表现，然后再用一句这样的“经典名言”加以总结：“如果不是外国帝国主 义入侵，中断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国社会也会缓慢地、逐渐地进入 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通过教育强行灌输了几十年的虚假知识最后化成一 种民族潜意识，在２０世纪末２次中美冲突（１９９９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 馆被炸事件、２００１中美撞机事件）中，轻而易举地成为反对美国的精神动 员资源。 　　到了２００１年美国发生“９１１”事件后，中国大学生中表现出来的那 种幸灾乐祸情绪，更说明这种认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然而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人类，只有正确地认识问题才是找到问题的解决 之道，中国的这种流行历史观将社会的不发展、人民所遭受的种种灾难都被轻 而易举地算到所有的外国侵略者头上，但这种历史观只有为统治者开脱责任的 功能，于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却并没有什么帮助。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就是如 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遭受的命运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 　　笔者曾于１９９８年戊戌变法１００周年纪念时写过一篇文章[29]，其中 谈到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 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 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 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工具，遂将这些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比较一 下１００年来解决前述五大问题的办法（即反贫困的总体战略）就会发现，这 些问题作为世纪性的难题，历经１００多年的努力，却并未获得解决，反而以 更复杂、更严峻的形式向中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若清醒地观察中国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已出现“拉美病”的五大症状： 　　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腐败已经成了当局无法克服的政治之癌，从 每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只能得出一个结 论：贪污受贿的官员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１９９９ 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３８，３８２件，比上年增加９．４％； 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２，２００人，其中厅局级干部１３６人，省 部级干部３人。[30]２０００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 案件４５，１１３件，比上年又增加了１７．５％；因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的 县处级干部２，６８０人，厅局级干部１８４人，省部级以上干部７人。[31] 据中国学者胡鞍钢在接受中国新闻社采访时表示，目前每５个涉及腐败的公务 员中，只有１人受到惩处。[32] 　　面对这种局面，当局为自己开出的“药方”就是拒不承认腐败的泛滥和制 度根源。２０００年３月笔者在湖南的《书屋》杂志上发表了“当前中国社会 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33]，尖锐批评了中国现在陷入制度性腐败的困 境；认为在现行政治体制下进行“事后惩治型反腐败”已起不到遏制腐败的作 用；并指出整个统治精英集团已集体堕落，贪污腐败成了政治运转的“润滑剂” 等。政府对这种批评的回应是，下令从此不让中国的任何报刊杂志登载笔者的 文章，强迫笔者工作单位找各种理由整肃笔者，并动用国家安全局的特工实行 ２４小时监控。更为荒谬的是，中纪委在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８日发布的第五 次全会公报中竟针对笔者的批评作如此表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 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明显成效；理直气壮地阐明我国现阶 段出现的腐败绝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败；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 主流是好的，我们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34]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动 用从宣传机器直到安全部的所有专政手段，严厉打击不受当局控制的批评腐败 者。各地政府更是把有点正义感的记者视为大敌，采用各种手段防堵他们对腐 败现象的揭露，以致于一些地方官员提出了这样的口号，“防火防盗防记者”； 在这样的严厉管制下，新闻工作者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 能充当“党的喉舌”，结果时下在新闻业界内外出现了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 “舆论监督是条狗，天天蹲在‘长’门口，‘长’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 几口”（这里的“长”是指长官）。[35] 　　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36]，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 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中国每年５，０００多万流向沿海大中 城市的民工潮[37]，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结果成为犯罪群体 的后备军。比如２０００年夏轰动中国的张君凶杀集团一案，其参与者基本上 出身于多子女贫困农民家庭，没受过教育，也未受过任何技能训练，在城市里 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铤而走险，以抢劫杀人为业。[38]《南方周末》就 是因为发表了“张君案件反思”与“张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产生张君的 社会土壤还存在，就会源源不断地制造新的“张君”，成为社会毒瘤，因而被 当局指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２０多年来为湖南人民所做的巨大贡献遭到整 肃。 　　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从各种 调查材料与已破大案来看，这些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 并在社会上呼风唤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早已与当地的政要们──首先是公 安部门的官员们沆瀣一气，形成了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与西方的黑 社会组织相比，中国大陆的“黑白合流”还有个特点：西方黑社会组织结纳的 权力部门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门，而中国的黑社会组织的触角更深，不少干部 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会组织头目还具有各种官方身份，戴 上了“红帽子”。例如，浙江温岭市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这一身份之外，还 具有跨省份的８个其他身份：其中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随州市青联 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随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４个官方头衔， 被张畏一案所牵涉到的６７名党政要员当中，有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４ ２人、司法干部１５人、金融机构干部１０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 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 [39]２０００年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梁旭东[40]、辽宁黑白两 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41]、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42]，情况也与张 畏相类似。所有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这些官员的关系网强 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黑帮才得以在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四、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份。“富人一 席酒，穷人一年粮”的情况在中国已非常普遍。１９９９年，中国城乡居民储 蓄为５８，０００多亿，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收入抽样调查的资料推算，其中４ ７％的存款属于３％的富裕人口所有。[43]此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 从改革开放前的０．１５上升到２００１年的４．５８。[44]由于中国的统计 数据历来有“掺水”问题，所以人们普遍怀疑，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远大于这 一数据。 　　五、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对广大中下层 人民进行统治。 　　此外，中国的生存基础已被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高度劣化。据有关资料介 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为３６０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３８％，在有的地方民众已无生存之地。中国林科 院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中国国土的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时加以 治理，人民则有祸于旦夕之虞。[45]中国农民人均占有土地资源的状况也非常 严峻。上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口与资源问题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让资源平均化 得到了暂时缓解；而这个世纪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则是如何为数亿没受过多少 教育与技能训练的农村人口找到“饭碗”，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是“天字第一 号”的难题。 　　今后的中国社会必将经历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个社会如果纵容５％ 的权势者利用权力抢钱，最终很可能是９５％的受剥夺者运用暴力将被抢去的 钱再抢回来，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上演的“戏剧”。从当局目前为 肯定现有社会利益格局所作的“不懈”努力来看，腐败还将继续蔓延。在中国 加入ＷＴＯ以后，以权力支撑的国内垄断资本将会继续发展，并与国际资本内 外融合，共同支撑着中国的政治利益集团，形成一种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 益集团──外国资本三者联合统治的格局。而随着社会危机的逐渐加深，政府 的主要任务似乎又回到历史老路上来：运用武装力量与政治专制手段防止中国 一个半世纪以来不断重复出现的传统危机：下层动乱。 　　中国历史转了一个圈后，又进入了一次历史轮回。 〖本文初稿于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为１１月９日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而作，完 稿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５日，首发于《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２年第一期。〗 【注释】 ⑴　例如，韩德强的“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八面来风》，２０００ 年第８期；崔之元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１９９８年３月； 《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⑵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张维迎，“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的也属次优”， 《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樊纲，“腐败的经济学原 理”，《经济学消息报》，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２日；张曙光，“腐败与贿赂的 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学：１９９４》，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张五常，“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国企改革永远没有希望？”，《奇迹网络》，１ 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４日；樊纲，“骗出一套新体制”（１９９３），《走进风 险的世界》，广东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张五常，“以资产换特权，促进 私有化”（１９９５），《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版；张五常，“三种社会体制”，《书屋》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王宏远，“反 腐败不能严厉到使政府官员岌岌可危”，《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张曙光，“繁荣的必由之路．自序”及“腐败问题的再思考”， 《繁荣的必由之路》，广东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⑶　《人民日报》，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６日，第１版。 ⑷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第１版。 ⑸　《邓小平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人民出版社。 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７年。 ⑺　“改革开放简史及两极分化的成因”，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２日，贴于 《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沙龙”讨论区，网名“同志们晒黑了”。 ⑻　申明民，“中国的代际政治”，《当代中国研究》（美国），２００１年 第４期。 ⑼　由于中国严厉的言禁，这方面的材料几乎不可能见诸于国内的报纸与各种 媒体，但有些事情国内尽人皆知。例如，“路四时期学生的反腐败批评曾针对 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创办的康华公司；前北京市长陈希同的案子就涉及其子陈小 同与前首钢公司党委书记周冠五之子周北方及邓质方的经济合作关系；《证券 市场周刊》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４日刊登了马海林的文章，“‘神奇’的华能 国际”，披露了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妻子朱琳参与华能公司运 作的内幕，该文在北京政界引起相当大的震动，据海外媒体报导，武警总队除 迅速将马海林软禁外，同时致信李鹏，强调武警部队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并 表示此文是由马海林的妻子撰写，以马海林的名义投稿；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也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 ⑽　台湾综合研究院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专任研究员陈梓龙于１９９９年发表的 研究报告“当前大陆政治、社会稳定性之评估”曾根据《时代周刊》、《远东 经济评论》、加拿大《环球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 电台、中国大陆《经济日报》等多家媒体自１９９８年以来的报导，整理出两 份表格附于该报告之后，其一为“近年来大陆各地重要示威抗议活动情况”， 其二为“大陆异议人士组党及中共镇压情况”。该报告列举的事实部份反映了 大陆社会不稳定的状况。查阅该报告的网址为 http://www.dsis.org.tw/pubs/reports/rp-mh9903001.htm。 ⑾　参见任不寐发表于美国《min中国》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的系列文章，这组 文章列举了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高勤荣因披露运城地委假喷灌工程而被捕判刑、 香港《文汇报》注大连记者姜维平因揭发大连市长薄熙成劣迹而被捕等案件； 中国新闻社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５日的消息也曾披露，《工人日报》披露河南卢 氏县县委大搞形象工程后，该县委通知在全县收缴《工人日报》；此外，海南 的《天涯纵横》网站也因类似原因被暂时关闭。 ⑿　据王军的研究，中国自１９８５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到了 ５２．３％，超过了８０年代世界上１５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 平均水平，而且在进入９０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见王 军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改革》，１９９６年第５期；英 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 报告中指出，从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５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 过１，０００亿美元，载英国《金融时报》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７日，“中国 成为世界资本的重要来源”，转引自《参考消息》１９９７年１月８日；又据 中国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显示，１９９７年 和１９９８年资本外逃额分别为３６４．７４亿美元和３８６．３７亿美元， １９９９年这一局面虽然得到一定的控制，但资本外逃额仍高达２３８．３亿 美元，２０００年资本外逃又急剧增加，总额约为４８０亿美元左右，比外商 对中国实际投资的４０７亿美元还要多，见美国多维新闻社２００１年５月３ ０日的报导。 ⒀　参见拙文“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湖南）， ２０００年３月，第３页至第１６页；未作删节的全文刊登于《当代中国研 究》（美国），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６８页至第９３页。 ⒁　张志新、遇罗克、黎九莲是在“文革”期间被杀害的，中共把责任完全推 到“四人帮”头上。上海市华东师大学生王申酉系“文革”期间获罪，但那时 “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政府并未杀他；“四人帮”垮台后，在新任上海市委 负责人苏振华、彭冲等人主持下，王申酉不但未获平反，反而被判死刑并立即 执行。此案明明是错杀，但至今无人承担任何责任，甚至禁止公开案情。 ⒂　分别见《财经》杂志１９９９年４月号，２００１年４月号“兴业聚酯 疑窦”，以及２００１年８月号“银广夏陷阱”。 ⒃　《财经》，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号。 ⒄　参见拙作，出处同注⑾。 ⒅　《世界日报》（北美），２００２年１月４日，引自香港《文汇报》报导。 ⒆　新华社沈阳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３日电：“教育产业化不能等同于教育商业 化”。 ⒇　“来自贫困大学生的调查报告”，《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５ 日第１６版。 [21]“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切实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各项政策”，新华网 贵州频道，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４日。 [22]“今年求职有点冷”，《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４日。 [23]“考研全接触”，天津《今晚报》今晚网，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４日。 [24]数据参见拙作“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出处同注⑾。 [25]参见任不寐２００２年１月的系列文章。 [26]见《亚洲周刊》（香港）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初的报导。 [27]朱正，“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书屋》，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28]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出版。 [29]何清涟，“一个世纪的飘泊──戊戌变法百年祭”，《南方周末》１９９ ８年４月１７日。 [30]《人民日报》，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日，第３版。 [31]《人民日报》，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１日，第２版。 [32]此消息２００２年１月９日贴于“陈岩锋思想之家” （cyfgg.xilubbs.com）的“当前论坛”。 [33]出处同注⑾。 [34]“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８日。 [35]《南方周末》编辑鄢烈山，“舆论监督不是狗”，贴于《世纪中国》网站 的“世纪沙龙”讨论区，贴出日期为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８日。该文说：“ ‘防’的手段有多种。首先是牢牢控制本地的新闻传媒，严令传媒老总这个不 准报导那个不准披露，违者即摘掉乌纱帽或砸他的饭碗；对于上级和中央传媒 的记者，则授意本地有关人员不得接受采访，有的地方甚至由政法委另外专门 制了记者证，只认他们这个证，不信国家新闻出版署制发的证。文明的设防手 段是封锁现场和消息来源，不文明的就干脆采用暴力驱赶殴打记者，抢夺记者 拍摄的音像资料。当然，威胁受访的群众也是其中一招。记者的人身安全越来 越没有保障：揭发山西运城地区领导制造虚假的节水渗灌工程的记者高勤荣身 陷囹圄；为主持正义曝光海南一起卖淫嫖娼案的记者刘洪以被逼疯；重庆女记 者罗侠在采访现场被人打成重伤……一起接一起伤害记者案令人发指，也令从 事舆论监督的人心寒。如果说‘新闻记者是条狗’，则毫不夸张地讲，从事舆 论监督的记者在某些官员眼中是威胁他们官运的恶狗、野狗，无人保护的记者 则很像一条条丧家狗。ＣＣＴＶ的记者在《偷拍实录》一书的后记中写道： ‘很牛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带着偷窃般的心态，忍着内心的愤怒，以一名弱小 平民百姓的身份，目击着欺骗、凌辱、威胁、谩骂、违法、乱纪等一系列精彩 表演’，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很特殊的一种现象。” [36]何清涟、程晓农，“已走到尽头的小农经济──关于中国农村、农民与农 业的对话”，《当代中国研究》（美国），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37]“昆虫正成为城市化新的威胁”，《深圳特区报》，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２１日；“重典治乱，安宁重上行人脸”，《羊城晚报金羊网》，２００１ 年１０月２９日。 [38]“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成长”，《南方周末》，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９日。 [39]“浙江温岭‘黑帮老大’张畏的最后自白”，中新网宁波２００１年４月 ２７日消息。 [40]“披着警服的黑社会老大”，《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８日； “中国１９９８第１号黑社会案大揭秘”，《深圳商报》，２０００年８月１ ８日。 [41]“沈阳：豪赌市长与黑帮人大代表的发迹没落”，《三联生活周刊》，２ ００１年３月９日。 [42]新华社特稿，“疯狂作恶终有报──广西‘打黑第一案’纪实”，新华社 记者程义峰，南阳新闻网，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７日。 [43]杨宜勇，“收入差距为何拉大”，《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０年５月１ ５日。 [44]见《经济日报》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９日。基尼系数越大，说明社会中收 入分配的差距越大，西方国家的这一系数一般在０．３左右，中国的贫富差距 远远大于西方国家。 [45]“国土生态：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华工商时报》，１９９９年３月１ ４日，第３版。 【】　　　　　　　　　　　　　　【】　　　　　　　　　　　　　　【】 °书与书评° 　　　　　　　　　　◆　《王力反思录》读后　◆ 　　　　　　　　　　　　　　　　　　　　　　　　　　　　　·丁　东· 　　《王力反思录》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以后，在中国大陆高层引起较大的 反响。 　　王力生于１９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他的岳父王翔千和王烬美、 邓恩铭共同成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可以说是最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那批人 之一。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共，五十年代后期进入中央写作班子，成为中 共重要的笔杆子，起草过“九评”和文革初期的许多重要文件，包括被中共九 大到十一大的视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那段“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文字， 也是他根据毛泽东的话归纳出来的。 　　１９６６年６月，他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次年１月，中宣部长陶铸被 打倒，中宣部更名中央宣传组，毛提名他任组长。１９６７年７月在武汉被群 众组织打伤，回北京时受到中央组织的盛大欢迎，红极一时，一个月后又被打 倒，后关进秦城监狱１４年，直到１９８２年才被释放。晚年生活上虽然得到 较好的待遇，但１９８４年被开除出党，他引用王光美说法，这是当了替罪羊。 １９９６年去世。去世前，他已经将此书基本编定。此书约八十万字，除少量 篇幅是文革期间在秦城监狱所写外，其余是１９８２年从秦城监狱释放后回家 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部份，他嘱附家人死后方可发表。 　　《王力反思录》的突出价值，不在于思想理论部份，因为他晚年的思想基 本上是按邓小平的理论而思想，自己发挥离不开这个基础；其突出价值在于独 家披露了中共高层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尤其是特别嘱咐死后才能发表的 《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有二十多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 这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也是后人研究文革史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有些关键 史实，将会成为后人治史的依据。由于王力从五十年代末就接触中央的核心活 动，文革第一年参与了中央的高层决策，他的书对于后人了解当时中央高层的 决策过程和决策机制有极大的帮助。这些决策过程，在当时是秘而不宣的。随 着时间的推移，当事人陆续去世，后人就更难了解其中的真相。王力深知自己 亲身经历的重要性，所以回忆这些往事就成为他晚年的主要活动。有些事如果 他不写，可能永远无人知道。 　　叙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许多重要事件，现在大陆流行的史书其实大可疑问。 中共高层的原始档案不开放，只能是官方怎么说史家就怎么写。而官方的基本 逻辑是黑白分明。党的高级人物，都有盖棺论定。他们被划分为好人和坏人。 被认为是好人的，史书上只说好话，如果他当时伤害过别人，则加以避讳；被 认为是坏人的，修史时只能说坏话，如果他做了一些好事，也避而不提。文革 史的这种研究格局和叙述基调，是中国８０年代以来的政治格局和领导集团的 利益需要所决定的。近些年民间的回忆录和研究论著稍有突破，但远远不能改 变这种基本格局。按照这样的逻辑写来的史书，文革中的坏事自然都归到了林 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身上，谈到毛泽东的责任时往往含糊其 词，其他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人就更谈不上有什么责任了。王力在文 革头一年，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时下流行的史书里也被归入坏人之列。他 自己是不甘于接受这种成见的，于是就要用史实来澄清。他的记忆很好，文字 表达能力又强，对于处在不利地位的他来说，除了靠史实说话，没有别的途径 为自己辨白。于是，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便展示在他的笔下。试举两例： 　　回忆１９６６年二、三月间的事情时，书中写到—— 　　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 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 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 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 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 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 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二月提纲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但还没有下决心 整彭真。这件事情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法码。什么事情都有个偶然性。彭真至 今还记得这事，说王力是很慎重的。当时我建议彭真和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 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 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 等。后来从彭真家查出这信，江青对戚本禹大为不满。这又成为打倒戚本禹的 重要原因。（５８１页） 　　这段文字话虽然不长，涉及的人物却包括毛、彭、姚、许、杨、邓、王、 戚、关、江十人之多，从中可以窥见党内关系的复杂和游戏规则的微妙。 　　回忆１９６６年７月时，他写到—— 　　七月一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回来，我建议康生赶紧向总理 汇报，国内情况很严重，不是一般的运动，刘、邓都陷进去了，陈老总也陷进 去了，总理千万不要再陷进去。我当时在陈伯达那里起草十六条，是跑步去找 康生的。康生到机场欢迎总理时，同总理坐一个车回来，一路上向总理汇报了。 康生说，一是总理不要陷进去，二是中央文革现在与过去大不一样，总理要参 加，要过问。刘、邓可能站不住了。陈毅在张彦问题上也陷进去了，总理不要 再陷进去。总理第一不要参加工作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管不了。 （康生那时对江青有意见，看不起她。老早就知道她历史上不那么乾净）总理 也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回来差不多天天接触文革小组的事，首先抓清华。当 时总理只要不陷入工作组问题，毛主席就会同意由总理主持工作。（６１３— —６１４页）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靠边，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近十年，与 此不能说没有极大关系。这也可以成为理解周、康二人晚年关系的一把钥匙。 　　像这样的重要细节，在书中不下百处，都有填补文革史空白的意义。王力 讲出这些史实，意在表明自己不但无意整人，而且还想保护一些人，起码有这 种潜意识。 　　后来对王力的处理，与林彪、江青及关锋、戚本禹这些前中央文革成员， 有重要的不同。他虽然也被开除了党籍，但未受刑事处份。这可能与邓小平看 了他写的东西以后说了好话有关。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毛泽东在武汉与王力单独谈话时说到邓小平“打 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 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 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 邓小平，都离不开周恩来，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 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 　　可见毛泽东晚年一点也不糊涂。但这使我感到，在他的政治哲学中，这些 一起共事几十年的高级领导人，在他心目中不过是棋子，用之弃之都在股掌之 间，人格的尊严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１９８１年，王力还在秦城狱中，第一次有了写信的机会，就将上述谈话 的后一半上书邓小平。邓小平读到他几篇文章，派邓力群与他长谈一次，给他 传话说“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 能力为党工作的”。邓小平的表态，使他晚年获得了一个活动空间。 　　王力生前曾经接受采访，他的言论公诸媒体之后，引起了一些文革中受过 冲击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发出“江东弟子今何在”的质问。其实，王力已经不 可能东山再起，没有必要封住他的嘴。堵住文革中曾经活跃过的人的嘴，并不 能避免文革的悲剧重演。只有打破舆论一律，形成一个言论自由的制度环境， 让各种声音都能发出来，才能避免一言堂体制造成的悲剧。 　　怎样看待这些中共政治上的失败者的回忆录的真实性，是一个很有意味的 问题。此前，陈伯达晚年的遗作也在香港出版。他们笔下的历史与正史自然有 诸多差异。对这些差异，我倾向于相信失败者回忆的真实性。除了他们的叙述 本身的逻辑力量而外，考虑到他们在写作这些回忆录时的政治处境，已经在政 治上被打入另册，只想对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实罪名加以澄清，如果他们说的不 是真话，官方很容易运用掌握在手中的舆论机器使他们陷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本书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作者对康生、陈伯达等都有持平之论。比 如肯定康生的书法家地位，否定他是文物大盗。他谈到陈伯达在１９６４底感 到毛要整刘少奇，和他商量，劝刘少奇主动向毛泽东作检查，使毛、刘冲突推 迟了一年多，这与陈伯达的回忆也是一致的。作者讲这些细节，无意从根本上 改变对康生、陈伯达的负面评价，但能启发读者，评价历史人物应避免简单化。 　　对文革的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毛泽东能够在他的晚年发动这样一场运 动，当时在党内不曾遇到任何实质性的抵抗。现在官方的史书，谈到党内领导 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各种抵制，多有所夸大。相比之下，我觉得王力的回忆 更接近当时的真相。文革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 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探究这些原因，需要以理清史实作基础。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王力反思录》提供的史料是无法回避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