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　　　　　　　　　道 　　　　　　　　　　　　　　ＴＵＮＮＥＬ 　　　　　　　　　　　　　　第二百零三期 　　　2002.10.7　　　　　　　　　　　　　　 　　　　（sd0210a） 　÷÷÷÷÷÷÷÷÷÷÷÷　本　期　目　录　÷÷÷÷÷÷÷÷÷÷÷÷ １、历史反思　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下）　·笑　蜀· ２、时　　评　已闻磨刀霍霍声－－香港基本法２３条立法　　　·司徒华· 　　　　　　　中国前途堪忧——太平盛世背后弥漫着悲观气氛　·王　丹· ３、网文摘编　北京拆迁，“疯”景名“剩”　　　　　　　　　·云上飞· 　　　　　　　首恶之区的黑恶横行　　　　　　　　　　　　　·张耀杰· 　　　　　　　被法院诈骗－－一个真实的故事　　　　　　　　·常　箭· 　　　　　　　“暴力强拆”何时休？　　　　　　　　　　　　·梁景路· 　　　　　　　北京金鱼池小区回迁户的愤怒　　　　　　　　　·何德普· ４、外论参考　慢火煮青蛙，不觉已死去　　　　　　　　　　·经济学人·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ｅｔ＿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以上地址退订，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３日发送的应为第二百零二期，误为二百零一期〗 【】　　　　　　　　　　　　　　【】　　　　　　　　　　　　　　【】 °历史反思° 　　　　◆　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下）　◆ 　　　　　　　　　　　　　　　　　　　　　　　　　　　　　·笑　蜀· 〖续上期〗 　　最早把“文武之争”摆到桌面上来的是胡绳。１９５１年６月，胡绳在中 共中央机关刊物《学习》杂志上发表《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 表现》，文章特别强调《武训传》中这样一段对话：参加了农民起义的周大对 兴学的武训说，“好，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那些狗 官恶霸知道，咱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文章指出：“这种‘一文一武’的 看法，得到不少评论者的附和。说的最明白的是发表于《光明日报》上的长之 的文章。他说：‘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 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苦大众翻身，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 育而已。’长之的文章又说，电影中是‘批判了武训兴学的革命意义之限制性， 让人觉得只有二者合起来，再加上正确的领导，革命才可以成功，像中国今天 这样子。’这就是说，‘中国今天这样子’就是武训加太平军加‘正确的领 导’。这位作者如此热心地表扬武训，显然正是为了想说明，甚至在造成‘中 国今天这样子’的革命中，武训式的人也是和武装起义的群众有同样的‘革命 意义’的。”在这里，胡绳很明确地把《武训传》中“一文一武”的分野和现 实政治生活中的“文武之争”联系了起来，很直接地提示读者：《武训传》作 者及其歌颂者，不过是借《武训传》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即与“武装起义的 群众”争功，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的群众”并驾齐驱的位置上。而在胡绳 看来，“文”当然无“功”可言，当然没有资格与“武”并驾齐驱。“现在， 事实上，中国旧时代中的一切教育救国论都已经宣告破产，中国人民的解放已 经通过人民大革命而胜利，到这时候，如果还以为只靠普及文化教育，就可以 解放人民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那真是白日做梦了。”同期《学习》杂志发表 的署名“郑昌”的文章《从<武训传>讨论里应该学到什么？》，持有和胡绳相 似的判断。文章斥责《武训传》“把一个投降了反动统治的奴颜婢膝的小丑武 训，描写成为革命者。把那种根本不联系政治斗争，根本不损害封建统治任何 一点东西的所谓‘行乞兴学’，与领导武装斗争的周大的行动等同起来，称之 为‘一文一武’。”文章并更进一步，指出《武训传》的问题不仅仅是“一文 一武”并列，而且对“一文一武”明显地厚此薄彼。“通过这‘一文’的口辱 骂农民战争为只会杀人，那‘一武’居然被骂得‘头不由得低了下去’；描写 那‘一武’的行为毫无结果，这‘一文’却干成了据说是‘为人民服务’的事 业。”“把农民战争的内容与作用归结成为仅仅一个字：‘杀’。（他借周大 的口说：‘咱们就只有杀！’）他把几个领导过农民战争的领袖李自成、王伦 与洪秀全，诬蔑成为‘杀人魔王’，而其结果是‘败的败，擒的擒’，‘杀， 又有多大的用处’。相反的，一个得到靠屠杀‘捻党’起家的山东巡抚张曜的 支持的武训，一个反对农民战争的武训，却被描写成为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 人。” 　　后来发表的批判文章，在“一文一武”问题上更是纠缠不休，极尽渲染之 能事。 　　《武训传》批判时一直深谙天机的杨耳说： 　　“最触目的是电影对于武训时期农民革命斗争的否定和污蔑，同时也就是 对于中国历史的污蔑。电影里用武训和周大两个中心人物来代表当时中国的两 条道路改良和革命。可是，周大所代表的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在电影中是惨 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无益的斗争……。” 　　“电影《武训传》两次借用武训的嘴，咒骂并质问革命农民道：‘杀得完 吗？杀几个恶霸就行了？……’又说：‘周大爷，单凭杀就行吗？……那么多 的人怎么杀得完呢？’实际上，中国的农民革命，除了张献忠等少数错误的领 导者在失败之际杀人稍多之外，只有反动统治者才不遗余力地污蔑革命农民爱 杀人。《武训传》的这两次质问，和恶毒的污蔑咒诅又什么区别呢？” 　　“持这些论调的电影作者和批评者，表面上说：两条道路都不行。实际上 他们却用尽力量，歌颂武训的‘伟大’，从苦行上，从毅力上，从‘大公无私’ 上，从效果上……。他们说：看啊，两条道路都是‘此路不通’的，特别是： 太平天国终于失败了啊！何必再‘钻到已经打败过一次的地方去’啊！这些武 训的拥护者用了俄国改良主义者同样的语调来劝导中国人民了。列宁曾批判这 种论调是‘这就是叛徒和一遇见失败便灰心丧气者的聪明想法’（见列宁《俄 国社会民主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列宁的话不是完全适合于这里的情况吗？ 武训拥护者又说了：既然如此，‘武’的既杀人又会被人杀，‘文’的却终究 办成三所义学呢，终究使一些穷孩子识了字呢，那么，还是‘文’革命对啊！ 还是教育对啊！这样，否认暴力革命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就凯旋了！‘你看， 资产阶级性的改革是不经过革命也能实现的呀！！既然如此，试问我们俄国人 又何必浪费精神来想什么革命呢？’列宁驳斥俄国改良主义的话真好似专为我 们这里的情况而说的呢！” 　　在杨耳看来，所有这些，不单是对中国历史的污蔑，最致命的是它的“舆 论导向”： 　　“这种污蔑的继续发挥，就是电影本身和许多评论者们直接地、或者暗示 地说，武训的遗志，在今天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他们还大声疾呼 说今天新中国人民要发扬‘武训精神’，号召涌现出‘现代式的武训’。这真 是岂有此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难道是继承武训传统才得来的吗？如果我 们继承的是武训的‘遗志’，而不是农民革命斗争的传统精神，并且接受世界 最先进的马列主义学说，那末，我们直到今天，不仅没有什么人民的胜利，而 且大家都会坐在什么‘义学’里，大念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当了帝国主义和 满清皇上的‘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学习》第４卷第５期） 　　不再写诗而只写批判文章的诗人何其芳说： 　　“电影《武训传》上还捏造了一个太平军的战士周大，说武训和他是‘一 文一武’，肯定他们都是农民的反抗，‘批判’他们都不能获取决定性的胜利， 并且把周大和他所领导的农民队伍歪曲地写为只是烧杀。诚然，太平军的武装 斗争和当时其他的农民起义最后是失败了。历史上很多农民战争也常常最后是 失败了。但是，它们虽然失败了也是应该歌颂的。毛泽东同志说：‘只有这种 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 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 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正是封建社会 里面农民最革命的表现。像武训那样刚好走着相反的道路，刚好处于另一个极 端的人，怎样能够和太平军的战士相提并论呢？把这样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相提 并论，对于太平军的革命战士就是一种莫大的侮辱，而对于武训却是一种粉饰 到极点的抬高。何况电影里面把武训写得更令人同情，而周大却成了只知道烧 杀的‘响马’。根据历史材料，太平军的纪律是很好的，并不乱烧乱杀。而且 像电影里面所描写的张举人那样的恶霸地主，那完全是应该杀的，周大杀了他 又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呢？这实在是对于中国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横加污蔑。” （《学习》第４卷第五期）。 　　打一个喷嚏就能让文艺界感冒的周扬，也坚持认为“电影《武训传》对农 民革命给与了极大的污蔑”，“把周大和他所领导的队伍歪曲地描写为只是烧 杀”。他并画龙点睛地指出：这种对农民革命的污蔑和歪曲，是与现实的政治 斗争密切相关的： 　　　在中国人民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之后，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民主政权， 　但他们中间却仍有一部分人对于已经或正在死亡的旧制度、旧事物时常感 　到惋惜和留恋，而对于新生的事物表示冷淡和怀疑，对于人民革命更深入 　的发展则流露出彷惶恐惧的情绪。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 　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中国工人阶级的先 　锋队共产党就有一种特别的责任，必须和资产阶级破坏或妨碍人民民主专 　政的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进行严肃的、坚决的斗争，肃清其在人民内部， 　特别是在人民的先进分子中，共产党员中的影响。在每个严重的政治斗争 　中，必须反对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否则斗争就不能胜利 　前进（１９５１年８月８日《人民日报》）。 　　众所周知，《武训传》批判并非自发，而是最高决策者精心指挥的政治战 役。所以，无论是杨耳文章，还是何其芳周扬的文章，实质上都是奉命之作。 这些奉命之作莫不抓住《武训传》“文”“武”分野的几个小镜头做大文章， 显然不是什么“不约而同”，而是反映了最高决策者的意图，反映了“文” “武”分野的几个小镜头对最高决策者形成了怎样的强刺激。“文”“武”之 争便在事实上构成了《武训传》批判的主题。在最高决策者眼里，《武训传》 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作品，而是地地道道的“影射史学”、“影射文学”，用 深谙天机的杨耳的原话讲，是“武训借尸还魂向革命的新中国挑战”！换句话 说，是“文”向“武”挑战，是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向执政党挑战。《武 训传》中“文”“武”两种势力、两条道路，代表了现实中“文”“武”两种 势力、两条道路。毛泽东向来以“农民革命斗争”的继承者为中共和自己定位， 在他看来，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则是武训的继承者。对武训的褒扬，也就等于 是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自吹自擂”；对太平军和洪秀全的种种批评，诸如 “杀人魔王”的批评，洪秀全登了宝座就忘记穷人的批评，莫不构成对中共和 毛泽东本人“恶毒的污蔑咒诅”。换言之，当年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是要借 《武训传》抬高自己，贬低中共，借《武训传》与中共争功，把自己摆在和中 共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武训传》的问世因此是一个明显的征兆，即“资产阶 级参加了人民民主政权”之后，不满足于既有的权力分配格局，不满足于新政 权对他们的“照顾性”安排，自命不凡，得陇望蜀，向中共的领导地位提出了 挑战。毛泽东不可能对这种“挑战”掉以轻心。梁漱溟为张东荪向毛泽东求情 时，毛泽东答称：“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这样回答完全是出于策略，即 显示对自己的力量的充分自信和对“秀才文人”的不屑，借此警告“秀才文人” 不要造反，造反成不了气候。实际上，毛泽东从来不曾低估“秀才文人”政治 上的能量。毛泽东再清楚不过，中共起家靠“笔杆子”；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 的斗争中，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摧枯拉朽。所以毛泽东一 向看重“杆子”，在事实上把“笔杆子”放在和“枪杆子”同等重要的地位。 打天下需要“笔杆子”，坐天下更必须控制“笔杆子”。所以毛泽东一向不相 信有什么“纯艺术”、“纯学术”、“纯文化”，一向把文化艺术的政治功能 强化到极致，而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说。在毛泽东看来，思想层次上 的资产阶级，远比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可怕。共产党有军队，有政权，经济 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好对付，一夜之间就可以将私有财产充公，把经济层次上的 资产阶级整个地消灭掉。但有政权有军队，不见得能够对付思想层次上的资产 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无形的即思想意义上的 “私有财产”，不像有形的即物质意义上的私有财产那样容易没收，思想层次 上的资产阶级，其生命力也就异乎寻常地顽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问题还在于，毛泽东认为经济上外行可以领导内行，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领域 的管理者地位，党政干部完全可以取代，新政权对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在人 力资源上也就不存在什么依赖性。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则不然，大量的“无 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短期造就，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主体地位无从取代，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因此还有其广大的生存和发展空 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但客观形势却是卧榻之侧只能让思想层次上的 资产阶级这头“猛虎”鼾睡。毛泽东怎能不忧心如焚。建国头八年中，毛泽东 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意识形态方面，以至于建国头八年意识形态方面的历次重 要的政治批判，无一不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而且无一不是毛泽东见 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独运匠心。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只是在经过反右， 似乎知识界精英已一网打尽时，毛泽东这才认为意识形态方面疾风骤雨般的 “阶级斗争”暂告段落，而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领域，去策划他的“大跃进” 和“三面红旗”了。《武训传》的问世，刚好在新政权立足未稳之时，在意识 形态方面毛泽东尤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枕戈待旦。这种情况下，“文”向 “武”挑战，“武训借尸还魂向革命的新中国挑战”，自然要被毛泽东视作 “严重的政治斗争”，自然要予以迎头痛击。 　　“文”“武”之争，缘起于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狂妄”， 即“自恃功高”。必须彻底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功可恃，才能把他 们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判因此鸣锣开场。“资产 阶级改良主义事业”的实践主体是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批判以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也就是不言而喻了。如前 所述，甚至于曾被中共尊为“圣人”的陶行知也不能幸免。“１９１６年，他 从英国留学回国后，根本不谈政治，以一种‘超政治’的立场，单纯提倡改革 教学方法的问题。‘五四’运动以后，陶先生仍然没有参加革命运动，而是南 北奔走，提倡平民教育。正当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２７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陶先生则是热衷于乡村教育……。后来由于 有共产党在晓庄闹革命，晓庄学校（即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在１９３０年被 国民党反动派封闭，晓庄的被封，虽然促成了陶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对立， 但陶先生并没有从这里取得教训，依然是继续努力从事他那种‘超政治’的教 育活动”。换言之，陶行知企图绕开阶级斗争，绕开暴力革命，仅仅用教育、 科学、文化来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与此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认为‘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必须经过阶级斗争， 采取革命手段才成。”这就说得很明白了：并非条条道路通罗马，而是华山天 险一条路：只有中共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人民革命事业”， 才是救国救民的光明大道，凡是与此没有直接联系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 都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范畴，都是歧途。这点钱俊瑞讲得最透彻。钱俊 瑞在批陶文章中提出一个致命问题：“为什么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当时的抗日 民主根据地里面，因为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人民教育事业就那样蓬蓬勃勃地 开展呢？为什么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却偏偏要花这样多的精力在国民党 地区办些显然无法开展的‘育才学校’之类的教育事业，甚至最后，日暮途穷， 会找到武训这样一块朽木来做自己的招牌呢？”这段话的潜台词是：不去归附 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偏偏钟情于国统区的什么“育才学校”，这种 人生路向本身就是荒唐的。“圣人”陶行知尚且如此，和陶行知一样在国统区 毕生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的自由知识分子何能例外。无怪乎冯友兰要在自我 检讨《关于＜武训传＞笔谈》中说：“如果各大学的教授及各工厂的工程师， 都算是人才的话，在解放以前，他们确是大部分集中在蒋管区底几个大都会里。 这件事实，就助长了蒋政权的凶焰，就对于革命的进展，有坏的影响，就这一 方面说，这些学术或教育工作者底错误比武训又更大了。”可见，所谓“资产 阶级改良主义”批判，主要是与“自恃有功”而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的群 众”并驾齐驱的位置上的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针锋相对，论证中国革命的 胜利只能归功于“武装起义的群众”；论证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非但无寸功可 言，反而有过乃至有罪，决没有资格与“武”并驾齐驱。这层意图，《武训传》 批判丝毫不曾掩饰。批判者花费了大量笔墨，驳斥《武训传》对于“农民革命 斗争”的“恶毒的污蔑咒诅”，强调“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 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改良主义”则起着相反的作用， 实际上是阻碍历史发展的绊脚石。钱俊瑞就在“改良派为反动派撑腰”的标题 之下这样说： 　　　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 　特点，就是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观，就是教育与政治分离的 　看法。他们认为阶级是不存在的，或者虽然存在也是不关重要的。政治则 　是“肮脏”的，他们只愿意“清高”和“自在”地办他们的“普及教育”、 　“科学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民众教 　育”等等；并且愿意凭着这个“教育”之“万能”来救我们的国家。结果 　怎样呢？还和他们的宣言相反，一切改良派的这种“超政治”“超阶级” 　的观点和作法，在客观的社会实践上，只是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上了花朵， 　迷糊了劳动人民的认识，从而欺骗和麻醉了劳动人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也就是这样，帮助了中外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这 　就是几十年来中国各种各色的改良派在“超政治”“超阶级”的幌子下所 　曾真实地实现了的政治任务和阶级任务。这也就是一切这些改良主义思想 　所被打上的明确的阶级烙印（１９５１年８月２７日《人民日报》）。 　　钱俊瑞在这里是就教育而言，但其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科学救国、 实业救国等等何能例外。在批判者看来，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似乎有三种 人生路向，一是归附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一是走“中间道路”实 践“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是充作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鹰犬。非黑即 白，非此即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中间道路本 来就没有，所以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实际上只有两种人生路向：要么归附 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要么游离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之 外，或主动投靠反动派，或在客观上“为反动派撑腰”、“为反动统治的粪堆 插花朵”。换句话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需要文化创造、文化积累，不 需要经济建设，只需要中共领导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武装斗争，只有这种事 业才是正当的。而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从事这种唯一正当 的事业。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阶层，参加“人民革命事 业”和主动投靠反动派的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走“中间道路”，绝大多数在 客观上“为反动派撑腰”、“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花朵”。所以，就总体而言， 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是一个有罪的阶层，其基本历史应予否定。实际上也就是 如冯友兰所说，只要不投奔解放区而留在国统区，就是“助长蒋政权的凶焰”， 就对于革命的进展有坏的影响，就比武训的错误更大。 　　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毕生奋斗的事业就这样几乎被全盘抹杀，自命为功臣 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经过《武训传》批判，在政治上成了十足的破落户。 他们非但没有资格与“武装起义的群众”争功，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的群 众”并驾齐驱的位置上，非但没有资格伸手要官做，要待遇；反而不能不站在 被告的位置上，站在罪人的位置上。必须认罪忏悔，脱胎换骨，才能为新社会 所谅解、所接受。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一种“遗忘”、一种空白。钱理群先生 在《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一文中，谈到了这个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现 象： 　　　……反观现代历史，国民党的历史（特别是它单独执政时期的历史， 　例如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的历史）就成了罪恶的堆砌、黑暗的深渊，这 　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的一切发展都不存在了（仿佛 　不予承认就是不存在），中国从上世纪开始的现代化历程也因此而中断了， 　如果有所成绩与进步也只存在于反叛者这一边（《读书》１９９８年第８ 　期）。 　　钱理群先生进而以他父亲、中国现代农学界先驱钱天鹤的历史来印证这个 现象的荒谬： 　　　直到这次为父亲编选文集，我才知道，从本世纪开始，就有一批自然 　科学家立志“科技兴农”，称为“农业派”，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兴办农业教育……，开展农业科学研究，他们意识到中国农业的全面现代 　化，必须依靠国家的统一领导，于是有一部分农业专家转而进入国家政权 　机构，父亲正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在主持全国农业领导工作时，提出了 　许多有关发展中国农业的战略全局的意见。……尽管由于国民党政府自身 　的腐败（这也是不能忽视与无须掩饰的事实）与其他原因，这些思想未能 　全面实现，却不应当影响其在中国现代农业经济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我 　们建国后在农业发展中所走的许多弯路，与将这些在探讨中国农业现代化 　道路中曾提出过的有价值的思想（设想）一概视为“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 　思想”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遗产”而拒绝研究，拒绝吸收、借鉴，将其 　“强迫遗忘”，是直接有关的。 　　其实，被“强迫遗忘”但却极有价值的又岂止是三、四十年代的农学界。 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巅峰、思想巅峰都产生于三、四十年代，但父辈的那些遗 产同样被或者说尤其被儿女们遗忘，同样成了或者说尤其成了空白。之所以要 “强迫遗忘”，钱理群先生归究于“成王败寇”的传统政治文化。“成王败寇” 的传统政治文化确实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换句话说，之所以要 “强迫遗忘”，不单着眼于国共斗争，不单是为了否定国民党统治；更是服务 于建国初的“文”“武”之争，更是为了否定“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的实 践主体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 　　以解决“文”“武”之争为主要任务的《武训传》批判，已经判定了当年 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命运。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武”之争的落 幕。《武训传》批判对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定性，是一面之词。既然是 一面之词，决策者当然就有理由担心不足以服人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未必 信服，更要紧的是公众也未必信服：须知，中国人向来讲什么“天地君亲师”， 这里的“师”，主要就是指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维持数千年之久， 在民间根深蒂固。所以，一下子把知识分子从高高的云端打落在地，不管政治 演绎如何头头是道，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合法性总嫌不够。尘埃尚未落定，同 志仍须努力。因此需要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来补课。让知识 分子自己站出来讲话，让知识分子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忏悔，用他们的现身说法， 来说明《武训传》批判所作的定性确乎客观公正而非偏颇的一面之词。就此而 言，《武训传》批判和思想改造运动其实是一个整体－－《武训传》批判是 “宣判”，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则是“供认不讳”。一正一反， 一上一下，互为呼应。 　　但还不能仅仅用补课解释思想改造运动。 　　建国初的“文”“武”之争，将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张狂”暴露无遗，从 而凸现了一个更深层在当道诸公看来也是更致命的问题，即知识分子传统的政 治性格和生存状态能否与新的政治文化生态相容的问题。这一点，当时一些权 威人士已经论及。教育部负责人钱俊瑞在１９５２年６月９日全国高等教育会 议的报告中，特别提到“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在“人民政府与学校之间的联 系必须是亲密的”这一命题之下，钱俊瑞告诫教育界： 　　　在旧中国，办学的人对于反动政府抱对立态度，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 　度，是有理由的，因此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否则我们就会变成反动统治的 　工具。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被打倒，各级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 　府。情况完全变了，如果办学的人还是这一套老想法，与政府不即不离， 　若即若离，甚至抱对抗态度，那就错了。在旧中国，政府压迫学校，学校 　反抗政府；现在则应该拥政爱民，就是说，学校应该拥护人民的政府，政 　府应该爱护人民的学校（《新华月报》第３卷第２期）。 　　这段话，已经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在“文”“武”关系问题上的 不自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的这一诗句，是 对知识分子政治性格的最好写照。正如萨伊德所承认的：知识分子“具有某种 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他们“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 产生）正统与教条。”他们“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之人，而是全身 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平和、宽容地肯 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和做法。”知识分子的这些“老一套”会不会带到新 社会来，是当道诸公深为忧虑的。钱俊瑞的上段论述，则是这种忧虑最好的表 白。事实上这种忧虑一直没能消除，以至到反右之后，上海《文汇报》仍要辟 专栏讨论：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不满现实？毛泽东一直把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 级，如此定性当然主要不是从学理角度，而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换句话说，不 是依据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而是依据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和生存状态，把知 识分子划到资产阶级一边。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性格，用思想改造运动中流行 的词汇来说，叫做“自负”。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３日《人民日报》短评《认 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就曾直白地指出：反对知识分 子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是这次高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首要任务。 而这样说也并不是《人民日报》的发明。周恩来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关于知识 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中，已经断言“自负”是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一大毛病。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当时地位介于政治和 学术之间的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作了《科学工作者应怎样展开 ‘新我’对‘旧我’的斗争》的演讲。在演讲中对周恩来所说的知识分子“自 负”的毛病详加发挥，说：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思想上有许多毛病，其中最普通的一种病，周总 　理很客气，叫做知识分子的‘自负’。我们彼此不必客气，老实叫做‘自 　高自大，自以为是’。这种病，有的人重，有的人轻，轻重程度极不一样。 　不过不生这个病的人是极少的。魏文帝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可见古代一直到现在，读书人都要生这种病，高 　级知识分子也许生这个病更厉害些。生这个病的原因，是思想方法有毛病， 　夸大自己的长处，抹煞自己的短处；反之，夸大别人的短处，抹煞别人的 　长处。‘自己好，别人不好’就是这个毛病的公式。这种主观的片面的思 　想方法，根源在于个人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一定自命不凡，甚至自封 　为‘老子天下第一’或‘名列天下前茅’，那还有别人的地位呢？这个毛 　病如果不去掉，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学不进去的。我不是 　说他们不读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我说的是非工人阶级 　立场的人，读工人阶级的书，好比歪嘴和尚念经，念一句，歪一句，念得 　愈多，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毛病愈沉重，也就歪得愈厉害，几乎到不可 　救药的地步。”（１９５２年１月６日《光明日报》，下同）。 　　知识分子“具有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他们“公开提出令人尴 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这就使得知识分子在当道诸公 看来，成了对于正统的解构力量，成了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这个问题不解决， 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不改变，即便向知识分子大力灌输“马克思列 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只会徒劳无功－－知识分子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毛泽东思想”当作学理对待，而不是当作别的。当作学理对待“马克思列宁 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势必又要倚重个人体验，又要用上一整套“证伪”程 序。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不允许存在 个人诠释、不允许证伪的。范文澜说，“自负”毛病没改变的知识分子读马列 的书等于歪嘴和尚念经，原由就在这里。“立场、观点、方法”，“立场”决 定一切。“自高自大”的知识分子，习惯并陶醉于“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 生存状态，换句话说，习惯并陶醉于体制外生活，习惯并陶醉于在体制外自以 为是、指手画脚。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方法是把知识分子由体制外变成体制 内－－不仅在人身上是体制内，即逐步取缔民间报刊、民间学校和一切具有民 间形态的科学文化机构，使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完全没有生存空间， 而不得不接受安排，进入各“单位”，成为国家雇员，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意识上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用当时一句流行的话来讲， 叫做“屁股坐在哪一边”。当时发表了大量文章，论证知识分子必须把屁股 “坐在工人阶级一边”。华岗在《清算教育工作者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 断言：“抱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工作者，最欢喜高唱‘超阶级’、‘超政 治’、‘纯科学’和‘纯学术’的论调，实际上都是透顶的虚伪，或者简直是 透顶的荒唐。因为学校本身就是国家组织的一部分，教育制度是由社会关系决 定的，所以教育工作根本就是政治任务。封建阶级的教育必须给封建阶级服务， 资产阶级的教育必须给资产阶级服务，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则必须为工农人民大 众服务”（１９５２年２月９日《人民日报》），华岗着重理论阐述，范文澜 则主要着眼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世界上人民胜利的局面已经确定了，在中国， 人民胜利的局面也已经确定了。存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下决心自 我改造，老老实实跟着工人阶级走，才是唯一的好道路。主观上还想保守或抵 御都是徒然的，劳而无功的。至于反动阶级思想的影响，现在还残留着的，更 必须迅速予以消灭，要对它实行专政。” 　　明确知识分子必须在思想意识上由体制外变为体制内，是思想改造运动的 一个基本内容。那么怎样才算在思想意识上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呢？范文澜 也有解说。他以四要四不要为“旧我”向“新我”转变的标志，四要四不要的 第二项即为：“要人民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人民迫切需要什么，我就赶紧 做什么－－不要我爱什么就做什么，人民要不要听便。”正如《人民日报》其 实是最重要的一份官方媒介，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其实都代表官方，在新中国 的政治文化中，人民主要不是代表民间社会，主要不是代表江湖而是代表着庙 堂。党和政府就代表了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党和政府其实是以人民化身出现。 范文澜所说的一切唯人民之马首是瞻中的人民，自难例外。一切唯人民之马首 是瞻，不过是一切唯政治之马首是瞻的同义词。 　　知识分子之所以偏爱体制外生存状态，导源于“自负”和由这种“自负” 所派生的对国家体制的不信任。要完成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化，必须首先根 除知识分子的“自负”心理。反对知识分子“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由 此构成高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实际上也是整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首 要任务。知识分子的自负心理，一是政治上的，即在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斗 争中有功可恃；再是精神上的，即以精神世界的主宰自命，而傲视一切世俗权 力主要是政治权力。反对知识分子“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也就从两方 面着手－－针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自负，清算知识分子“改良主义”的历史旧 账；针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负，清算知识分子的文化血统。后者，周恩来在 北京大学所作的报告已开端倪。在肯定知识分子有爱国心的同时，周恩来指出， 知识分子存在着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的种 种影响；第二，都曾为旧社会服务过；第三，都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一部分 人还受过封建教育。“这三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根’。”对这个 权威定义，范文澜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有进一步阐释。他着重分析 了高级知识分子的文化血统，这当然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负在高级 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说： 　　　本来改造知识分子已经不容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自然更不容易。 　为什么叫做高级知识分子呢？一个学生进入高级学校苦学苦干，学会了高 　级的哲学、思想，知识和技术，经过若干次考试，高级学校的校长教授， 　认为这个学生够标准了，于是给他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承认他是高 　级的知识分子。这不是很好么？应该说是很好。可是这个高级学校是那个 　阶级办的，培养高级知识分子是为那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就在这里。旧社 　会的学校都是反动阶级办的，目的在于为反动阶级服务。所以凡是受过旧 　社会教育特别是受过高级教育的人，他的哲学、思想、知识、技术，都不 　能不打上反动阶级的烙印。在有关社会的学说上烙印打得更是十分显著。 　知识分子敢于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也就因为他自恃有这个烙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知识分子自己出身的家庭。我们知道，能 　进高级学校的人，他的家庭的经济地位，一般是在小资产阶级以上，无产 　者家里的子弟是不可能或极少可能进高级学校的，更不用说到外国留学了。 　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在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资产阶级的家庭，受的是 　中国外国反动阶级的教育，自己的职业收入，又过着比较富裕优越的生活。 　这样，高级知识分子的头脑里，必然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思 　想的影响，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一些错误思想，不管多或少，反 　正不会一点也没有。归根一句话，知识分子都应该承认自己思想有毛病， 　不要讳疾忌医。 　　在政治上，知识分子非但无功可恃，反而有过乃至有罪；在文化血统上， 更是如范文澜所说，只要是知识分子出身，无一例外都有“反动思想”的遗传； 而且“反动思想”遗传的程度，是和知识程度的高低成正比的。愈是高级知识 分子，“反动思想”的遗传基因愈浓厚。后来炮制的“知识愈多愈反动”，则 不过是这个逻辑发展的必然。既有“原罪”，现实中更走上“改良主义”歧途， 知识分子还有什么资格可以自负！还有什么资格以精神贵族自居而傲视政治权 力！知识分子只能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认罪忏悔，用稍后几年的流行词汇来讲， 叫做“向人民投降”。 　　这就很清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有两大起因。近，起因于建国 初的权力分配，即所谓“文”“武”之争；远，则起因于知识分子天然具有的 政治性格－－“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和知识分子传统的体制外生 存状态。就此而言，即便没有建国初所谓的“文”“武”之争，知识分子的政 治性格及其体制外生存状态，同样注定了知识分子无法融入新的政治文化生态， 因而同样注定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必然性，建国初所谓的“文”“武”之争，则 不过是把这样一场运动提前了。 　　在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可说是亘古未见的奇观－－ 那些学术大师、文学大师、艺术大师，在社会上享有怎样崇高的声望啊！人们 骂政治，骂金钱，但从没骂过知识界，从没有怀疑知识界的纯洁性。对知识和 知识分子强烈的敬畏心理，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积淀。国民党统治时期，知识 分子真正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在社会上声望更著。但现在，几乎所有德高 望重的知识精英都站出来“脱裤子割尾巴”，当着全国人民的面集体自辱。个 别知识精英的失足不足为怪，但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精英，竟然有着那样“肮 脏”、那样“丑陋”的“本来面目”，与公众评价截然相反的“本来面目”， 而这种“本来面目”据说并非外部强加，而是他们自己供认不讳的。这对知识 分子传统形象构成怎样沉重的打击，这对知识分子的自信力和自尊心构成怎样 沉重的打击，也就不难想象了。 　　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有原罪，知识分子必须努力赎罪，已经成了 定论，无人质疑。但在此后一个时期中，知识分子仍享有优厚待遇，高级知识 分子更是可以拿高薪、乘小车、住洋楼，看戏坐前排。其实这并不矛盾。思想 改造运动完成了知识分子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化。刚刚进入国家体制的知识 分子，实际上等于进了金丝笼，享受华贵，是以牺牲在万里长空中自由徜徉的 权利为代价的。正如王晓明先生所说，政治权力从此“能够以整个社会的名义， 对一切置身于这个体制，却又勉力想做知识分子的人，造成极大的限制和诱 惑。”（《读书》１９９８年第１０期）。知识分子从此不成其为知识分子－ －他们“有意无意地淡化原先的那一点真诚和义愤，放弃积极的思想活动，放 弃对社会的关心和责任”。反右之后，中国知识界的领头羊郭沫若，更是明确 地提出了一个口号做社会主义的文化工人。知识分子的天马野性荡然无存，他 们吟唱的不再是他们自己的曲调，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曲调，而只能学政治 之舌，金丝笼生活已经习惯成自然。可惜，连这样的金丝笼生活也无法持久。 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建国初有 过，反右之后继续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一是周恩来等坚持认为知识 分子已经完成了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化，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 则说否，即认为知识分子仍然是一支体制外力量，仍然是政治上的异端至少是 潜在的异端。周恩来等坚持认为对转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应该维持优厚待遇； 毛泽东则要打破金丝笼，把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工厂，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 所谓工农，主体其实是农民。因为工业并不发达的中国，产业工人在总人口中 所占的比重极小，农民占绝大多数。毛泽东对农民是素质较为低下的一个人群 有清醒认识，所以在执掌全国政权的前夜有过一句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 民。但一旦涉及知识分子问题，对农民素质有清醒认识的毛泽东，则又对农民 素质估计极高。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已经公开宣称：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 　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 　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 　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１５页）。 　　延安时代和毛泽东交往密切的王稼祥秘书师哲，则向后人提供了这样一个 细节： 　　　“毛泽东对高居群众之上的知识分子很不满意。一次，师哲陪他从杨 　家岭出来，在延河滩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从城里回来。他手里拿个拐杖 　边走边在空中打转，见到毛泽东打了个招呼，手中的拐杖仍在不停地挥舞 　着；遇到驮盐的毛驴队，依然如此，将老乡和毛驴队挤到一边。毛泽东气 　愤地说：‘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 　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他们只 　比老百姓多这么一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 　（《红墙内的秘书们》第１８４页。延边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作家艺术家大多是性情中人，兴之所至手舞足蹈，不问场合是否适宜，这 实在再自然不过，毛泽东却为之勃然大怒，称为“流氓行径”，甚至由“他” 而迁怒“他们”，由某个知识分子的大不敬联想到整个知识阶层的大不敬。可 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自负”敏感到什么程度，厌恶到什么程度。 　　无疑，毛泽东之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主要从政治大局着眼。但也不可否认， 毛泽东对知识阶层极富情绪化的个人成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知识 分子问题的把握。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就学历而言，至多只能说是一个小知 识分子。这就先天地把毛泽东摆在了和那些出身名门、学历极高的知识精英不 对等的位置上。实际上毛泽东的学识不在某些知识精英之下。这种不公正在毛 泽东的心灵上不会不留下印记。而在党内，毛泽东更是遭到自命为大知识分子 的当权者王明、博古等赤裸裸的歧视和排挤，这段经历在毛泽东更是终生不忘。 毛泽东对知识精英“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可说是铭心刻骨，所以，毛泽 东不仅自视为传统社会秩序的反叛者，也自视为知识界的反叛者；不仅要改造 传统社会秩序，而且要改造整个知识界。而发生在毛泽东身上的这些故事，在 周恩来身上则没有发生过。周恩来和知识精英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不存在社 会地位的巨大落差，因而在面对知识精英时没有心理失衡，和知识精英比较容 易沟通和理解。周恩来对知识分子也就比较宽容，仅仅要求他们进入国家体制。 毛泽东不然，毛泽东不仅要知识分子进入国家体制，而且要更上一层楼整个地 消灭精神贵族。在毛泽东看来，虽然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很少接受正规 教育乃至完全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农民，仍然比知识分子可爱得多－－“拿未 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是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 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都干净”（《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５１页）。不仅在感情上工人农 民可爱得多，在知识程度上，工人农民也胜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正因为 如此，虽然毛泽东本人也爱好“阳春白雪”的书法艺术，爱写“阳春白雪”的 旧体诗词，他所提倡的却只是“下里巴人”，社会上一切和精致、精美、优雅 有关的精神活动，几乎都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而遭批判乃至取缔。在大众化这面堂皇的旗帜下，整个社会的精神活动愈来愈 趋于粗糙、粗浅，到了文革更是走向粗俗和粗野。精神贵族所赖以生存的那样 一种文化生态事实上不存在了。这还不够，毛泽东还要打破金丝笼。因为在毛 泽东看来，给知识分子金丝笼，等于确认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等 于确认知识分子“精神贵族”的社会地位，等于助长知识分子的“自负”心理； 同时，金丝笼也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相隔绝，不利于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因此 必须把知识分子从金丝笼中赶出去，赶到工厂、农村。就像把涓滴药液从试管 排放到汪洋大海，被改造的当然不可能是汪洋大海，而只会是药液本身药液很 快就挥发了。实际上是用庞大的然而素质相对低下的人群，来同化知识分子， 来消灭精神贵族。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在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歧，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其他 方面的分歧一样，以毛泽东占尽上风而告解决。如此一来，已经进入国家体制 的知识分子，欲求金丝笼而不可得，等待着他们的只是牛棚。斯文至此真的是 扫地了。 〖全文完。原编者按：本文系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思想改造运动研究”课题 的成果之一。〗 【】　　　　　　　　　　　　　　【】　　　　　　　　　　　　　　【】 °时　　评° 　　　　　◆　已闻磨刀霍霍声－－香港基本法２３条立法　◆ 　　　　　　　　　　　　　　　　　　　　　　　　　　　　　·司徒华· 　　上月十一日，即美国“九一一”事件一周年的那一天，下午，香港高悬八 号风球。无线电视记者来电，说得到来自某高官有关《基本法·第二十三条》 立法的独家消息，要求来访问，以作反应。我答应了，记者和录像队于暴风雨 中赶来舍下。访问后，记者嘱咐：这是独家访问，翌日下午才出街，务请在此 之前不可向别家传媒泄露。十二日清晨，我即离港外出，直至十七日深夜才返 港，所以，我的访问剪接成怎样，还有没有其它人的反应、其后其它传媒的报 道和评论怎样，全不知情。《争鸣》来约稿，而且截稿时间在即，幸而这是一 个老问题，一向稍有认识，于是匆匆执笔。 ◇　记者的透露和提出的问题 　　在访问中，记者透露：一、消息是直接来自某高官；二、这位高官答记者 询问是否曾与中央政府商讨过此项立法时说，一直以来都与中央政府有密切联 络，却没有正面回答曾否商讨过《第二十三条》的立法；三、有关此项立法的 文件，已经完成草拟，不久会向市民公开咨询；四、拒绝了大律师公会的建议， 把条文先提交法律改革委员会讨论。 　　记者向我提出的几个问题是：一、支联会以有限公司形式注册，此项立法 将不会修改公司法，你以为如何？二、此项立法将会规定，连续公开发表分裂 或攻击中央政府的过激言论，可能会被控以分裂或煽动罪，你觉得怎样？三、 此项立法，将会对支联会有什么影响？支联会将会怎样应变？ 　　整个访问，历时超过半个钟头，我可不知道有多少话出了镜，只好不避重 复，把所说了的都写下来。 ◇　第二十三条前后的不同版本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全文如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 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以上是九○年四月颁布的最后定稿。在此之前，把九年二月公布的《基本 法》（第二稿），条文并非如此，而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 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把九年北京的民主运 动及其后的“陆思”镇压，激发了香港百万市民上街声援，于是翌年颁布的最 后定稿，便作了修改，加上了“禁止……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禁止外国的 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 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显然，这样的修改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首先是把九年北京民云期间， 香港市民的声援行动；其次，其它以后类似的与中国民主有关的群众运动；再 则可以扩展为中央政府所不愿意看见的其它与中国有关的事件。香港市民支持 中国爱国民主运动，毫不涉及“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除非是“欲加之 罪，何患无词”；但却被暗示为“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为。从这样地修改 的针对性来看，据此而立法后，其打击对象便可以想见了。 ◇　“连续”的言论竟当作行为 　　对记者提出的几个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 　　修不修改公司法，并不影响此项立法的实施和贯彻，因为它是凌驾于公司 法文上的，公司法并不可以保护据此而注册的团体。虽然一些政治团体，如政 党，也是根据公司法注册的，但更多的是商业机构，其中不少是外资的，倘修 改公司法，触动的范围将会很大，影响了外来投资，所以公司法便保留不动。 有了这项凌驾公司法的立法，有了这样的“牛刀”，便什么都可以屠宰了。 　　“连续公开发表分裂或攻击中央政府的过激言论，可能会被控以分裂或煽 动罪”，这是很危险的立法，将会对言论自由造成极大的压制和打击。“连 续”，多少次、多长时间才算是“连续”？“过激”，怎样才算“过激”？有 没有客观的标准呢？是不是某些人不喜欢听的，就算是“过激”呢？其实，言 论就是言论，行为就是行为，不能把连续说多几次的言论就当作行为。有线新 闻二台，是连续二十四小时不停广播的，如果同一条新闻这样连续地广播了， 是不是就变成了行为？支联会的五大纲领——“释放民云人士，平反把九民云， 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已经连续喊了十三年了，这 是不是会被检控落罪？ ◇　荒谬的立法也必会被通过 　　支联会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坚持一贯的立场和态度：一是 反对，二是不怕，三是作好准备面对任何打击镇压。在回归之前，我们已对形 势的发展作了充分深入的估计。在九七年“六四”八周年烛光悼念集会上，我 们的宣言已经阐明了各种准备，去应付任何横逆。游行、示威、集会，一定会 一如既往地举行。“释放民云人士，平反把九民云，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 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等口号，一定会继续高呼。为此，我们会坚持到底，战 斗到底，付出代价在所不惜。 　　今年春，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举行期间，李鹏和钱其琛已公开发表意见，催 促香港特区尽快根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看来是有点等得很不耐烦 了。梁爱诗透露的消息传出后，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邬维庸竟说：现在来立法， 已经太迟，本应回归时就要立法。亲共政党和人士，还没有看见法律的条文， 就已经纷纷表态支持。梁爱诗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是否曾与中央政府商讨过此 项立法，但小孩子也会估计，是一定商讨过的。看来，特区政府和中联办还会 广泛地发动亲共团体和群众，去制造声势，支持立法。根据当前立法会的票数 来看，不管此项立法多么荒谬，也会像“高官问责制”一样，获得通过的。 ◇　要从立法原意和动机去估计 　　香港法律人士，包括大律师公会和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弘毅，都认为修改 现行法例，如对《刑事罪行条例·第九条》有关“煽动意图”的条文加以修订， 便不必根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另行立法，以及先把咨询文件交法律改革 委员会讨论的建议，特区政府都不予接纳，这透露了“快刀斩乱麻”和“霸王 硬上弓”的意图。 　　对立法消息的反应，舆论主要集中于言论自由，也许这与传媒本身有密切 关系，所以报道较多。至于其它方面的条文，由于透露的内容不多，要讨论也 无从。有人估计，“连续公开发表”可能是虚招，先以此去吸引市民和舆论的 注意力，到正式公布时略作放宽的修订，使人有“从善如流”的感觉，忽视了 其它削弱、剥夺人权和自由的条文。这样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但决不能高估 而放松警惕。 　　日前，香港电台曾打算访问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引来官方和亲共人士的猛 烈指责。这还未付诸行动，更没有“连续公开发表”，已被声色俱厉抨击，显 然不在于“连续”的言论就变成行为。立法后，看不顺眼的就可以引用宽阔的 条文去打压。从《基本法》这一条的修改经过，透露了立法的原意和动机，可 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要从共产党的本质去认识这项立法的要害。 ◇　传媒转向的趋势将更严重 　　自回归以来，透过几个途径，很多传媒都失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一、股 权被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巨富财团收购了；二、一些有亲共背景人员，擢升入 传媒重要职位；三、被政府不时提供独家新闻收买和利用了。目前，因为还有 一个自由市场，须要竞争读者，不敢做得太露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 法后，既有威胁又有借口，转向的趋势将会更严重。 　　近一年来，警权不断扩大，市民游行、示威、集会等权利受到限制，甚至 多次被检控。《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将会进一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 　　今年四月一日，某传媒刊出一个这样的愚人节笑话：最近发现了邓小平的 遗嘱，里面说的不是“五十年不变”，而是“五年不变”。这虽然是笑话，但 也不是全无事实根据的。董建华连任第二届特首，回归的五年已过去，踏入第 二个五年，随着“高官问责制”的推行，香港形势有了急剧转变，改变了“慢 慢来”的步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更是这改变了的步伐的标志。 这的确只是“五年不变”，到了第六年便很显著地变了。 ◇　唤起香港市民和国际的关注 　　热爱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香港市民，应该奋起反对已闻磨刀霍霍之 声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假如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继 续倒退，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就更遥远了。为了香港，为了中国， 我们都要奋起。不要像被放在温水里煎煮的青蛙，不发现水的温度逐渐上升， 到醒悟时已太晚了！虽然奋起反对，未必能阻止得了恶法的通过，但唤醒了香 港市民和引起了国际的关注，通过了的恶法也不能太容易执行和贯彻。 〖争鸣１０月号。本文作者为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支联会主席〗 　　　　　　　　　　　　◆　中国前途堪忧　◆ 　　　　　　　　　——太平盛世背后弥漫着悲观气氛 　　　　　　　　　　　　　　　　　　　　　　　　　　　　　·王　丹· 　　对西方企业管理理论有所涉猎的人，一定听说过彼得·杜拉克的名字，这 位今年已经９３岁的学者被称为“管理学之父”，但他对社会趋势的预测性研 究最为人称道。他曾在四十年代初就大胆预测，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终将失败。 现在历史已经验证了他的远见卓识。今年他出版了一本新书，叫作《下一个社 会》，对未来几十年的社会的变化提出了新的预测，包括知识工作者将成为财 富的创造人，世界将进入老年化阶段和外来移民将衍生严重的政治对立等等。 　　对于中国读者来讲最令人震撼的则是他的另外一项预测－－即十年之内中 国将会分裂。乍听一下，这简直是境外敌对势力的言论，但彼得·杜拉克是权 威性的严肃学者，并非是中国的反动派，他作的预测是在缜密分析的基础上得 出的。杜拉克分析的详细内容大家可以通过自己去阅读他的这本新著找到。 　　我想指出的是，近几年来从国内到国外掀起了一股对中国前途持悲观看法 的风潮。现在西方经济学者开始质疑中国经济统计数字的真假。然后是章家敦 的一本《中国崩溃即将到来》引起广泛讨论。如果说这些都来自国外的话，今 年八月国内的官方研究人员也公开发表报告，指大陆将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 话音未落，以预测准确著称的彼得·杜拉克又预言中国十年内会走上分裂。曾 几何时，中国最恼火的还是西方的所谓的黄祸论－－即认为中国的强大会威胁 到西方的利益。 　　现在我们可以从以上一系列的评论及预测中看到对中国前途悲观的气氛正 在弥漫。实际上在国内，除了那些从经济转型中谋取暴利的既得利益者外，大 部分人对改革的期望也在降低，情绪也逐渐从乐观转向悲观。这表明从国内到 国外，都已经感受到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困境之所在。 　　换句话说，当大家都开始唱衰的时候，说明问题真的存在了。这种唱衰在 中国人耳朵里可能有点不太受用，但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正是解决问题的第一 步。如果国人听信官方媒体报喜不报忧的宣传，认为中国现在还是太平盛世， 就不会由民间产生出强烈的改革动力，而缺乏来自民间的压力，中共在利益的 驱使下一定仍旧会掩盖真相，直到矛盾爆发的那一天。因此我们应该感谢杜拉 克为中国未来敲响了警钟。（自由亚洲电台） 【】　　　　　　　　　　　　　　【】　　　　　　　　　　　　　　【】 °网文摘编° 　　　　　　　　◆　北京拆迁，“疯”景名“剩”　◆ 　　　　　　　　　　　　　　　　　　　　　　　　　　　　　·云上飞· 　　北京的香山风景区，正在展开所谓的恢复工程，要让古建筑、老景点能够 焕发青春。而在香山脚下，一批骄狂的地产商却５公顷、１０公顷地圈地，要 建起数千座别墅。北京的事情就是这样怪，一方面花大钱为文物和名胜景点重 塑金身，一方面放手让一些人往金身上泼污，如此一来，风景名胜就要成为只 余剩号的疯狂景色。 　　北京的香山是昔日皇家宫苑的一部份，也是北京最有特色的自然景观，香 山红叶是北京人秋游的保留节目。而在北京的“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中， 提出要重现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区逐渐形成的六大京郊风景名胜区， 其中包括香山。 　　北京当局对香山如此重视，要花大钱来重现香山之风景名胜，但最近十余 间地产商在香山圈地，要大建别墅群。别墅当然是为新富们造的，地产商明言 要把香山“打造成京城第二富人区”。 　　此举已引起北京社会的强烈反应，规划专家称之为“毒瘤”，要全力阻止， 国家建设部等八部委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已表示要调查香山别墅的问题。 　　建筑学家认为不仅应调查，阻止在香山大建别墅，还要拆掉那些已建的别 墅。 　　其实毒瘤何止在香山，在中国大陆的主要风景名胜区，大都出现建富人别 墅破坏风景的问题。 　　有一篇文章说，北起长白山，南到海南岛的三亚，西至四川，东至上海， 地产开发商都在大举破坏风景名胜，举例而言，上海唯一的山林名胜松江佘山， 被圈走１３００亩地，建起１５０栋豪华别墅，其中标价最高达１亿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一栋占地２０亩。而目前泰山、峨眉、华山、崂山、长白山这些 名山，以及桂林漓江、四川都江堰等名胜，都已成为发展商的猎物。 　　对地产商破坏风景名胜行为，有人认为是规划、政策有问题，其实是政府 与政治有问题。 　　以北京南池子为例，连市长、市政府直接干预都管不了发展商狂拆四合院； 以香山为例，发展商声称已与当地政府签约，当局不能插手。 　　这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发展商来头太大，是党政核心高层某人的儿子或 七姑八姨，北京市长这种地方官管不到；二是有人受人钱财，要帮人化灾。好 诗喜赋的共军元帅陈毅有诗曰：“香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劝君莫采拮，伸 手必被擒”，这诗不知能否验证？ 　　　　　　　　　　◆　首恶之区的黑恶横行　◆ 　　　　　　　　　　　　　　　　　　　　　　　　　　　　　·张耀杰· 　　２００２年７月４日，《南方周末》以四个版面的《南池子之劫》，报道 了发生在邻近中南海的北京南池子民居区的强制性非法拆迁事件。启动这次拆 迁事件的，竟然是公开张贴在南池子大街墙壁上的两张没有落款单位的《北京 市东城区南池子大街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修缮房屋和改建实施细则》。据 记者南香红介绍，“在接到了‘必须在６月１６日之前搬走，否则每天罚款 ５００元’的最后通牒后，拖拉机出现在南池子，居民们的房子开始陆续地被 强行拆除。”６月１１日，北京市长刘淇曾有过一次“微服私访”，强行拆除 并没有因此中止，“８０号院就是在市长微服私访后被拆掉的。住在院里的沈 桂芝大妈说，拆房人对她说他们是从监狱里出来的，他们在墙上挖了洞跳进院 里，先是把东屋的门砸了，然后把房上的瓦揭了下来。第二天这些瓦就被拆迁 的人卖了，而房檐上拆下的精美木雕当时就被人偷偷装进了口袋。” 　　１０年前住在城区中心读研究生时，每到夏季暑热难耐的夜晚，便孤身一 人或与人结伴四处漫游，遇到强买强卖或打架斗殴时，总会听到得胜一方的当 众夸口：“大爷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没想到这久违了的声音再次出现时， “从监狱里出来的”的黑恶英雄，已经被招安到拥有最高暴利的官办拆迁办公 室和商办房地产公司的麾下。领导这些黑恶英雄的官人和商人，自然成了黑恶 势力的龙头老大。中央电视台整天宣传的打黑除恶，在中南海周边就已经演变 成黑恶横行。近日发生在山西繁峙县的金矿爆炸案中，金矿矿主敢于在政府县 长的默许纵容下，把几十具矿工尸体象死猪肉一般装车拖走并毁尸灭迹，实在 算不上什么稀罕事情。要不是有人在互联网上揭发真相，几十名矿工白白死掉 并就地蒸发，也是完全可能的一件事情。同一家金矿两年前已经发生过的爆炸 案就是先例。成百成千的人就地蒸发的事情在首都北京历次的政治运动和政治 阴谋中，更是屡见不鲜。 　　与《南方周末》的相关报道相印证，笔者还在网上看到了苏仁彦发表在 《开发》杂志上的一篇《北京地产商买凶逼迁》，说是“北京政治异议记者高 瑜的丈夫赵元康最近被地产商雇来的流氓毒打。这只是北京大量房地产暴力事 件其中一宗。”据苏仁彦介绍，拥有强硬后台的地产商，是连北京市专门负责 打黑除恶的一号人物都不惧怕的： 　　　“今年３月北京中产阶级的大型屋苑望京小居也发生居民反对发展商 　买通官府、违建３０层高楼与发展商冲突的事件。冲突中公安粗暴殴打居 　民，多人受伤，其中有一伤者是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强卫的亲戚。地产商自 　恃后台够硬，还扬言说，‘我们不怕强卫，是强卫怕我们。’据悉后来发 　展商还与包括强卫在内的一众北京高官一起吃饭，席间发展商问强卫， 　‘那个人真的是你亲戚？’强卫说是。发展商才拿了一笔钱出来赔偿。当 　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打了也就打了，伤者只能自认倒楣。” 　　强卫的“怕”地产商连同刘淇的不能当场制止非法拆除居民房屋，足以说 明：号称“首善之区”的首都北京，实际上是货真价实的“首恶之区”。话又 说回来，翻看一下极权专制的中国历史，没有一个朝代的首都不是黑恶横行的 “首恶之区”。从汉、唐盛世到康、乾盛世，全都是无耻文人自欺欺人的痴人 说梦。今天的“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然是以强权、强势者的恶法、 恶德，单方面地剥夺弱势百姓的正当权益，而不是由全体公民、通过合法途径、 来有效监管万恶之源的最高权力。 　　笔者的住家位于北京北四环中路健翔桥边。２００１年奥运会申办成功时 刚刚扩建过的健翔桥，如今再一次开膛破肚，所有的绿地和树木被一扫而光， 为的是在原有的立交桥两侧修建高架桥。高架桥建成后与笔者所住楼房之间的 直线距离只有两米左右。同楼住户一致签名要求离开这座不宜居住的楼房易地 安置，得到的答复是，只有建桥的项目经费，而没有搬迁安置的项目经费。说 穿了，就是有关当局只管自己捞取钱财，而不管邻近住户的死活。而在实际上， 只要把两次重复建设合并成一次性建设，省出来的资金就足够全体住户的搬迁 安置。变一次性建设为重复建设，又恰恰是有权有势的黑恶者从国库中捞取不 义之财的惯用手段。最终受到损害的只能是象笔者这样的弱势群体。 　　　　　　　　◆　被法院诈骗——一个真实的故事　◆ 　　　　　　　　　　　　　　　　　　　　　　　　　　　　　·常　箭·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５日下午３点，南京市白下区法院委托南京嘉信拍卖公 司在南京虹红桥饭店三楼大厅强制拍卖南京华诚财务公司的银行抵押物，我当 时想，法院拍卖的东西应该是没有多少问题的，一是１９９９年是全国法院执 行年，执行年是全国性的，还能骗人吗？二是咋咋呼呼的登报闹腾（南京的 《现代快报》）发广告，所以就去了拍卖现场。 　　当时是南京白下法院执行庭的一帮人至少５个人（其中有一个女的法官） 王理甲庭长在现场，在拍卖开始前保证说：这个房子是依法拍卖，大家放心买， 只要过了户，住是没有问题的。就这样，９套房子被按照法定程序拍卖了。 　　结果，我买房子的钱是付了，手续也办了，可是直到今天，房子也没有拿 到。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 　　不知道法律上定义的诈骗是什么，但是，一个卖家把你钱拿走了，没有正 当的理由而却不把买受的等价物给你，那么这个卖方有没有诈骗嫌疑呢？ 　　时间过去了两年了，我是房子没有住，各级法院到是跑了了个遍。我找了 当事的南京白下法院院长，法院院长很客气的对我说，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你找执行庭某某某去。我也糊涂了，这么大的事情，一直都闹到了市人大、市 政协和三级法院的事情，怎么这个院长就那么健忘那么忙？ 　　就在６月头，我又打电话找了这个院长，他还是说他不清楚让我等等。然 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我想也是，人家法院院长一是自己有房子住，二是骗来 的钱没有进自己的腰包，二是不怕你包炸药包去炸他的法院，谁来理你啊？ 　　当时一起买房子的人有的起诉南京白下法院到中级法院，但是中级法院不 受理，说区法院没有应诉权。我这个平头百姓确实不懂，法院办错了案子，怎 么没有地方来管？今天让我告占张三，明天让我告李四？把我支着就象一条狗 一样到处咬人。但是因为没有找对对象，当然是败诉了。所以另外一个区法院 （南京建邺区法院受理我们这个案子）的人说：他们（白下法院执行庭）在瞎 搞。是，可能是在瞎搞，那么你们是怎么搞的呢？ 　　法院的判决可有意思了：“虽然……不合理，但是……” 　　有这样的判决，你和谁说理去？ 　　有“内行”的人说，你现在就告拍卖公司吧。可是南京嘉信拍卖公司也是 大喊冤枉：房子是你白下法院拿来的。能不能卖，能不能住是你自己到拍卖现 场做的说明。怎么现在你搞不下去就让人来告我？我完全是依法拍卖的啊。 　　现在呢，我买房子的钱是付了，可是直到今天，两年半过去了，房子也没 有拿到。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 　　我不懂中国的法律是是什么东西，只是知道不能骗人。骗了人就一定要付 出代价。个人、政党、国家都是一个道理。 　　我问法院的有关人员，你们为什么这样判？中级法院的人很干脆的告诉我， 上面就是这个意思。我问：什么意思？答：“我们要维护稳定”……，连法律 都被强奸了你还有什么稳定的？ 　　１９６６年６月刘少奇手里拿着宪法小本和红卫兵理论时，我想他和我犯 的都是一个错误：认为中国有法治。 　　为了依“法”办理，我第三次去了省高院，被接待室里的人象呵斥狗一样 教训了一顿：“你们的问题最后还是要通过基层解决，来我这里能解决干什 么？” 　　我自认为听党的话，不是那种“刁民”。我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刁民，我只 是觉得有点不协调：里面的人叼着香烟，满面红光，外面的很多人都是衣衫褴 褛，面带菜色残疾、下岗人员，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最需要保护的社会弱势群体， 在我前面是一个苏州来的双腿不能走的人，被市政府强行收缴了谋生的工具 ——修鞋子的工具，说是他的摊位影响了市容。他的要求不高，就是要求政府 给一个地方，让他能够生存下去。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他在我前面，半滚半 爬的扒在小窗台上，我看看他，再看看墙上黑白森严的告示，那一长串系列： 　　“不准…… 　　“不准…… 　　“不准…… 　　“不准…… 　　“否则……有权采取有效措施……”， 　　我真的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来这里的人肯定是刁民，不然怎么会有这么 多不准？ 　　我完全被威慑住了。 　　前面的残疾人他来南京因为没有钱，要等夜里最慢的火车，前后要３０个 小时才能来一次，连这么可怜的人来了４次都不能解决问题，我的事情又算什 么呀。我陪着笑脸把材料送上去： 　　“啪、啪，” 　　材料被扔了下来，又送回来了。 　　“自己去南京法院解决” 　　唉，等于没有去。大爷，我要是能在南京法院解决我还上你这里来玩？ 　　我又去江苏省检察院投诉，南京市北京西路小巷子里接待的人连听申诉的 兴趣都没有就把我轰出了接待室：“你的事情自己去找法院，是法院诈骗你的， 找我们干什么？” 　　昨天到了市中级法院，进门就受到了国家元首级的服务，三个保安恭前鞠 后，完了还让我进小门，让我如同到了飞机场，不就是市法院嘛，干嘛把我看 成恐怖分子？再说了，说过我真想炸你法院，你几个保安有什么用？ 　　我到了信访办，信访办的先生叼着烟卷说，你先把身份证拿我看看。我说： 我来资讯难道还要查我是谁？你对事情的解释难道还要因人而异？ 　　我就不懂政府到底怕什么？所有这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好像不能怪慈禧太后 惹的祸吧？ 　　如果人被逼的连最后一点希望都没有的话，那么他会怎么样呢？ 　　我突然理解靳如超了，当一个人连最后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时候，他和疯狗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没有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并对我所遭遇的真实性负全部责任。 　　　　　　　　　◆　“暴力强拆”何时休　◆ 　　　　　　　　　　　　　　　　　　　　　　　　　　　　　·梁景路· 　　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９日晚上，我正在家吃晚饭时，有个朋友打来电话， 说：在北京市宣武区庄胜（ＳＯＧＯ）二期的拆迁区，又有数十名受庄胜二期 开发公司拆迁办公室所雇佣的打手，手持碗口粗的大棒，在殴打那里尚未搬迁 走的住户。以至打伤数人，并使其中两人遭致重伤。此事发生在当天下午２时 左右。事情发生后，当地群众立即拨打１１０警务电话，可是很久没有见１１ ０的警察来解决问题。他们便抬着人到公安局派出所去解决问题。然而，公安 局派出所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没有认真去追查肇事凶手，并推说：“如果你 们住户早搬迁走了，就不会发生冲突了。” 　　这些受到伤害的群众，没有人来听听他们的申诉；没有单位愿意来解决他 们遭人殴打的问题。他们抬着两个受到殴打的群众，来到了中共北京市市委的 门口，希望那些喊着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市委书记们，来听听他们的申诉、 帮助他们追查肇事凶手并要回自己的权益。 　　我晚上１０点来到了他们的中间。从傍晚到夜里的此时，没有人来接待他 们。当那些跟着他们到市委门口的警察们，听说他们要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 纪念碑那里，去向那些为祖国而献身的人们哭诉的时候，跟在他们身后的数十 辆宣武区公安局的警车内的那些非常“敬业”的公安民警们坐不住了。他们下 车拦成一排，劝阻群众回家，但是，就是不答复群众的正当要求。群众只好由 回到了市委大门口。 　　１１点左右，我离开了市委门口那些要求申诉却申诉无门的人民群众。我 无能为力，只好借着我手中的笔，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因为在北京，天天都 发生着“暴力强迁”的非法事件，而天天喊着“三个代表”的党员们，没有人 愿意来为民众解决问题！那些喊着我们已经解决了广大群众生存权的官员们， 你们可否知道，在北京，时时刻刻有多少人被那些丧失良心、道德败坏的贪官 们害得家破人亡，痛失生存权呢？！ 　　我所知道的被强制拆迁的案例，就有许许多多。谁又能帮他们说句话、主 持个公道呢？！ （一）１９９９年４月８日东城区大格巷８０岁的张婉贞老太太被强制拆迁。 　　　原有的、花钱买来的５００平方米的土地、２１间房仅被作价３万多 　　　元，而在房地产市场上其价值至少在４００万元以上，如果开发建设 　　　时再考虑到土地的容积率，其价值则在上千万元以上（按使用权７０ 　　　年计）。 （二）１９９９年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７６号（１０００３４）张振新的房 　　　子，被西城法院的李峰法官和刘鹏法官伙同西城区房管局，在没有通 　　　知当事人且当事人没有在现场的情况下，偷偷地把其住房给强拆了。 （三）２０００年４月６日，崇文区东茶食胡同３４号布环江（其职业为民 　　　警）的７０平方米私宅被“崇裕房地产开发公司”非法强行拆毁。 （四）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６日，东城区美术馆后街２２号院的赵景心家被 　　　强制拆迁。 （五）２００２年２月２日，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民安１３－１７号皮淑 　　　风，电话：010－64023549。共有私房１１间，院子有５００多平米。 　　　被“拓荒牛拆迁公司”和“建喜联拆迁公司”强制拆迁。 （六）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７号，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西教场小二条２３号的 　　　李春明（手机：13021011433）的八间房，被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强制 　　　拆迁了。当时房屋的主人，并没有在现场。房屋的东西在未曾全部搬 　　　迁完毕时，就被推土机把房子推没了。 （七）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７号，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四条５５号院的赵伸 　　　（手机：13910105109）一家数十口，在未与拆迁办公室谈妥的情况 　　　下，被以莫须有的名义予以强制拆迁了，至今他们一家数十口在外面 　　　漂泊，居无定所。 （八）２００２年５月５日，南小街４０４号的私营“峥峥电视修理铺”被 　　　强制拆迁。 （九）２００２年８月，宣武区庄胜二期改造，赵福琴女士（手机：137010 　　　04951）和李先生（手机：13911530621）的房屋均被强制拆迁。 （十）２００２年８月底，建设部汪光焘部长到东城区南池子拆迁区考察。 　　　南池子８０号院的沈大妈及其他住在那里的住户，纷纷向他说明那里 　　　的野蛮拆迁情况。然而，当他离开后，那里的居民以及沈大妈都被遭 　　　到强制拆迁和恐吓报复。 （十一）２００２年９月３日早晨７点左右，位于崇文区崇文门南官园的华 　　　惠奇一家，在２００多警察的“关照”下，被强行拆迁，并在警车的 　　　押送下给送往了位于丰台区成兽寺的临时周转房。 　　众多案例不胜枚举，然而他们应该到哪里去述说？！哪里是他们述说的地 方呢？！ ２００２年９月４日于北京 　　　　　　　　◆　北京金鱼池小区回迁户的愤怒　◆ 　　　　　　　　　　　　　　　　　　　　　　　　　　　　　·何德普· 　　２００２年６月中旬，北京金鱼池小区一位姓高的回迁户，再三要我去看 看他在那里的回迁新房。据他介绍，２００１年春节刚过，他响应政府的“房 改加危改”政策，给了开发商２４万就搬走了。一年后他拿到了回迁房的钥匙。 没想到他打开门一看，楼房的质量是如此般地低劣，不但令他，而且使绝大多 数的回迁户都“愤慨交加”。 　　危改前他住的楼房虽然较旧，但还很牢固。而回迁楼，看上去外观美丽， 但房间里到处是１～２毫米的裂缝。据内行人士讲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主要是承重楼板在安装过程中衔接得不好，加之承重墙只有１５公分厚，而且 倾斜５～１０度，非常严重。如此糟糕的施工，不出现内墙裂缝才怪呢。 　　据我们了解，打着“危改加房改”名义建起的回迁房，其质量都不怎么样。 例如西直门内玉桃园三区的“回迁楼”，墙面裂缝、渗水严重、卫生间和厨房 管道渗漏、地下室天花板大面积脱落、楼外四周出现多处塌陷…… 　　一位常年从事装修工程的老板看过金鱼池“回迁楼”后，感到其质量的确 很糟。他指着墙上的电插座说，开发商赚钱的窍门就在偷工减料能省就省。按 照规定，一个电插座的价格应该在１～２元以上，而这里的电插座，按批发价 来算每一个还不足５毛钱。这样的表面伪劣产品我们能识别，但楼体内在的质 量隐患则很难搞清楚。 　　让回迁户不满的是窗户的质量低劣，纱窗与窗户框之间的缝隙太大，房间 内的地面高低不平，落差大，房高原定是２．５５米，住户一量却是２．４７ 米，阳台还歪斜５公分，无煤气、无电话、无有线电视，手机也无信号。更让 回迁户担心的是，楼房的四周地面大部份塌陷，特别是西街的雨台严重塌陷了 １米多深。 　　更令人们不解和气愤的是，承包的“北京六建”，做出如此糟糕的动迁工 程，却被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授予了“鲁班建筑奖”！我们希望国内、外新 闻媒体派出记者到这里实地考察一番。 　　一年来，北京的官方媒体，没少拿金鱼池危旧房改造工程，往共产党脸上 贴金。《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北京电台、以及北京 电视台，三番五次、循环往复、大张旗鼓地赞美这个北京市委、市政府心怀爱 民之心的“金鱼池工程”。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９日上午，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贾庆林、刘淇、 于均波、陈广文、杜德印、汪光焘、黄承祥等人，与居民代表一起挥锹填土， 为这座本市目前规模最大的成片简易楼改造项目——金鱼池小区工程奠基── 的消息，覆盖住了整个京城的媒体。 　　中共北京市委的马屁网站──新浪、千龙──以“龙须沟”成旧历史、 “金鱼池”重现北京新南城为首页，赞赏“现行的房改加危改政策”是被拆迁 户的福祉。 　　北京的各报刊、电台、电视台夸耀未来的金鱼池住宅区将变为“一个寻觅 老北京风情的新去处，小区绿化面积将达到２．５万平方米，在总占地面积中 占四分之一，楼群中有１０００多平方米碧波荡漾的池水、金鱼池将成京城的 一大景观。 　　本人在当初媒体承诺的完工期限，在金鱼池的楼群中既看不到什么碧波荡 漾的池水，更找不到一块绿地，而是到处凹地和土堆。金鱼池的沿街大门口是 水深半尺的雨水坑。脏兮兮的编织袋、纸屑、杂物被风刮得到处都是。 　　搞暴利拆迁，从被拆迁户身上刮油，是开发商的经营之道。我的朋友原先 有楼房一间（一层）２１平米，自盖房两间（合计３２．９平米），合计５３． ９平米（卫生间、水房、楼道等公用面积不算），回迁房面积７６．９平米。 只增加了２３平米，开发商就向他索要２４万元。金鱼池回迁房每平米的造价 不足７００元，政府凭什么配合开发商对住户所增加的面积以每平米１０，０ ００多元的价格卖给回迁户？什么“现行的房改加危改政策是被拆迁户的福 祉”、什么“无论从给回迁居民提供的优惠政策、还是从房屋设计上都要保证 金鱼池回迁居民用最少的钱住上最经济实用、美观大方的适用房”，都不过是 用来美化中共、对被拆迁户的敲诈和剥削的说辞。 　　如果政府真的是心怀爱民之心的话，它就应该以回迁房每平米７００元的 实际造价，折算给回迁户。制定什么拆迁１９号文件、８０号文件干什么？ 　　金鱼池小区的下方是近２０，０００平米的地下停车场。其费用也是出自 当初回迁户的回迁费。这也是造成现今回迁房质量低劣的原因之一。 　　据说北京的一些官方小报已开始关注北京金鱼池小区回迁户的愤怒了！ ２００２年８月７日 〖以上四篇转自《民主论坛》〗 【】　　　　　　　　　　　　　　【】　　　　　　　　　　　　　　【】 °外论参考° 　　　　　　　　　◆　慢火煮青蛙，不觉已死去　◆ 　　　　　　　　　　　　　　　　　　　　　　　　　　·《经济学人》·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６日在一篇评论中，针对香港政 府发布反颠覆法的草案戏谑地指出，如果香港是北京厨房中一只呆在锅里的青 蛙，那么９月２４号那天，水温又一次升高了。 　　评论说，如果把一只青蛙扔到沸水里，它立刻就会蹦出来；如果慢慢把水 加热到沸腾，青蛙感觉不到水温在逐渐上升，就会呆在水里直到被煮熟。香港 是否就是北京的厨房中一只呆在锅里的青蛙呢？如果是这样，９月２４号那天， 水温又一次升高了。 　　那一天，香港政府通过发布一份咨询草案，正式开始了对一系列引起颇多 争议的反颠覆、反叛乱、反叛国和其他罪行的立法的程序。据香港政府说，特 区的宪法──基本法的第２３条要求制定这些法律，而且早在１９９７年香港 回归中国统治时就应该执行了，现在只不过是逾期弥补，例行公事而已。批评 家们回击说，这是对香港的潜在威胁。如果第２３条（的具体执行）可以等五 年，现在有什么值得紧迫的呢？ 　　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第２３条款的历史才能理解这其中的争议。基本法 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根据中英双方针对香港移交的谈判而制定的。它的 中心就是“一国两制”。换句话说，香港继续保持自治，可以享受到共产统治 下的大陆所没有的自由。对北京方面的主要妥协是１９８８年加入条款中的这 样一句话，要求香港禁止任何“颠覆”中央政府的行为。 　　可问题是，颠覆这个术语在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普通法中是一个陌生的词， 而香港的法律体系就是建立在英制法律上的。不管怎么说，在自由国家的大多 数公民都认为和平地颠覆自己的政府是一项基本权利；他们称之为反对（政 府）。于是在１９８９年二月，基本法的第二个版本用“叛国，分裂，叛乱或 盗窃国家机密罪”等有确切概念的术语来代替“颠覆”一词。 　　接下来１９８９年６月发生了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香港人民看到他们未 来的领导人所犯下的罪行甚为震惊，但随之那些领导人也惊恐万状，因为在不 久的将来他们必须得面对香港类似的示威，而他们却无权去镇压。当时还是殖 民地的香港发生了数起惊天动地的示威支持大陆的学生。香港为学生送去物资， 更重要的是，送去了外界的报纸。屠杀发生的几个月后，中国坚决要求更新基 本法。第２３条款的最后版本在１９９０年４月出台，恢复了禁止颠覆的要求， 并增加了禁止香港“政治团体”与国外联系的新法规。 　　李柱铭曾参与制定早期基本法，现在他是香港民主党的领导人。对香港软 弱而且基本不经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来说，香港民主党是最接近于反对党的组 织。他说：“天安门事件后，北京感到威胁并想要加强统治，这不是很明显 吗？”他担心这些法律条款实际上是针对象方轮功这样的精神团体，在中国大 陆被定为“邪教”而在香港现在是合法的。香港特首董建华很显然不想在香港 容忍这功。他可能会欢迎采取措施把它定为颠覆，这样他就可以依照条款对付 方轮。 　　方Ｌ功只是新法规最明显的打击目标。其他的异议人士也非常忧虑。一些 记者和学者也有同感，他们为有关盗窃国家机密和分裂的条款发愁。举例来说， 如果一篇学术论文探讨台湾和大陆的关系，是否会构成“煽动性文章”？ 　　香港政府自然正努力减轻这些顾虑。港府说，他们不仅与世界各国现有的 法律作过比较，而且还严格遵照国际民权条约起草法案。另外，整个程序只是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不会限制任何人的言论自由。政府说，其中的各种定义 都非常严格，多数记者和异议分子都不必担心。 　　批评家们担心这一切都是同一个套路和模式，董特首就是利用这一模式逐 步侵蚀了香港的繁荣和优越。今年７月，他改组了香港殖民政府的结构。在此 之前他位居一个非政治民用服务组织之上，改组后，他负责监督一个内阁的所 有部长，这些部长仅仅对他负责，而他仅仅对北京负责。现在起草香港新法律 的就是这些内阁部长。看来，每隔几个月，水温就要更热一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