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　　　　　　　　　道 　　　　　　　　　　　　　　ＴＵＮＮＥＬ 　　　　　　　　　　　　　第一百九十七期 　　　2002.08.6　　　　　　　　　　　　　　 　　　　（sd0208a） 　÷÷÷÷÷÷÷÷÷÷÷÷　本　期　目　录　÷÷÷÷÷÷÷÷÷÷÷÷ １、政改论坛　中国经济学家是否可以忽视经济学的正义性　　　·胡少江· 　　　　　　　“三个代表”离开还政于民 　　　　　　　　　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欺骗和强暴　　　　　·陈泱潮· 　　　　　　　除了等待，国人还能干什么？ 　　　　　　　　　－－１６大热背后的国民性　　　　　　　　·刘晓波· ２、专　　题　读思想史　　　　　　　　　　　　　　　　　　·陈四益· 　　　　　　　两大历史转折关头的正义呼声　　　　　　　　　·袁伟时· 　　　　　　　围绕“三代工程”研究计划的争论　　　　　　　·余英时· 　　　　　　　有时候也可以无为　　　　　　　　　　　　　　·田晓明· ３、报　　道　网络公民宣言　　　　　　　　　　　　　　　·任不寐等· 　　　　　　　关于辽阳工潮的最新消息（二则）　　　　·中国劳工通讯· ４、网文摘编　历史的荒谬与戏说的真实　　　　　　　　　　　·吴晓天· 　　　　　　　报纸编辑要不要职业道德？－－致 　　　　　　　　　《中华读书报》“时代知行”版编辑的公开信·虹　影· 　　　　　　　论何新　　　　　　　　　　　　　　　　　　　·任不寐· ５、港刊参考　在吊灯里巨蟒阴影下　　　　　　　　　　　　·香港信报·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ｅｔ＿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以上地址退订，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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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集团知道他们应该互相妥协，在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承认和照顾其他集团的 利益。否则，社会就会崩溃，没有任何集团能够从社会的崩溃中得到好处。 　　社会主义的学说在十九世纪能够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恰恰是当时的资本主义 制度对社会正义性的忽视。社会主义以社会正义作为旗帜，很快便赢得了众多 的社会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可是，当它在苏联、中国成为现实的经济 制度以后，很快便暴露出这种制度不仅没有办法进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而 且也没有办法保证长期的社会正义。很快，社会正义由最初的全民的理想沦为 空洞的口号。社会资源完全被特权阶层所垄断，资源的分配依靠的完全是超经 济的强制。理所当然的，这个制度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后遭到了普遍的唾 弃。 　　虽然中国仍然自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人，包括中国的 执政者自己真正相信这一点。今天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当权者维持 统治合法性的招牌而已，社会正义再也不被当政者提起。我想这也就是那么多 中国的经济学家敢于如此无耻地宣扬没有道德的经济学的真正原因。实际上， 当今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实用主义的国度。在那里，由于资本与社会权力的结 合最紧密，因此资本的积聚最无所顾忌，最不需要讲道德，最不需要考虑社会 正义，血腥味也就最浓。今天，中国没有安全设施的煤矿爆炸事故此起彼伏， 农民被苛捐杂税逼得家破人亡的惨剧层出不穷，其他劳工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也 越来越激烈。这些都是源于制度安排的非正义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的正 义性应该是一切有社会正义感的经济学家们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经常面临著不同的政策选择；而不同的选 择则会带来不同的後果。在社会政策选择和社会後果之间，有若干内在的、必 然的运行机制。有人认为，经济学的任务只是客观地描述社会经济变化和发展 的这种机制。也就是说，它的任务不是制定政策；而是告诉政策制订者不同的 政策和不同後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让後者去选择。 　　从定义上看，对经济学任务的这种界定似乎非常清晰，也十分有道理。但 是，在现实中，这种界定从来没有被人严格遵守过。它没有被人严格遵守，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法被严格遵守。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是人的行为，人在资源的占 有、分配和使用上的行为。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行为涉及许多变 量。这些变量的增减、变量参与经济过程的先後顺序、以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 系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从而导致出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使得任何既 有的成熟的或复杂的分析工具都显得无能为力。不错，为了使得经济学的分析 更加简洁、规范、准确和富有逻辑性，现代经济学运用了较多的数学分析工具。 例如，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增长和动力机制等重要 问题时，都较多的使用了动态优化的数学方法。但是使用微分方程来解决动态 优化问题时，对变量的数量有严格的限制，变量一多，方程则无法有确定的解。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最常用的方法是简化变量。这种做法使得许多变量 被抽象掉。这个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便是了经济学家 们发挥他们主观能动性的过程。由此可见，经济学家们对经济过程进行描述是 不可能完全客观的。任何一个经济学模型的背後，实际上都隐含了建立模型的 经济学家对社会秩序的主观理解和对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 　　即使是那些抽象的经济理论模型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学家们的对社会的 主观认识，遑论那些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与社会各阶层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 的经济政策研究了。在这种情况下，硬要坚持不带价值判断，无所谓正义和非 正义的经济学，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便是欲盖弥彰、混淆视听了。其实， 这种例子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比比皆是，一百八十五年以前著名英国经济学家李 嘉图提出比较经济优势的贸易理论便是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李嘉图在他的划时 代著作《政治经济学及税收原理》一书中完整地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用来说 明自由贸易的合理性。这个理论证明，即使一个国家生产所有的产品都比另一 个国家有效率，这个国家仍然都能从两国间的贸易中得到益处。这个问题的数 学证明简单明了，逻辑性无懈可击。以至于一百多年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 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仍然称之为极为少有的一个没有争议的经济学命题。其实， 李嘉图在阐述这一理论时，不可避免的进行了理论抽象。例如，他抽象掉了运 输和其他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他刻意回避了贸易政策变化所引起的国内收入 分配的变化。有人认为，这种回避恰恰反应了他的理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贸易 政策的社会倾向性。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处的李嘉图代表著新兴的资 产阶级利益，而当时风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却保护农业土地主的利益，成为 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的一个障碍。他大力提倡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目 的正是在于解除这一障碍。因此，人们无法指望他站出来清楚地说明自由贸易 政策对地主和农民的负面影响。好在在一个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社会，自然会有 其他经济学家对任何一种自称没有价值判断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价值判断。但是 这种辩论需要以承认经济学的正义性为前提。 　　其实，任何特定的经济学家代表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是十分正常的。但是 象今天的中国这样，如此大量的经济学家不承认经济理论和政策与特定社会利 益集团的联系，甚至以经济学的中立性来为这种不承认辩护，这种现象除了说 明某一特定利益集团已经在社会上占据了超垄断地位外，无法再有别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有经济学家来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否则社会一定会快 速走向崩溃。 　　什么是经济学正义性的基础呢？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既简单也复杂。 让我们从简单说起，那就是人们的基本价值判断，也就是人们对好和坏、对与 错的基本认识。可以说，经济学的正义性是人的良知的自然延伸。譬如说，除 了少数虐待狂和受虐狂以及禁欲主义者以外，人类的绝大多数都希望丰衣足食， 而不希望饥寒交迫。因此，能给多数人带来丰衣足食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是正 义的，而造成饿孚遍野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则是非正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正 义与非正义很容易为一般民众所识别，只要没有强力制约，他们很快会作出正 义的选择。正因为如此，在文化革命结束的初期，赵紫阳、万里等党内改革派 提出的与毛泽东多年的荒谬举措绝然相反的农业政策能迅速得到农民的拥护， 而且能给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显著的积极效果。 　　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现实生活会比刚才所举的这个简单的例子要复 杂得多。尤其是当人们面对利益相互冲突的不同社会集团的对立要求，或者面 对一特定经济政策的长期效果和近期效果的相互冲突的时候，对正义和非正义 的判断会变得困难得多。 　　在现代社会中，有钱人通常会主张减税和减少社会福利，不赞成最低工资 标准；但是，穷人则通常会主张增加政府税收和社会福利，要求制定最低工资 标准。前者会以维护经济的持续和高效率发展为自己辩护，而後者会以维护当 前的社会公正为自己辩护。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的正义性是否会失去根据呢？ 仍然不会！人类仍然可以根据基本的价值观来对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判断。比如， 从一般意义上说，主张强者帮助弱者是正义的，而主张恃强凌弱则是非正义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类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劫富济贫，因为那样做无异于扼杀社 会中最有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创造性，从而无法维持社会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但是不难想象，如果人类处于灾荒，一部分人濒临饿死，这个时候运用富人的 财富来帮助穷人就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了。当然，社会很少处于这种 极端状态，但是正义的经济学应该在承认强者帮助弱者的正义观的前提下根据 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寻找社会发展的人道的最佳平衡点。那种不顾社会弱势集 团利益的经济学绝对不是正义的。 　　让我们回到现实中的中国。二十年前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相对于毛泽东 时代的极其荒谬的经济政策而言，无疑是一个进步。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对于 打破那种极少数中央官僚对全社会资源的绝对垄断，对于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发 展，对于人民私有权利的建立和发展等等无疑是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由于 政治制度仍然处在集权状态下，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极端畸形。除了少数私 人企业家是靠辛苦经营或者特有的管理和技术优势发展起来的以外，政治权力 成为在中国社会收敛财富的最主要的手段，社会的统治者凭借物资分配、土地 和资金分配的权力以及对信息的垄断，在短短的二十年间迅速从政治统治者转 变成政治统治者兼经济暴发户，他们积累财富之迅速、之不择手段，令全世界 瞠目结舌。与此同时，在毛泽东时代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民， 二十多年以後依然如故。工人们也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成为输家。中国迅速 成为世界上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发展最快的国家。显然，这种社会发展方式绝 对不是正义的。由于它不是正义的，因而也是不可能持久的。中国社会中普遍 存在的对未来的社会动荡的担心便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现状的非正义性不认同的 一个具体表现。 　　面对这种非正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中 的一部分人正在喋喋不休地论证经济学的非道德性，另一部分人则在为政治权 力对财富分配的垄断辩护，为统治者的腐败辩护。我相信，若干年後，面对中 国经济发展的新一轮困境和历史的责备，中国这一代经济学家一定会为他们今 天忽视经济学的正义性汗颜。 〖自由亚洲电台〗 　　◆　“三个代表”离开还政于民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欺骗和强暴　◆ 　　　　　　　　　　　　　　　　　　　　　　　　　　　　　·陈泱潮· １、检验“三个代表”的试金石 　　近年来，江泽民先生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只要切实遵循去做，就一定 经受得住时间和实践检验的自新的方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 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但是，如果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完全违背这个自新方针的另一套的话， 那就完全是场自欺欺人的骗局！到底是真的“三个代表”，还是假的“三个代 表”？其实很容易且很快就能被实践检验出来——是否进行政治体制民主化改 革、还政于民，就是检验“三个代表”的试金石！中共十六大就是对此进行立 竿见影检验的时刻！ 　　如果十六大决定不再拖延早已必须进行的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还政于民， 那么，江泽民先生所提出的“三个代表”就是真货而不是假货，其性质就是革 命的进步的，其意义就是造福于中国和世界、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历史佳话！ 否则，如果仍然坚持一党专制，拒绝还政于民，拒绝人民盼望己久的政治体制 民主化改革，那所谓“三个代表”就是彻头彻尾的假货，其性质就是骗局，就 是对全体中国人的极其恶劣的公然的欺骗和强暴！其意义就是祸害中国祸害世 界，就是为了维护一小撮特权阶级大官们的利益而上演的一场欺世盗名的极其 可耻的闹戏！必将遭到现实广大人民一切进步力量和中共内部开明人士的坚决 揭露和抵制、必将遭到历史的无情鞭挞、嘲弄和批判！ ２、“代表”一词的双重含义和对应关系 　　“代表”一词既包含主客、体用双重含义；又具有代替行使、代为表达、 表决，因而有认可、委托、授权与被认可、被委托、被授权这样的两层对应关 系。代替他人行使权力，代为他人表达意志、发表意见，其合法性在于必须获 得被代替、被代表人的认可、授权和委托。否则，即为非法。在现代法制社会， 代表资格尤其必须具有合法性。所谓“代表资格的合法性”，也就是代表者必 须徵得被代表人的同意、认可、委托、授权。所以，在现代社会，代表先进生 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的议会、政府，必须是 经过民主竞选、公民普选产生、且有任期限制的议会、政府。这就是“主权在 民”、“人权高于主权”的逻辑来源。 ３、“三个代表”的合法性在于必须经过民主程序的认定 　　因此，“三个代表”命题本身有着强烈的民主内涵。有必要再强调指出： “三个代表”的首要条件是代表者必须获得被代表者的认可、委托和授权。否 则，未获得被代表者认可、委托和授权的“代表”，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是非 法的！ 　　你到底是不是代表了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你到底能不能代表中 国最大多数人行使权力和表达意志？必须经过全民公决自由普选的形式和过程 来获得认定和授权，决不能凭你自封！自封就是对人民主权的剥夺、就是对民 意的公然强奸！ 　　你到底有没有资格代表先进文化？也不能凭你说了算！同样要经过先进文 化载体的认同。尽管文化是抽象的概念，但是，文化的精神主体毕竟还是人！ 文化的物质载体第一是政体社会制度；第二是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等文字和影视 媒体。因此，在政治上有没有资格能不能代表先进文化，同样有一个必须通过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竞选自由选举和被选举自由的认定。决不能凭自封，自封就 是对自由和民主的践踏和蹂躏，就是对人权的剥夺和对先进文化的玷污！ 　　你到底有没有资格、能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同样也不能凭你自封，同 样必须经过先进的生产力的认可！当前，生产力物化的先进标志是互联网，可 是你对互联网万分恐惧刻意封杀，能不能算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更何况众所 周知，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依然是人！一切生产资料、手段、技术……等等，全 部都要通过人并且只有通过人来掌握、使用、运作，才可能成其为生产力，生 产出物质和精神成果。所以说，人依然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具活力最重要最首 当其冲的要素。因此，你有没有资格、是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同样存在着 一个必须经过全社会自由表达意志加以检验获得社会公认的问题！同样决不能 自封！自封就是对生产力首要因素——人的否定！对人的否定见物不见人必然 导致对生产力的破坏和阻碍，而这正是先进生产力所要打破并必然要被打破的 对生产力的桎梏！ ４、真做“三个代表”必然推行民主化 　　因此，江泽民先生“三个代表”提法本身，原本有着伟大的革命的进步的 内涵。但是，知而不行等于不知，只有实践才能使知行合一，才能实现从精神 到物质的转化，才能使合理的必然的变为现实的。 　　何况，古人有言“不知者不罪”，而“明知故犯者罪加一等”。江泽民先 生作为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在位至今已１３年，游历了大半个世 界，眼界不可谓不开，见识不可谓不广。如果明知“三个代表”每个代表都必 须通过民主形式和程序，徵得最大多数人的认同、授权和委托，才有代表资格 才具合法性，而在实践中还执意顽固抗拒民主潮流，执意顽固坚持一党专制， 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那就实在是十恶不赦、罪孽深重、无耻之尤！ 　　显然，未见十六大结果前，不是可以论定江泽民先生的时候。一切有待十 六大的政治决议出台：看到底是决定还政于民，还是决定继续坚持一党专制。 　　但是，江泽民“５．３１”讲话却流露了中共“决不向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学习”的动向。这就不能不使人对江泽民大讲“三个代表”真实意图的置疑。 ５、要人权要民主要自由是人类共性 　　人类之所以称为“类”，乃是因为人类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和有着必须共 同遵循的法则。人类的共同特点，决定了人类必须共同遵循普世价值观念和普 世法则。这是不以东西方、族群、肤色等区别，而可以相互对立的。否定人的 共性、否定人的同类项、否定人权、否定民主、否定自由、否定政党朝野竞选 全民普选，就是对人自身、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特点和法则的否定！ ６、历史任务焉能置若网闻 　　而且，上述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的解决，别无他 途，注定要通过民主的道路才能解决。身为当代中国最高领导人，岂可对现存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及其必须加以解决的历史任务置若网 闻？ 　　中国欲根除严重的贪污腐败，欲建立公正的健康的社会机制，离开政体制 度民主化，是绝对不可能的！美国法兰西式的民主共和学不了，英日泰北欧的 君宪民主制完全可以借鉴！完全可以结合中共军委主席掌握军队稳定国家的成 功经验，创造出新型的适合中国国情能确保中国长治久安的超稳定结构！ 　　须知现在中共所坚持的一党专制，己为一党专制的发源地俄罗斯人民当作 罪孽当作邪恶当作反动与落后，彻底抛弃彻底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了！号称“三 个代表”的党能反其道而行吗？迟变不如早变，被动变不如主动变！真是世界 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７、做真民主建国的新开国者，还政于民是正道 　　滔滔江水，毕竟东流去；夕阳无限好，总归要落山。世事无常，成住坏空， 无人可以幸免。江泽民先生应当有胸襟超脱于物我之外，放眼历史长河过去未 来，少背点在位的包袱，多一点超越时空的眼界，权将过去的１３年当做白捡 来的１３年，与其为他人作嫁衣裳、为巩固早己被前苏东人民扫进历史垃圾堆、 同时也早己为中国人民所不满的一党专制，背负历史恶名，不如自己奋发创建 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主义君宪民主制，做真民主建国的新开国者，以民主重 塑和保障中国的公平、公正与繁荣、稳定，用民主统一祖国，用民主和世界发 达国家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顺天应人，实现“中国而今有圣人，虽非豪 杰也周成。四夷重译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见www.cnfr.org所载《天命 前定》）的神奇预言——这才是正道、才是真正的实践“三个代表”、才是敢 为天下苍生负责、真正顾全大局之壮举！千万不可离开还政于民，空唱“三个 代表”的高调，遭今人唾弃、为后人所不耻！ 〖此为《预评中共十六大——从江泽民“５．３１”讲话看中共十六大理论准 备的局限性》节选，为原文第２．４章节。全文见http://www.cnfr.org。〗 【】　　　　　　　　　　　　　　【】　　　　　　　　　　　　　　【】 °时　　评° 　　　　　　　　◆　除了等待，国人还能干什么？　◆ 　　　　　　　　　　──１６大热背后的国民性 　　　　　　　　　　　　　　　　　　　　　　　　　　　　　·刘晓波· 　　十六大召开之前，除了极少数中共高层忙碌得不可开交之外，其他国人都 在无所事事而又忧心忡忡地等著盼著。等什麽，执政者的良心发现？盼什麽， 新救主上台后实施善政？近两年，境外舆论对中国的关注中心，主要聚焦于中 共十六大，境外媒体不断地放出关于十六大的敏感消息，仅就西方、港台及日 本的一些著名媒体的议论而言，也足以吊起那些两眼紧盯著中南海的人们的胃 口。胡锦涛的单独访美将此推向一个小高潮之后，正在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又成 为新的热点，种种对会议内容的预测纷纷出笼。某些焦点人物的宦海沈浮象火 爆的连续剧一样，赢得颇高的收看率，而作为导演的中共第三代却在暗中欣赏 自己的得意之作，时而运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出面对剧情做某种模棱两可的充 满暗示的解说。对江泽民的全退半退不退，对胡锦涛能否全面接班、对现任政 治局七常委在换届人事安排上的明争暗斗、对接班人之间暗中较劲（胡曾之 争）、对三代表的未来定位……的议论和推测，由于议论了很长时间，现在已 经没有什么可以炒作的了。于是，人们就转向对未来总理人选的各种猜测，对 江泽民如何控制军队的预测，对十六大权力分配的诸种可能方案的沙盘推演， 对上海帮、太子党和团派之间较量的分析，对可能成为未来权力核心层的诸人 物逐一点评，甚至连省部级官员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来众多推测，最近又有关 于江泽民的高级智囊王沪宁失宠的消息……且不说网路上每天都有大量这方面 的文章，这就是中国特色──全世界都无能为力的中国特色──面对左右著中 国未来政局的独裁黑幕，国内的人只能闷声等待，境外舆论也只 能大胆猜测高声喧哗。 　　人治的大陆政治，黑箱运作使外界得不到足够的资讯，无法窥见中共高层 权力争夺的幕后交易和阴谋诡计，接班人的不露声色，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 乃为无奈之举。但是，任何预测和点评，只能根据一些高层动向的蛛丝马迹、 内部消息和小道传闻来做推测，甚至不惜添油加醋，任何消息来源也逃不脱扑 风捉影之嫌。随著会期的一天天临近，各种预测将更加层出不穷。这类舆论炒 作的另一种潜在效应，足以加强加深国人对新救主的期待，无异于在为中国的 人治传统和中共的长寿秘诀做免费广告，甚至就是独裁权力的反面点缀。 　　而自从八九运动被镇压之后，大陆民间反对运动就一直陷于低潮，国人越 来越放弃自下而上推动社会转型的信心和能力，转而越来越寄希望于中共高层 开明派的出现和主导国事。１９９８年，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政治小阳春，朱 熔基的上台，更让国人著实兴奋了一阵。但是，这种兴奋，随著对民主党和法 轮功的镇压、对知识界和新闻界的整肃，也随著朱熔基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而 逐渐消失。于是，国人关注时事的焦点便提前转向中共换代的人事调整。 　　现在，国人都在问：下一个皇帝是谁？当我们的近邻军政府统治下的缅甸， 民间反对派经过十几年的坚持，终于迈出了走向社会和解与民主改革的关键一 步。在昂山素季的无条件获释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的时候，关心时事的中国 精英们所关注的核心话题却只能是中共十六大的换代。只要相聚聊天，大部分 时间也是在谈论十六大换代话题。人们传播著关于高层的各类小道消息，特别 热衷猜测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和预测第四代的政治倾向。大家希望老人帮全部退 下，特别希望江泽民能够为中共退休体制开创一个真正废除终身制的先例，希 望胡锦涛和温家宝成为第四代核心，也希望李瑞环以年龄的优势出任人大委员 长、留任政治局常委，更希望换代后的新权威能够打破政治坚冰。换言之，尽 管希望十分渺茫，但国人仍然把中国政改的希望寄托在第四代可能出现的不同 于第三代的变化之上，寄托于第四代中出现戈巴乔夫式或蒋经国式的人物，而 民间反对派的存在基本被排除在关注之外，没有人对中国出现哈维尔、瓦文萨、 叶利钦、金大中和昂山素季式的人物抱有任何希望，国人已经放弃对自己参与 政治和创造历史的信心。 　　这也难怪，因为今日中国今天仍然是一党独裁，民众仍然无法决定自己的 命运，而只能被极少数人决定。谁坐第一把交椅只是执政党的私事，不要说十 几亿百姓无权过问，就是六千万党员又有几人能有发言权！从中共一大到七大， 党魁基本是由前苏联及共产国际钦定；从八大到十五大，接班人皆由实际的党 魁钦定。谁当上中共的党魁，也就相当于当今的帝王，此人的一言一行无不与 百姓的未来命运的密切相关。所以，尽管每一次中共换届后的结果，大都令百 姓的失望，但是国人仍然在换届之前抱著微茫的希望，希望新上台的人是关心 百姓疾苦的明君，起码在腐败横行之下他是个廉洁的清官。 　　我认为，不能单纯地用中共的强大来解释国人的无奈，更深层的原因是救 世主意识在作祟，是民间的无所作为。国人似乎只能囿于中国的人治传统面对 自身处境的改善，只能固守消极等待的国民人格，陷于“一人兴邦”或“一人 祸国”的陷阱之中。在号称政治年的敏感期，不仅中共政权对民间和媒体的控 制更为严格，而且国内的民众和精英也有意识与政权相配合，大都自觉保持低 调，以免惹怒中共，付出不必要的个人代价。在十六大的换代完成之前，除了 在没完没了的猜测中焦虑地等待之外，大家已经无事可做，只等十六大闭幕之 后，大家才会从新皇帝的脸色上看出该做点什麽。 　　几千年了，国人就是在这种无奈而又无所作为地等待著新救主的降临，中 国政治就是在执政者的自我加封的权力游戏中循环往复，老百姓就是在被独裁 者给定的命运中乞求温饱──有时坐稳了奴隶地位，有时连奴隶的稳定都没有。 　　这是无奈，更是无所作为，是无所作为催生出的无奈。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０日于北京家中 〖香港《信报》〗 【】　　　　　　　　　　　　　　【】　　　　　　　　　　　　　　【】 °专　　题° 　　　　　　　　　　　　　◆　读思想史　◆ 　　　　　　　　　　　　　　　　　　　　　　　　　　　　　·陈四益· 　　人生了一个大脑，就要思考；长了一张嘴，就要说话，以表达思考的结果。 说的话落在文字上，就是文章，文章也是思想。哲学家说，人从动物界分离出 来，就是因为人有思想、有语言。那么，如果失去了思想和语言的功能，人也 就不成其为人了。所以禁止人思考，禁止人说话，其实与谋杀无异。可惜，历 来的法律没有这项规定。那原因，我想，是因为专制主义的社会中，统治者不 想被统治者思考，也不允许被统治者表达自己的意愿。“天下有道，则庶人不 议。”－－他们以为，没有思想的人易于治理，把老百姓的嘴巴封起来，就天 下太平了。 　　但是，思想终于不能扼杀。思想着的人可以死去，思想的成果却或以口语 或以文章，或多或少地流传于后世。有些不容于本土的思想，却在异土大放光 芒；有些则在本土流传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不断充实，当初的涓滴细流，最终 成为埋葬专制主义的精神力量。 　　专制主义时代扼杀思想的一大理由，是这些思想的悖逆与不轨，要求每一 个人、每一句话都不能错，都要符合钦定的要求，即所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 言”。但是，要说话，就会有对有错，任何人，即便是作为典范的“先王”， 也都有说错话的时候。要求不说一句错话，说错一句话就加棒杀，其结果就是 不许人说话。其实，下笔千言，有一半讲得对，就很了不起，哪里有句句是真 理的事情。“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不允许九百九十虑的不得，连那一得也 将失去。 　　听讲话，读文章，要紧的是看他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思想，而不是看他哪 一句话说得不妥或不当。何况那不妥和不当，或许并非思想者的不妥或不当， 而是判定思想是非者的不妥或不当，因为判定思想是非者也是人，或许是比思 想者更低能的人。 诗曰： 　　　罡风吹折精神树，人世飘零思想花。 　　　半落黄埃归后土，半随绿水到天涯。 〖《读书》２００２第七期“诗画话”。丁聪配画略〗 　　　　　　　　　◆　两大历史转折关头的正义呼声　◆ 　　　　　　　　　　　　　　　　　　　　　　　　　　　　　·袁伟时· 　　这里选录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三篇短文，一以贯之，说的是知识分子必须具 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想，不论你是不是知识分子，只要你是现 代公民，都应该好好读读这些箴言。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著名学者王国维跳进颐和园的昆明湖自尽，年仅五 十。为什么正当盛年的文化重镇要自寻短见？王氏的遗书说：“五十之年，只 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变在何方，辱自何来？有人说是“殉清”。 可是，１９２４年冯玉祥把溥仪赶出紫禁城，为什么那时不殉，而末代皇帝正 在天津租界自得其乐之际却那么动情？它如私人瓜葛或恩怨致死说等等，均难 自圆其说。两年后，陈寅恪为故友撰写的纪念碑铭文驳斥了上述猜测，义正辞 严地指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看看当时的社会环境，不难理解陈先生在这里不仅是为亡友辩诬，更重要 的是在关乎中国前途的大是大非面前，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正义呼声。一个 不能不正视的情况是：不但１９２７“四一二”的腥风血雨震惊全国，而且在 此以前，随着“国民革命”和“北伐”阴暗面日益暴露，各地知识分子早已坐 立不安。听听刘少奇是怎么说的吧：“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 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 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 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 普通的。” 　　加上自国民党推行所谓“党化教育”、“党化司法”……取消新闻自由和 思想、学术自由，极权统治已在地平线上突显。于是，除了少数激进知识分子 和部分青年学生外，知识阶层中不少人念及南国，惴惴不安。王国维自沉，无 非是敏锐地察觉行将失去自由的知识分子极端悲愤和绝望的体现。当陈寅恪两 年后提笔撰写碑铭时，先觉们的担心已不幸言中。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悍然 宣布：“确定总理（孙文）遗教为国家之最高根本法……全国国民，均宜恪守 勿渝”，并宣布“一切学问知识只有用来作证明的材料，说明的方法”，要对 “自由思想加以严格的批评”，开创了２０世纪中国某个政党径行以某个人的 思想为国家宪法和思想准绳，取缔自由，建立新式专制统治的纪录。其后果是 众所周知的。 　　面对这样的荒唐，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愤怒地指出：“在思想言 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与胡适有所不同，陈寅恪一向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很少评论时政。但 像他那样对中西学术文化有深刻了解的现代知识分子，深知没有自由思想和独 立人格，就不会有王国维远超前人的学术成就；也不可能让自己蓄势待发的学 术成果破土而出；更不可能让祖国的学术文化日新月异。他的大声呼喊，体现 着为学术而学术的群体正在打破沉默，与胡适等公共知识分子和“怒向刀丛觅 小诗”的革命者互相呼应，谱成抗议文化专制主义的正义大合唱。 　　进入５０年代，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思想改造，学术批判，镇压反革命， 反右派……目不暇接。在经受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打击后，呼喊者沉默了；沉 默者更沉默；委琐、奴颜婢膝、凄凄惨惨戚戚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应发生的灾难？重要原因之一是愚昧无知，而又妄自尊大。 最大的灾难到来之前的１９５１年，陈寅恪已为祖国的学术文化忧心忡忡： “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 林。” 　　１９５４，在以批判胡适、胡风为中心的暴风骤雨就要到来的前夕，中国 科学院邀他北上主持中国中古史研究所，他写下答复科学院的那封著名的信。 同年写就《论再生缘》。他又一次为思想自由、独立人格呼号。这是奇谈怪论 乃至异端，还是深悉现代学术文化发展必要条件的大师的箴言？时至今日中国 人尚要为这些常识花费时间，这绝对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光荣。 　　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悲叹我们缺乏能在世界学术领域领导潮流的大师。 没有能让知识分子自由驰骋的社会环境，能有大师吗？体制或曰具体制度是决 定人才成长快慢的关键。我们的大学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还有多远？翻翻我们 的报纸吧！与连篇累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呼吁的同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 呼声是那么冷落，似乎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进入２１世纪，惧怕在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中再一次陷入劣败的命运，朝野 人士同声呼吁要恢复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可是，没有自由心灵，何来创新？ 　　不是说要进行素质教育吗？离开从小就培养我们的公民具有独立人格，自 由思想，所谓素质教育就失去灵魂，不着边际。 　　中国又一次面对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一切关心祖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人 们，特别是手中掌握大小权力的官员们，请读读陈寅恪的肺腑之言，也许你能 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写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６日 发表于《同舟共进》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　围绕“三代工程”研究计划的争论　◆ 　　　　　　　　　　　　　　　　　　　　　　　　　　　　　·余英时· 　　今天我想讨论的题目是所谓的“三代工程”。这是大陆耗资差不多一千万 到上亿人民币的一个研究计划，目的是给中国古代的夏商周三代历史订下一个 年表。二百多位学者参加了这个计划，引导这个计划的是现在大陆一位很有名 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李先生我也认识，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但是他主持这个政府的计划，当然是不能不照政府的意旨进行。 　　这个计划是从１９９６年开始的，据说是因为一位很高的官员游览遗迹以 后，发现遗迹历史那么长久，因此觉得中国也应该有一个正常的历史年表。所 以在这个观念之下，就发动了一个所谓三代工程，即夏商周算代工程。怎么样 来算代？夏从什么时候开始？究竟有没有夏？商是怎么样？周代又是怎么样的？ 要搞清楚的问题很多。所以说这个工程是非常浩大，投入的人力也非常多，设 计的题目包括各方面，从天文到历法，什么都有。这个工程到２０００年基本 完成了，现在只有一个简单的报告。详细的研究成果还一直没有出来。可是简 单的报告已经把他们的结论都传出来了。 　　今年四月初，美国亚洲协会开年会，其中就有一场会议是专门讨论这个夏 商周三代工程的。李学勤先生代表大陆，还有其他的人，包括考古学家张长寿 先生也参加了讨论，在大会上陈述他们的结果。美国的一些专门教授，如芝加 哥大学的学者夏涵仪，史坦福大学的专家倪文孙也参加了这个讨论，另外还有 还有张立东先生。张先生回国以后发表了一篇文章，报告夏商周代三代工程在 美国的讨论情况，他的题目叫做《面对面的对话》的文章详细报导了双方争论 的经过。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古代的年代，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确 定。怎么样能够得到共同接受结论，现在还是很难说，这个争论不但发生在美 国的学者跟中国的学者之间，而且中国学者中间有许多没有参加这个三代工程 的很有名的一些考古学专家，象北京大学的邹衡教授、宿白等等都有不同的意 见，不过他们在国内情况之下，不大敢向官方动用了１千万元的大计划得到的 结果进行挑战。双方有不同的意见本来也是很正常的。 　　可是从张立东５月份在《文物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以后，马上引起了一场 政治风波，就是政府好象要文物报的总编辑检讨，而且还要把所有有不同意见 的文章退回。这在网络上有许多报导，我相信基本上跟事实相差不远。这样一 个发展，我觉得是很不幸的，从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立场上讲，也是不明智的。 而把一个象李学勤先生这样很好的学者卷在里面，让他承担这个责任，几乎变 成代表官方的一个领袖，也是很不幸的。因这对李先生的学术声望会有不好的 影响。所以我觉得很惋惜。 　　我并不是商代专家，但是我也一直注重中国考古的发展，特别是象夏代到 底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许多专家之间还很有不同的意见。从年代上讲就更难判 断了，连我们现有的年代，大家都是根据《史记》上来的。这《史记》是汉朝 写成的，我们承认《史记》里面一定有古代的根据，但是到底不敢下最后的确 定。现在中国共产党好象有一种想法，要重新反对任何对古时候的怀疑，我想 这是因为他们要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转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要把中国历史推 得越长越好，越早越好，不希望别人再继续疑古，因为疑古就等于是疑今，也 等于对现代权威的一种间接的怀疑。正是在这种思想空气之下，中共搞了所谓 “三代工程”这样一个浩大的计划。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　有时候也可以无为　◆ 　　　　　　　　　　　　　　　　　　　　　　　　　　　　　·田晓明· 　　王小波先生有一篇文字叫做《从internet说起》，该篇的大意是： 　　有人提出要对网络加以限制，因为网络传播色情内容及反动的东西。王小 波说他赞成这个建议。限制网络并不能治本，治本之策是把电脑也给禁了。对 此，王也表示同意。电影、电视也在散布不良信息，王同意对它们严加管理。 流行音乐是污七八糟的东西，也该禁掉，王还是赞成。 　　王小波说：“这样禁来禁去，总有一天禁到我身上。我的小说内容健康， 但让我逐行说明每一句都是良好的信息，我也做不到。再说，到那时我已经吓 傻了，哪有精神给自己辩护。” 　　王小波领我们转了一圈之后又说：“我赞成对生活空间加以压缩，只要压 不到我；但压来压去，结果却出乎我的想象。”他又说：“５０多年前，有个 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雅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 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王小波念叨了一大套只想说明这样一个意思：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 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当别人有难的时候你不能袖手旁观，否则灾难就会降临 到你的头上。 　　王小波这样说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进程和德国的进程正好相反。 德国那里是先有一个整体，纳粹今天从整体上抠下来一块，明天从整体上又抠 下来另一块，最后整体被纳粹消化掉了。中国最初没有整体。文革后冒出来一 个奇装异服，有人看它不顺眼，于是横加干涉，有的年轻人的喇叭裤被剪破了。 禁着、禁着，就禁不下去了。于是，大人们就任由着年轻人愿意穿什么就穿什 么。后来又冒出来了流行歌曲。正统的人说这是靡靡之音，会败坏人的精神， 于是又开始了对流行音乐的批判。批到最后，港、台歌手都跑到中央电视台春 节晚会上去演唱了。这意味着什么？电影当然也不能放过，张艺谋拍的一部电 影就被禁过，后来还是让它公演了。王小波听说有人提议要限制网络，那是几 年前的事情。几年过去了，互联网迅速地延伸到中国的各个地方。我至今没看 到网络会被彻底禁掉的迹象。 　　文革之后，具有自由性质的事物从一到多渐渐地汇成一个庞大的集体。从 它们兴起的那天起，就存在着要消灭它们的声音。然而，它们由小到大、由少 到多，渐渐地具有了一股抗跌打的力量。现在，我看到有人挺身而出，说是要 限制这个、限制那个，我一点儿都不把他当回事儿。我不会象王小波那样大声 疾呼，“快救救被害者，他们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我要这样做：沏上一 杯茶，坐在大树下，看着那个要限制别人的人张牙舞爪地冲上去，然后又被一 股力量给反击回来。 〖《民主论坛》〗 【】　　　　　　　　　　　　　　【】　　　　　　　　　　　　　　【】 °报　　道° 　　　　　　　　　　　　◆　网络公民宣言　◆ 　　　　　　　　　　　　　　　　　　　　　　　　　　　　·任不寐等· 　　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令（第１７ 号）《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前夕（《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２ 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４日新闻出版总署第２０次署务会和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７日 信息产业部第１０次部务会审议通过，自２００２年８月１日起施行。）我们， 互联网络的自由撰稿人，个人网站站长，以及关心网络自由的人士，互联网使 用者，在此发布《网络公民权利宣言》，以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使用网络 的合法权利。 　　我们认为，以下原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网络公民权利”属于公民自由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联合国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所规定的公民权利的一部 分。 　　第二、网络公民权利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１、网络言论自由：公民有权利 在互联网建立网站、网页，有权利任何公开发布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栏发布个人 意见，非事后法律追溯不受预先禁止，被追溯的对象仅限于侵犯网络言论自由 和“明显而现实”的诽谤、色情、攻击及暴力行为。２、网络信息自由：公民 有权浏览任何网站、网页，公民有权通过电子邮箱、电子公告栏等交换信息， 任何屏蔽网站和监视、禁止、限制、破坏上述个人信息交换的措施都视为非法。 ３、网络组织自由：公民有权利建立网吧等网络服务机构，政府部门在这方面 不得建立许可证制度。 　　为此，我们对《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建议中国 立法机构、中国参加的国际人权组织对此法律的合宪性和正当性进行审查。我 们确信，在目前的情况下，关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网络自由的管辖权及其合 法性，都有必要交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违宪裁定，或根据法律规定，交付 全民讨论。我们建议，依法制订限制政府权力以及限制政府侵犯网络自由权利 的法规已经势在必行。 　　我们最后重申：现代政府立足于每个人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有组织团体的 权利，质问政府决策的权利，以及公开批评政府的权利。只有通过自由和不受 检查地表达意见，社会才会出现文化繁荣和政治和平。网络自由对人类和中国 的进步事业具有开创性的建设意义。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政 府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包括公共领域对海外和国内民间社会实施封锁。今天， 我们有理由对闭网锁国的政策保持警惕。 　　现代社会是开放社会，值此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历史关头，任何封闭的措施都不利于中国社会与世界接轨，不利于中国社会的 和平、进步。时局迫使我们再次进入一个责任的时代，每个公民和政府对此负 有责任。捍卫网络自由已经刻不容缓。 任不寐、王　怡、余　杰、余世存、陈永苗、吴　思、刘晓波、师　涛、 杨小凯、茅于轼、赵　诚、郝　建、张远山、牧　沐、黄　佶、笑　蜀 （按签名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签名对所有人开放）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７日 　　　　　　　◆　关于辽阳工潮的最新消息（二则）　◆ 　　　　　　　　　　　　　　　　　　　　　　　　　　·中国劳工通讯· ●　法国工会人士与中国驻法大使馆对话（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１日） 　　在今年３月开始的辽阳工潮中，姚富兴，庞庆祥，萧云良，王兆明等４名 工人被捕。７月１０日是由国际劳工联合委员会和中国劳工通讯联合发起的 “要求释放辽阳被捕工人国际行动日”。这天下午５时，法国各工会的代表 ６０余人，打着法文的“释放辽阳工人代表”的横幅，在中国驻法大使馆附近 的阿拉玛广场举行了集会。中国驻法使馆的有关负责人在大使馆内会见了集会 的法国工会的两名代表。 　　进入中国大使馆的两名法国工会人士巴夫瓦和伽佩雅分别是法国工人力量 总工会（ＦＯ）教师工会和巴黎总工会的成员。其中的巴夫瓦曾和其它的３名 法国工会人士一道，于今年５月到亲赴辽阳，后被辽阳和沈阳的公安逮捕并递 送出境。巴夫瓦告诉中国劳工通讯，他们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一秘和一二秘 进行了认真的对话，对话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巴夫瓦说，中国使馆上述人员首先询问了他上次去辽阳时是如何得到签证 的，及辽阳之行的观感。在为中国政府辩护的同时，中国使馆负责人也感谢法 国工人对中国工人命运的担忧，承偌向中国政府转达法国工会人士关于释放辽 阳被捕工人的要求，并答应和法国工会人士保持接触。 　　巴夫瓦向中国政府的代表表示，他们是带着全世界４０多个国家，上百个 工会的成千上万个工会会员的签名来到这里。不管世界上那个国家的工人受到 迫害，法国工人和国际工会人士都要干预。辽阳被捕的工人代表一天不释放， 法国工人为被捕工人获释的斗争就一天不会停止。他们还会就辽阳被捕工人一 事拜访中国大使馆，并正在筹备第二个访问辽阳的国际工会代表团。 　　在同一天，全世界约２５个国家的工会人士同时到中国驻这２５个国家的 大使馆或领事馆门前集会，并递交请愿书，要求释放姚富兴等４名被捕的辽阳 工人代表。在香港，香港职工会联盟、中国劳工通讯、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 亚洲专讯资料中心等工会和劳工团体的代表３０多人，于当地时间下午４点， 在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门前集会。会上宣读了上述劳工组织给中共中 央和中国政府的公开信，并提出了三项要求：调查，干预辽阳工潮；责成辽阳 市政府立即释放被捕工人；正式承认关于工人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国际劳工 第８７号和９８号公约。 　　到７月１０日法国时间２３时止，在西班牙的马德里，阿尔及利亚的阿尔 及尔，在非洲国家多哥，亚洲的孟加拉，中国大使馆都在使馆会见了要求释放 辽阳工人的工会代表。中国驻巴塞罗拉领事馆则拒绝了当地工会人士会见的要 求。在旧金山，英国的伦敦，在瑞士等其它国家，当地的工会人士正在和中国 大使馆交涉。 ●　辽阳工人领袖仍被关押（７月２９日） 　　辽阳公安局宣布，以贪污罪名拘捕原辽阳铁合金厂范一成，然而辽阳工人 领袖仍被关押，政府并拒绝律师会见被捕工人领袖。 　　辽阳市铁合金厂工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反对工厂领导贪污腐败行 为。从１９９９年开始，进行了长达四年多的抗争行动。在２００２年的３月， 在中国人大政协会议召开之时，辽阳铁合金厂的工人再次走上街头，希望中国 政府能够关注劳工权益，示威一度超过上万人。 　　辽阳工人的示威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的广泛注意。辽阳市政府 一方面拘捕了部份示威的工人代表，另一方面也解决了长期拖欠工人的养老金， 医疗费，职工子女再就业等问题，并给与困难职工适当的生活补助。 　　然而辽阳工运领袖姚福信３月１７日，庞庆祥、肖云良和王兆明等人在３ 月２０日，被辽阳当局拘捕以来，已经超过４个月，辽阳市法院仍然没有对其 进行审判，姚福信的家人已经请了律师，而辽阳市公安局不让律师会见姚福信， 并说明要请示辽宁省公安厅。这违反了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５日，６００多工人签名要求辽阳政府释放姚福信，庞 庆祥、肖云良和王兆明，并把这一签名交给了辽阳市政府，在目前为止，没有 得到任何答复。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６日，辽阳市电视台宣布了当局拘捕了被工人指责为搞 垮辽阳铁合金厂的厂长范一成。 　　据中国劳工观察从国内得到的消息：辽阳市当局试图把姚福信，肖云良等 人和中国民主党事件进行挂钩，而予以重判。中国劳工观察呼吁辽阳当局尽快 释放姚福信，庞庆祥、肖云良和王兆明，希望当局不要强加给工人代表不存在 的罪名。 【】　　　　　　　　　　　　　　【】　　　　　　　　　　　　　　【】 °网文摘编° 　　　　　　　　　◆　历史的荒谬与戏说的真实　◆ 　　　　　　　　　　　　　　　　　　　　　　　　　　　　　·吴晓天· 　　曾听一位中学历史老师长嘘短叹：现在的孩子真是没法教了，考他们“康 乾盛世”形成的原因，竟然有人回答是因为“两位爷”经常微服私访，体察民 情、惩奸除恶，都是有道明君——再这样戏说下去，可怎么得了？又有一位老 教授哂笑着指出：其实在历史上乾隆比纪晓岚年长十九岁，比和〔王申〕大三 十一岁，原是隔代的辈份，现在看来倒象是三兄弟，一切为了剧情服务，也不 该如此荒唐。又得劝他们别太认真了，有据可查的尚且如此，无史可考的你又 能奈何，君不见近日播出的一部古装武侠剧里，女侠客穿上了迷你裙和长筒靴 出镜，俨然一副“日式美少女”的打扮，很有些“秦时明月汉时关，还有谁比 我大胆”的超前意识——“气死活人可是不偿命的噢！” 　　戏说者总有他们的道理，总结出来不外乎以下几点，有话摆在桌面上说， 以求得广大观众的理解和支持： 　　一、用辩证的唯物史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好大的口气，理由也很充份： 你看电影里的国民党官兵，不是越来越有“人情味儿”了吗？过去总把他们表 现得要么凶狠残暴、要么愚蠢透顶，脸谱化的表演倒有“戏说”之嫌，能还他 们以本来面目，自然也该对古人重新“定位”，以现代人的视角再行审视—— 言语中还透出点儿“学术气息”。基于这种观点，于是把个遗臭万年的大贪官 和〔王申〕塑造成了一位爱子心切的好父亲，以及憋了一肚子委屈只能向心上 人诉说的痴情男儿，虽然这两者都是人之常情，可放在他的身上，看来总象臭 豆腐沾奶油般难以消受。在现时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里“好人”与“坏人”的 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有的甚至是彻底翻案，在“人性化”招牌的背后，到 底该以哪个为准——是历史的荒谬还是戏说的真实？ 　　二、表达广大观众的美好愿望和心声：戏说作品多是大团圆结局，表现了 “好人有好报”的向善主题，甚至能让梁祝重返人间，终成眷属，功莫大焉。 于是想到迟早会有人拍一部戏说《红楼梦》，宝黛的终身大事也就全指望他们 搓合了。所谓“清官戏”大概也最好拍成戏说，一是历史上的清官大多没得着 “善报”，虽青史留名，若按史实拍成个悲悲切切的正剧反而给人添堵；二则 他们的很多事迹原本就是个“故事”，由后人敷演而成。就说这纪晓岚吧，据 说其实是个性情乖张的老学究，既非“风流才子”，也不是什么“铁齿铜牙”， 至于哪来的那一身如党委书记般的浩然正气，只好去请教编导了。 　　戏说也得有个限度，出了格就会有人管，据说那位尾随而至的“风流才子” 就是因为“违反”了民族政策才险遭封杀，也算给越来越由着性子胡闹的戏说 者们一点警告。画鬼容易画人难，回避现实，一味构筑理想中的空中楼阁，是 编导们的投机取巧，也是对观众的误导和麻醉，抛开观赏性和娱乐性不谈，单 就积极的现实意义来说，十个纪晓岚也比不上一个李高成。 　　三、迎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记得应该是在二十年前，一部描写李白的电 视剧首开内地戏说之风的“先河”，仅为其中一段无关紧要的过场戏：花前月 下，这位诗仙与杨贵妃不期而遇，大概是话题稍微“体己”了些，眼神稍微深 情了些，立刻引来一片口诛笔伐，简直就成了歪曲历史、诬蔑先贤的“黑典 型”。其实现在想想那又算得了什么，与如今的戏说作品比起来真是太给老祖 宗留面子了，打个“擦边球”都显得扭扭捏捏。 　　眼看着古装电视剧里的“古人们”从服装造型到言谈举止越来越趋于现代 化，成了些非驴非马的怪物，历史感是荡然无存了，好歹还留了些许顾忌，没 在挥剑决斗时掏出手枪来——虽然那掌风也有了火箭炮的威力。在如今的很多 影视工作者看来，他们唯一的责任就是要变着法子让观众“赏心悦目”，其它 的全不干己事，既非历史教师又非考据专家，繁体字尚且不认识，找哪门子的 历史依据？看着他们的作品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青少年，大概会认为中国的古代 全是皇帝和侠客的天下，而且是美女如云，靓仔成堆，怎能不心生迷惑。话说 得重一些，日本人篡改历史教科书不可容忍，而我们又该以什么态度对待自己 的历史呢？ 〖“华夏快递”〗 　　　　　　　　◆　报纸编辑要不要职业道德？　◆ 　　　　－－致《中华读书报》“时代知行”版编辑的公开信 　　　　　　　　　　　　　　　　　　　　　　　　　　　　　·虹　影· 　　以下是我于今年七月十五日发给《中华读书报》的声明，题为《虹影辟 谣》： 　　　关于我的小说《Ｋ》所谓“诽谤先人罪”，贵报在今年６月１２日刊 　登了傅光明整版长文《Ｋ案的来龙去脉》，同月２６日又刊登了傅光明半 　版文章《虹影是在说谎吗？》。案件正在长春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两文 　中的许多毫无根据的指责在法庭上没有提出，当然也没有交验证据。因此， 　傅光明所说的，实际上是在法庭外提出假证据，试图影响法庭判定。为此， 　我不得不就其中最重大的一项，发表声明如下： 　　　傅光明《Ｋ案的来龙去脉》一文，开始就说：“台湾尔雅出版社中文 　繁体字版的《Ｋ》是１９９９年５月出版的，虹影在自序里即不讳言：此 　书讲述的是３０年代在武汉，现代著名才女作家凌叔华。” 　　　傅光明意思是我“改口狡辩－－在台湾说一套，在大陆另说一套。”， 　现在我把台湾版的自序传真寄送贵报，请看哪里有此话？这是睁着眼睛说 　谎。借读者没有台湾版核实的机会，有意行骗。洋洋大文，开场最基本的 　事实，都如此明目张胆造谣，对其它诸种指责，我也不用一一说明了。 　　此短信，连同台湾版《Ｋ》原序言，传真到《中华读书报》编辑部。半个 月过去，《中华读书报》没有刊登此短信，也没有给我任何解释。我无法可想， 只有写此公开信给你们。法庭判决至今未下，我当然希望法官也看到这封短信。 　　《中华读书报》是个大机构，在中国读书界著作界影响巨大。一个人被机 构不公正对待了，以前说，“被母亲错打了，还能责怪母亲吗？”不是想不想 责怪，而是无处去责怪。我遇到作家同行，他们说：“你不是在台湾版序里自 己承认的吗？”我怎样才能向一个个人说明？ 　　“时代知行”在６月２６日刊出编者按，说是该报在《Ｋ》案上没有“厚 此薄彼”的意图。让单方面毫无根据地长篇造谣，重拳伤人，然后宣布“不打 了，这游戏规则改了。”这样的裁判兼赛场主人，还好意思说是公平？ 　　不仅如此，《中华读书报》６月１９日曾刊登我对傅光明整版攻击的简短 答复，其中我说，傅光明作为原告的利益代理人，拒绝和解，坚持到不同法庭 连续再告，是讼棍行为。该报编辑把这话删掉了。 　　我承认，《中华读书报》编辑有删稿权，正如你们有拒绝刊登权。但奇怪 的是，一个星期后，此报刊登傅光明长达几千字的再次造谣攻击，文中竟然指 责我说他是“讼棍”！ 　　这就奇了，既然已删，傅光明何以见到？惟一的可能是《中华读书报》编 辑部中，有一位或数位人物，偷偷把尚未删的原稿给傅光明看了。 　　如此缺乏起码职业道德的编辑，我还从未见到过！我认为《中华读书报》 应当内部调查谁做出这样的事。 　　但是该报不让再谈这事，厚了就厚过了，薄了就薄过了，但是造谣变成了 伪证。报纸是国家的一个机构，我是个人。机构欺侮了我一个自由撰稿人，而 且是在决定案件判决的大问题上，是不是我应该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对任何无 权无势的人，机构能否用这种态度？ 　　无法可想，无处论理，我寄出此公开信，请大家说说，也请你们回复。 　　　　　　　　　　　　　◆　论何新　◆ 　　　　　　　　　　　　　　　　　　　　　　　　　　　　　·任不寐· 　　９０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们不能忘恩负义，他们应该永远铭记一个叫何新 的“导师”，是他在９０年代初思想界人人羞于抛头露面的时候挺身而出的， 是他首先把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情绪上升到"学术"的高度的。 　　其实北大精神在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４日就被这个叫何新的“学者”污辱过。 何新先生是到北大来进行演讲的，据他自己记载，演讲结束时，“全场热烈长 时间持续鼓掌”（本节引文均见何著《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９月第一版）。在“全场热烈长时间持续鼓掌”开始前何最後的一 句话是“我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历史。”－－但我想这让历史很为难，如果 他坚持要历史记住他，那么他将因一些批判文字一起载入史册──历史也记住 了克劳底斯·撒尔美夏斯，那是因为历史在纪念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约翰－弥尔 顿时不得不记住他。记得有人这样说过：“一个傻瓜可使跟他一道生活的人感 到无聊可厌，他本应知足了；可他还想折磨後代人……他想告诉後代人过去曾 有他这么个人，而且让後代永远记得他是个傻瓜。”（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扎》 页１０９）我确信何新以及坚持要敲响“中华世纪钟”的人可能会名垂青史， 只不过是以傻瓜的形式。 　　谈到何新我简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因此我只能说“哦，何新……”然後 就不知所云了。我想借用一下他的话－－我对他的同情甚至大于轻蔑。然而， 评述中国新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不可能不提到他。“何新思想”不是一个理论， 而是一个现象，一个做人的方法，一个反文化的文化事件。它为德国法西斯主 义的军事的残暴和精神的狂妄增添了生活的下贱和道德的卑劣，因此为建立具 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建立了头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何新现象“虽然低 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仍然是批判的对象，就象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 的罪犯，依然是法律的对象一样……这种精神已被驳倒其本身不是值得重视的 对象，而是既应当受到鄙视同时又已经受到鄙视的存在状态。对于这一对象， 批判本身不用自己表明什么了，因为他对这一对象已经清清楚楚。批判已经不 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感情是愤怒，他的主要工作是揭 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４） 　　我并不希望也不相信当他将来想到自己如此卑劣以後，象撒尔美夏斯读了 弥尔顿的文章後一样“羞愧而死”。我是热爱生命的，而何新先生是具有足够 的坚强和自信的－－对于何新不知道什么是羞愧，在这个问题上，我对他是有 充分的信心的。我也不认为他会恐惧，或者他的生存恐惧早已活埋了他的道德 恐惧。“当蒙昧时代，人们就是做了极坏的事也毫无恐惧。在文明之世，即使 做了最大的好事也还是要战栗的”（《论法的精神．上册》〔法〕孟德斯鸠著， 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１１月第一版页３８）。而何新先生是有恃无恐的。就 象他身後的“路易十五们”“有枪无恐”一样。 ◇　“为自己声辩” 　　“何新思想”的核心是：通过攻击“自由化”以期被“集权化”利用。如 果说何新为权力辩护完全是为了权力的利益，那仍然把他看高了；他是为了自 己的利益，是为了被利用的“折现”。他是把每一次谄媚同他在体制内的地位 和银行存折的数目联系起来的，就象撒尔美夏斯“为英王辩护”不是为了英王 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查理二世的钱袋一样。他的这个目的似乎渐渐被“中央领 导”认识到了，同时由于何新的“理论”的无知和无耻让“中央领导”都觉得 不好意思再用，再加上政治危机基本过去了，还要改革开放，还要和美国建立 “伙伴关系”，何新的利用价值没有了。于是近来何销声匿迹了－－抛弃何新 可以说是“英明领袖”唯一英明的一件政绩。可以说利用何新是权力体系一场 危机以後精神极端贫困而饥不择食的选择；利用权力是灾民何新极端生存恐惧 而不择手段的选择。但不幸的是，双方对这项合约的有效期限有完全不同的理 解。 　　何新的缔约行动首先表现在给权力不断上“奴才以为”、“窃以为”的奏 折方面；其次表现在为“中国”的“声辩”上。如果这些措施还不足以引起另 一方当事人的注意的话，他就呼喊“狼来了”。坦率地说，他的努力是基本成 功的，至少在一定时间是成功的。牛的幸福是找到草料；“文化”的幸福在于 被使用。“一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力”。 ◇　“和强者一致” 　　“缔约行动”的第一个办法是直接恭维权力，讨好权力。当面时是低声下 气的，远距离时是大喊大叫的，因为他担心权力听不见－－的确，“老同志” 的听力多少不大灵便，何况向权力讨饭的“精英”在中国总是人才“供过于求” 呢。在“收购注意力”这方面，何简直是非常精明的；不过一般的奴才都有这 种聪明，就是对主人投其所好，对主人气急败坏的事情义愤填膺。 　　我们先欣赏“低声下气”式。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７日他终于凭借对自由的 谩骂，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得到了Ｘ老的“亲切接见”；这显然是何新“有 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天”。看看幸福的何新在去银行之前的幸福吧：“看到您身 体健康，全国人民都会高兴。”何怎么知道全国人民都会高兴呢？看来以人民 的名义“服务”人民是权力的智慧，而以人民的名义讨好权力则是“人民”的 智慧了。“戈尔巴乔夫……早晚将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柄。”他知道Ｘ老讨厌 戈氏。但他不知道自己早已经成为历史的笑柄了－－如果历史有这种闲功夫的 话。“记得毛主席好象说过：文化太高，就缺少硬骨头。干部来自书生，政治 中充满书生气。不可取。一旦天下有难，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他知道Ｘ 老是个大老粗；是喜欢听蔑视知识的恭维的，更重要的是，刚过去的麻烦全是 知识分子惹的祸。然而就是这个攻击知识分子的何新，早在１９８８年，他还 书面“奏曰”：“十年改革的根本失误是……没有真正动员和解放国民，特别 是知识分子的创造能力。”对于１９８８年的话，我只能这样理解：“十年改 革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真正动员和开发何新，特别是何新的创造能力。”而 １９９９年，这个“波西尼亚人”（本雅明）终于找到机会了。不过，似乎不 仅毛主席蔑视知识，希特勒主席也蔑视知识，希特勒说：“知识水平越高，其 事业上的成就就越小。绝不能靠知识分子创造历史。”（《法西斯体制研究》 页２４６）“发生社会对抗、战争，不能不死人。”－－他知道或听说“Ｘ老” 有动辄要摸枪的爱好，更重要的是，他送来了珍贵的贺礼。“发生社会对抗” 就得“死人”，这种逻辑是何新向胜利了的“战斗者团体”投降打出的旗帜， 也是他加入蒙昧物群的标签。然而，这次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看来“Ｘ老” 一直对关于他的某些传闻很恼火，于是他不仅不领何的讨好，反而不耐烦地训 斥说：“最好一个不要杀。”何多次主张杀人不可避免论，当然他自己是不在 可杀之内的，就是说,应该杀别人。 　　何新把这篇彻底暴露他的奴性和残忍的谈话纪录编入了他的文集，目的可 能是为了向世界炫耀：“那天Ｘ老同我讲话了，而且他没有直接说滚呢！” 　　让我们再欣赏一下“大喊大叫式”。“窃－－又是一个窃，比‘臣’还要 谦卑：这还是２０世纪吗？－－观江总书记、李鹏总理皆具诚敬之心，勤勤恳 恳，励精图治。然而权威未立，故易为省部藩镇诸侯所辱慢。幸赖今日小平同 志为核心的权威在。”如此用意，而迄今仍未闻“何爱卿平身”之圣言，何亦 可怜！谁是笑柄，人皆知之矣。 ◇　“与弱者为敌” 　　他说：“至于某些自由派精英……我不会与此辈为伍－－我对他们的轻蔑 甚至大于敌意”。鲁讯说，明言轻蔑著什么，并不是轻蔑。何新不是轻蔑，而 是畏惧。何新当然“不屑”与自由派为伍－－自由派为此应感谢何新－－因为 自由派既不能给他买去古巴的机票，也不能给他提供住房。相反，攻击自由派 才能达到这两个目的。何是喜欢与权力为伍的，“我是支持现政府的”－－给 钱吧，政府？！ 　　对“自由化”的攻击是他最大的“理论贡献”或送给“新时代”的礼物之 一。他的攻击没有任何思想信仰上的理由，是完全为著趁机“揩油”目的的， 而“‘揩油’据说是说明著奴才的品行的全部的。”（《鲁迅全集》第二卷页 ４１０）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治疗”一下他对一些学生对他“人身攻击”的 “大义凛然”的反击，为学生故。 　　他在北大的那个演讲上，先宣读了他收到的匿名信的内容：“何新，你这 只卑鄙无耻、卖身投靠的哈巴狗，你将永远被钉在文明的耻辱柱上。如有可能， 我ＸＸＸＸ妈，再生一个人作何新！”然後，他激动地反驳：“为什么搞人身 攻击？”－－于是，据他说，他“一下子就把北大学生镇住了”。 　　他充分利用了人类的善良，特别是对弱者的天然同情心，他为此把自己打 扮成一个受人伤害的可伶虫。但这是一种无耻的道德讹诈。他是拥有最强大的 支持的，而真正的弱者是那些被喋血的人们。问题不仅仅如此，北大那些被感 动的学生们没有看清何新正在表演的舞台的全景。这个舞台上还有其他人物和 剧情，但被何新掩盖了；让我们恢复舞台的真实情景，你将看到，这个“人身 攻击”，这种辱骂是特定语言环境的产物，而不是一般学术辩论中的粗暴失理 的咒骂。让我们想象一下事情真实的全部的过程：坦克正压过一个北大女孩儿 的身体，这时，何新先生出现了，他鼓掌欢呼：压得好！压得好！于是这个女 孩的男友满面泪水地咒骂了何新。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于是何新先生才正义凛 然地训斥这个男孩子：你为什么搞人身攻击！－－这才是事情的真实情况。这 种情境与下面的例子是完全相同的：一个暴徒正在强暴一名少女，被凌辱的少 女绝望愤怒地挣扎并咒骂这个暴徒；于是这个暴徒大义凛然地站起来训斥这个 女学生：你为什么搞人身攻击！－－这就是何新所谓的“人身攻击”的起源！ 而现在舞台上只有何新一个人了，他可以尽情作可怜秀了！ ◇　“人权”就是“猪权”的始作甬者之一 　　据说“人权就是生存权”这个可爱的命题是何新的发明，这个命题不仅表 明了他对人权概念和人权史的无知，更恶劣的是，这个命题把中国人的人生理 想和人性与猪的“理想”和“猪性”降到了一个水平。 　　何的“人权”至多不过是“猪权”，而这种“人权”唐太宗可能做得更好。 这种思想推翻了有史以来所有关于“人”的定义。“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 于人能思想，乃是一个古老的看法，我们赞成这种看法。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 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页１０）赫拉克利特也 有一句名言：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 是幸福的。何新先生为了找到自己的“草料”式幸福，而一定要让所有的中国 人和他一样寻找这种幸福，不是牛对人弹琴的狂妄吗？ 　　何视人如猪的第二个理论是“利用论”。即他认为，中国人总是被人利用， 没有知性或判断能力、而知性正是人与猪的主要区别。在这方面可以抬举他把 他看作黑格尔主义的信徒，黑格尔是把人民视为贱民的：“人民就是不知道自 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尤其是知道自在自为的意志即 理性需要什么，即深刻的认识和判断的结果，这恰巧不是人民的事情。”（《法 哲学原理》页３１９）何新认为“理性”只是他个人的事情，而不理性是别人 的事情。黑格尔的这种大言不惭是同他在同一本书里关于私有权的理论明显矛 盾的，对人民的不信任，更多由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何对人民的污辱则 来自对投靠运动中“竞争”的恐惧。 　　何新第三个“猪论”是中国人如果没有坦克的保护尤其是没有权力的管束 就必然大乱。在他眼里，中国人是天生的“动乱分子”或毫无理性的猪群，如 果没有“人牧”就将互相残杀。他把人群斥为猪群的一个目的是反证“人牧” 的伟大和神圣－－通过辱骂人民拍权力的马屁而求个人的私利，在这方面何新 登峰造极。“幸赖今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权威在，故能一锤定音，保持统一。 但一旦猝有不讳－－好一个“讳”字，与“窃”字正好合拍－－则乱可能从下 起……怕有一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亦将一片兵荒马乱有如今日之南斯 拉夫，国土分裂，生灵涂炭。”他不知道南斯拉夫之所以有今天，正是长期以 来整个国家由一人“一锤定音、保持统一”的必然结果。“如果南斯拉夫的政 治改革早些出现，偏狭的民族主义可能就不会如此得势”（《读书》１９９８ 年第五期页４７）。正是“集中控制的经济使民族主义获得了滋生的温床。” （《苏联解体亲历记》〔美〕小杰克·Ｆ·马特洛克，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 ９６年５月第一版页３４０）“说人们不会好好工作除非有人经常在他们头上 挥舞鞭子，是反映著相当原始的、奴性的心理状态。”（《赫鲁晓夫回忆录》 页１１０）鲁迅先生说：“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 用酷刑……绥拉菲摩维支在《铁流》里，写农民杀掉了一个贵族的小女儿，那 母亲哭得很凄惨，他却诧异道，哭什么呢，我们死掉多少小孩子，一点也没哭 过。他不是残酷，他一向不知道人命会这么宝贵，他觉得奇怪了。奴隶们受惯 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 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鲁迅全集》第二卷 页３５９－３６１） 　　他对全国人民进行疯狂的“人身攻击”的第四个理论是历史发展总是要死 人的理论。他否定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他认为中国人的性命在权力的利益或 伪意识形态利益面前是微不足道的，是可以任意屠宰作为权力的牺牲的。认为 何新是个变态的杀人犯就污辱了杀人犯，因为杀人犯也是法律的对象，也有逻 辑能力，也有人的同情心。“何新思想”低于人类各种文明的现象。现在我终 于理解了弥尔顿斥责撒尔美夏斯那样的激愤了：“流氓啊！”他骂道。然而， 也许这种“评价”今天使用起来可能会污辱流氓，因为流氓只是无原则的恶棍， 未必是嗜血的帮凶。 　　“人权就是生存权”，说到底，是一个政治阴谋，论者自己也未必相信是 真理。“他们以进步的名义竭力把人唯物化，拼命追求不顾正义的利益、脱离 信仰的知识和不讲道德的幸福。他们自称现代文明的卫士，高傲地以现代文明 的带头人自任，窃居落到他们手中而他们是不配担当的职位。”（《论美国的 民主．上卷》页１４）“人权就是生存权”这个堕落的哲学就是为这个“职位” 利益服务的。 ◇　“狼来了！” 　　何新鼓吹民族主义，集中攻击美国，渲染战争气氛。他为什么要谎称美国 要进攻中国、中国现在正面临著“重大的危险”呢？ 　　谎称被敌人包围以证明国内集权主义的合理性，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政治 秘密了。何新的作用是帮助“谎称”而已。除了这个目的以外，何有更现实的 目的：如果把“自由化”说成是美国全球政策的一部分，那么，镇压自由就有 了合法性。从好的方面说，何新患上了“间谍恐怖症”和“警惕综合症”，这 是一切原始人群和现代“贱民”基本的政治心理疾病。这种疾病何新显然感染 得最为严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对他应怜悯而不是轻蔑，对患者应该怜悯； 对何新来说，“这似乎是他从少先队员时代就培养起来的警惕综合症。他已经 不能理解现代世界是按怎样的规律存在著。”（《总统笔记》页６３） 　　但何新呼喊“狼来了”还有另外的现实的个人动机：企图引起别人特别是 权力对他的注意，毕竟，“何爱卿平身”的圣旨还没有传下来。这就象一个又 丑又老的女人，总是呼叫别人要“非礼”她才能引起注意的变态心理一样。是 的，何新多么盼望有人非礼她呀，而且最好是克林顿那样有钱有势的漂亮男人！ 马克斯·舍勒对“老处女”的怨恨的分析，用来分析何新的“何爱卿平身”以 前的怨恨，简直再恰当不过了：“老处女的温情欲、性冲动、生育欲都被压仰； 正因为如此……在周遭环境中一再寻找颇具性意味的事件，以便对之作出严厉 的负性价值判断；翻来复去地找碴子……”（《价值的颠覆》马克斯·舍勒著， 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４月第一版页２８）“找碴子”要选大目标，所以何新 选择了美国，以反衬他的伪勇敢，以说明自己作为危机的发现者具有更重要的 权力使用价值。 　　这种叫喊也是为了平衡自己因“卖身投靠”产生的心理内疚，因为“虎狼 在侧”可以证明自己“慌不择路”的不得已：“个人由于心术不正和心神不定， 怀疑自己的行为在对‘别人’的集团的关系上是否合适……偏执狂患者在自己 的周围所看到的仅仅是敌对力量……他必定想用审美手段来‘美化’自己的生 活：他玩弄激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德赖因哈德·劳特著。东方出 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第一版页５９、６２）陀思陀耶夫斯基说，良心－－这 就已经是後悔。何呼喊“狼来了”，是一种隐蔽的後悔，一种高度自私以後的 後悔－－我错了，但是是有原因的，原因在别处。“理论信念最终变成强烈的 感觉，伪造良心的呼声；良心需要特别的外在支援。”（同上）“狼来了”， 这正是何新“伪造良心的呼声”。 　　从何新开始，中国这几年连续出版了很多渲染法西斯主义精神的作品，除 了《中国可以说不》以外，还有许多“中国可以说不－－许非礼”的文字拉圾。 我们必需强调，中国法西斯主义鼓吹者拥有更多商业上的实用目的而不是民族 主义的激情。除了何新可以证明这一特征以外，１９９９年以《环球Ｘ报》为 代表的中国众多媒体的法西斯主义喧嚣更多出于增加发行量这个卑鄙的、不负 责任的商业目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激情。如果一定让中国法西斯分子在残暴 和卑鄙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将选择卑鄙。１９９９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无耻再一 次震惊了世界。抵制洋货虽然是一个谎言，但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仍在北京大学、 人民大学等地进行了投机性的商业努力。“打倒北约－－喝自己的可乐！” “抵制美货－－电脑除外！”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 它的出发点和目标，它的虚伪和下作。还有一本叫《妖魔化中国的背後》的奇 书，它把本来属于何新的“狼来了而我们必须是狼”的最早发明权，扣到了美 国人的头上。他们谦虚地反问：在这和平的年代，为什么美国说中国要影响世 界和平？这些圣徒忘记了何先生在１９９０年就鼓吹世界是不和平的，就期待 别人非礼他，并声称别人已经非礼了他而且坚决鼓吹要反非礼－－他象林彪把 叶群的内裤举起来证明叶群是处女一样，把世界地图举起来，在上面吐了几口 唾沫，然後就证明，中国被侮辱了。在他看来，根据他的学术水平，由于美国 和中国的地理位置的特点，美国已经把中国非礼了而且必将继续非礼。“朝鲜， 将来可能是个麻烦地区；中国是任何要统治世界者必争之地。”根据他的逻辑 或他的地图知识，如果男女同校或男人和女人“紧挨著”生活，男必非礼女， 或女必非礼男－－中国周围是其他国家，中国就必然被包围，而被包围必然就 是“面临著重大危险”，而何新和他想象的主子们就必须把人民用坦克“保护” 起来，而何新因为这个伟大的发现就应该作中国甚至古巴的护国法师…… 　　我坚持把何新的巨著读完了才敢写这样的评论，免得被象何频这样专门主 持公正的学者指责我“没有读完全部内容就下结论”。我不得不承认，尽管我 事前提醒过自己阅读何新的作品必需持宽容的态度，但他的胡言乱语和卑鄙无 耻仍然超越了我能够宽容的极限。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一个人，一个知识 分子，如何会堕落到这步天地。 　　何频先生是我比较尊敬的海外学人之一。但他的“为何说不”使我感到仿 佛吃了一只苍蝇。如果主持公正仅仅为了表示我公正，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公正 本身，那么，公正可能就是作秀。 　　据说何新先生曾经在中国的北大荒生活过。那曾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大 平原，５０年来，由于计划经济敲骨吸髓的经济剥夺和疯狂工业化，今天已经 是中国最贫困、失业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了。然而这只忘恩负义的东西竟然说： “从总体上、从生命力上看，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好。”“本质主义”或他 的“总体”是什么东西呢？他的“社会主义”从总体上已经失败了！他的故乡 是不属于他的“总体”的！他的故乡人民的社会主义贫穷和失业反而表明社会 主义是有生命力的！什么人能对人类的不幸如此无动于衷？－－古代怀疑主义 者皮罗就曾对猪的“不动心”而不胜羡慕。我们冒昧地代表北大荒人，那些生 活悲惨的何新的父老乡亲们向世界道歉；为他们曾经喂养了这只对人类嫉恶如 仇、对故乡人的不幸欢欣鼓舞、对死难者幸灾乐祸并企图从中渔利的家伙而道 歉－－但请世界相信他们：他们的确不是故意的。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９日 〖“六四档案”。原文标题“论何新何频”，本刊改用现题。〗 【】　　　　　　　　　　　　　　【】　　　　　　　　　　　　　　【】 °外论参考° 　　　　　　　　　　◆　在吊灯里巨蟒阴影下　◆ 　　　　　　　　　　　　　　　　　　　　　　　　　　　　·《信报》·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和信息产业部前不久公布了将会从八月一日起施行的 《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对于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各种形式（图书、报 刊、音象制品、电子出版物等）作品内容，严格加以规管。文件规定不得刊载 的内容一方面是无所不包，另一方面是极端模糊，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汉 学家林培瑞所撰“中国：吊灯里巨蟒”的比喻提供了最新的事例。 　　按照这一规定，互联网不得载有的内容包括：“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 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 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 害民族风俗、习惯的；宣扬邪教、迷信的；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 稳定的，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的；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家规定禁止的其它内容的。” 　　用现代文明社会的法治观念来看，这些规定之落伍和霸道极为明显。首先， 文件从传统统治者的立场，规范和限制公民的言行，而其范围无远弗届，举凡 中国当权者否定或不喜欢的任何言论都在禁制之列。其次，文件使用政治宣传 语汇而非可以明确界定的法律语，使当权者可以无限扩权随意入罪。什幺是 “国家荣誉”呢？批评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不是呢？身怀贪污赃款吃喝嫖赌算不 算呢？被丑闻缠身的美国总统指为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丢不丢人？什么是“迷 信”？信风水、信占卜、信主、信神信佛是迷信吗？至今仍把马克思和列宁当 作“老祖宗”膜拜算什么？如何界定“破坏社会稳定”和“危害社会公德”？ 第三，像中共和中国政府经常做的那样，这一由出版总署和信产部发出的规定 不但具有法律地位，它甚至比《宪法》管得还宽，视全国人大及立法程序如无 物。当然，实际上，这套规定来自太上政府的禁锢思想部口中共中央宣传部。 　　由于文件涵盖性广，内容含糊，一方面是难于执行，另一方面是导致掌权 者滥用权力。如果按照文件的规定严格执行，不要说香港除了新华社和《人民 日报〉此类中共正宗宣传机器刊登的内容才有可能百分之百符合党国领导旨意， 其它所有出版物，包括为了在香港社会立足不得不搀和些较为软性内容的左报 左刊、以及香港其它正常出版物内容，想不触礁者几稀，即使在大陆，认真起 来的话，互联网上的许多内容也过不了关。 　　既然无法严格执行，为什么中国当局要有此一网打尽的规定呢？林培瑞教 授在其文章中指出，模糊甚至自相矛盾的法律对领导者非常有用，使他们得以 “用一种准备好的、冠冕堂皇的籍口掩饰掌权者滥用职权”。只要掌权者看不 顺眼，他们便可根据这套规定，将他们要压制或整肃的对象置于死地。 　　像林培瑞指出的，外国人和外国公司也受制于巨蟒的阴影。规管互联网出 版事务的文件出来之后，包括美国雅虎公司在内的一些外国公司毕恭毕敬声明 会遵守这一规定，表示会自律。中共宣传部官员真可以为此而自我庆贺了。事 实表明，中共靠心理威吓来管治知识人及知识文化产品的策略确有功效。 　　中国掌权者何止对海外中外学人采取吊灯里巨蟒威而不怒的心战策略，他 们对回归后的香港也采取同样策略而且同样见效，或者可以说，更为见效。打 着爱国或有国家观念旗号到内地投资谋利的商人自不待言，其出版物不但至今 无法进入内地，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无法进入内地的香港出版物东主和编辑、 记者有多少已经在吊灯里巨蟒阴影下“识做”起来，自我审查，在当权者不利 国、不利民的专断行为面前噤若寒蝉？ 　　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