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　　　　　　　　　道 　　　　　　　　　　　　　　ＴＵＮＮＥＬ 　　　　　　　　　　　　　第一百九十三期 　　　2002.07.07　　　　　　　　　　　　　　 　　　　（sd0207a） 　÷÷÷÷÷÷÷÷÷÷÷÷　本　期　目　录　÷÷÷÷÷÷÷÷÷÷÷÷ １、政改论坛　税费改革、村民自治与强干弱支： 　　　　　　　　关于税费改革的几点意见　　　　　　　　　　·秦　晖· 　　　　　　　永远的一九八九　　　　　　　　　　　　　　　·王超华· ２、人　　物　百般委曲难求全——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下）　·周启博· ３、网文摘编　国有股减持流产的启示　　　　　　　　　　　　·胡少江· 　　　　　　　可怕的贫困与文盲　　　　　　　　　　　　　　·佚　名· ４、外论参考　亚洲的阿根廷？　　　　　　　　　　　·亚洲华尔街日报·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ｅｔ＿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以上地址退订，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更正】本刊六月份期号因故发生误差。六月共发行三期，期号应分别为１９ ０（sd0206a）、１９１（sd0206b）、１９２（sd0206c）。谨向发现错误的同 事致谢，并向读者作者致歉。 【】　　　　　　　　　　　　　　【】　　　　　　　　　　　　　　【】 °政改论坛° 　　　　　　　　◆　税费改革、村民自治与强干弱支：　◆ 　　　　　　　　　　　关于税费改革的几点意见 　　　　　　　　　　　　　　　　　　　　　　　　　　　　　·秦　晖· 　　第一，税费改革是当前必须的、符合我国改革总体方向的一大措施，但不 宜提“治本之策”。因为总的来讲，这种“并税除费加返还”式的改革仍是我 国历史上从租庸调到地丁银无数次类似改革的又一轮，即仍属传统框架内的改 制。它离现代社会或发达市场经济社会的农业税制还差得很远。 　　现代税制的特点很多，其本质无非两条： 　　一是消除“身份性贡赋”色彩，实行公民权利平等基础上的非身份性税法， 无论是所得税、资产税、遗产税等等都应有一定之规。对公民个人来说最重要 的是所得税，而所得税率累进制和低所得免税线是现代社会的通例。但按这个 原则，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就几乎不应成为征税对象。而按现行税费改革政策， 改革后农业税加特产税两项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仍达１５％以上，与市民的所得 税义务相比仍具有“倒累进”的、身份性的色彩。北大卢锋先生提出“农民免 税论”，认为第一农民收入很多达不到所得税起征点，第二当前农业状况已使 土地从“资本”变成了社会保障手段，不能成为资本税的对象。他的说法或许 过于理想化，但却是合乎逻辑的。我们现在或许还做不到这一点，但一定要有 这种意识：只要现存税制不能在统一的累进税率面前对城乡居民一视同仁，就 不能说我们的税改已经“治本”了。 　　二是现代税制更重要的基础是纳税人权利－义务统一原则。所谓“无代表， 不纳税”，可以说是近代化变革的最重要起点。当年英法等国最早的国会并不 是基于什么民主的政治理念、而纯粹就是因国王必须就征税问题与“纳税大户” （后来随民主的发展而演变为一切对国家有义务的公民之代表）协商而产生的。 也正是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形成的纳税人认同，使现代国家拥有比 传统国家更强的征税合法性和更大的实际征税能力。纳税问题的实质是公民与 国家的关系问题，它表面上是个财政概念实际上却是个政治范畴。本次税改在 社区公益收费问题上提出“一事一议”、村民自治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 点。但在“皇粮国税”问题上与上述标准距离还很大。归根结底，税制改革的 “治本”要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 　　必须强调的是，以上两点都以城乡公民一视同仁为原则，不涉及什么“工 业反哺农业”、国家“保护”农民扶助农村的问题。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这样 号称实行自由经济反对欧洲型福利体制的国家，农民都是公民中受到特殊保护 的一个群体，而且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由于交易费用高、自然风险大、生产周 期长、离散性供给和消费弹性小于供给弹性导致的“蛛网震荡”等原因，在形 式权利一视同仁的“公平市场”中农民也会处于弱势，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照 顾。但中国农民面临的从来不是争取照顾的问题（在农民人口比重如此之大的 情况下恐怕也难以照顾）而是减少歧视的问题，不求“反哺”但求少取，不求 “保护”但求准入，“形式权利一视同仁”这种在发达国家招致农民抗议的状 况，对中国农民来说已是梦寐以求了。 　　第二，就技术层面而言，本次税费改革要注意的除了我以前谈过的“黄宗 羲定律”陷阱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百分率税则”的可行性问题。我国历史上所谓的什一而税、十五税 一、三十税一，都是时人对税收总量的大致估计，实际操作起来由于国家没有 能力核实农户的产量、收入，一般都只有按“硬指标”（丁、口、户、地亩） 定额征收，顶多粗略地再把丁、亩等划个“三等九则、”“五等版薄”，这种 划分与农户收入的实际变化也很难相关。而且由于乡村吏治不好，这种划等工 作还容易被扭曲产生更大的问题。所以历史上就存在着“五等户、”“九则丁” 逐渐被淡化、被更划一的标准所取代的趋势。因此当时一旦改革税制，为避免 征税失控通常都采用绝对量控制的办法。如晚唐“两税法”便规定以大历年间 实征额为限，清代地丁合一的原则是以康熙末年定额为准（“盛世滋丁永不加 赋”）。而本次税费改革的“两个７．５％”都是相对性指标，在当前“农民 纯收入”统计极不准确、“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情况下，没有绝对量控制 只有相对性指标恐怕是不管什么用的。 　　２、与上述相关的是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征税问题。我国目前所谓农民负担 问题，其实主要是务农户、尤其是种粮（或其他大宗主要农产品）户的负担问 题。象苏南浙江那些“乡镇企业”高度发达地区乃至城郊、城内级差地租高收 益地区农民是不大有这种问题的。本次税改规定的基本税种是农业税和特产税， 实际征收又多是按人口、田亩数计算，这就使负担集中在务农、种粮之民身上 的状况更严重。目前在安徽、福建等地的试点中已经反映了这个问题。 　　这也是我国历来税制的老问题。由于我国经济活动、尤其在农村经济活动 中缺少规范的薄记、营业额申报与核实等手段，古代的税收就常有“逼民趋末” 的问题。清代有些地方为了使经商户承担一些负担，曾劝告乃至强制商户置办 田产，免得“万金之子身无寸土，则终岁于国家不输一钱”。这当然不是根本 办法。 　　应该说中国历代王朝均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在税法上也从没有优待商人而 苛待农民的动机。但传统社会的条件下始终不能形成一种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制 度。所以一方面朝廷时常在工商领域实行不合理的勒索、垄断、禁锢制度，阻 碍了民间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却在基本税制上一直沿袭了不利于农民 的“倒累进税”传统。形成汉儒所谓“今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富贵矣（秦按： 实际上是有权贵背景的商人富贵矣，对于平民商人而言，那时的抑商政策可不 是闹着玩的），今法律贵农人，而农人贫贱矣”的局面。尤其是宋明以来我国 赋税征收的主体由人头税向土地税转移，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倒累进”之弊不仅使农民负担重于市民，农民之中，种粮农民又重于务 工商的“农民”，而务工商“农民”的负担又重于纯粹的“食租者”。如今许 多明星城市扩张所及，地价骤升，像深圳罗湖区许多“农民”仅仅由于区位而 暴富，他们已经既不务农也不务工商，许多人只知赌博、包二奶，税收对其毫 无调节作用。当然，决不是任何情况下地价飙升都使农民受益，更常见的是由 于地权暧昧，地价一升土地就被收走，有权的“征”地“卖”给有钱的，区位 收益同样流入私（尽管不是农民）囊。当年马克思主张通过土地国有取消绝对 地租并把级差地租收归国有，然而如今相反，在不承认土地私有制的我国，绝 对地租（现实中可理解为农耕户的土地负担）之高造成许多地方农民弃耕、土 地抛荒严重，而高额级差地租（现实中主要是土地的区位升值或其他非投入性 升值带来的受益）尽入私囊又造成垄断性食利者暴富、“炒地皮”和“卖地财 政”盛行。反不如一些土地私有制国家用高额累进所得税调节级差地租更公平。 　　在面向城乡全体公民的现代所得税制暂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农民收入 百分之几”的相对标准意义不大，按人按亩的定额计证又有“倒累进”之弊， 怎么办？根本的出路还是上述的治本之策。但从技术角度讲，也不是没有改良 余地。在保留国家最终征地权的情况下，改“地亩税”为“地价税”而地价税 率实行累进制，也许是个办法。地价实行“自报公议”，“自报”有利益制约： 高报地价，征税吃亏，低报地价，征地吃亏，农民自会选择最有利于己的报法。 而土地税总额按地价分摊，无论怎么报，总额反正不变，国家利益也得以保障。 同时“地价”概念取代自然形态的“地亩”概念，也为进一步的土地制度改革 提供了条件。 　　第三，目前税费改革不能孤立进行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因而税改同时伴 之以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共识。撤乡并镇、精简机构、村务民主、一事一 议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社区公共事务改革与国家－公民关系改革并不是一回 事。我国目前乡村基层机构多，人员多，开支大的确是导致农民负担重的原因。 但这与许多农村社区结构涣散、公共事务瘫痪、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是并存 的。改革前我国大部分地区乡村组织是“（生产）队为基础”，那时的“队” 与农村传统自然村落－小共同体大致相当，即所谓“村队一体”，社区公共职 能相当发达（体制之弊是另一回事）。改革后“队”基本虚化，由原生产队改 成的“村民小组”往往形同虚设，而由原生产大队改成的“行政村”成了乡村 组织的新基础，机构、权力均大为膨胀，特别是（在土地经营下放到户的同时） 土地控制权由生产队上收到“行政村”后尤然。然而“行政村”并非乡土人际 关系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只是国家基于管理需要划定的，社区公共职能薄弱而 “国家经纪”色彩浓厚。除了部分乡企发达、村级经济活跃的富裕地区外，广 大纯农区乡村的“行政村”权力基本上是单纯的“国家政权末梢”。其职能用 农民的话说就是替上头“要粮要钱要命”，而社区公益职能很差（由于缺乏社 区公信力，有时应上级号召搞的社区公共工程也被看成对上邀宠而增加农民负 担之举）。然而，国家在法理上又不承认其为基层政权，而是将其规定为村民 自治组织并由农民供养。这种“给国家办事而国家不养，由村民养活而无益于 村”的状态导致村级组织处境尴尬，干群矛盾严重，村干部“两头不落好”之 余往往更趋向于自谋其利，成为既敷衍国家也脱离村民的消极利益阶层。 　　近年来的村级民主对促进民主意识有很大意义，但并未根本解决“政权末 梢”与“社区自治”的职能冲突问题。而纯就村治来说，在既非自然村落和熟 人共同体、又非适当行政区划的“行政村”，以“国家民主”的标准程序建立 一个既是自治组织又是政权末梢、职能相互冲突的机构，未必是最佳选择。我 认为未来的乡村组织模式应当是： 　　在自然村（不是行政村）改变如今的涣散状态，发展村民自治，标准民主 程序固然好，但熟人共同体的传统组织形式（如宗族等）只要组织成本低、社 区治理有效而农民又接受，外人不必强行改变。自治组织不吃“官饭”，对村 民负责，其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供养乃至公益费用，均以村民同意为原则，外 部规定的“百分之几”标准意义不大。民主国家不能以上面的意志指派自治者， 同时也不必过于在乎下面产生自治者的程序是否“标准”，只要以法治保证这 些组织不侵犯人权即可。例如宗族议事会可以处理族内一般公共事务，但决不 可私设公堂，侵犯族人基本公民权，也不许对外组织械斗。－－其实这些限制 与“族”不“族”的并无逻辑联系，即使“规范民主”产生的组织，也不能以 “多数决定”为理由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现代民主制度当然不可能以血 缘组织为基础，但同样也不可能以强制取消血缘组织为基础，否则秦代法家的 强制“分异”、不许“族居”就成了最激进的民主政策了。现代民主要制止的 只是“族权”对人权的侵害，但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族权”比其他形式 的公共权力更邪恶，而只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任何形式的公共权力的滥用都应该 防止。现代社会应当明确“群己权界”：个人领域通行自由原则，无论血缘还 是非血缘的、民主还是专制的公共权力都不应当侵害这种自由。而公共领域通 行民主原则或曰多数决定原则，即社区公共事务取决于社区多数（无论这多数 是否有血缘上的联系）或受权于多数的代理人，国家公共事务取决于国民多数 或国民多数选出的代理人。只要落实了这些原则，所谓村民自治会助长宗族倾 向的担心是大可不必的。 　　在自然村之外取消“行政村”，而把乡划小一些（这与目前存村并乡的思 路不同），乡级机构应是民主国家政权末梢，不是自治组织；是派出机构，不 是组织庞大的一级政府；“乡官”是事务官而不是政务官，实行公务员制而不 是选举制，由国家财政供养而不是由农民供养。尤其教育这一块国家要切实负 起《义务教育法》规定的责任，不能让农民来“养教育”－－后者正是形成如 今“农民负担问题”的原因之一。至于“七所八站”这类专业机构或农业服务 部门，或者实行企业化，向市场求生存，竞争中谋发展。或者作为需要补贴的 公共事业单位由财政实行垂直拨款（即与所谓“乡级财政”脱钩），不能让农 民承担补贴责任。在上述原则下，数量减少的“乡官”吃“皇粮”，办国事， 由政府考核任用，过去引起争议的“乡级选举”问题不复存在。农民在这一级 的民主权利主要是自由结社等公民权利，通过农会等组织保有与政府谈判的能 力。 　　而民主选举应当是县及县以上各级政权的产生基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的其他方面，这里就不细谈了。简而言之，自然村自治，行政村取消，乡上农 会对公务员，县上搞选举政权。以实现传统与现代化、农民民主权利与国家行 政能力的结合。 　　第四，近年来财政收入上“强干弱支”的政策取向值得反思。９０年代中 期以来国内外一直有呼吁我国强化“国家汲取能力”的声音，它主张实行财政 集权、提高两个比率（国家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率，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 收入比率）、发展转移支付，这在当时“诸侯经济”发达、中央财政困难的情 况下有其合理性。即使今天，省级经济中仍然有“诸侯”现象，中央与省的关 系上适度集中可能还是合理的。但这些年来除少数发达地区外，县乡村三级财 政的困难日益加剧，中央财政收入却超出预期地高速增长。去年中央财政增收 ２０００亿，而多数县工资都难以发出，村财政负债数十万、乡财政负债上百 万的比比皆是。这些财政窟窿最后还得用农民的血汗来填补。农民负担问题的 恶化不能说与此无关。 　　“强干弱支”主张者喜欢强调国际上“两个比率”发达国家比不发达国家 高，现在比过去高。以此证明我们应该提高这两个比率，尤其是提高中央财政 的“汲取”比率。他们还说世界上许多统一国家的解体乃至我国历史上各代王 朝末世的大乱都是由于这一比率下降导致的。我以为这是太过轻率的说法。欧 洲许多民族在前近代处于领主割据状态，无所谓“中央财政”，统一的民族国 家是与近代化进程同步形成的，说这一过程伴随着中央财政力量的成长或许可 以成立。但倒过来说统一国家的解体就是由于“中央汲取能力”不够，已是很 难服人。 　　而古来就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帝制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率”是 否低于现代国家大有疑问（的确有来源于国外汉学界的说法，以史籍中记载的 “正供钱粮”为据，说传统中国的农民负担比前近代欧洲农民轻得多，但如前 所述，杂派远高于“正供”在古代中国是常见现象，所以这个说法不可信）， “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则一般都高于现代国家，尤其在历代王 朝末世除少数例外（例如东汉晚期的确是朝廷“汲取能力”萎缩、“官负人债 数十亿万”的时代），倒一般都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很高 的时期，正是在朝廷横征暴敛不仅使百姓遭殃，连地方也对中央失去耐性的情 况下发生了王朝崩溃和社会爆炸。 　　以明代为例，明中叶政治相对最清明的弘治年间全国征收夏税秋粮米麦共 计２６７９９．３万石，其中“起运”（上缴中央户部）１５０３．４万石， 占５６％；“存留”（地方政府支配）１１７６．４万石，仅占４４％。⑴此 后中央所占比重一直有上升趋势。万历六年全国夏税秋粮共２６６３．８万石， 其中起运１５２８．７万石，占５７．４％；存留１１３５．１万石，仅占 ４２．６％。⑵这个“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已经比绝大多数现 代发达国家高出不少了。到明末“三饷加派”风起，这些加派都属于中央财政， 从而使中央收入在全国财政盘子中所占比重进一步大幅升高，用黄宗羲的话说， 达到“天下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而解运京师者十之九”⑶的地步。 试问当今哪个发达国家中央财政的比重能高到如此程度？而明朝也就在这样的 状况下崩溃了。 　　清代财政的中央集权程度更甚于明。清廷初建时为了安定人心，除总体上 标榜轻徭薄赋外，还规定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与地方应各拿５０％，即所谓 “顺治初年，钱粮起、存相半”。⑷但实际上中央所拿远远超过此数。在清前 期和平时代的康熙二十四年、雍正二年与乾隆十八年，全国各征收地丁钱粮 ２８１９万两、３０２８万两和３０１３．３万两，其中起运部分分别占７７． ８２％、７６．７９％、７８．７７％。⑸到清中叶嘉庆年间，全国地丁钱粮 正供加耗羡总数中起运部分增至８１．５６％，而清廷由此转向衰败。延至清 末，这个比率更上升到光绪年间的８５．６５％，⑹－－这与黄宗羲所讲的明 末情况如出一辙－－而清廷也就走向灭亡了。 　　民国在抗战前，中央财政收入主要靠关盐统三税，田赋则划归各省财政， 田赋附加一般划归县财政支配。抗战爆发后，政府首先采取的一个财政措施就 是把田赋收入收归中央财政，并加强了中央对国统区田赋之外的人力物力资源 的“汲取”力度，为此任用大批素质不良人员扩充乡村政权末梢。这虽然有战 时经济可以理解的原因，但它对国民党政权与地方、与民间、尤其是与农民关 系的加速恶化，实有重要作用。熟悉土改情况的人都知道，那时发动农民诉苦 时，农民绝大部分的控诉通常并非冲着地租剥削，而是冲着国民党的苛捐杂税、 拉丁派款和乡村保甲人员的为非作歹。 　　当然，以上统计都是就合法财政收入而言，如果考虑到非法横征，则中央 政府在全国财源中拿走的不太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比重。其实即使合法财政收入 百分之百都被“起运”了，有权可用的地方官也不会饿死，甚至可能不会比以 前少拿。但这在绝对量上决不意味着中央拿的没有那么多，而只意味着地方上 拿的远不止那么些。换言之，这更表明农民实际负担因“强干弱枝”而增加的 程度常常超出中央政府的预想。可以相信历代统治者无论贤暴明昏，大概都不 至于故意虐民取乐，拿自己的江山社稷开玩笑，他们通常只是认为朝廷多拿一 点，地方少拿一点，百姓总的负担不会增加多少－－很可能他们听到的汇报也 是这样。然而常识告诉我们，朝廷的“汲取”本身需要支付成本。皇上不可能 派千千万万的钦差直接面对民众，朝廷的收入终归是要由地方机构来征收的。 而地方机构与朝廷一样作为利益单位也有“经济人”属性，趋向于在权力所受 到的制约边界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朝廷征收的越多，越需要更多的“国家 经纪人”，或授予地方上更多的“国家经纪”权，而在纳税人权利不足的情况 下这种更为强化的国家经纪权也更能实现自身的最大化利益。朝廷既然把正式 赋税乃至耗羡之类的合法加派都几乎“起运”一空，就很难不对地方上那些经 纪人的另行“创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正供有限而横征无穷”之弊愈 演愈烈。 　　因此“起运”虽非“横征”的根本原因，但“存留”不足在许多情况下的 确促成了“横征”的泛滥。明清时代许多有识之论谈到了这一点： 　　“存留以供本地之用，一或不敷，……俸无所出，何以惩官之贪？……食 无所资，何以禁吏之蠹？”⑺ 　　“存留款项尽行裁减，由是州县掣肘，贪墨无忌，私派公行，不可救止， 百弊皆起于此。”⑻ 　　“存留钱粮原留为地方之用，裁一分则少一分，地方官事不容己，不得不 又派之民间，且不肖有司因以为利，是又重增无限之苦累矣。”⑼ 　　起运太多存留不足，还导致借款上缴、挪移他费、转圈财政、弄虚作假等 混乱现象。清初户部尚书就曾报告说：起运太多，“势必欲挪移供应”。⑽就 连康熙皇帝也看到：一切存留款项尽数解部，导致“州县有司无纤毫余剩可以 动支，因而挪移正项，此乃亏空之大根源也”。他指出，当时名义财政收入很 高而实际可用财力却不足的所谓“亏空”现象，官吏贪污固然是原因之一。但 奇怪的是：“地方有清正之督抚，而所属官员亏空更多，则又何说？”康熙认 为原因就在于这些“清正”官员办理“起运”太积极，以至于借款上缴、挪移 他费，形成转圈财政即帐面收入甚多而实际财力匮乏的大弊，他强调此弊对财 政的危害有甚于贪污。⑾平心而论，我们现在不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吗？ 　　我们的一些论者在鼓吹强干弱支时往往大谈发达国家如何如何，罗斯福如 何如何，他们忘记了人家的政府职能、约束机制和运行环境都大异于我们，说 句逆耳的话：在我们的体制条件下一味“强干弱支”，很可能学到的不是罗斯 福，而是崇祯帝。当然我也不主张无限制地搞财政分权。无论罗斯福还是撒切 尔都有许多基本的制度前提，在我们现有体制条件下，靠“强干弱枝”来搞 “福利国家”和靠诸侯经济来搞“自由市场”都是无法成功的。也许我们到了 摆脱单纯从财政上争论“集权”还是“分权”的时候了。 〖注释略〗 　　　　　　　　　　◆　永远的一九八九　◆ 　　　　　　　　　－－纪念八九民运十三周年 　　　　　　　　　　　　　　　　　　　　　　　　　　　　　·王超华· ○　正面评价八九年的人民运动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一场“风波”已经过去了十三年，在最近几年的纪 念中，针对国内社会腐败、逐利忘义的现实趋势，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维 护死难者的尊严和权利，把对人性和生命的尊重作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叩问 每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追问我们自己对死难者的道义责任。毫无疑问，这是我 们必须坚持下去的底线，也是我们支持“天安门母亲”等受难者群体的基本道 德立场。 　　与此同时，八九年这一场罕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却在公众话语中受到来 自各方的冲击和否定。在纪念六四时，包括当年参与者（如笔者本人）的自省 与反思在内，近年来的主要趋向都是从负面考量；结果，在缺乏正面评价的言 论环境中，各种不同意见的本质区别渐趋模糊，以功利衡量其负面结果的影响 却渐渐上升。即使如任畹町等少数坚持为八九年运动整体叫好的人，其陈述理 由的基本逻辑也常常基于功利性评价，并因此减低了他们的说服力－－由于社 会整体的公正与道义素质在六四军事镇压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清洗影响下每况愈 下，任何以功利性评价为基础的总结都不能不面对腐败、面对民众政治上的无 能为力、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困阶层，如果仅仅强调这样的腐败是在加剧中共政 权的灭亡，无异于判断今日工农民众的困境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而必须 付的“学费”，与当年强制性的“勒紧裤带干革命”又有多大区别呢？ 　　不过，即使极度夸张，这样持论的人也只不过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正在 向功利性权衡一边倾斜，以至于前两年还在独力抵挡诋毁六四者的“安魂曲”， 今年也发出“死难者的牺牲是否值得”这样的疑问来。 　　“值得不值得”的提法本身，已经陷入了衡量历史事件的误区。因此，我 以为，在又一年的忌日中，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对六四死难者的评价：对死难 者调查、追思、抚恤等要求，代表着尊重生命与人性的道德底线，但六四死难 者以及八九人民运动之整体所代表的精神，则远远高于这一底线，表现了中国 人民重建精神家园的强大愿望及其巨大的政治能量与潜力。简言之，八九年人 民运动的道德伦理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对暴力镇压的谴责，更在于其正面的精 神力量。 　　１９９７年２月，笔者曾在〈盖棺论定：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一文中论 述：“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不是在经济上是否要改革开放的问题， 而是要在优先保护何种既得利益、哪些既得‘成就’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换句 话也可以说，问题不在是否改革，而是在改革过程中要优先牺牲谁的问题上。 在每一个关口，舍哪个‘卒’，来保经济翻山过坎这个‘车’？”（《新闻自 由导报》）这样的观点如今已经相当普遍地接受了。但是，即使１９８８年货 币改革闯关不成功是八九年运动的直接起因之一，这一经济政策的失败能够直 接促发大规模政治运动本身，就表明了当时民众政治自信心的水平。八九年春 夏间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社会阶层或社会团体借助运动提出过任何 具体的物质利益要求作为谈判条款，就是这一运动政治性的最好证明。同是在 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中，持续举行着参与总数高达数 千万人口的大大小小的游行示威；在政府６月３日以军事挑衅为开端的公开镇 压之前，这数千万人在没有官方领导也没有统一组织的情况下，没有造成过任 何重大的人员财产损伤，造就了国际现代史上罕见的长期、大规模和平示威的 奇迹。在这一意义上，无论实际的政治经济清单算出什么结果，中国人民所拥 有的，已经是一个永远的一九八九。 　　平心而论，支撑这一世界史奇迹的主要力量，是中国人民当时仍然高涨的 政治自信心。藉着八十年代反思文革、开放禁区的思想文化潮流，他们勇于承 认新中国曾经走过弯路，有过错误；他们更乐于向世人显示，自己有信心有能 力，不但改正这些错误，而且准备着在改正的过程中，勇敢地探索新的可能性。 　　在经济困境面前，以政治姿态站出来，以高度的政治热情、惊人的自律能 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公开直接地要求广泛的政治参与，这就是中国８９年的人 民运动所具有的最根本的民主特质。 ○　民主的多样性 　　十三年来，中共政权的造谣污蔑不算，海内外不少知识精英也曾对８９年 的人民运动大表“遗憾”，他们以各种所谓的“标准”比照，判断它缺乏“民 主”运动的资格。民主是什么？现代民主就是以公民人口为基础的无歧视无偏 见的广泛政治参与。自８９年以来，世界各地发生过多次经济或政治危机，我 们还没有看到过任何可以和８９年中国的人民运动相比拟的政治自觉性。作为 人民民主运动，１９８９年展示的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现成的程序与模式，却是 中国人民巨大的政治潜力和创造精神。因此，无论在具体过程中发生了多少错 误和偏差，不仅在北京，而且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在所有产生了反响的其他城 市，这一运动所体现的追求民主的本质都是不容抹煞的。 　　现代民主本来就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因此才给许多现代政治哲学家 留有继续比较、探讨、建议的余地，德国的哈贝玛斯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在 中国本土现代化探索的漫长道路上，晚清民初的安那其主义以及此后的很多实 验性社会改革计划都曾激发出极富创造性的政治想象力，蔡元培参与组织的勤 工俭学，五四时期周作人介绍提倡的日本新村运动，粱漱溟倾力于斯的“乡村 建设”，等等，不一而足。八九运动刚刚过去一年，美籍土耳其裔中国研究学 者德里克就出版了一本研究早期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的专著，他在前言中特别 呼吁，天安门镇压证明，以苏联、中国为首的共产主义实验都已失败于压迫人 性的异化道路，因此，有意寻求他种途径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霸权的人们，应 当注意安那其主义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近 年来也致力于重建个体伦理精神的独立价值，并与自己的学生一起，发起一波 新的安那其运动，难道这些不也属于争取广泛政治参与的斗争，不也在保持强 烈个体色彩的同时带有鲜明的民主特色吗？ 　　什么是探索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外他种可能的最有效途径？套用一句文革的 俗话，就是充分动员广大群众，信任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象在八九民运 中那样，给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机会，在实践中去探索坚持民主程序与保护少 数原则相结合的可能性。与政治强权妥协，并以书本探索取代解放民众，不过 是自欺欺人。到现在，现任中共主席江泽民也在谈论“民主政治”了，还说要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对照目前国内基层政治垄断与腐败的现状， 我们的学者们是否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说教会是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寻求他 种可能的最有效途径呢？ 　　具体到八九年的人民民主运动，八十年代末，对文革“大民主”造成异化 进行反思的文化热还没有退潮，因此，那年春夏间，自由和人权始终是与民主 相提并论的口号。当然，这些原则的互动与平衡问题仍有待于在运动中的进一 步探讨与实践，而运动自身也为这样的探讨提供了广阔开放而尚未规范化的实 践空间。事实上，很多当时和事后对学生组织“不民主”的批评，往往不是由 于学生核心圈外的意见受到锲而不舍的打击压制（如目前的打击“邪教”）， 而是主要源于提意见者的方案或建言没有被采纳，建言者的期望值受到了直接 挫折。八九年学生组织的存在状态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绝食前尽力于完善 内部机制，自觉而持续地（甚至是不厌其烦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投票表决程 序，但外界对这一段知之甚少。批评主要针对绝食之后，但事实上，由于要因 应社会动员的广泛强大效果，此时的示威者们不光言论多样且分歧，组织形式 与名称也变得层出不穷，即使在北京一地，也无从统一，否则，也就不会有刘 晓波等“四君子”的有限绝食及其轰动效应了。学生在广场的领导核心不但根 本就没有对言论相应的控制资源和能力，而且当时的主要心态已经转向自我中 心、自我封闭，根本就没有控制的欲望。对照其他城市的情况，这几乎是全国 普遍的现象。因此，无论当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人民群众中积极精神张扬、 主动要求政治参与等现象所代表的，正是不可否认的运动主流。 　　王维林只身阻挡坦克车队的形象，就是这种独立大写的个人精神的突出表 现；与当年的共产党员不同，六四死难者并没有各自明晰的“理想”，与其说 他们的牺牲是为了实现一个具体论证过的“理想”而献身，毋宁说他们坚持的 是寻找理想的权利，他们对武力镇压的义愤和见证，主要源于对自己权利的坚 信。正因此，尊重个人对强权反抗的勇敢与无畏，成为王维林形象对世界的感 召力量。西方媒体当然有其难以避免的偏见，既有其商业化的一面，也有其长 期冷战历史的残余影响，但因此而否认一切普世价值，则是大错特错。正如最 近去世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所说，放弃了对普世价值的认定， 就是放弃了抗争与追求，就是对现状的妥协。王维林形象所代表的，正是超越 冷战与商业影响的普世价值，许多人在远离北京饭店的地方表现出了同样的精 神，虽然没有任何摄影机为我们保存下来他们的形象，我们仍然为这种精神而 骄傲。个体的独立而具创造性的活跃参与，是八九民运在全国各地普遍表现出 的重大特征。可以说，和古往今来所有的经济文化成就相比较，八九精神都是 中国为世界文明作出的毫不逊色的重大贡献之一。 ○　多余的话：“本土化”与民主趋势的现代性内涵 　　最后还有几句“多余的话”要说。王绍光在《视界》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 论述政治学研究应当“本土化”的文章，洋洋洒洒二十页，旁征博引，主要篇 幅似乎都是关系“政治学”这一学术领域的现状和发展可能，最后批评概念不 清时却轻轻拈来一个例子，认为那些说“中国只有经济变革，没有政治变革” 的人，应该先看看“政治”概念的不同内涵。我以为，王绍光很可能读英文过 多，忘记了多数中国作者谈论这种政经对比时，不会用“变革”这个词，而是 呼吁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要同时进行政治“改革”。这一点，就是中 共的大多数干部也不可能弄错。唯一可以想象将“改革”和“变革”置换的可 能性，就是从英文ｒｅｆｏｒｍ重新翻译回中文。一字之差，使他有可能将话 题引申到印度学者对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的研究上，而回避了绝大多数中文作 者所呼吁的其实是有意识、有决策的政治机构体制改革，并不是对政治状况作 描述性研究。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还因为王绍光文章以质疑后发国家被迫 进入一系列“化”语状态开端，而在他列举的各种“化”里面，不仅有“现代 化”，而且包括了“民主化”。很显然，这里牵涉的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一些 诚心诚意采取左派立场，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反对经济文化霸权的人，在提 倡“本土化”的时候，以为自己已经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实际上的理论 方向却是从马克思的大倒退，而且，就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研究来说，也是从 葛兰西的大倒退。简单说，这里的倒退在于拒绝面对残酷的历史现实，拒绝承 认资本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席卷蚕食了、而且还在继续席卷蚕食所有不同 的生产与交流方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至少承认，是资本主义创造了现代产业 工人，并因此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出了它自己的掘墓人。社会主义运动至早也只 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而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先。现代西方 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承认，是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性的大市场，并因此决定性地 带来了广大传统产业的破产。根据这一推理，我们有理由说，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及其市场对今日国内数亿普通工农群众濒临破产的状况负有直接责任。 　　在这种世界性趋势下，在过去的两百年间，世界范围内曾有过各种不同的 抵抗运动，凡是真正能够唤起本土创造性热情并进入实践的各种实验性经济政 治运动，从来都是借助了勇于正视现代化课题、诉诸草根、变革创新的思潮的。 无论是在亚、非、拉美，还是在欧洲东、南、北部的较小国家，民主政治都是 这些运动中从不缺席的重要组成部份。正如上文所说，这些运动所强调的重点 和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给后来者留下了丰富的选择余地，而其中最值得宝 贵的，就是强调以草根民众为基础的广泛政治参与。 　　最近各地发生的各种工潮，各地工厂矿山恶劣的合同条件，工人们凄惨的 劳动条件与经历，在在指向工人经济地位恶化背后，政治权利被全面剥夺的残 酷现实。与此同时，近年来农村村委会选举遭到与基层党组织争夺资源控制权 的冲击，同样指向了经济利益背后，政治权利被剥夺的现实。当数亿工农群众 为中国社会整体承担着资本主义市场冲击的直接压力时，他们不仅没有激发政 治创造力、提升政治自信心的机会和可能，而且连最起码的政治权利都被剥夺 净尽。 　　民主政治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至今仍然是中国政治改革最迫切的课题。 可是，就在宪法规定的“公民生命财产”仍然不能得到有效尊重和保护的时候， 政府却准备要修宪“保护私有权”了。如果宪法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都能得到 保护，就没有必要特别增加“保护私有权”一条。如果目前明文规定的公民权 利还在受到各方（包括政府部门在内）不断的侵犯，则修宪加上“保护私有权” 只会为既得权势者提供又一个强有力的借口，在侵吞国有资产时逃避社会公正 的监督。 　　在这种背景下，拒绝讨论民主政治的必要性，以“本土”为号召来抵制内 部的改革要求和外界的各种批评，很难说是真正继承了鲁迅所提倡的“拿来主 义”，更大的可能恐怕倒是会成为既得权势者的帮闲。真正的“拿来主义”精 神，必不能脱离对“本土”丑态的嫉恶如仇，也必不会忘却“本土”青年为寻 求理想而献身的热诚。明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正是在工潮高涨之际， “六四”十三周年纪念引起比前两年更密切的关注－－ 　　八九民运与六四英灵永远是被剥夺者反抗剥夺时所向往的光辉形象。 【】　　　　　　　　　　　　　　【】　　　　　　　　　　　　　　【】 °人　　物° 　　　　　　　　　　　◆　百般委曲难求全　◆ 　　　　　　　　　——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下） 　　　　　　　　　　　　　　　　　　　　　　　　　　　　　·周启博· 〖续上期。原刊编者注：文革中曾参与“梁效”写作班子工作的周一良先生去 年逝世，北京刊物《群言》向家属征求回忆稿件，周先生之子周启博如期交稿 而未获刊登。〗 　　父亲向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思想意识回归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他的师长胡适 先生的态度。一九七六年以后，国内人文科学界用了一二十年时间才初步驱散 领袖的阴魂，挣脱马列的桎梏，开始呼唤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这时国人恍然 觉悟，榜样不必到西方去找，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人文学者群体留下的精神和学 术遗产，不逊于西方同侪的成就。而胡适作为这一群体的领头人，其人格和学 问在民间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父亲对于这位自己先追随后批判的前辈，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一九九零年 父亲在我家写下短文“追忆胡适之先生”，推崇胡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推不 倒的丰碑”。当时国内人文科学界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对胡的否定态度正开始改 变，但不少偏见尚未消除，尤其是看不到胡对国民党政权既认同又批评的原则 是当时最有利于国家和民众利益的做法。季羡林先生传记就记录了季先生因此 说胡是“聪明的糊涂人”。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人五十年代在领袖教唆下向 胡泼的脏水尽退，真相现出，胡的人格名节日益获得肯定。父亲这一代曾受胡 亲炙的学人十分追悔自己在五十年代随波逐流批判师长，季羡林先生去台访问 时向胡墓深深鞠躬。父亲也曾被台湾学术机构邀请访台，由于两岸关系变幻无 常而一再推迟，加上他健康日坏，终于未能成行。他购买搜集了全球华文世界 出版的胡适文集、书信集，和研究胡适生平的著作，重温六十年前胡对自己的 教诲提携，忏悔自己五十年代对师长的冒犯。去世前两个月，他在“郊叟曝言” 序言中写到，“自己不可能到胡先生墓前去顶礼膜拜，赔礼道歉了，但愿以文 章表达诚恳的请罪的心情。”这比十年前在我家时的态度，显然进了一步。我 相信自己未来将有机会造访宝岛，晋谒胡墓，向这位二十世纪杰出的人文学者 致敬，满足父亲未了的心愿。 　　母亲在二零零零年骨折住院，辗转病塌五个月后去世。这对父亲无疑是很 大打击。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而还有许多要说的东西，所以不顾劝阻，加大 工作强度。去世前几天指示我修改关于吴宓先生的文章时，还提到已就关于文 化世家和旧制族谱重男轻女（女作家张爱玲因此没有列入李鸿章族谱）两篇文 章打好了腹稿。但天不假年，他未能留下所有想说的东西。 　　父亲去世后第七天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有数百人到场，都是来自民间的 同事、友好和学生，当局没有出面。学人生前身不由己曾为御用，身后能和官 方保持些许距离，聊以补偿被剥夺的人格，也是不幸中的一幸。 （二）独立人格知易行难 　　八十年代以后，我得以读到前所未见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互动 关系的史实。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这一批学人，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局监督批 评，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比西方民主政体下的学人并不逊色。一九四九年 以后，同是这批人，多数留在大陆，少数去了台湾。去台湾的一般保持了独立 的人格。留在大陆的多数人，却在一九四九年以后“集体失语”，几十年中再 没有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因此大陆以外的华人文化界讥评四起，甚至有了指名 道性的“四大无耻”之类说法。我一开始也因此困惑：留在大陆的这些学人是 怎么了？我了解了更多事实之后，相信主要原因是两岸知识分子面对不同的当 局，因此为保持独立人格需付出的代价有天壤之别。 　　国民党同共产党一样信仰集权专制。但国民党上层对来自知识分子的不同 意见表现了相当的宽容。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军事上连连失利，政权风雨飘 摇，正是需要“乱世用重典”的时候。抨击国民党最力的刊物“观察”却被允 许发行直到一九四八年底。中共在上海发动学潮，学生要求与国民党市长吴国 桢对话。吴如约到场，学生飨以拳脚竹棒砖头。吴受伤倒地，仍高声制止警卫 掏枪，被在场记者誉为“民主市长”。 　　被父亲尊为师长的人文学者胡适，服膺英美式国家制度，及与之相连的人 权和民主理念。当国民党当局施政抵触这些理念时，他常常予以激烈批评。他 以讲学、撰文和办刊物的方式宣传自己的理念，以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 的责任。一九五四年蒋介石推荐胡为总统候选人，胡当即拒绝，据台湾中央日 报报导，胡声明“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一九五八 年，胡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到就职典礼讲话，称赞胡“个人之高尚品 德”。据房向东先生转录胡适秘书的笔记，胡随即当众当面反驳蒋介石，说 “总统刚才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因为中央研究院只能管学术，管不到品德， “我们学术界，中央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应作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蒋介 石虽面有愠色，并未发火。胡适在台湾和雷震合办“自由中国”杂志，推广自 己的理念。蒋介石于一九六零年将雷逮捕下狱。胡直接向蒋为雷申辩，蒋没有 接受。蒋迫害雷震是实，但对胡还是网开一面。 　　父亲在中研院史语所的上级傅斯年，是兼有行政能力的人文学者。曾任北 大代校长，西南联大常委等职。四十年代，蒋介石姻亲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劣 迹昭著，傅撰文猛烈抨击，迫孔去职。蒋请傅吃饭，要求傅信任自己任命的官 员，傅断然拒绝。蒋任命另一姻亲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宋开始腐败后，傅又 为文疾呼“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也终于下台。傅斯年保护学生 不遗余力，一九四五年他调解昆明学潮，制止国民党地方当局开枪，避免流血。 一九四九年去台湾后，在台大校长任内，保护学生免遭警察逮捕，受到学生称 赞。傅斯年作为在国民党体制内作官的知识分子，接连扳倒蒋介石的连襟和妻 舅，当面顶撞蒋介石，又和蒋介石的地方当局及警察作对以保护学生，蒋介石 却没有加害于他。我在钦佩傅的人格和气节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蒋的克制。 　　法学教授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言批评国民党，被蒋介石打断，张愤然 退场。国民党当局将下次开会车马费送上门，张说“无政可参”，原费退回。 　　上述当局和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远非大陆的人文学者所能想象。大陆中 科院院长郭沫若，绝不敢象胡适、傅斯年对蒋那样冒犯领袖毛泽东。人文学者 梁漱溟，在国务会议发言触犯中共后，要求领袖有让他讲完的雅量，被领袖破 口骂下台来。北大校长、人文学者马寅初，提出与领袖意向相左的人口理论， 遂被迫去职，连遭批斗。当大陆当局刀锋指向学生时，大学校长们的表现也乏 善可陈。 　　中国知识分子确有因批评国民党政府而死的，如闻一多、李公仆之被暗杀， 雷震被监禁后病故。但领袖登基之后大陆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 过闻、李、雷等的人数。领袖本人也以自己超过“焚书坑儒”而自得。根据日 本学者近期发表的研究结果，闻一多在内战后期与中共地下党来往密切，热切 要求中共接受他前往延安。由于闻的一个侄子在此前投奔延安被中共整肃致死， 中共顾虑闻到延安将使真相暴露，才劝闻留在蒋管区以言论抨击国民党政府。 所以闻被杀之前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民主自由主义者的超然身份，而投身于以武 力颠覆国民党政府的一方了。 　　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领袖和当局垄断一切资源。身为知识分子，你本 来已有“原罪”，可以随时被当局敲打。若再胆敢批评领袖和“组织”，就罪 上加罪，当局可以剥夺你职业、工资、住房、子女受教育权利……你全家即陷 绝境。若仍不服，还有监狱死刑伺候。这个社会对反对意见不给任何生存空间， 要人在如此既诛心又杀身的压力下坚持独立人格，无异逼人去死。所以就连因 帮闲而名列第一大无耻的郭沫若，我对他也寄予同情。因为他的爱子是坚持独 立思考而在领袖的体制下入狱、劳改和坠楼惨死的。他自己对青年作者也私下 表示过对领袖专制的不满和无奈。 　　与领袖相比，国民党当局对反对意见的处置要宽容得多。而且，国民党自 掌握政权以来总有武装对立面和它打仗，军阀，中共，日寇，再中共，所以它 从来没有真正统一全国。反对派如不见容于国民党中央，还可托庇于地方派系， 或避入租界和逃到中共控制区。国民党控制下也保留了相当的民间经济，反对 派人士丢了政府的饭碗，还可到民营经济中谋生。所以尚有相当的生存空间。 对于大陆以外臧否父亲和他的师长这两代知识分子的人，我以为他们应先携眷 在领袖治下的环境中生活几年，再发议论。 　　领袖对几亿国人，尤其是其中知识分子洗脑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知识 分子在政治高压下为了生存而承认强加的罪名，努力修正自己以跟随领袖翻来 覆去的指示。领袖归天，高压不再，生命危险解除，但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桎 梏依然毫无松动。继续表示尊崇领袖和认同领袖对自己的戕害。清华水利系留 美归国的陈梁生教授到了八十年代还坚持自己被批判整肃是应该的，坚持自己 确有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名作家丁玲在五十、六十年代被诬陷为反党、右派， 受到严重迫害。劫后余生，却继续对领袖和当局忠贞不二，“党不爱她她爱 党”。直到一九八九年，仍然与对市民学生开枪的当局保持一致。是否这些知 识分子心理上出了毛病？作为这些知识分子一部份的中国心理学者，没有起码 的学术环境研究这一问题。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两名劫匪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劫持了三 女一男四名职员为人质。警察随即包围现场，于二十八日突击成功，救出人质 并擒获劫匪。人质在警匪对峙的六天中，生死完全由劫匪决定，人质为求生而 认同劫匪，向媒体和政府总理帕尔梅呼吁撤走警察和满足劫匪要求，这是合乎 正常人心理的行为。人质获救以后，生命威胁解除，却继续认同劫匪，向媒体 和法官赞美劫匪，感谢劫匪不杀和善待之恩。一位女人质竟和劫匪之一订婚。 瑞典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通过媒体看到了事件全过程。这个暴 力威胁下洗脑生效并且在暴力消失后不可逆转的案例引起全世界心理学界注意。 瑞典心理学家Nils　Bejorot把它定名为“斯德哥尔摩症状”，近几十年来劫 持人质在全球越演越烈，“斯德哥尔摩症状”频频发生，例如美国报业巨子赫 斯特的孙女　Patty　Hearst　被左派恐怖组织辛比由尼斯解放军（SLA）绑 架后自愿入伙，并参加持枪抢劫银行，所以世界心理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热烈 讨论至今不衰。其实，这类现象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已经在中国发生，而且时空 范围和卷入人数都大了千万倍。手握绝对镇压权力的领袖和手无寸铁的知识分 子就形成了“斯德哥尔摩症状”中双方的关系。挟一人者劫匪，挟一国者领袖。 “斯德哥尔摩症状”为研究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四九年以后的心理，提供了 另一个角度。 　　每当看到西方心理学界的有关讨论，我常发奇想，心理学家周先庚伯伯身 为人质一方的一员，如果能有科研条件，可以很方便地研究这一现象。世界心 理学界不必等到１９７３年才能从　Nils　Bejorot那里得到这个概念。只不 过表达这个概念的术语将不是“斯德哥尔摩症状”，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群症 状”。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大陆心理学者在那个年代来从来没有作研究 的条件。 　　一九三零、四零年代的优秀知识青年，有相当一批出于救国救民的崇高动 机投身领袖的事业。这一批人的遭遇是父亲这一代学人经历的一部份。《思痛 录》作者韦君宜先生是这批精英之一。“百年人生”丛书编辑慧眼独具，把父 亲和韦先生的回忆一同收入这批知识分子的丛书，方便后人比较“干革命”和 “作学问”的两类知识人。韦先生出身富裕而有文化的家庭，与父亲背景相似。 她青少年时期学业优异，家庭安排她赴美深造，但她选择献身领袖的事业，与 父亲走了不同的道路。一九三五年韦先生入党，在清华作地下活动；父亲正往 返燕京、清华，优游于文史之中。一九四零年代韦先生投身抗日烽火；父亲正 在美留学。一九四六年韦先生夫妇从领袖的“抢救运动”中死里逃生，继续为 领袖打天下出力；父亲自美学成回国。一九五零年韦先生夫妇以战胜者身份进 京接管文教界，组建青年团，父亲开始接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比之下，父 亲很快接受了当局的价值标准：韦先生这批人走的是光荣的路，自己走的是可 耻的路，往者已矣，来事可追，于是才头戴“原罪”紧箍咒。身背追随领袖太 晚的包袱，在历次整人运动的荆棘血腥中连滚带爬过来，可到头来还是不被当 局接受。父亲并不知道，韦先生这批人当中坚持独立人格者，在领袖的组织中 多不愉快，他们在“光荣”的背后也看到许多丑陋和邪恶。韦先生的《思痛 录》告诉父亲，就算他当年不去留学去延安，不跟陈寅恪跟毛泽东，只要他不 肯放弃良知，最终还是要象韦先生等一样被领袖和当局当成异类。追随领袖的 知识分子中，只有象康生那类人，为领袖充当“龙爪”，主办“抢救运动”残 害无辜才能在那一群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如鱼得水，施展报负。一九九九年，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韦先生女儿杨团先生，她对《思痛录》作了重要补充。 一九四零年代“抢救运动”中大批投奔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被当作敌特暴力 逼供，甚至致死致伤之后，领袖考虑到抗日结束后与蒋介石决战在即，这批人 力可资利用。于是在中央党校大会上举手及帽行礼，算是道了歉，说大家从此 就应该捐弃前嫌，团结给他打天下了。韦先生夫妇已耳闻目睹和身受数次这种 专制暴力，不再轻信领袖的道歉。二人在自己窑洞里商定，这是最后一次原谅 领袖。下次领袖如果故态复萌，二人就决不容忍。激动之中，二人吟白话诗一 首以明志。这一段故事令人动容。可惜，几年后领袖君临中国大陆，旧戏重演。 左、中、右知识分子群体，无一幸免，其规模和祸害远超过延安小城的“抢救 运动”。韦先生当年与家庭决裂时义无反顾，这时年事渐高，又有了子女，热 血青年的锐气不再，不但未能践当年窑洞之约，还不得不违心说话。韦先生一 再看到领袖为建立自己的专制王朝不择手段，有忤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水火 不容的人性和党性，使她受了几十年内心煎熬，终于在晚年把自己的心路历程 写下。韦先生和父亲这两个知识分子，出身家庭相似，青年以后走了截然不同 的道路，晚年却殊途同归，恶梦醒来，各自写下了对盲目追随领袖的反思。我 在美国用心聆听了韦先生女儿的讲话，在回家时转述给父亲。既然连父亲尊崇 的“老革命”知识分子对领袖的专制都无能为力，父亲这种书呆子就不必为自 己跟着领袖趟了混水而过份自责。韦先生的自白使父亲临终前得以减轻精神包 袱，但改变不了历史和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开的残酷的玩笑：为救国救民而投 身“革命”的，为服务祖国而学成归来的，都被领袖敲打玩弄半生，许多人在 领袖发动的历次整肃中含冤以殁，象韦先生和父亲这种劫后余生者，晚年只能 抚摸着身心的累累伤痕叹息蹉跎的岁月。唯有避秦海外的才治学有成，对社会 有较大的贡献。难怪有人说早回国（革命）不如晚回国（革命），晚回国（革 命）不如不回国（革命）。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号，我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送走了父亲。百日之后， 杨团先生也同在第一告别室送走了韦先生。对照考查韦先生和父亲的心路历程， 能有利于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应该指出，对父亲这些知识分子 未能坚守独立人格，舍“玉碎“而求“瓦全”的指摘，除了发议论者不够理性 和负责之外，中国文化也是部份原因。西方文化对个人生命，个人权利这些人 权内容着意保护，不轻易要求个人为抽象的主义、礼教或道德规范牺牲人权。 在中国文化中抽象的价值高于具体的个人人权，于是衍生出把抽象价值推崇到 极端的各种“古训”，例如针对为人臣，为人子者的“君教臣死，臣不得不 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和针对妇女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 大”。国民党共产党各自继承了这些文化遗产。国民党倡导“不成功则成仁”， 共产党宣扬“砍头不要紧，为了主义真”。可惜这常是领袖元首要求追随者牺 牲奉献的说教，自己并不身体力行。在今天彰显人权的时代潮流中，有必要重 新思考如何处理抽象教义和具体人权的关系。抗日战争中，中国大半领土沦陷， 中国当局只控制西北的延安和西南的重庆这样空间有限的后方。广大沦陷区人 口只有少数有条件有能力撤退到后方。多数人即使能去，也绝非后方的土地和 资源所能容纳。沦陷区人口的多数因此不得不接受在日军占领下生活的现实， 也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和日军合作以换取生存、就业和上学的可能。以民族 大义为理由指责这样的合作是不现实的。例如我祖父留在沦陷区，为表示抵制 占领，不送家中子女上学费便宜的公立学校，而送他们上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 此事在表彰祖父爱国时列为一例。我对父亲说过这种表彰欠妥，因为按此例无 经济能力的父母送孩子上占领当局办的公立学校就不爱国了。如果只有让子女 当文盲，终生难于谋生立足才算爱国，那我宁肯戴“不爱国”的帽子，就像我 庆幸父母一九四九年以后没有坚持独立人格，我才能受教育而获得今天谋生技 能一样。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的大学，把沦陷 时继续任教者当作“伪教授”不予续聘，把在校学生当作“伪学生”，要先办 “学习班”一年才能复学毕业。由于波及学生众多，有日后贵为中共要人的也 在其中，学生理所当然地向国民党当局反弹，中共地下党从中组织，酿成学生 向国民党政府交涉抗议。我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受中国文化极端意识影响而罔 顾人权的一例，父亲的上级傅斯年参与主持此事，也难辞其咎。就在那个年代， 纳粹军队横扫欧洲时许多国家完全无力抵抗，也面临类似中国被日军占领时的 问题。他们的政府和民众采取了更明智和有弹性的应付方式，战后对于与占领 当局妥协或合作行为的处理也更有理性，显示了西方文化的人性和人权观念， 值得国人借鉴。 （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历届王朝治下，中国老百姓都以赋税徭役供养当朝文臣武将。在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的年代，文武大员如疏于职守，沉湎酒色，百姓并不很介意。他 们只希望“养官千日，用官一时”，在国事危急，万民蒙难时大员们能置官职、 身家于度外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不论是外敌大军入侵，还是暴君倒行逆施， 应该首先站出来的就是这些大员。他们享用民脂民膏多年，理应现在报答人民。 没有这种准备，就不应担任高职。用比较极端的话概括，就是“文死谏，武死 战”。能如此身体力行而青史留名的大员是少数，他们可能平时小节并不甚好， 危机临头却能守大节，因此有“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的赞誉。多数大员 只做到尸位素餐，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则是随风转舵，助纣为虐而名节尽失。 一九四九年领袖登基以后，满朝文武，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大人物 们，也有以上各种表演。 　　领袖曾谈及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关系，并且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的比喻。他所说的工农大众实际是他们这些自命代表工农大众的革命家和党政 军要员。领袖说知识分子这个毛必须附在他们这个皮上。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后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当然从来都是“皮”来左右国家命运，决定大政方针， “毛”则是完全无足轻重的。“皮”和“毛”所享有的社会地位，物质待遇之 间的巨大反差，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大政方针出了毛病，思维正常者当然应 该主要向“皮”去追究责任，总结教训。 　　一九七六年，领袖驾崩，全国开始对他多年以来的倒行逆施追究责任，总 结教训，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效果不彰。中国至今仍然存在发生另一 个专制王朝的土壤。父亲所在的“梁效”在这一讨论中理所当然的成为主要目 标之一。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看到、听到大量文章、讲话、文件以至诗词相 声，对包括父亲在内的“粱效”知识分子成员口诛笔伐，嬉笑怒骂。我以为这 都无可厚非，他们各人确有自己应当承担的一份责任。这份责任是大是小，则 可见仁见智。但我同时认为，无论这些作为工具的知识分子在“梁效”期间多 么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把中国推向灾难的主要责任不在他们，而在“皮”： 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要员们。这些党国栋梁们对领袖的恭维谄媚，并不下 于知识分子的曲学阿世。然而，二十多年来我看到的针对“皮”的评议文字， 在数量和深度上都比针对“毛”的小得不成比例。李志绥先生的回忆录，关于 周恩来卑恭屈膝讨好领袖、江青和林彪有详尽描写。邓小平请江青转呈领袖的 效忠信，向领袖山呼万岁，诚惶诚恐检讨自己，以“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自 称，保证“永不翻案”。等级在这些“无产阶阶级革命家”之下的党政军大员 们，表现同样不堪。古华先生记下了汪曾祺先生描写大员们的回忆，兹摘录于 此。“江青抓现代京剧，第一出抓的就是沙家浜。每回排练，都亲自坐镇广和 剧场，看剧组演员在台上一段一段的唱作念打。随侍在江青两侧的，是中央文 革组长陈伯达，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 武，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后来是 吴德，以及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等。周总理也来陪过两次，倒 是江青把他劝走了。那时江青每讲一句话，重要不重要的，上述大人物们懂戏 不懂戏的，都会掏出笔记本来恭恭敬敬地作记录，不敢有半点差池的。有时排 戏需要从军事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调换军装枪支道具，谢富治、杨成武、萧华、 傅崇碧等就会竞先起立，争着亲自去执行命令。有时事情办得不如人意，江青 会当众训斥这些大人物，问他们是干什么吃的？江青倒是很少斥责演员。”看 了汪曾祺先生的回忆，我附上打油诗一首寄给父亲：“曲学阿世意若何，逢迎 毛江蔚世风，部长司令如叭狗，何况梁效一书生。”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入赘一位上述大人物家，我以以上文字示之。他说他的 岳母，该大人物的夫人，在江青权倾一时的年代天天在家大骂江青，那也正是 该大人物与同僚们竞相讨好江青的时候。以这些党政军大员的位置，他们应该 比作为工具的“梁效”知识分子对毛江了解得更清楚，因而他们那些不堪的表 现也就比“梁效”知识分子更值得分析评议，总结教训。可是，我看到的针对 他们的文字有限。领袖去世之初，这些大人物有些仍然在位，即使因劣迹昭著 而退位的，也还有战友、部下手握实权，所以他们余威犹在。进入九十年代， 他们本人退位或去世，战友和部下也离开权力中心。可是他们的子女已茁壮成 长，开始从政，领军，经商，成为有权、有枪和有钱的新贵。所以他们的气运 始终不衰。谁想写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就有自身是否安全的考虑。“梁效” 知识分子则没有部下的山头、战友的关系网、儿女的太子党，只是当局呼来挥 去的工具，一旦当局招牌换记，需要清算前任，还可抛出顶罪，因此是最安全 的靶子。国人讨论领袖“失误”已逾二十五年，而中国社会结构，决策机制仍 然难于预防再一次的专制，总结责任时的这种避重就轻和隔靴搔痒当是原因之 一。 （四）复兴人文任重道远 　　中国在一九三零、四零年代，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然而它的人文学科， 却经历了相当的繁荣。聚集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西南联大的人文知识分子， 物质生活虽然清贫，在学术自由方面却十分富有。由于国民党当局较少以政治 干予学术，学人们得以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并且和国外同行有自由交流的机 会，使中国切实在世界人文学科之林中占一席之地。史语所史学组长陈寅恪先 生学贯中西，使欧美同行深深折服。他罹患眼疾，英国邀请他去英国治疗，夫 人同行，英国负担全部费用，因为英国人认为国际人文科学界需要这位世界级 大师继续治学。抗战爆发，陈先生身陷日军占领区，日军当局了解陈先生的国 际声誉，频频赠送物资食品以示好，为陈先生夫妇所峻拒，日军大失面子，但 仍不予加害，使陈先生夫妇得以安然渡过敌占时期。陈先生没有想到，本国当 局的苛政，猛于外国占领军，二十多年后他死于领袖发动的文革。 　　一九四九年红色王朝在中国大陆揭幕，中国人文科学史黑暗的一页于焉开 始。领袖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开宗明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 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言外之意是知识 分子没有“改造”，正在阻挡民主改革和工业化。对全体知识分子的整肃，包 括理工科和人文科，迅猛开始。然而，对于理工科某些专业，当局网开一面。 领袖需要坦克大炮原子弹，对学军工和原子物理的手下留情，允其边改造边科 研。领袖需要治病保健，几位杰出医生得以发挥专长。可是人文科学目的之一 是从社会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探求社会更理想的运作方式。领袖和当局自命代表 了人类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和和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因此认为任何进一步的探索 都是对自己的挑战，所以必须打压人文学科，以确保“废黜百家，独尊马列” 的局面。 　　人文科学本是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领袖紧闭国门，留在大陆的人文学者 一九四九年以后无法与国外同行交流，学术成果自然乏善可陈。他们的同学中 定居欧美者，以及外国同行，却在学术、言论自由、资料条件完备的环境中学 有所用，成就斐然。等到八十年代国门再开时，年华老去的国内学人看到昔日 同窗在西方的学术成果、科研条件，联想自己因学获罪，盛年蹉跎，怎能不感 慨希嘘。 　　人文学科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潮联系密切，学科内容本身对于当局就是 敌对意识形态。因此当局对人文学科管束比理工科更为严苛。文化革命中此一 政策达到顶峰。在所有大学的所有学科长期停课后，领袖说“理工科大学还要 办”。理工学科见到一线生机，人文学科仍被窒息。一九八九年“六·四”以 后，当局对人文学科重镇北大大幅度升高管制，对北大新生强制军训一年，令 有志人文的资优学子却步。近二十年来理工科如清华毕业生占据领导职务数量 之高，人文学科如北大毕业生占据领导职务数量之低，均大大不成比例。国人 诟病为“满清（华〕王朝”和“清华帮，北大荒”。发达国家领导人学历结构， 多数为人文学科出身，理工科背景者至多达到阁员和顾问的级别。这和中国情 况恰恰相反。近二十年来，大陆人文科学处境有所改善，但远不尽如人意。当 局对于人文学科拨款，仍然以政治为第一考虑。从事党史，军史研究的人文学 科从业员，职位高，经费足。北大历史系教师沙某，去党校研究党史，获副部 级头衔，大大高于原来系内同人，因此不愿再回北大，因区区北大史系放不下 副部级党官。对于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他严守当 局立场，鞑伐甚力。党、军史研究著作大量印刷，销量好坏没有关系，在当前 党库即国库的状况下，不必担心成本与收益。 　　自由民主人权意识作为西方人文科学的重要部份，冲击了当局对意识形态 的控制。当局的因应之道是以国学，即本土文史科学对抗西方人文科学。于是 拨巨款兴办“夏商周断代工程“。意思是我泱泱中国，有比西方更长的历史， 我们的人文科学自成系统，不必向西方求教。当局科学长官宋健在大会上说各 文明古国如埃及等都对自己历史断代有科学考证，唯独中国历史断代不清，害 他在参观外国博物馆时频频脸红，以此指责大陆历史考古学人无所成就。一九 四九年以后大陆历史考古学人被政治整肃，开门办学之类搞得人仰马翻，从无 安心治学的机会。领袖对“厚古薄今“的批判，更令学人对有关课题避之唯恐 不及。现在宋倒打一耙，学人理应拍案而起，讨还公道，无奈经费在当局手里， 学人有苦难言。 　　当局不善待人文科学，社会公众也认为它没有经济效益。甚至大学中教育 从业员，因为人文系科除外语以外无法与理工科比创收，人文科学从业员苦于 “书卷难为稻粱谋”，也厚理工轻人文。人文科学过去被政治所践踏，现在被 金钱所排挤，中国连续两三代人口与人文学术基本绝缘，其结果将在今后几十 年消极地影响社会风气，人群教化和民族素质。国人似乎认为只要有钱就有了 一切，而不知道只有财富技术而没有文化教养的民族并没有光明的前途。 　　对于中兴人文学科，父亲并不盲目乐观。他虽然近年来写过“百年感怀” 之类应景文章，颂扬中国敦煌学成就，但他知道扬理工抑人文的基本国策不易 改变。父亲去世前一个月，弟弟和我送他去中日医院参加所谓“院士”体检。 这恐怕是国内理工科和人文科精英学人共聚一堂的唯一场合。两组学人人数， 年龄和健康的对照正是两个学科现状的反映。风烛残年的人文学科“院士”以 轮椅代步，而“早晨九、十点钟太阳”的理工院士健步如飞，突显出人文学科 后继无人。据说只给理工科院士而不给人文院士的原因是“理工科研成果能和 世界水平比较，而人文则不能”。四十年代史学家陈寅恪享有的国际声誉早已 证明此说无据。当今西方各国和台湾授予最高学术称号对理工和人文也一视同 仁，只有中国大陆另有章程，原因只能到当局对人文科学的偏见中去找。据知 情者说，目前掌社会科学部门权力者，多是没有学术可言的党工，如设人文院 士，授予掌权者难以服众，而有成就的人文学者，又被当局认为背离官方意识 形态散布精神污染而不愿授予，所以乾脆不设人文院士。我曾问父亲为什么比 他年轻的同事、学生不能作为文科院士来体检，父亲说，当局不肯给他们院士 名义，连父亲自己都是“假院士”呢。父亲首倡的这一称号，浓缩了这一代人 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辛酸，在他的同事邻居学人中很得人心。父亲所在的北大教 授居住区请各住户填写调查问卷时，职称一栏就有人填了“假院士”。父亲耕 耘过的人文科学，离繁荣显然还有很长的路。 〖“华夏文革增刊”〗 【】　　　　　　　　　　　　　　【】　　　　　　　　　　　　　　【】 °网文摘编° 　　　　　　　　　　◆　国有股减持流产的启示　◆ 　　　　　　　　　　　　　　　　　　　　　　　　　　　　　·胡少江· 　　六月二十三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 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 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 　　《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从出台到正式流产历时一 年零十天。其间，市场经历了戏剧性的起伏迭荡，利益悠关的数千万股民与一 向强势的中国政府顽强对峙，政府最终不得不以蒙羞失败收场。 　　但是，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较量。如果说，政府的初衷是通过国有股减 持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话，它的任务远没有达到。有经济学家估计，国有股减 持只收回了几十亿元的资金。可是，这一举动导致的股市暴跌却使数万亿元的 市值无端蒸发了。股民在过去一年中损失的财产高达七千亿元，而国有资产的 市值损失则高达一万一千八百亿。两项相加，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 之十八，等同与全年的经济增长的两倍半。经过这一年的折腾，政府进一步失 去了信誉，股民们损失巨额财富，市场机制则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在事情已经过去之後，如果人们能从这一事件中吸取到一些教训，前面所 提到的损失或许还可以权当成付出的昂贵学费。这件事自始至终是由中国政府 主导的，它既是国有股减持的始作俑者，又是这具流产婴儿的收尸者。那么， 中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所作所为究竟能带给人们什么启示呢？ 　　首先，中国政府的表现，说明它不是一个公正的市场发育的保护者；相反， 它的行为充分表现了其与民争利本质。在方案出台以前，虽然中国的股市连续 两年走高，但是其间官商勾结、庄家作弊的丑闻不绝于耳。如果说，中国的股 市中充满了泡沫，那么，在股市泡沫中得益的是从事权钱交易的官僚和国有企 业负责人，是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股市大炒家。许多中小股民却一直处在危险 之中。在这种情形之下，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完善政策法规，保证股市公正、透 明的原则，保护股民们的正当利益，以保证中国股市长期健康的发展。但是中 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却绝然相反，一方面对过热的股市继续推波助澜，通过官方 媒体进一步不负责任地哄抬股市；另一方面又亲自下场，通过国有股减持来搜 刮钱财，与民争利。在政府公布方案後，股市跌幅高达百分之三十。这是股民 对对政府与民争利行为作出的理所当然的本能反应。 　　其次，中国政府并非市场经济的信奉者；相反，它是唯利是图的机会主义 者。对国有股减持方案的争论的一个核心焦点在于如何定价。政府坚持按照市 场价格定价来减持国有股。表面上看，政府是市场经济的信奉者。其实不然， 且不说方案公布前的价格是否合理。问题在于，政府真的是准备遵照市场价格 来减持国有股吗？从事後的结果看，完全不是。政府希望的是，按照方案公布 前市场的高价出售手中的股份，它并不想接受大幅度下降以後的市场价格。很 明显，这是一种强打恶要的交易：如果市场行情对我有利，我就尊重市场；否 则，让市场玩儿蛋去！与其说这是市场经济，不如说这是在玩弄市场。 　　其实，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和政客都有类似的与民争利和机会主义的倾向。 所不同的是，很多国家的政府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因此纵使他们想这么做， 也不得不三思而後行，否则他们将不得不承担法律的後果，一意孤行的政客们 会很快地身败名裂。在中国则不同，政府如此明目张胆地与民争利，并由此造 成整个社会数万亿元的损失，居然可以安然无恙。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体还要为 政府"果敢"的纠错行为三呼万岁。这不能说不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奇迹。 　　　　　　　　　　　◆　可怕的贫困与文盲　◆ 　　　　　　　　　　　　　　　　　　　　　　　　　　　　　·佚　名· 　　冬上，我去陇东山区的清水县百家乡几个山村采访，这是一个远离城市、 夹在关山腹地深处的偏远的地方，也是甘肃省清水县最远的山村。这里山大沟 深，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虽然地处深山，但由于山大多是秃山，只种粮食，所 以农民一年烧炕烧锅的柴也是问题，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砍，一个农民一年 要用很多时间去砍柴。虽然在冬上，天寒地冻的，但农民还是每天早出晚归去 砍柴。而这里虽然地处高寒山区，但又是一个十分潮湿的地方，几乎每一个沟 渠里都有细细的溪水在流淌。天一下雨，土路就泥泞不堪，让人寸步难行。村 民们告诉我，由于这里地下水多，所以路上的雨水常长时间不渗，而黄胶泥样 的土质又越发加剧了道路的泥泞，使村民出行十分困难。我曾经在这种泥泞里 走了十几里路，那种艰难的行走让我浑身出汗，脚步歪斜。时间不长就闹得十 分疲惫。大概正是由于这种地理环境的关系吧，这儿患风湿病的人格外多，你 如果到街市上去看，会轻易地看到好多走路步子歪歪斜斜的人，他们大都是风 湿病患者。 　　和这些情况比起来，这儿农民的贫困、孩了失学辍学等问题就越发显得触 目惊心，悚人听闻。 　　一、儿童失学、辍学情况严重　上学的竟然大都用的旧书 　　在我所接触的为数很少的村子里，凡是碰到的村民，几乎都要向我倾诉他 们无钱供孩子上学。郭家湾村的郭串喜有两个孩子，儿子叫王世民，只上到小 学五年级就辍了学，原因很简单，家里无钱供他上学。而他的女儿叫王小燕， 今年已经１２岁了，竟连一天学也没有上，是个地地道道的新文盲。我到村上 时，王小燕正在给别人家下粉条（照片１）。她穿着一件红上衣，在白雪的陪 衬下显得有点羞涩。她有一张圆圆的脸蛋，眼睛大大的，如果在城市，她会是 一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女孩子，正在作着属于她们这个年龄的孩子的美梦，但是 她却是山村的一个新文盲。当我举着照相机对准她时，我有点不相信这会是真 的。而她的哥哥辍学以后就已经在１５岁的年龄上出外打工去了。但是他却很 少有挣到钱的机会，因为他太小。同村的原先担任过村主任的李荣全也有两个 孩子，女儿今年１４岁，叫李巧玲（照片２）也上到五年级辍了学，在家帮父 亲伺弄牲口，做家务。我问他孩子学习情况怎样，他说学习还可以，只是家里 没钱，所以就让孩子辍学了。而他的儿子李保林（照片３）今年１０岁正上小 学三年级，却因为没有钱买不起书，只能借用别人的旧书学习。同村还有一户 村民，叫李五全，他的女儿叫李小琴（照片４），今年１４岁，也一天书都没 有念。儿子李官宝（照片５），今年１１岁，上二年级，但却没有书。这个村 的李根宝有四口人，儿子李治红１０岁，上二年级，女儿李红艳９岁（照片 ６），上一年级，他们二人都没有新书，用的是旧书。 　　在党家河范家沟村，村组长王小林告诉我，他们村共有１３户６３口人， 上学的儿童有７个，从来没有上学的儿童（７至１２岁）有６个。而上学的儿 童全部没有新书，用的是旧书。王小林有四个孩子（照片７），王世民，王世 刚，王明侠，王奇明，前两个上二年级，后两个上一年级，他们全没有钱买书， 用的是旧书。还有一户姓赵的家有三个孩子（见照片８），赵虎林，赵志峰， 王增福，赵虎林今年１２岁，没有上学，赵志峰１０岁，王增福９岁，二人上 小学二年级，但都没有新书。据了解，党家河小学一至五年级共有１００个学 生，一年级４５个学生，订购新书９套；二年级１６个学生，订购新书３套； 三年级１８个学生，订购新书５套；四年级１３个学生，订购新书４套；五年 级８个学生，订购新书３套。 　　党家河村党家河组的李仓保是个远近闻名的困难户，他是入赘的，他有两 个儿子，大儿子叫党平平，今年１３岁，二儿子李明明，今年９岁（见照片 ９）。党平平念了一年级辍学了，李明明念了一学期辍学了。他们身后的那座 房子黑朽破旧，摇摇欲坠，看不出一丝家的温暖。 　　党家河组的孟怀西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孟继成１６岁，念二年级，二儿子 孟继明，一直没有念书，女儿孟巧巧９岁（照片１０），至今也没有念书。照 片上的孟巧巧看上去是那么小，当时我竟怀疑她是否有９岁。 　　孟新全全家７口人，三个孩子，大女儿魏艳丽１３岁，上了一年级，辍学。 二女儿魏艳华，１０岁，未上学；三儿子魏有成，８岁（照片１１），上一年 级，但买不起书。 　　赵宝贵，四个孩子，大女儿赵小娟，１６岁，上了三年级，辍学，二女儿 赵小丽，１５岁，从未上学；三儿子党小强，１４岁，四年级；四儿子党小刚， ９岁，二年级（照片１２），二人均没有新书，用的是借别人家的旧书。 　　我只跑了几个村子，就了解到这么严重的失学辍学问题，和念书用的是旧 书的问题。我想进一步了解这里的情况，但是村上干部却不给我介绍了，我从 他们的神情看出他们害怕给我介绍情况。后来我又从侧面了解到，这里乡上给 上级报的材料里适龄儿童的升学率是９７％以上。村干部说，如果报的低了， 上边会找底下麻烦的。 　　二、贫困的恶魔　驴打滚的利息 　　在我走访的村子里，几乎百分之六七十的村民在银行和信用社有贷款，而 且这些贷款从一贷上就再没有能还得清，不但还不清，还一年一年在增加。郭 家湾村的王串喜１９８１年贷款２００多元，以后又年年贷地膜款１００多元， 但却从没有能力清息和还款，利息每年结清后又加到本金里，那些成了本金的 利息又生息，利上滚利，驴打滚的利息没有止境，到现在，本利增加到４５０ ０元。 　　同村的李五全几年前因给妻子看病从信用社贷了３０００元，以后结息没 有能力归还，现在本息加起来已上到５６００元。党家河村的赵宝贵于１９８ ３年贷款１０５０元买驴、牛，以后又零零星星贷款，现在贷款余额在年年利 息转本金的基础上已上到１１０００元。赵宝贵说他这辈子还不清了。 　　党家河村范家沟村的王喜林家一年产小麦２０００斤，玉米２０００斤， 大麻１００斤，麻籽１００斤，年收入２１００元，统筹提留２４０元，公粮 ８０多元，不算劳动的工价，人均纯收入３００元，每人每天不足１元。而党 家河村的李仓保从１９８２年贷款，他每次贷的数额都不大，一般是３０或２ ０的，最多的也就是一、二百元，可他现在也累到了４１５５元。他２０００ 年全年小麦收入１０００元，玉米３５０元，大麻麻籽３５０元，共计１６５ ０元。总支出：化肥１４８元，地膜１７０元，玉米种子２４元，农药１０元， 农业税和三提五统４２０元。共计７７２元。收支相抵下余８６８元。人均１ ７３．６元。而他家的消费更是少得可怜，四五年时间从没有买过新衣服，家 里人穿的衣服不是上级拿来的捐献的衣物，就是在市场上买的一件一、二元的 古（旧）衣服。一年交电费４０多元，买药品２０多元，买盐和面碱１００元， 磨面８０多元，榨油２０多元，一月平均一斤胡麻油。一年不走亲戚，不买礼 品。２０００年由于生活所迫，他又新增贷款５００多元。 　　百家村王家能组的王全儿家有６口人，从１９８２年起因买化肥、地膜和 看病从银行和信用社贷款，逐年累计已达到５９６６元。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归 还。而他家全年总收入仅是２９４０元，总支出１８９０元，不算劳动日值， 人均仅３１５元，一个人一天连１元也达不到。这种过低的消费和生活标准以 及过重的劳动强度使他们看上去神情麻木，简直就象石头人。 　　但是据有关人士说，就是这么贫困的地方，当地的政府部门在给上级的汇 报中反映这儿已经脱贫了，人均纯收入上到６００多元。 　　由于生活极端贫困，这儿的人们还处在自然经济的状态中，除过吃的盐、 面碱，穿的衣物，地里施的化肥和农药，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自产自销。比如 农民吃的菜是自家种，吃的油是自家榨，商品经济在这里看不出一点发展的势 头。而新一代的文盲的大量涌现更是让人忧心如焚。 　　三、文盲效应 　　在采访中，我碰到了这么一个年青人，他今年２４岁了，叫李荣子，是一 个文盲，今年９月份在甘肃嘉峪关的武威建筑公司做小工，一天，他干活时， 由于工地没有安全措施，他从五层楼上掉了下来，当即昏迷不醒，被送到医院 做了内脏淤血清理手术，在医院的１６天中，他没有清醒过来，可是后来却被 工头从医院拉了出来，放在寒冷的工棚里。由于他不识字，工头最后竟在他的 工伤处理协议中把责任全部推给他，说他是违规操作。在他大脑受了严重的创 伤，现在眼睛的视网膜也有点脱落，看人昏花不清，脑袋发疼的情况下，竟被 受雇方以２０００元作了一次性处理。而他竟也在这极不公平的处理协议中盖 了指印。我问他对方给他念过协议没有，他说没有，对方只让他看一下，但是 他由于不识字，所以也不知道纸上写的是啥。我问他如何保护自己正当的权益 不受侵害，他说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又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尤其是对自己 的疾病如何治疗，他竟有点茫然。 　　我心里只有悲哀！！！ 　　在这个被关山夹峙的深山里，这样的文盲大概不是少数。 　　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　　　　　　　　　　　　　　【】　　　　　　　　　　　　　　【】 °外论参考° 　　　　　　　　　　　◆　亚洲的阿根廷？　◆ 　　　　　　　　　　　　　　　　　　　　　　　　　·亚洲华尔街日报·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章家敦，今天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以〈亚洲的阿 根廷？〉为题撰文指出，中共领导人正在忧虑，因大陆的经济已显现了各种从 繁荣走向泡沫的迹象。 　　他说，虽然有人认为中国大陆经济一切安好，但事实上，中国经济成长速 度正下降中，前年成长百分之八，去年百分之七点三，尤其是去年最後一季， 成长率只有百分之六点六。 　　今年首季，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率虽为七点六，但去年同期却为八点一，可 见中国大陆经济今年的成长已从较低层次再开展。 　　他说：中国大陆的经济虽还有高成长，但却也体验到恶劣的经济紧缩与失 业率；此外，税收虽增加，但并非经济改善所致，只是为了帐面上好看，有虚 报的可能。 　　虽然中国大陆的固定资产投资在今年第一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一，但 是其中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却占了三分之二，而政府支出性的投资与消费成长， 却比经济生产总额多出三倍，加以政府支出缺乏效率，所以政府用大量支出以 刺激消费需求的力道还是不足。 　　章家敦强调，中国大陆运用财政刺激的努力已届五年，预算赤字未来一年 将达三百七十五亿美元，已超过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三，亦即已超出国际标准的 安全范围，因此中国大陆一再以赤字预算来促进经济成长，势将难以持久。 　　这位律师作家警示性的指出：中共中央政府今年第一季的支出上升百分之 二十三点九，而收入才只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点四，除非中共能平衡此种 情势，否则可能有变成亚洲阿根廷的危机，因这两国的情形类似，都是发行了 一大堆公债，利用财政金融方式刺激经济成长与吸引外国投资。 　　他说：阿根廷一再拖延改革，靠外资维持经济，而中国大陆也在玩同样的 游戏。一旦国际资金趋紧，中国大陆正在恶化中的财政及债务情况，将被国际 间更加详细审查。 　　章家敦认为，中共也了解这种问题与情势，但最重要的是时间，因农民与 工人已不耐久等，尽管中国大陆日趋进步，但饥饿、愤怒与绝望，已难再等待 中共五十年。 　　虽然北京的领导人会强力压制不安，但章家敦指出，靠力量只是短期解决 方案，时间已很急迫。 　　另方面，亚洲华尔街日报今天也报导，尽管最近大陆的出口及国内需求已 有改善，但中共政府还是大力以财政支出刺激经济，目的当在维持经济高成长， 如此才能防止失业大量增加的冲击以及外资的减少。 　　目前外国投资的企业出口，已高占中国大陆全部出口的一半，可见外资支 撑中国大陆经济的重要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