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　　　　　　　　　道 　　　　　　　　　　　　　　ＴＵＮＮＥＬ 　　　　　　　　　　　　　第一百八十八期 　　　2002.05.15　　　　　　　　　　　　　　 　　　　（sd0205a） 　÷÷÷÷÷÷÷÷÷÷÷÷　本　期　目　录　÷÷÷÷÷÷÷÷÷÷÷÷ １、政改论坛　剥夺饭碗与精神洗劫　　　　　　　　　　　　　·刘晓波· 　　　　　　　以公民的视角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陈　远· 　　　　　　　好样儿的秦守华们　　　　　　　　　　　　　　·傅国涌· ２、专题讨论　逮捕工人领袖吓不倒弱势群体的反抗　　　　　　·何德普· 　　　　　　　国企改革失败，工人与政府对峙　　　　　　　　·车宏年· 　　　　　　　五一节里警笛鸣　　　　　　　　　　　　　　　·陈少文· ３、网文摘登　一个上海白领的非常感受　　　　　　　　　　　·佚　名· 　　　　　　　农民进城卖苦力，子女被拒校门外　　　　　　·中国人权· ４、书与书评　邹谠教授《中国革命再解释》序　　　　　　　　·甘　阳· ５、港刊参考　向不卑不亢的民主勇者致敬　　　　　　　　　·苹果日报· 　　　　　　　“五四”踪影何处寻　　　　　　　　　　　　·《争鸣》·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我们的发送地址回信，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ｅｔ＿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　　　　　　　　　　　　　　【】　　　　　　　　　　　　　　【】 °政改论坛° 　　　　　　　　　　　◆　剥夺饭碗与精神洗劫　◆ 　　　　　　　　　　　　　　　　　　　　　　　　　　　　　·刘晓波· 　　从３月１日开始，在国企职工失业率高达４０％的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 大庆、辽阳和抚顺先后爆发了大规模工潮。此次工潮的组织程度之高、参与人 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工人们成立了自己的 临时工会，推选出与官方谈判的代表，三地工潮的参加人数高达十万多人，而 且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辽阳的工潮在地方当局的威胁和收买之下基本平息， 但是大庆的工潮仍在继续。同时。北京、四川、新疆、河北、贵州等地也先后 出现规模不等的工潮。工人们示威请愿的核心诉求是要饭碗、要公正、要求惩 治腐败。 　　失业者之所以得不到起码的公正补偿，日益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之所以愈 演愈烈，有些失业者已经窘迫到难以养家户口和维持温饱的程度，根本原因在 于：制度造成了政治权利的绝对不平等，以及由此带来的普遍腐败和“损不足 而奉有余”式分配方式。 　　一、跌到最低温饱诉求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群体示威运动，即１９８６年底的 学潮和八九运动，后者持续了一个半月，形成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动员，其声势 浩大的连锁效应遍及全国多数城镇，运动高潮时期，有的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 全部躲了起来，把市委市政府大院让给了学生，如四川的涪陵地区。但是，参 与八九运动的社会各阶层，只有运动的主体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是有组织有明确 政治诉求的，而且他们的主要诉求是道义性的针对现行体制的政治性诉，具有 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与既得利益（饭碗）无关。正是这种超越特定利益阶层 以及单纯功利主义的道义之举，才会形成广泛的动员，赢得热烈的支持，甚至 当时的受益阶层（民营业主及个体户）也深深地卷入。 　　尽管运动后期出现过“工自联”和“市民联合会”等组织，但这些组织只 有很少的骨干分子，对整个工人阶层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动员，工人参与运动， 大都只是以市民的分散方式卷入，主要出于旁观、同情和随大流，其中也不乏 看热闹的人。戒严之后，市民基于单纯正义感的参与大幅度上升，也因此付出 了惨重的生命代价，也还是在学生组织下的参与，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和自 身的利益诉求。 　　到了９０年代的中后期，城市中发生的抗议、示威、请愿等群体行为远比 八十年代频繁，相比之下，示威请愿的阶层比较单一，主要是利益受损的弱势 群体（受益阶层基本无动于衷），再也见不到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影子，抗议 活动的主体变成了失业、下岗和离退休职工。示威请愿的目标不再是针对现行 体制的抽象政治诉求——要自由、要民主、平反冤案、反对官倒，而是经济诉 求——实实在在的温饱利益。工潮即便提出反腐败的政治诉求，也是基于具体 利益的严重受损，而非道义上的抽象的自由民主。 　　换言之，对于弱势群体来说，现存体制对人权的首要剥夺，不是政治、信 仰、言论等人权，而是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对中 共一直标榜的“人权首先是温饱”，具有很强的反讽意味，所谓“生存权”、 “发展权”，一向是中共政权据以反驳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批评的法宝， 此次东北工人的大规模示威请愿活动，向中共政权提出的人权诉求，恰恰就是 生存权和发展权，而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即便是中共引以为傲的“生存权” 和“发展权”的改善，也有很大的水份。 　　二、两级分化的根源是政治权利不平等 　　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的巨大变化，原因在于整个改革时代，全社会各阶层 普遍受益的时间很短，而随着具有特权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和高速膨胀，利 益分化便向着恶性的两极分化狂奔——由改革之初的普遍受益转变为改革中后 期的极少数人的受益且受益者所得过于丰厚，而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且损失过 于严重。为改革付出最大代价的，无疑是占人口总数８０％以上的弱势群体， 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城镇职工。 　　对于六四之后的中共政权来说，社会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政绩 成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１９９２年重新启动经济改革之后的十年中，政权维 持稳定的最大资本就是经济的高增长。其间，为了应对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 当局疯狂地追求经济高增长，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被用来支持“保七争八”的增 长率：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和赤字）、集权的新税制、稳定的货币政策、开 放资本市场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更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提高 工资以刺激内需（甚至到了用延长休假日来鼓励旅游消费）、实施债转股和大 肆剥离不良资产来拯救国有企业、甚至不惜依靠虚假的统计数字……在现行政 治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这种近乎病态的追求经济高增长，必然导致稀有资 源一边倒地向发达地区和强势集团倾斜，为大小权贵们疯狂地进行强盗式私有 化敞开了大门。正是在追求宏观高增长和微观权贵私有化的双重疯狂中，新一 轮的利益再分配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锦上添花过度而雪中送炭严重不足。 　　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大大小小的权贵家族，其次的受益者是私营老板，再 次的受益者是白领阶层和知识群体——尽管不过是权贵们恩赐的残羹剩饭，而 城市工人特别是国企工人，成为仅次于农民的最大受损者：工人们与国家的管 理者阶层相比，在政治资源上更处于毫无权利的地位；与老板及专业白领阶层 相比，在经济资源上处于弱势；与知识阶层相比，在文化资源上又是弱者；而 那些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资源占有上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又可以把自 身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对极为稀缺的公共权力资源的占用上 具有绝对优势的官僚阶层，不但可以通过合法的垄断特权，还可以通过几乎是 为所欲为的非法的权力寻租，换取经济上的暴富和社会名誉。中国特色的分配 不公，首先在于政治权利分配的不平等，其严重程度乃为天壤之别：一方全有 而另一方全无，所谓有权就有一切而无权便一无所有。这是其他方面不平等的 主要根源。 　　更不公正的是，在中共体制下，任何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个人和群体，皆要 遭受二次掠夺——第一次是对有形的权利、生命和财产的剥夺，第二次是话语 垄断对受害者的知情权、申诉权和解释权的剥夺。被炸的血肉横飞的芳林村小 学生如此，被镇压的法轮功信徒和异己人士如此，被整肃的媒体和新闻从业者 如此，被剥夺的广大弱势群体亦如此！ 　　三、欺骗性的“改革代价论” 　　正是第一次经济剥夺的不公正，导致第二次剥夺，否则就不是“专政”了。 官方控制着所有的主要媒体，一方面剥夺民众的知情权——首先对国有资产的 瓜分完全黑箱运作，不让国企工人知道内情，其次是严密封锁弱势群体为了饭 碗和公正而示威请愿的抗议活动，不让社会知道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在舆论 上一手遮天，在剥夺了弱势群体能够公开合法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的同时，利 用党的喉舌、御用经济学家和知名老板大造舆论，用伪改革、伪市场化理论欺 骗弱势群体，掩盖政治权利不平等导致的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为权贵集团辩护， 维持政权稳定。 　　为了安抚承担巨大代价的工人阶级，中共官方用一套颇具欺骗性的“改革 代价论”来说服民众，标准的说辞是：改革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综合国力和民众生活水平几年一翻番，创造了中国经济在世界普遍不景气之中 一支独秀的奇迹，但是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此巨大的成就是要付出一定 代价的，即为了经济高增长，就必须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和保值增值，所以进 行剥离不良资产的企业重组就成了国企改革的重头戏，首先被作为“不良资产” 剥离是普通工人，他们付出如此代价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长远利益。 　　那些高喊“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家必须保持中立”的主流经济学 家，用舶来的“交易成本论”为权力寻租辩护，通常的说辞是：中国的经济体 制正在从计划向市场转化，市场经济的好处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更合理地配 置资源，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权钱交易的腐败是不 可避免的，社会用经济资源交换政府手中的权力资源，以推进市场化进程，因 而，权钱交易是社会必须为之付出的交易成本，而且是完成经济转型的成本最 小代价最低的方式，由此造成的分配不公实在是无奈的选择。为了加强说服力， 他们经常拿苏东改革作对比，以恶意夸大“公共选择式”改革的代价来凸现中 国的“交易成本式”改革的成功，似乎除了容忍权力市场化的腐败之外，中国 人别无选择。 　　先富起来的老板阶层和公司白领们，更以在市场的经济竞争中怎样求生存 求发展的亲身经历，来说明现在的大面积失业是市场化和私有化的题中应有之 意，不值得大惊小怪。 　　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立足，企业的管理者就要全力降低成本，裁 员正是降低成本的通常手段之一。失业者作为竞争中的出局者，实乃“适者生 存法则”之必然，要怪只能怪自己的无能，而与体制的合理与否、竞争的平等 与否、再分配的公正与否，完全无关。 　　当局在为“改革代价论”大造舆论的同时，还动用一切政治思想工作的手 段和宣传技巧，向改革代价的最大承担者灌输正统的道德高调：“工人阶级作 为领导阶级，应该具有无私奉献的胸怀，主动为党为国分忧解难”，其潜台词 是：只有把失业下岗当作无私奉献而毫无怨言的职工，才配拥有“领导阶级” 的光荣称号。一方面，官方运用树典型的传统手法进行灌输，制造或挑选了一 些下岗再就业的“成功”典型，开表彰大会，做巡回报告，最高规格的表彰和 报告会当然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另一方面，又利用现传媒特别是影像传媒， 进行寓教于乐的灌输，主流媒体播出的关于国企改革和下岗职工的电视剧，无 一不是“改革代价论”和“为党为国分忧论”的图解，而且，随着重量级作家 和名演员的加盟，其意识形态灌输的技巧也日臻纯熟，故事和人物越来越生活 化平民化。这些电视剧的主人公，无不具有善良勤劳、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 品质，无不体谅国家和领导的难处，忍受社会的白眼和亲人的不理解，毫无怨 言地担负起下岗后的沉重生活，并通过政府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二次创业，最 后，不但自己过上了自食其力的幸福生活，还要干出一番事业，帮助其他下岗 的人再就业，把为党为国分忧解难落实到成功的再就业实践中。收视率极高的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最为典型。 　　现行体制在从物质上第一次劫掠了弱势群体、使之在生活上朝不保夕之后， 又对他们实施第二次精神洗劫，使之丧失为自己正当权益奋起抗争的意志，这 样的意识形态灌输与精神鸦片，已无异于无赖的狡辩——强迫人们碰到劫匪不 但不要反抗，反而应该体谅劫匪的难处，主动把财物献出，以显示道德上的高 尚，等待劫匪的表彰。 　　四、惊人腐败挥霍下的高失业和低保障 　　直到今年初，中共当局还在宣称城镇失业率为３％左右，而在两会结束不 久的３月２７日，官方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城 市失业率在１０％左右，已经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研究就业和社会保障 的经济学家冯兰瑞提供的一组数字远远高于１０％：“九五”期间，城镇新增 长的劳动力五千四百万人，同期仅能安排三千八百万人就业，倘有一千六百万 人失业；国有企业再产生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的失业大军，共计就有三千多万 人失去工作岗位，失业率在１５％左右。而且，农村剩余的近２亿闲置人口， 将有大量劳力向城市流动，而被毛泽东时代的体制优惠惯坏了的城里人，常常 为了面子，不愿意干那些又累又脏的“低贱活”，比如，现在城市里的建筑行 业的主要体力劳力，基本被进城的农民工包揽，这就又对城市人的就业构成强 有力的竞争。 　　同时，旧体制下由国家全包的福利制度的逐渐废除，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又 没有同步建立，更令工人阶级的处境雪上加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数字显 示，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残缺令人震惊：三分之一以上的职工没有参加 失业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三分之二以上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而且，社会 保障金总量严重不足，即便参加了这些社会保险的大多数人，也领取不到足额 保障金，失业者人均领取的救济金还很低，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还有４０％ 以上的失业者领不到救济金，医疗费也无法全部报销或分文不报。在失业补偿 严重不足和社会保障极不完善的现存体制中，城市失业职工必然成为国企改革 的最大受害者。 　　最近朱熔基表示要加大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咬牙才拿出４６亿， 而社科院的调研报告指出，仅养老金一项，资金缺口以每年一百亿的速度攀升， １９９８年的缺口一百多亿元，１９９９年增加到２００多亿元，２０００年 增加到三百多亿元。加之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是空白，使社会保障 问题成为对中共政权的严重挑战。 　　造成这种畸形社会分配不公现状的主要原因，不是对国企的市场化改革本 身，更不是公平的自由竞争所致，而是在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权操控、惊人腐 败和巨大浪费，是没有起码社会公正可言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所为。这 样的两极分化，在道义上没有任何可以辩护的理由。 　　首先是现存体制下的非法腐败：一边是主人翁地位的丧失和生活水平的相 对大幅度下降的失业大军，一边是大量的令人震惊的官僚腐败：破产和负债的 企业的法人们却一个个脑满肥肠，“穷庙富方丈”的现象触目皆是；贪污、受 贿、挪用、渎职、挥霍和转移资产，所吞噬的财富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２０％以上。中共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证实说：１２９０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中 三分之二帐目不准确，不能真实反应它们的财务状况和业绩，坏账高达７４３． ２亿元，占其总资产的１１％；国家资产损失高达２２８．８亿，占其总资产 的３．４％，两项相加近一百亿元，而现在国家财政监管的各类社会保障基金 才６２０亿。记住，这仅仅是官方的数字，黑箱后面的金钱黑洞谁也看不见。 　　五、制度性的合法腐败 　　一边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不断扩大、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和贫困地 区的愈发贫困；另一方面是政权本身的极度挥霍和浪费。首先，日益庞大党政 官僚机构所占用的民间资源越来越多，三十个百姓就要养一个官；纳税人不仅 要养活党政两套系统，养活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国务院各部委不算，还要养活工、 青、妇甚至各种号称民办的协会（如文联、作协等），最莫名其妙的还要养活 八个民主党派。仅仅养活这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中国的社会资源就已不堪重负。 朱熔基下了大决心精简机构，也由于制度障碍而只能虎头蛇尾。 　　其次是不合理的制度所造成的高昂决策成本，特别是独断的高层领导人个 人偏好所造成的决策失误，致使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锦上添花的挥霍浪费和 重复建设的无效投资，比比皆是。政府不惜用惊人的财政赤字来大面积投入大 工程、提高军费和提高在职公务员工资。朱熔基作为政绩炫耀的２．５万亿的 基础建设投资，有多少属于好大喜功的锦上添花和挥霍浪费，又有多少属于豆 腐渣工程，百姓并不知情，但是我们知道，强行上马的三峡工程、５０年大庆 的巨额开支、主席工程的中华世纪坛和正在兴建的国家大剧院，将挥霍多少民 脂民膏！ 　　连年的军费高增加，今年又增长１７．７！达到一千六百多亿人民币，加 上隐形的军费开支，甚至突破六千亿元；连续四次为公务员加薪，增幅已经翻 番。 　　今年两会，从中共高层到两会代表，纷纷表态要拿出切实的办法改善弱势 群体的处境。朱熔基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弱势群体”一词，两会 的前１０号提案皆与弱势群体有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在两会上热销， 关注农民和城镇弱势群体也成为新闻舆论的一时焦点。但是，关怀社会弱势群 体的承诺大都是无力兑现的空头支票，而那些锦上添花和挥霍浪费则是实实在 在的巨额财富。 　　朱熔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财政赤字高达３０００多亿，香港 《信报》称其为“赤字总理”，他还老大不高兴地坚决否认。但３０００多亿 还只是明面上的数字，黑箱后面的赤字是谁也说不准的天文数字。应该纳入隐 形赤字之内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股市泡沫、国有企业亏损及社会保障基金的 缺口等，皆不在政府公布的债务之内。 　　朱熔基说，财政赤字只占ＧＤＰ的３％，而有研究表明，国有银行的不良 贷款可能使政府债务占ＧＤＰ总额的比重提高到７０％，这些坏账造成的潜在 金融风险大都由老百姓储蓄来承担。社会养老基金的债务，国务院体改办《养 老保险隐性债务精算》课题组进行测算高达１．２万亿元，世界银行报告的测 算是１．９万亿元（１９９４年），相当于当年ＧＤＰ的５０％；中国劳动与 社会保障部社保所测算的债务大约为３．４万亿元（１９９７年现值）相当于 当年ＧＤＰ的５８％。美国学者林双林测算在３０５１２亿元至４５７６８亿 元之间。 　　这一切，不仅是在侵吞和挥霍当下的社会资源，更是实实在在地提前挥霍 民众、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现在的改革对弱势群体来说，只意味着让那些仅占总人口不到５％的权贵 阶层、私营业主、高级白领和知识精英们先富起来，并脑满肠肥、挥金如土， 而弱势群体则是铁饭碗、社会地位和福利保障的全部丧失。综合多家民意调查 机构对市民的入户问卷调查的结果，４０项热点中，民众关注度排在第一的社 会问题，是如何惩治腐败，关注度高达８５．４！而对排在第二位的发展经济 的关注度仅为５６．７％，两者差距近３０个百分点。这种对反腐败的高度关 注，说明了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和对现存秩序的强烈不满。那些自认为把一 生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人，原以为一辈子都可以作为“领导阶级”捧着铁饭 碗的人们，却被党和国家一下子抛入没人管的绝望境地——社会没地位、家中 没温饱，必然导致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失衡，怎么能不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怎么能不引发弱势群体的示威请愿活动？ 　　于是，上访、请愿、游行等抗议活动在全国城镇愈演愈烈，仅２０００年 １０月下旬以来至１１月中旬，大陆１５５个地区，共发生了８１５０多宗游 行、示威、请愿事件。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平均每年发生具有一定规模的劳工 抗议事件十万起以上。而且，由于各级政府机构的合并、精简（１９９９年党 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就分流四百多万人），使这种抗议活动已经超出了工人和农 民的阶层，扩大到被精简下来的党政干部群体。在被迫下岗或失业的困境中， 在拖欠甚至想赖掉退休金、养老金和医疗保障金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昔日 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居然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彼此之间第一次有了心心相印 的平等感觉。据报道，有２１个省（区）、直辖市属下的党政机关部门，发生 了５３０多宗集体罢工、请愿、赴京上访事件。众多党政机关干部走上街头在 中共执政后实属首次。 　　下岗的党政干部加入自发抗议行列的现象，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在自利 意识觉醒的时代，利益是人的行为的第一驱动力，任何党纪党风的教育和约束、 什么“以德治国”方针、御用德育教授们提倡的“奉献美德”，皆无法与利益 驱动相比，纵然说得天花乱坠，只要个人利益受到不公正的损害，一切说教皆 不起作用。因为“以德治国”的前提是利益分配的公正，在一个没有起码公正 的社会中，制度性的缺德状态决不会有根本改变，不根治制度性的分配不公， 任何“德”都治不了“国”。 　　　　　◆　以公民的视角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陈　远· 　　写这篇文章之前，先说几句不算是题外的话，那就是我对于“人民”这个 词汇的理解。长期以来，我对于这个词汇的理解一直比较模糊，这一次为了厘 清概念，我特地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辞典》。辞典里对“人民”一词的解释如 下： 　　　人民：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 　　说实话，看了这个注释，人民的概念在我的脑子里并没有清晰起来，为此 我有查阅了几个相关的词条。其它的词条及其注释如下： 　　　主体：①事物的主要部份； 　　　　　　②哲学上指有实践能力的人； 　　　　　　③法律上指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 　　　客体：①哲学上指主体以外的客观事物，是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 　　　　　　②法律上指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包括物品、行为 　　　　　　　等。 　　　群众：①泛指人民大众； 　　　　　　②指没有加入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人； 　　　　　　③指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 　　　大众：群众；民众 　　我们根据这几个词条对人民一词作进一步的解释：“人民”一词的注释中 的“主体”无疑应该按照“主体”的第一个注释来理解。那么“人民”一词可 以进一步解释为：以劳动群众为主要部份的社会基本成员。到这里，我产生了 一个疑问，劳动群众是社会的主要部份，那社会的次要部份是什么呢？对于这 一点，我倒是有个小小的揣测，稍后我将提及。 　　我们进一步把“群众”的三个注释也代入“人民”的注释中，得到如下结 果： 　　　①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以本身为主要部份，明显不符 　　　　合逻辑。显然，“群众”词条中的第一个注释应当作为“人民”的 　　　　同义词解； 　　　②以指没有加入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人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此 　　　　解从逻辑上倒是说的过去，但是仔细一么磨就出了问题。当今中国 　　　　的社会现状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合不合理姑 　　　　且不论），共产党又怎么会成为社会的次要部份？ 　　　③以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 　　在这里我要插入一段与本文关系不大的话，那就是我对于群众一词的这一 注释具有强烈的反感。这一注释带有明显的官本位色彩，与“和平、民主、自 由、人权”等世界理念格格不入。这除了显示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阴魂不散积 习难改以外，还表明当今中国的状况：意识形态的无孔不入和领导人观念上的 落伍。 　　说过一段闲话之后，我们继续考察“人民”的第三种注释。这一注释在逻 辑上无可挑剔，基于当今中国的现实，大部份官员确实可以划分在人民（我并 不同意人民这种称谓，但为了方便叙述，这里暂用这一词的约定俗成之意）之 外，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反面。但是正是这帮人，把握着中 国的走势。 　　上述的厘清非但没有把人民的词义解释清楚，反倒更加模糊了。这就说明 一个问题：人民一词本身具有不可割除的痼疾。说这些是基于我一贯的立场， 即无论在哪种社会中，以人民或者大多数人的名义发号施令本身就很荒诞。因 为人民一词在历朝历代都很虚妄，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更是如此。我甚至觉 得在一个多元话的社会中“人民”一词的存在是多余的，而另一个可以取而代 之的词汇却长期被人们漠视。这个词汇，在《现代汉语辞典》中的注释如下： 　　　具有或取得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的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 　　　务的人。 　　本文的开头部份显得有点冗长，但作为审视宪法的第一个步骤，它是必要 的。因为只有在概念厘清之后，后面的叙述才不会显得生硬。 　　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以公民来代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频频出现 的人民一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出现的人民一词。 　　在第一个观点抛出之后，本文将展开对宪法部份条款的审视。 　　在宪法的序言部份，第十段有如下表述：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 人、农民和知识份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此处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 之间的排序十分微妙，至此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本文的开头部份我提出的问 题，即社会的次要部份是什么？结合此处，我们可以得出，社会的次要部份 （当然是在某些利益集团看来）无疑是知识份子。但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再次 被他们忽视了，那就是知识份子（我指得的那些社会良心的代表，御用文人不 在此列）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蔑视知识或者为了某个集团 的利益人为地给知识加上各种框框的民族，其前途可以想见。为此，我建议宪 法在此处改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知识份子、工人和农民，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要小看了这看似简单的排序，这里面其实关系着一个民 族对知识的态度。 　　宪法第一条第一款中有关于国体的表述。宪法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 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到底 该为哪个阶级领导，在一个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国家里是不容商榷的。 但民主和专政这两个在意义上本来相对的词汇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实在令人 费解。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怎么可以对国体作如此矛盾的界定，其中想来一定 大有深意。但是我辈愚鲁，倒是想要个明确的规定，要么民主，要么专政，那 样总比这样自相矛盾的表述看起来更让人舒服。 　　宪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款有如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 　　　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业。 　　这些表述看起来冠冕堂皇，但实际上操作起来比登天还难，比如说最简单 的知情权，就很难得到保障。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居民的我，就不知道本市的领 导是如何一步步地通过选举程序登上领导的位置的。再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上 访权，在贪官污吏多如牛毛的今天，弹劾官员不仅是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而 是可能性根本就很小，说句玩笑话，你想杀头坐牢都很困难。真不知道作为根 本大法的宪法是如何贯彻实施的。 　　宪法第六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的原则。 　　实际上，在公有制这个前提下，按劳分配就几近于不可能。时至今日， “铁饭碗”的概念在人们的观念里还是根深蒂固，户籍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限 制着人们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没有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体制，各尽所能 和按劳分配只能是一纸空话。 　　宪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有如下规定： 　　　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 　　　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 　　　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 　　　励自学成才。 　　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也相关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 和义务。 　　义务教育在我的理解中，应当是完全免费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初等 教育的乱收费现象已经达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学者肖雪慧在《教育：必要的 乌托邦》一书中指出：“城市里即使大学教师，要供一个独生子女上中小学， 经济上也不堪重负。其他收入更低的行业，特别是农民和没有固定职业的城市 贫民，就更不用说了。”对此我本人也有深切体会，我的老家是一个至今还没 有脱离贫困状态的农村，许多家庭因为承担不起昂贵的学费而早早地让孩子辍 学。每当我回到老家，心里就止不住担忧，这是一群没有未来的孩子，这些孩 子又怎么支撑中国的未来？ 　　关于义务教育，还存在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义务教育还存在着“由于国 家对儿童提供的教育质量严重不均而造成的不公正”。“国家投在京、津、沪 每个中小学生身上的人头费是偏远、落后省份的几倍。至于那些最需要加大教 育投入的穷乡僻壤，比起大城市就更是低得不堪了，很多地方的教育几乎是 “无米之炊”。除了地区、城乡之间在教育经费、办学条件上的巨大差距，还 有重点校与非重点校、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之间条件上的强烈反差。这些情况意 味着，已经入学的儿童没有享受同等的就学条件，国家给其中一部份儿童提供 的是高质量的教育，给另一部份儿童提供的是低质量的教育。然而，恰恰是后 一部份儿童往往在处境上有许多不利之处，需要更多的关心而不是遭变相抛弃。 这种人为制造的不公正由于趋富弃贫的强烈倾向而特别恶劣，对儿童的伤害也 非常大”。（肖雪慧：《教育：必要的乌托邦》） 　　在同一书中，肖先生还指出了当代教育的三大弊端，第一点即是本文中前 面已经提到的义务教育名存实亡；第二点是“中小学教育从教育思想、培养目 标到教材内容、课程安排都贯穿了一种政治功利主义，孩子的个性和愿望完全 不受尊重，他们被当成可以任意揉捏的泥团，根据特定的政治需要去加以造就。 于是，按这种需要安排教材内容就势所必然，强行灌输就成了最基本的教学方 针”。姑且不论目前的义务教育是名存实亡，即使是完全免费的教育，孩子们 也应该有全力去选择一种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自由的而非强加的教育。这种目 光短浅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方针对我们民族将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它使人们变得 狭隘功利，说这种教育是民族发展的莫大障碍我觉得丝毫不为过； 　　第三点是“大学因缺乏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而丧失它作为学术和教学自治 中心的地位”。我国的大学本来是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的。上个世纪之初蔡元培、 梅贻琦、胡适、罗家伦、蒋梦麟、张伯苓、张寿镛等一大批具有世界眼光的教 育家为我们的教育开创了良好的开局。但是这种局面在１９４９年的一夜之间 忽然丧失，大学的独立性一下子丧失无遗。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 我们的高等教育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 　　目前的教育界还有一种论调颇为盛行，那便是“教育产业化”。说实话， 我对于“教育产业化”这种说法并不反对，但是有一点，“教育产业化”针对 的高等教育，初等的义务教育则必须是完全免费的。与此同时，在“教育产业 化”的同时，必须把教育还给教育，把大学交给真正的教育家来办，把政客党 棍之流调离学校。同时还要建立起健全的借贷制度，以保障有才无财的贫困子 弟不被拒之大学的校门之外。 　　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 示威的自由。 　　这一点看上去是无可挑剔，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单说言论和出版自由这 两块就一直困扰着我。作为一名知识份子，我清楚的知道自己拥有的权利。但 是生长在中国的环境下，我从下就被培养的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 这种情况并非发生在我个人这样一个单独的个体身上，几十年来，这种“沉默 的共谋”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知识份子成为执政的附庸，其批判意识和 独立性等可贵品质虽不能说丧失无遗，但也已经微乎其微。为数不多的还拥有 这种高贵品质的学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只能处于边缘地段。这种状况不想到也 没什么，但仔细一想，如果人有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却导致了一个民族的萎靡。 想想看，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状态？ 　　宪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营 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 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 义务劳动。 　　这里面有一句话大大值得商榷，那就是“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 宪法第六条第二款中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的规定，公有 制的优劣前面已有论述，在此不论，但当时我读到那里是就感到有点不对劲， 我觉得那样的表述起码是不完整的，应该再追加一句“消灭国家或者个别集团 以国家的名义剥削人的制度”。因为国家作为一种机器来讲本身并无意义，马 克斯·韦伯就曾经在他的著作中表达过这种意思。如果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 劳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问一下公民从事义务劳动的果实将流向哪里？如果有 良好的制度作保障，这些果实还将返回到公民身上，那么这种提倡就是多此一 举的；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作保障，这些果实就会被少数掌握国家权力的利益 集团或者个人吞食，那就更不合理。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胡适之先生在教导青年学生时说过的一段话，原 话我记不清楚了，大致意思是说青年们若要追求国家的幸福，不如去追求个人 的幸福。因为国家的目的就是使他的公民生活的幸福。有意味的是，此处用了 “公民”而非“人民”，看来宪法的制定者们自己的心里也很明白，人民这个 词要多模糊有多模糊，要多虚妄有多虚妄。与此相对照的是宪法第七十六条第 二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 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 　　这里面没有一个“公民”出现，完全使用了“人民”这一毫无意义的词汇， 对照读来，真是意趣横生，令人哭笑不得。 　　宪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 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 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这里面的第一次出现的“国家”和“社会”两词显得过于模糊了。在我的 老家，许多老人的晚景相当凄凉，不是说孩子不孝顺，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这 个能力，这些老人们不知道去哪里得到帮助。跟他们说国家或者社会显得太空 洞，还不如说让他们到本地的乡政府或者村委会领取点养老金显得更加实惠。 事实上，国家根本就没有设立这样的机构，甚至在城市，诸如养老保险和医疗 保险也只是一部份人的专利。 　　宪法第七十四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 席团许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 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可是宪法第五条第三款、第四款又有如下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 　　　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 　　　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二者的矛盾显而易见，后者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意识，而 前者体现的则是特权意识。在封建社会还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 不明白为什么宪法会把如此富有浓重特权意识的条款写进去。 　　通过上述的审视，我发现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在表述上有许多含混模糊 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实际操作上有很多不具备可操作性。但是仔细么磨， 这些地方又有许多微妙之处，它并非制定者的疏忽或者知识层面上的不完备造 成的，它表明的是中国与一个民主法制的公正社会的距离还有多远。 　　　　　　　　　　◆　好样的秦守华们　◆ 　　　　　　　　　　　　　　　　　　　　　　　　　　　　　·傅国涌· 　　据说象中国这样广土众民的泱泱大国，不适合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民主 只能推迟到一个遥远的日期。令多少西方人趋之若骛的“村民自治”、民选村 委会主任，就是这一大背景下推出的、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民主”。新华社 一条“民选村主任咋说撤就撤”的报道，虽然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而 告终，却暴露出了“村民自治”的尴尬。 　　４６岁的农民秦守华１９９９年３月当选为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泥沟镇 小官庄村委会主任。 　　２００１年９月９日，他的这一职务突然被镇党委、镇政府“暂停”了， 理由是他未完成“三提五统”、“农业结构调整不力”。接着，镇党委、镇政 府指定了村委会负责人，还通过高音喇叭向村民公布。 　　向来缺乏合法抗争的精神、只有活不下去时才会铤而走险的农民，在权力 面前从来不敢说“不”，因此，故事到此也许本该结束了。但秦守华闭门１０ 多天、逐条研究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后，认为他是村民按法定程序选出来的， “镇上任何组织和部门都无权撤他的职”，镇党委、镇政府此举显然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因此他就踏上了艰辛的公民“护法”之路。 　　在一个多月中，他先后多次找镇领导申辩，并９次去台儿庄区人民法院状 告镇政府，没有任何结果。９月２６日，镇党委的主要领导还亲口对他说： “任你上哪咨询、上哪告都行……”最后，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全 国首例民选村主任状告镇政府侵犯职务权案。原告秦守华的律师提出“请法院 依法判决被告撤免原告村主任的行为违法，恢复原告的村主任职务”的诉讼请 求，被告镇政府的律师则辩称，原告的村委会主任职务被停职是镇党委的决定， 因此原告起诉镇政府没有法律依据。这是又一个外人无法理解的中国特色。 　　当记者就导致秦守华被“停职”的两个原因采访村民时，村民们的说法则 是“‘三提五统’有７，６００元的征收任务没完成，是因为秋收还未开始。” 所谓“农业结构调整不力”指的是种植桑苗的工作没完成。对此村民更有意见。 刘志喜直言：“别说种桑苗的事，一提我就来气。从１９９２年到现在，我们 吃了不少亏。过去镇上让村民花钱买了小鞭炮高的桑苗，刚种上就干枯了，只 好拔了。来回折腾了三回，光苗钱就花了近千元，也没见活一棵。现在再让种 桑苗，谁干？” 　　小官庄村民认为秦守华是他们选出来的，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村委会主任， 只有他们最有资格评价。就算他不称职，“也应该由我们村民大会决定，而不 是镇党委、政府。”“村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镇里这样做肯定侵害了我们 的权利。”“谁干谁不干得讲个程序，上级不带头守法那还行？”刘志喜说得 更明白：“秦守华是俺们选的，镇上这么做，今后的选举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４月１７日，这起官司以新上任的镇长向秦守华赔礼道歉、恢复他行使村主任 职务的权利而落下帷幕。村民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政府这么做，才是尊重 咱农民的自治权”。 　　透过这些议论，我们分明可以感到——恰恰是这些被“精英”们视作“素 质低”、最不适宜民主的农民，已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懂得了“程序”、 “自治权”这些并不高深莫测的概念。一直大行其道的以权代法、一手遮天的 行为，正日益被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所唾弃；无所不能的权力在社 会最底层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尽管权力依然可以瞒天过海。 　　正因为秦守华的身后站着这些有了初步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的 现代农民，他才敢于用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权利，维护村民自治的尊严。有了 秦守华和小官庄村民的公民自觉，他们今天所遭遇的村民自治的尴尬，终将成 为历史。真正的村民自治，总有一天会在古老的大地上生根。有人戏言中国有 村民自治而无市民自治，难道中国又要来一次“农村包围城市”吗？从秦守华 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点微弱的希望。（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日） 〖“民主论坛”〗 【】　　　　　　　　　　　　　　【】　　　　　　　　　　　　　　【】 °专题讨论° 　　　　　　　　◆　逮捕工人领袖吓不倒弱势群体的反抗　◆ 　　　　　　　　　　　　　　　　　　　　　　　　　　　　　·何德普· 　　弱势群体的抗争历来是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份。今天弱势群体队伍不断 扩大，更突现中国民主党的宗旨——“公心至上，为大众服务”——即使到了 民主对话机制诞生、一党专政结束，都有它的现实意义。 　　别说在重工业聚集的辽阳和大庆，就是在首都北京，弱势群体的比例也在 逐年上升：单位倒闭、职工下岗、失业人员比比皆是；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也 不在少数；小病顶，大病抗，得了重病就等着见阎王的现象在百姓中常见，从 未有的失落和绝望，迫使更多的百姓涉足于冒险之路。宰弱势群体没商量，早 已成了少部份人暴富的手段。指望暴富者向弱势群体放一码，那是休想，除非 到了民主运动成功的那一刻。 　　中国政府利用发票子（赤字）、哄骗洋人的投资，维持着镇压机器，支撑 着表面稳定，在极其不公正的前提下，变相指定少部份人暴富，绝大多数人赤 贫。 　　今年３月，辽阳市政府派出大批武装警察逮捕了姚福信等多位要求与政府 对话的工人领袖，以此，想压制住弱势群体的抗争。实际上，中共此举非但解 决不了问题，反而使弱势群体与中国政府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人是有忍耐程 度和自我判断能力的。当亿万富翁和暴富家族口吐社会稳定时，弱势群体最盼 望的就是社会发生变化。在新世纪的电子时代，统治者想靠５、６０年代只要 百姓家里有半碗粥就不会造反的思维逻辑，来应对现今的工潮、农运和社会中 其他弱势群体的抗争，必是错打了算盘。以为逮捕工人领袖就恐吓住弱势群体 的反抗，那是做梦。今天中共做不到，就是民主政治在中国实现以后，也要靠 政治上的平等对话来解决其矛盾。 　　今天的弱势群体大体上包括：农民、下岗职工、体力劳动者、无业人员、 被中共政治迫害的政治异议人士、月收入在８００元以下者。这些人占总人口 的９０％以上，而且有日渐加大的趋势。正是这些弱势群体，在经济上供养着 国家官吏，在推动社会民主政治中起着排头兵作用。 　　我做过９年的产业工人、１５年的非产业工人，在８１年被全车间的工人 推选为官方认可的工人代表，８２年下半年因参加过非法组织和出版非法刊物 被工厂的工会领导的“工人代表大会常委会”开除工人代表职务。２４年的工 人生涯，对产业工人的艰辛，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中官僚们的舒适，深有感 触。 　　我在化工厂做过９年的产业工人。那９年中第一线工作岗位是非常艰苦的： 每天三班倒，岗位上很少满员，劳动强度大，且劳动定额高，完不成任务，还 要招临时工人。那时全杖着自己年轻支撑下来。在这些岗位上干的人千千万万， 他们才是国企的真正栋梁。他们吃的苦头最多，身体情况最糟，收入也很低。 那些在国家机关和国企科室工作的人，不但人浮于事，而且收入要比第一线的 产业工人高出数倍。现在，第一线工作的产业工人大多被扫地出门，但是， 党、政机构中的官僚们的工资却翻倍地增长。这是极其不公正的。 　　目前，遍及全国的下岗失业浪潮，已波及千家万户，工潮迭起，农运涌动， 上访、请愿随处可见。然而，中国政府不仅从未反思，自己正是在政治上伤害 了弱势群体的情感，在经济上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在法律上负有经济赔偿义务 的责任者，反而不准工人上街，严禁他们示威，镇压任何试图建立维护工人权 利的独立工会，甚至连弱势群体上访的权利也给剥夺，完全是一副不讲理的专 制面孔。 　　不拿弱势群体当人看，给个３、５千元打发回家，有的巧立名目，一分钱 不给就把工作几十年的职工扫地出门，实乃心毒手黑，比起“黄世仁”有过之 无不及，比起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家还凶残一万倍。 　　朱熔基总理在今年人大、政协两会后回答记者采访时说：“我拍桌子、瞪 眼睛是吓唬贪官污吏的，决不是吓唬老百姓的。”既然朱熔基不想吓唬老百姓， 为什么他把几万人的工人代表给抓起来呢？这不能不让老百姓对他的诚实产生 怀疑。但愿朱熔基说的是实话，表里如一地尽快释放姚福信等多位要求对话的 工人领袖。 　　执政党应该懂得，弱势群体的抗争不是给谁找麻烦，而是有利于整体社会 的改革、稳定和发展。工潮、农运的出现，客观上，是在一个严重失去社会公 义和平等的环境下，争取平等和人权的合理诉求。因为，主张协调全社会各阶 级的利益才是长治久安之计，也是对人民对社会负责的姿态。 　　中国社会今天的一切弊病，几乎都是中国政府经济上改革、政治上拒绝改 革的两面政策所造成的。解决弱势群体与政府间的矛盾的唯一办法是：开启民 主政治的变革之门；当经济上满足不了人们的愿望时，不妨在政治上还政于民， 平等地与百姓代表对话，在心理上给弱势群体一个安慰。 　　中国政府应该明白： 　　◆中国弱势群体正在走向政治自觉∶他们不是乞讨，而是主张对话的权利、 做人的权利。 　　◆中国工人在呐喊∶国家欠付着他们几十年的血汗钱！政府在无力补偿时， 必须通过平等对话，走向共同妥协，让民主政治在大陆孕育而生。 　　◆靠逮捕工人领袖是吓不倒弱势群体的，面对中国近１０亿的弱势群体， 中共压制的住吗？我看是不行。（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８日） 　　　　　　　◆　国企改革失败，工人与政府对峙　◆ 　　　　　　　　　　　　　　　　　　　　　　　　　　　　　·车宏年· 　　东北这个重工业基地经过５０年的野蛮性开发，资源被掏空了，环境被空 前地破坏了。黑龙江省伊春市的原始森林几乎被伐光。如今，伐木工人只好在 光秃秃的土地上耕地种粮，而沙尘暴则一年比一年厉害。以大庆油田而言，八 个大队只剩两个大队有活干。在开发东北资源初期，人员大部份是移民，干的 是体力劳动。现在资源被掏空，而且必需进入市场经济，他们没有一技之长， 需要企业转型、职工培训等，然而，钱从哪里来呢？况且，政府在加入ＷＴＯ 之前并没有做好准备，许多企业计划经济的外衣，甚至还没来得及脱掉，就得 穿上计划经济的外衣进入了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改革成了一场大杂烩。 　　大庆、辽阳的工潮，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国企改革的失败：长期的计划经济 突然转入市场经济，把工人一下子就抛到社会上，工人的确承受不了。而首当 其冲的是上述这些移民工人。他们是油田工人、煤矿工人、伐木工人。政府没 有做好劳工安全的准备，以便把长期生存在计划经济的工人，培训分流到其它 岗位上，反而继续往错误的城市改革轨道上走下去。 　　难怪有人说：中国的农村改革取得了半拉子成功，而城市改革则全盘皆输。 城市改革输就输在改革的起点就是个错误：砸“三铁”、砸“铁饭碗”工人接 受不了；砸“铁交椅”干部接受不了；砸“铁工资”干部、工人都接受不了。 砸“三铁”就自然失败了。 　　然而，政府并没有纠正国企改革的错误。在举行于东北的一次全国国企改 革会议上，江泽民强调党在国企的重要地位，而国企实质性问题并没有在这次 会议上得到解决；这使得朱鎔基的三年国企解困受到重创，其诺言没有得到兑 现。随着中国加入ＷＴＯ，国企改革的错误及矛盾越显突出：中共把进入市场 经济的风险压在广大工人身上，而没有考虑到如何降低这个风险。 　　“买断工龄”所带给工人的创痛是：干了几十年社会保障没有了，各种福 利取消了。政府的这一改革方案的确让一些国企抛掉了人员过多的沉重包袱。 然而，国企并没有挽救自已的命运：它的亏损仍在继续；它欠四大银行的贷款 已成为呆帐、坏帐。银行如果再继续贷款保护连利息都还不起的国企，恐怕银 行也自身难保。 　　中共的国企改革以广大工人的权益为代价，一再拖欠工人的工资、养老金， 真是：“党啊党，亲爱的党啊，你如此对我的折磨，究竟是为什么？！漫漫长 夜，我向谁诉说？”当今工人顿然醒悟，发觉自已处在比黑暗的旧社会还黑， 明白了什么是二遍苦、二荐罪。由于中共以“买断工龄”来欺骗工人，全国各 城镇都出现了工人与政府对峙局面；随着对峙的加深，工潮也就不可避免，人 民与掌权者的矛盾日益恶化，城市改革乃一步步走向设计者给自已设计的陷井。 　　有人提出“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股”。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成效，是因为 有“耕者有其田”及民主选举，让农民有了自已的土地（尽管尚未私有化）和 较多的自决权（尽管尚未达到村民自治）。但是，这两点都没有引入城市改革。 　　城市改革令人困惑：工人号称“当家做主”，却看不出他们有主人的模样； “工者有其股”及民主选举在城市改革中上不了主旋律，工人几乎没有自决权。 此外，工人下岗、买断工龄、失业无保障、工资、养老金被拖欠、民主权利、 福利被剥夺。好象不对工人进行剥夺，国企就没办法了。 　　政府所实施的巨额财政赤字究竟为了什么？是不是在兴办公共事业？是不 是在更多地吸收下岗失业工人培训分流？是不是在尽一切可能实现充分就业、 增加他们的收入及购买力？ 　　中共对工人的不断剥夺，显然会制造更大的“贫困陷井”，并将不可避免 地激化工人与政府的对峙，加剧罢工风暴，让社会再度动荡不安。 　　中国工人啊，“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２００２，４，２５） 　　　　　　　　　　　◆　“五．一”节里警笛鸣　◆ 　　　　　　　　　　　　　　　　　　　　　　　　　　　　　·陈少文· 　　平时，我们这座山城小镇充满着祥和欢乐的气氛。尽管下岗工人太多偶而 会有诸如小偷盗窃的事情，问题并不严重，往往在人们的笑谈中烟消云散，引 不起什么狂风暴雨。可是，今年的“５．１”节，我们湖南省涟源市（市府所 在地）兰田镇，却莫明其妙地陷入一片惶恐的气氛里，倒使普通老百姓迷惑不 解、惊怵不已。 　　那天晚上８时，人们在街上漫步散心，大街小巷上都窜动着警车，公安警 车上的警灯贼亮贼亮，闪烁着刺目的光芒。警车两侧赫然喷着的腥红腥红的 “公安巡逻车”字样，令人感到格外的不舒畅。尽管维护社会治安是公安的神 圣责任，然警戒性的巡逻则必须做到隐蔽而巧妙，既不扰民，也不惊民。而涟 源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公安巡逻车队围着不到１５平方公里的城区悠晃。老百姓 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突然冒出的头戴钢盔、手持警器的“警察”（有引号的 警察！）。我自小崇敬人民警察，刚遇到时又以为他们的出现是为了在节日里 保护人民的安祥生活，因此，每当警车呼啸而过，我还带着敬佩的眼光向他们 示意。 　　新建街是市府旁的一条小巷，紧沾市里最大、最高的学府的涟源一中，因 此拥有最多、最好的网吧和游戏厅。光怪陆离的电游与丰富多彩的资讯，成为 了涟源年轻人夜生活的销金之地。我到“发烧友网络俱乐部”时，里面正刚好 进行这一场大混战。由于人多、复杂，我只能在外面看热闹。只见从里面冲出 一个头破血流的年轻人，身上血肉模糊，歪歪斜斜地倒在地上。而俱乐部里则 传出惨叫声。围观人一片惊呼。大家立马狂呼：“快打１１０！快打１１０！” 　　按照规定，１１０警察必须在５分钟内赶到现场。可是在今天，他们在千 呼万喊中迟迟不见踪影。那个气息奄奄的小伙子倒在地上抽搐，使围观的人惊 惶失措。有些人大骂公安。有些人用手机拨打医院“１２０救护中心”。 　　在群情激愤和焦急之中，终于悠晃悠晃地来了一台“公安巡逻车”，闪着 警灯，鸣着警笛。道路严重阻塞，“公安巡逻车”被迫停了下来。一个形色俱 厉的中年警察在车上怒发冲冠地叫人让路。然而围观的人立即上前呼救，说明 现场发生激烈的群殴打斗，要求公安下车救助。“公安巡逻车”上的“人民警 察”立即下车。他们人人头上戴有钢盔，身穿防弹护甲，手持电棒、电枪警器， 对于倒在地上的年轻人视而不见，威风凛凛地冲进俱乐部。人们以为他们是去 抓捕凶手，非常兴奋地一齐拥上前去。 　　可是，不到５分钟，“公安巡逻车”的人一个一个出来了。他们个个身高 马大，人人剽悍无比，引得我格外注意。在闪耀的警灯下，我倒认出了一个人 来，是涟源九中的体育教师，刘某。因为曾是小学的同班同学，我就赶忙走上 前去与他打了招呼，希望他能救助这位小青年。刘某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 “老同学，我不是公安局的。我还是一个穷教书匠。我是被公安局拉壮丁来打 几天工的。我们的任务和目的不是治安，而是防范下岗工人闹事。要管这些事， 恐怕要我们队长发号施令才行。我无能也无法！”“队长姓肖，你要找他才行！ 是那个手持手枪的人。” 　　我身边的围观群众见我认识公安，马上让我走到肖队长那里讲好话，央求 他用车子送受伤的小青年去医院抢救。但肖队长异常温和地对我讲：“老师傅， 不是我不人道，而是我的权限与职责都不允许我这样做。第一，这是他们网吧 老板之间自已发生内斗，清官难断家务事。第二，我本身的职责在于防止‘５． １’节工人闹事。如果我不继续巡逻，我的饭碗也要被砸而下岗。第三，现场 人员复杂，社会小混混太多，我无法独自立案。要办理此案，一定要刑警队或 １１０才行，而刑警队与１１０都被调动去巡逻。中心工作是为了劳动节，劳 动节嘛！”我发觉肖队长要突出“劳动节”三个字的内涵，我也就无言以对了。 　　“公安巡逻车”呼啸地开走了。我突然发现“公安巡逻车”使用着民用的 牌照。 〖本期本栏转自“民主论坛”〗 【】　　　　　　　　　　　　　　【】　　　　　　　　　　　　　　【】 °网文摘登° 　　　　　　　　　◆　一个上海白领的非常感受　◆ 　　我读研究生时，开始关心一点时事，但基本是围绕如何实现自身价值这个 中心的。我关心财经，关心国家对研究生的就业政策，关心别人的成功之路。 对那时的我，如何会想到农民？除了看到农民时，有点鄙视他们素质低外，没 有其他的感情。毕业后，工作十分顺利，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里有一种苦闷 与日俱增。 　　苦闷的种子是在学生时代种下的。我有一个姨和一个伯伯还在老家。伯伯 依然是农民。平时都是他们到城里来，我的表妹和堂兄来和我玩的时候，只是 羡慕我，我没有想了解他们生活的欲望，因为他们的生活在我眼里是低级的， 不值得花精力去研究。值得研究的只是成功人士的生活经历。在读研究生的一 个假期，姨妈生病，我去看她，那是一个内地小城，不富裕，但也不是很穷的 地方。但是我第一次去，第一印象是觉得那儿和上海是两个世界。我和姨妈拉 家常，事实是很有隔阂的。我对于他们舍不得花钱很惊讶。我说她应该多买些 补品，她说没必要，我不理解。姨妈说：“我还算好的。还有劳保，看病不用 花钱。我们单位里有个临时工，生了癌症，没劳保，就在家等死。我们劝她去 看病，她死都不肯。她说反正是要等死的，不如省下医药费留给儿子。儿子以 后没娘就可怜了。可无论如何要他去读书，不能像她没文化，苦一辈子。”我 听了很震惊。在这之前，我从没考虑过这个阶层的人是怎么生活，从没考虑过 比他们更苦的人怎么办。表妹也和我说她们班有个小男孩，家里很苦，为吃肉 被父亲打了一顿，后来得了绝症快死了，家里煮了一锅给他吃，他不吃，说省 给父母吃。 　　从姨妈家回来，我好像知道了一点生活的另一面。回来后和父亲说，父亲 淡淡地说这么苦的人在上海也有，只是你从不接触，从不注意而已。后来我就 开始注意这些人。从此我的生活就不踏实了。有一次我跟别人算最低生活费究 竟能怎样打发一个月的基本开支。有人开始嘲笑我：“你以为上海人都去超市 买净菜呀？”然后我去好几个菜场逛了一圈，发现即便是在菜场买菜，那点钱 也不够。终于有人开导我说：“下岗工人不会去买菜的，人家是趁收摊时去捡 点菜边儿。”我再次去考察，发现真是这么回事。我开始于心不安了。平时我 上下班经常打的，后来我决定挤公共汽车。 　　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有两个女工在说话。一个说：“我们厂算是好的， 每个月还发六块钱车贴。”另一个说：“是啊，现在还能发车贴真不容易，我 们厂早停发了。”我听了真的很难过。平时我坐空调车，觉得自己很艰苦奋斗 了。可是现在有的人心中六块钱的车贴竟是如此重要。 　　我经常和父亲讨论这些现象，父亲总是说：“这还是在上海啊，内地的、 老区的农民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惊诧于我的生活和这个国家大部分人的生活如此脱节。我的工作很好， 也可以算是实现了自身的价值，我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工资单，按说没有一分黑 钱，都是自己挣的，但我越来越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劳动的成果。 　　我玩得来的哥们儿都很优秀，薪水几乎都在八千以上。三四个哥们儿聚会 一次花掉上千元是稀松平常的事。一次聚会，点的菜多了，一盘蛋黄炒蟹没人 吃，我坚持要打包，哥们儿不能理解，但还是打了。第二天我跟他们说那盘菜 拿出来吃呀。有个家伙说忘记放在冰箱里了，坏了，扔了。我竟然很激动，跟 他们说去菜场捡菜边的人，跟他们说在乎六块钱的女工。他们不说话了。最后 有个人说咱们挣的都是血汗钱，每个月都交一两千的税，也算是对得起国家了。 但我心中的负罪感还是没法消除。 　　还有一次我的一个下属在公司里说现在请钟点工很合算。他请了一个钟点 工每个星期来一次，一次两小时，擦马桶，洗浴缸，抹窗户，拖地板。两小时 一刻不停，才付十块钱工钱。我说你小子太剥削人了吧。他说你才不知行情， 我算给得多了，不信你去钟点工介绍所，一两个小时十块钱，保证一大堆下岗 女工跟着你跑。 　　我无话可说。这就是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很大一部分人的真实 生活，那么这个国家中大部分人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他 们难道不值得被了解吗？作为这个国家中有知识的一部分人，难道没有义务去 了解他们吗？那么不了解一个国家的真实面目，光靠喊着民主就可以为这个国 家做些什么吗？ 　　我相信我周围的人都是些心地很好的人。为什么他们很少想到底层人的疾 苦？不是缺乏良知，而是缺乏感性认识，缺乏提醒，包括我自己。像我这样成 长经历的人应当不是很少，而我们从一进小学开始，就和这个社会的真实面目 隔绝开来。难道没有必要补一课吗？如果我只呆在漂亮的写字楼里，每天上下 班打的，业余去蹦迪，去茂名南路的ＣＬＵＢ找点刺激。去和平饭店搞搞聚会， 在巴黎春天购物，那么我不会感到什么苦闷的。我只会踌躇满志，自我感觉良 好。以为我是这个国家的那一部分精英。可是，我看到了，而且我相信更多的 我没有看到。所以我没法心安理得地自我陶醉。 　　网民应该是中国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很多人以后都会独挡一面的。事实 往往让人哭笑不得。当我们有良知的时候，没有能力做些什么，等我们有能力 开始为别人服务的时候，良知已经开始消磨。如果我们对底层疾苦有切身体验 的过程，是不是会在做事时多为别人考虑？是不是可以延缓良知泯灭的时间？ 这是主观方面的收获。客观上，也可以从实际出发，多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实 事。 〖“华夏快递”〗 　　　　　　　◆　农民进城卖苦力，子女被拒校门外　◆ 　　中国的城市为了阻止流动民工从农村涌入城市，正在关闭他们子女就读的 学校。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在香港的研究员尼克拉斯·贝克林说，中国至少有 ６个左右的城市在过去一年里关闭了流动民工子女就读的学校，其中包括北京 和上海。 　　他说：“很难得知当局到底关闭了多少所学校，他们说这些学校是非法的。 我们在２００１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北京丰台地区大约关闭了５０所流动 民工开办的学校。丰台是大量流动民工居住的地区之一。” 　　该组织在星期二发布的报告中说，关闭这些学校造成的后果是，大约有１ 百８０万名中国儿童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中国有一亿多流动民工，他们从 事着低报酬，低技能的工作，比如象建筑工和清洁工等。在过去１０年里为流 动民工的子女上学成立了数百所私立学校。中国政府说，关闭这些学校的原因 是它们达不到安全与卫生标准。但是贝克林说，由于官僚障碍的设置和高昂的 学费，民工的孩子上不了政府的公立学校。 ◎　为防止盲流四串，当局使出缺德一招：关闭学校 　　居住在中国大城市的外来劳动人口（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权利受到当 局有系统地剥夺，原因是他们的父母欠缺当局指定的合法居住证明文件“暂住 证”。尽管中国法律规定，政府有义务为年龄介乎六至十四岁的儿童提供九年 义务教育，但根据中国目前实施的户口制度，只有在原户口居住地的儿童，当 地政府才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九年义务教育。这项政策令外来劳动人口子女被城 市的学校摒之门外。数以十万计的儿童被剥夺了中国法律和国际法所赋予的受 教育权利。 　　据不完全统计，有多达一百八十万儿童的教育权利因此被剥夺，数目且有 上升趋势。究其原因之一，是各个地区的市政府以此作为一种策略，达到阻吓 流动人口继续上升的目的。在未来十年，估计将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会遭受同 样的命运。 　　在中国各大城市，数以十万计的外来劳动人口（流动人口）子女无法获得 法律赋予的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根据中国目前实施的户口制度，只有在原户 口居住地的儿童，当地政府才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九年义务教育。该政策，令这 群最贫穷的儿童被城市的学校摒之门外。 　　虽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时有颁布法例，宣布地方学校须为外来劳动人口 的子女提供教育，但这些规定却只保障官方认可的“合法”外来劳动人口子女。 这些拥有“合法文件”的外来劳动人口，只占大城市内流动人口的一部分；要 拿到这种工作文件，不但手续繁复，有时甚至要付非常昂贵的手续费。 　　根据国内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已经有一百八十万应该享受义务教育的适 龄儿童（六岁至十四岁）完全失学，虽然，实际的数目可能更多，因为目前中 国的流动人口已经高达介乎一亿至一亿五千万人。问题显得更为严重及急切的 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教育拨款最少的国家之一，只达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 之二点五。 ◎　失学流动人口子女求助无门 　　这种情形虽然已引起国内甚多的关注，但主要城市，如北京和深圳的市政 府当局仍然继续将外来劳动人口子女摒于学校门外；继续容许教育机构对外来 劳动人口子女采取歧视措施，包括如对他们征收比本地学生更昂贵的学费。造 成这种歧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地方当局意欲阻吓这些外来劳动人口家庭在 当地落户。有些地方当局甚至在没有提供任何选择的情形下，强制关闭一些民 间力量为外来劳动人口子女设办的私立学校。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北京丰台区 以“要把低素质的人群清除出去”为名，一口气关闭了约五十家流动人口学校。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态度竟然出现在曾经两度（一九九一年及一九九六年） 被选择为向外来劳动人口子女提供教育计划全国试点的丰台区。加上官方资料 显示，北京目前有三十万个空置学位这项事实，将外来劳动人口子女摒之学校 门外是明显地不合理的。 ◎　在不符规格的环境中学习 　　由于政府没有加以援助，外来劳动人口子女就学的场所往往是残破不堪， 设备严重不足。最近官方就有报导，其中还包括了《人民日报》的一篇报导， 指出中国各地城市的流动人口学校困难重重，而且“设施残破”、“课堂挤 拥”、“教师未符资格”以及“教学材料缺乏”等。但这些官方报导并没有指 出，这些学校的低质素问题，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些包括北京在内的大城市当 局，拒绝让这些学校注册，也没有协助这些学校的负责人去尝试提供更为完善 的教学环境，或将学校的设施提供至法定的水平。 　　总括而言，虽然中国政府不时发出一些解决问题的陈腔滥调，但我们还未 能看到，中国政府有意修改儿童受教育权利与父母户口挂勾的迹象。 ◎　补救措施刻不容缓 　　目前中国各大城市正为一些建设项目雇用大量外来劳动力，而北京也正为 ２００８年奥运会而雇用外来劳动力，这份报告希望藉此时机，检讨中国目前 的政策对儿童受教育权利所产生的障碍。 【】　　　　　　　　　　　　　　【】　　　　　　　　　　　　　　【】 °书与书评° 　　　　　　　◆　邹谠教授《中国革命再解释》序　◆ 　　　　　　　　　　　　　　　　　　　　　　　　　　　　　·甘　阳· 　　１９９９年８月７日，邹谠教授（１９１８－１９９９）以八十高龄去世 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院，芝加哥大学特下半旗致哀，以纪念他在芝大政治学系 五十余年的奉献以及他对北美中国研究的开创性贡献。这本《中国革命再解释》 是邹先生临终前遗留下来的一部文集，邹先生原想为这本文集撰写一篇长篇导 论以集中阐述他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但遗憾的是，由于邹先生的 瘁然病逝，这个导论终于未能完成。 　　邹谠教授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半个世纪以上，在这漫长的学术生涯 中，他的全部思考可以说都致力于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这 部极端复杂的历史。邹谠教授本人一生无党无派，属于在美国学府中度过大半 生的典型学者，但是象二十世纪的所有中国人一样，邹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中 国故事”。邹谠于１９１８年出生于广州，父亲邹鲁（１８８５－１９５４） 是著名国民党元老政治家并曾著有《中国国民党史稿》，历任国民党中央青年 部长、中山大学校长，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等职， 最后于１９４９年随国民党败走台湾；这一比较特殊的家庭背景，无疑使邹谠 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有比一般人更深的感受，但也因此有更多的疑惑 与问题，而最困扰他的问题显然是，为什么曾经相当强大的国民党最后会败于 起初相当弱小的共产党？这一问题自然迫使他必须更深入地理解国民党，同时 也更深入地理解共产党，而最后则促使他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置于二十世纪中 国革命和中国政治的更大历史视野中来把握。此外，邹谠毕业于中国抗战时期 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他曾说：“我作学问的态度是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 我对政治的基本看法也是和抗战期间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⑴但西南联大的 经历同时也对邹谠提出了另一个大问题，亦即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组 成的西南联大，最初本是中国亲美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联大１７０余名教授 中有１００名以上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⑵），在抗战初期亦基本支持国民党政 府，但如费正清所指出，自从１９４３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后，蒋介 石和国民党政权就“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⑶而在抗战结束后 没多久，联大师生从反内战的立场出发日益疑虑美国的对华政策（西南联大学 生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率先发表“西南联大等三十一校全体学生告美国人民书” 以及“致美国政府书”等，⑷而当时的联大教授费孝通等亦发表“美国你不应 该这样”等文章，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实有助长中国内战之嫌”⑸），当邹谠１ ９４６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深造时，他自然无法忘怀１９４５年１２ 月国民党血洗西南联大的“一二·一惨案”（联大四学生被杀），而１９４６ 年联大著名教授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等事件，更是对邹谠这一代知识分子 刺激极深。⑹ 　　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５１年邹谠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这几年，同 时也正是中国内战爆发，最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历史大变动时期，不难想象，在这一他本人思想形成的关键期，邹谠的基本问 题意识正是上述这两个问题，即国民党为什么会败于共产党，以及中国知识阶 层特别是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在四十年代后期从亲美转向反美，这两个问题事实 上也正是他日后写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１９４１－１９５０》这部名著的 原初问题意识。⑺虽然《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由于最初是受由美国政治学 巨擎摩根叟（Hans　Morgenthau）主持的“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cy）委托的研究计划，因而从学科和体裁上讲是一部严格的美国外交史专 著并被摩根叟盛赞为“既是宏大的史学也是最佳的政治学”（both　history　 in　the　grand　style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its　best），⑻ 但对邹谠教授个人而言，这部著作首先是他自己力图透彻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历 史的第一步，并由此初步形成了他日后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出发点。第一， 他特别强调，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必须具有国际政治的视野，因为二十世纪中国 的国内政治强烈地受二十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大变动的影响，特别是受美国、日 本、俄国在东亚争霸形势的制约。他不同意单纯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二十世 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取向，认为这种取向忽视了二十世纪国际政治形势的消长往 往直接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消长。他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首先就指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东亚的基本格局已经明朗化为日本与美国的对峙， 如果美国能够较早采取有力手段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在东亚的扩张，从而阻止或 推迟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那么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可能将相当不同， 亦即国民党政府将会有更多的时间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⑼事实上我们今天都 知道，毛泽东本人在１９６１年的一次谈话中就坦承，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 争根本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得到新的发展机会并最 终夺取政权。⑽换言之，日本的全面侵华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形势的 消长。而邹谠认为，由于当时中国的极端贫弱，日本是否发动全面侵华并不取 决于中、日关系，而主要取决于日、美关系。⑾他在以后的一次访谈中曾将他 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表述如下： 　　　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动荡与发展，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来的原因。 　我们过去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往往有很大的偏差，其中一个突出的倾向， 　就是对内因估计太高，仿佛什么都是由内因决定的。我觉得中国政治受外 　国影响的程度比其他国家要大。当然这并不排斥内部的因素。我说的外因 　不仅指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侵略，也不是说哪个帝国主义支持哪个军阀 　（这些仅仅是小节），我指的是国际政治的变化对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所产 　生的作用。具体地说，欧美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力量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 　地位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文化乃至经济的整体变化。没有这些外来的 　冲击，中国的变化就不会在这种形势下出现。外来的冲击把中国传统文化、 　政治制度彻底打垮了，使中国面临着全面危机，并产生两种结果：一是社 　会革命，即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社会每个领域中的问题；一是外来因素常 　常决定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孰胜孰负，比如，抗日战争和国民党统治的 　迅速垮台就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中苏关系的破裂，是否和十年动乱有直 　接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⑿ 　　第二，他强调二十世纪中国内部的首要问题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全 面崩溃，这种在外来冲击下国内各种制度全面崩溃的形势，导致中国的现代转 型不可能采取胡适等希望的点点滴滴的社会改良方式，因为缓进的社会改良只 能依托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以及具有较高正当性基础的政治统治阶层的存在才 可能，而二十世纪中国首先面临的问题恰恰是“统治阶级的解体和整个政治制 度的崩溃”。⒀邹谠因此指出，“讲到内部因素，我想强调，自宋代以后，中 国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地主、士大夫和官僚三位一体的集团，非常巩固、 稳定，也非常有连续性。在二十世纪的变革中，这样一个统治阶级消失了，要 找到一个有同样巩固的社会基础、有同样的稳定性、连续性的统治阶级，并建 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是件非常困难、非常需要时间的 事。”⒁邹谠认为，二十世纪中国这种全面崩溃全面危机的形势，使得中国几 乎不可避免地走上以“社会革命”来达成“国家制度重建”的道路，亦即一个 强有力的新型政治主导力量凭借一套强有力的现代意识形态来实现最大程度的 社会动员，以寻求使“国家制度的重建”奠定在最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上。他 认为这正是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所在，亦即共产党所诉诸 的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使它能够强有力地同时动员知识分子和社会 底层参与中国革命。但是这种“社会革命”的道路，虽然能有效地达成“国家 制度的重建”，但它同时又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社会 革命”导致政治权力全面进入并主导一切社会领域，革命意识形态更要求个人 和一切社会团体的无条件服从，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的自主发展。 　　邹谠因此认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 即个人自由与国家制度重建的张力。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空前地释放了 无数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了中国新型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自由个人 及团体，但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使得中国这些新型知识精英和社会精 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尽快达成“国家制度重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外来侵略 的巨大压力下，“国家制度重建”的目标以“社会革命”为手段而强有力地达 成，但同时却极大地牺牲了个人自由的目标。邹谠因此高度重视中国七十年代 末以来的改革，认为改革的实质是政治权力逐渐退出社会领域，以重新调整国 家与社会的关系；但他同时认为，改革的过程也隐含着一种危险，即再次陷入 基本制度构架全面崩溃的全面危机，苏联的瓦解即是例子。⒂他晚年因此特别 注重研究苏联和中国改革道路的不同，认为中国的改革有可能避免苏俄式的全 面崩溃全面瓦解的道路，而走上以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制度为依托而渐进改良 的道路。这本《中国革命再解释》即特别体现邹先生晚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尚记得一九九三年邹先生编定其第一本中文文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时， 曾命我为之序，而在看了我的序后，邹先生又“思潮起伏”，竟用五个月的时 间写成其长篇后记“从传统权威政治系统到现代全能主义政治系统”。⒃在开 始编选这本文集时，邹先生亦曾与我戏言，说或许我再写一篇序言又能激发他 “思潮起伏”从而再写一篇长文作跋，未料我离开芝加哥没多久，就传来他去 世的消息。如今再为邹先生这本文集写这个前言，不能不让我感到分外寂寞。 我常觉得，邹先生对中国未来的看法，要比我更为乐观，我相信他在临终前仍 然会坚持他十多年前的下述基本看法：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确遇到了许多挫折；不过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 　看，这些挫折不是不能理解的。中国二十世纪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相当 　于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是在世界政治、经济 　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进行的。所以，中国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挫折和困境， 　虽然不能说完全不能够避免，起码也是很可理解的。对于中国现在所面临 　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远大的历史眼光，不然就会过分估计了失 　败，对前途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⒄ （２００２年元月于香港大学。注释略） 【】　　　　　　　　　　　　　　【】　　　　　　　　　　　　　　【】 °港刊参考° 　　　　　　　　　◆　向不卑不亢的民主勇者致敬　◆ 　　　　　　　　　　　　　　　　　　　　　　　　　　《苹果日报》社论 　　甚么是勇气？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姬认为勇气不仅是无畏无惧，勇气的 真谛在于“在压力下不卑不亢”（grace under pressure）。她自己就是以这 份勇气、就是以这份不卑不亢的态度面对残暴的缅甸军政府的压迫；她就是以 这份不卑不亢的沉着克服缅甸当权者一次又一次的迫害及软禁。昂山素姬被解 除软禁，但距缅甸军政府肯交出权力之途仍远。 ●　缅政府被迫改变 　　现在被迫改变的不是昂山素姬而是缅甸军政府。我们对于昂山素姬这份非 凡的勇气除了表示尊敬及佩服外，还是只有尊敬和佩服。 　　事实上要在军政府庞大的压力下保持不卑不亢绝不容易，因为在过去十多 年来，缅甸军政府用尽种种威逼利诱的方式希望昂山素姬能屈服，希望她能跟 军政府“合作”、甚至希望迫使她离开缅甸流亡海外，以减轻军政府的压力。 可昂山素姬不为所动，可昂山素姬情愿失去行动的自由、情愿失去过正常生活 的机会、情愿失去跟家人团聚的机会——甚至因不愿离国而无法跟垂危的丈夫 诀别，她依然坚持要留在缅甸，要继续以和平非暴力的抗争为缅甸人民争取民 主、争取基本的人权保障。像这样非凡的勇气，除了尊敬与佩服还有其他话可 说吗？ 　　当然，缅甸军政府解除昂山素姬的软禁并不意味缅甸军政府会迅速交出权 力，也不意味缅甸会迅速走向民主开放。正如昂山素姬在重获自由后表示，她 被释放并不意味在民主发展上有重大突破，只有当所有缅甸人民都享有基本的 人权自由时才是民主发展的突破。但是昂山素姬的勇气及坚持显然已令缅甸军 政府无法不正视缅甸人民对民主人权的诉求、显然已令缅甸军政府感到庞大的 压力，以致它不得不主动寻求跟昂山素姬及民主派人士和解、不得不主动释放 昂山素姬。而在昂山素姬重新投入政治活动后，缅甸民主派的活动及力量将会 进一步加强，这对加速缅甸政局的转变肯定有正面的影响。 ●　全球抗争一部份 　　一九九一年昂山素姬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当时她由于被软禁，只好由儿子 代她领奖，并代替宣读得奖演词。她在演词中说：“我们必须牢记，在仰光一 个刁斗森严的斗室内的孤独抗争其实是全球抗争的一部份，为的是要把人类从 政治压迫及思想控制中解放出来。” 　　现在昂山素姬的抗争让缅甸的民主前途亮起了一线曙光，我们希望这样的 曙光能在亚洲其他专权的国家包括中国也能亮起来！ 　　　　　　　　　◆　“五四”踪影何处寻？　◆ 　　　　　　　　　　　　　　　　　　　　　　　　　　　　《争鸣》社论 　　八十三年过去，回头看看“五四”，更加遥远了。 　　这“遥远”不是指时间。从时间上说，当然一年比一年远。但也不是空间。 从空间上说，“五四”发源于北京，可是［北京］离“五四”却比香港还要遥 远。 这里所说的“遥远”，指的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 　　当然，此话刚一出口，立刻就会招来北京当局的严厉批判：你这不是否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否定“江核心”上台以来的伟大成就 吗！ 　　我们可以负责地回答：是的，正是要否定你们背叛“五四”运动传统的倒 行逆施。 　　“五四”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民主”和“科学”是它的两面旗 帜。你们对人民思想的禁锢，对民主的摧残，已经远远超过当年北洋政府和国 民党政府的总和。你们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实用主义态度，只配和满清政府的 洋务派官僚并列。 　　至于你们现在卖弄的“爱国主义”也和“五四”爱国运动毫不相干。一九 一九年五月四日爆发，一直延续到六月才落幕的那场汹涌澎湃的反帝爱国运动， 是人民群众自发的从帝国主义欺侮下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同时也是反抗卖国 政府的运动。它代表著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说明了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走向成 熟。而你们现在利用“爱国主义”煽起的狭隘民族主义狂热，是为了转移人民 对一党专政的不满，特别是利用这种盲目排外的狂热来抵制文明世界对中国人 权的关注。这和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完全是一丘之貉，怎麽能和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相提并论？ 　　现在的中国，除了大楼比以前高，汽车比过去多，飞机比以前快之外，能 向“五四”以前夸耀的还有几样？ 　　那时的中国虽然军阀当权，但还有各派政治力量活动的空间，还有相当的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还有相当的集会结社组党的自由，还有相当的 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的自由，当时的政府虽然对示威的群众进行镇压，但也就是 至今各文明国家通常使用警察对付示威群众的那套方法，并没有调集几十万军 队对手无寸铁的和平民众进行血腥屠杀。当时也抓了人，但都在群众抗议下很 快释放了，并没有用“危害国家安全”或“反革命罪”把他们送进监狱。当然，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时期都枪杀过学生，但和几十年后的“六四” 屠城能相比吗？ 　　“五四”运动中人们痛恨的卖国官僚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下场是被 撤职。虽然撤了他们也不能改变北洋政府的性质，但毕竟使愤怒的群众一消心 头之气，也说明当时的政府还对人民多少有点畏惧。再回头看看一九八九的北 京：五月间“打倒李鹏”、“李鹏下台”的标语横幅塞满大街，口号响彻全城， 结果呢？这个万民痛恨的独夫不但组织了血腥的镇压，而且一直当官到现在： “总理”的位子坐完了，又一屁股坐到“人大委员长”的位子上直到今天。他 本人的无小事，这应当是中国的耻辱，这样一个人，居然能骑在中国人民头上 十几年，这样的中国，比起一九一九年“五四”时期的中国，不是要脸红吗？ 　　天安门是见证。“五四”时候，因为民主太少，所以要争民主。八十三年 过后，不但那要争的民主没有争到手，而且连“五四”当时那点很少的民主也 被各种政治运动和一九八九年的重型坦克碾成粉末了。如今在宽广的天安门广 场，不要说没有任何游行示威的空间，就是练气功的余地都没有了。如果有一 个老太太想坐下来练练功，恐怕连一口气还没有运上来，早就被遍布广场的警 察冲上前来，像扔垃圾袋似的把她扔到警车上运走了。 　　但是，也正因为一党专政下的中国大陆离“五四”越来越远，人们就越发 怀念“五四”，也就是说，“五四”在人们心里扎的根更深了。只要这个根子 在，不管中共怎样阉割和歪曲，“五四”的伟大旗帜早晚会重新矗立在天安门 广场，它的光辉总会照耀全中国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