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一　百　八　十　三　期　　　　　　　　　【】 　【】　　　　　　　　　　　　　　　　　　　　　　　　　　　　　　【】 　【】【】【】【】【】【】【】【】【】【】【】【】【】【】【】【】【】 　　　　　2002.02.27　　　　　　　　　　　　　　 　　　　（sd0202a） 　÷÷÷÷÷÷÷÷÷÷÷÷　本　期　目　录　÷÷÷÷÷÷÷÷÷÷÷÷ １、专　　论　利益集团改革路径与合法性危机（节选）　　　　·皖　河· 　　　　　　　中国变局中的几大困惑　　　　　　　　　　　　·洪　辉· 　　　　　　　“饼”做大了以后　　　　　　　　　　　　　　·王绍光· ２、时　　评　中国市场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大　　　　　　　　　·秋　风· 　　　　　　　从官款相傍到官款合流　　　　　　　　　　　　·王金平· 　　　　　　　中国股民与中国农民　　　　　　　　　　　　·西帕拉乌· ３、网文摘登　愿中国的文明时代真正开启　　　　　　　　　　·樊百华· 　　　　　　　为什么要搞春节联欢晚会？─兼论政治媚俗　　　·无定河· ４、外论参考　布什演讲，中国民众反响两极　　　　　·《华盛顿邮报》·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我们的发送地址回信，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ｅｔ＿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　　　　　　　　　　　　　　【】　　　　　　　　　　　　　　【】 °专　　论° 　　　　　　◆　利益集团、改革路径与政治合法性危机（节选）　◆ 　　　　　　　　　　　　　　　　　　　　　　　　　　　　·皖　河·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利益集团的研究不断深入，其中孙立 平、何清涟、李强、杨继绳等学者的研究卓有成效，并受到知识分子的广泛重 视。综合各家成果，笔者在此按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对经济领域的利益集团作 如下简单的划分，认为中国目前主要存在四类利益集团：权力集团，即政府及 公有制经济中的管理者；资本集团，主要指私人及外商投资者；劳动力集团， 主要包括企业职工与农民；知识集团，主要指人文知识分子与专业技术人士。 但在中国特定的改革路径中，目前的利益集团总体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利 益集团之间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不平均导致各集团之间的实力极度失衡。 　　在当今的中国，权力集团不仅拥有政治上的权力，还因为市场取向改革的 不彻底而拥有相当大的经济权力，更突出的是，这一集团拥有在各利益集团之 间分配政治与经济资源的权力。新崛起的资本集团与知识集团中的专业技术人 士因拥有在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技术，加上改革开 放以来执政党和政府将其政治合法性转而建立在经济发展上，所以这两个集团 在社会中也占据着强势位置。实际上，“科教兴国”方略的提出、中共“十五 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制度性质的重新确定、以及将“非公有制经济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份”、“允许和鼓励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 分配”写进共产党的党代会报告，就意味着“资本集团”与专业技术人士的地 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随后的修宪以及最近宣布的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则更进 一步地表明，“资本集团”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已使它们具备了表达其利益诉 求与政治上“议价”的渠道和能力。知识集团中人文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虽然 仍显狭小，但由于媒体日益商业化和独立化，他们开始有机会获得一定的话语 权力。因此可以说，权力集团、资本集团与知识集团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充份的 发展；但与此同时，由企业职工与农民构成的劳动力集团的利益却在改革过程 中相对地受损，加上工会不能有效地发挥保护职工利益的作用，而农民则根本 无法组织维权性集体组织，所以劳动力集团地位的下降使得这个集团已经沦为 社会的弱势集团。 　　经济改革本身是一个利益重新调整的过程，“转轨好比分家。这个比喻不 能狭义地只理解为公共资产的量化到个人。……实质上计划经济就是‘交易权 利’高度集中于计划者的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是交易权利高度分散的经济，因 而由前者向后者的转轨，不管形式上有没有‘分配式私有化’的程序，实际上 都意味着交易权利的分配。”[11]笔者以为，若将此述中所用的术语“交易权 利”换成“交易资源”或许更贴切。正因为原来由国家掌控的初始交易资源总 是有限的，而改革的过程必然是初始交易资源的再分配过程，各利益集团都想 多得一份，因此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无法避免。而且，随着渐进式改革 的日渐深入，这种利益冲突会越来越激烈。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由外围到 中心”的渐进式改革的思路决定了最有价值的交易资源的重新配置总是放在改 革的后期即所有制改革阶段，而各利益集团争夺的焦点也在于最有价值的交易 资源；另一方面，改革越深入，可供重新分配的交易资源也越来越少。在此情 势下，各利益集团势必会动用各种手段来抢夺最后仅剩不多的却是最有价值的 份额。 压力集团主导改革路径已经初露端倪 　　按照新制度学派的基本观点，制度变迁具有一种路径依赖的特性，即制度 变迁的最终结果往往与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及偶然因素相关，不同的路径会产 生制度变迁的完全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改革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改革路径， 即使明确了“改革方向”也并不能最终决定改革的实际结果，更不能决定新制 度的效率；即便有一个愿望十分良好的改革方向，但改革路径仍然可能离开设 定的改革方向的良好初衷，甚至背道而驰。改革路径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利益 集团之争相关。正因为中国的各利益集团的整体发展极度不平衡，强势集团与 弱势集团之间实力悬殊，从而使强势集团作为压力集团完全具备了操纵改革方 向的可能性；又因为当下中国各利益集团之间对交易资源再分配中最大的、最 有价值的份额的争夺十分激烈，甚至发展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这时压力集团 对改革路径的主导就由可能性而理所当然地成为现实性了。 　　权力集团掌控着交易资源的再分配权力，出于自利的考虑，他们主导的改 革无论如何都不会触动自己这一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总是 落后于经济改革。国人曾对政府机构改革寄以厚望，但事后又不免失望。中央 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举措是将一部份行政人员分流至事业单位，但事业单位改 革却至今未有实质性进展，因而吃“皇粮”的总人数并未明显减少；在中央政 府机构改革中即使有个别人被调整到其他岗位，也得到了十分丰厚的补偿。当 3,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和1,500多万城市贫困人口生活在日益绝望的境地时，政 府公务员却多次加薪。当住房改革进入实施阶段时，建设部宣布，只有政府公 务员可以获得增发的住房补贴，至于对国有企业职工则不会增发，理由是他们 的工资中原已包含了住房补贴。事实上，失业下岗的原国有企业职工根本就不 再有工资、拿不到一分钱住房补贴，却还得交纳逐年提高的房租；同样是购买 目前居住的国家用公共积累盖的公宅，政府公务员可以在工资之外领取住房补 贴，国有企业职工却没有这样的机会。明知治理乱摊派乱收费、减轻农民负担 是必不可少的举措，但仅仅因为要照顾到基层干部的“腰包”，中央政府却让 农村的费改税改革中途夭折。所以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市场型改革只能在权力 集团自定游戏规则的鸟笼中进行，如此则改革受到既得利益的阻碍也就不足为 奇了。[12] 　　维护既得利益的还有资本集团。他们虽是改革的受益者，却不愿按"卡尔多 标准"[13]对承担着改革成本的利益受损者作出任何补偿。同时，资本集团成为 社会中的较富裕阶层后又比较看重对今后改革的预期，即考虑得更长远；他们 估计到，在下一步由增量带动存量的改革中，可能会轮到自己更多地分担改革 成本，因而那时他们的预期收益未必会超过预期成本，也就是说未必有净收益， 他们由于害怕进一步的改革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变得保守起来。 　　知识集团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利益附着在其他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之上。 在社会各阶层利益分化的过程中，知识集团内部相应地出现了分化。但总体上 这一利益集团的多数成员都依附社会中的强势集团，部份人依附于权力集团， 为权力集团诠释与宣传主张及举措，确保改革沿着既定的路径继续下去；还有 一部份人则依附新崛起的资本集团，为其出谋划策，帮助资本集团谋取更高的 社会地位。 　　压力集团主导改革路径的最主要后果是，整个社会腐败严重，同时收入差 距极度悬殊。腐败的根源是因为权力集团不愿意轻意放弃交易资源的控制权， 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改革中的交易资源再分配权力进行索租活动；而与此同 时，能够出最高价钱购买交易资源的恰是新崛起的资本集团，所以腐败其实是 这两个强势集团之间的交易与合谋。收入极度悬殊则表明，与改革前相比较， 交易资源在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之间的再分配极度不公平。在改革过程中获取 了更多的交易资源的强势集团迅速利用这种资源富了起来；而弱势集团可利用 的交易资源相对于强势集团而言则少之又少，因而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也就在情 理之中了。 　　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一的资本集团虽然人数较少，但政治上的影响力比 较强大，有充份的资金和手段组织起来；而普通老百姓因经济地位的式微而日 益被边缘化，同时因缺乏公共基础而不易组织起来。所以，在\黑体{劳动力集 团}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同时，资本集团有可能进一步得到政府的扶持，与\黑体 {权力集团}合流，同时获得知识集团中主流群体为之做合法性辩护，进而集体 操纵改革的方向，这是影响中国今后改革路径的更大危机。在以往的改革年代 中已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最近的两件事更"耐人寻味"。其一是，去年在执政 党的代表大会上，已有人提出要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与劳动价值论；另 一件事是去年底几位据称与"庄家共舞"或本身就是"庄家"的经济学家竟然公开 围攻主张规范股市交易秩序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而围攻者中最有影响的一位还 同时身兼全国人大常委之职。 改革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指出，任何政治体系的合法性的核心在于，必须给 其精英集团及骨干分子以很高的报酬，同时这种高报酬要能得到普通民众的认 可；而要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亦即建立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主要又取决于公 意和服从；在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公意指决策要体现多数人的意志；要让人 民要服从政治统治，可以靠法治，即人民认为骨干分子的高报酬是有法可依的， 也可以靠权威，即人民对权威绝对甚至迷信般地服从，法治与权威是相互影响 的。 　　在中国二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强势集团主导改革路径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 化和腐败，如不能及时纠正，将使中国现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从公意的角度 看，政府的决策若要符合公意就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在改革中即决策必 须能给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带来福利的相对增进，而且这种福利的相对增进是以 主观认知基础上的效用来衡量的。但在中国进行的有关调查却表明，自八十年 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工人以及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都认为自己在改革中相 对利益受损。尽管有主流经济学家说，下岗职工的生活比改革前好，所以改革 对他们的利益损害不大，但是，下岗职工自己却不是用这种绝对生活标准来衡 量其改革中的利益得失的，下岗职工比较的是他们相对于获益集团的利益变化。 马克思曾用威廉.魏特林的话说：大家都住茅草房，都没有什么说的；但只要有 人住进了楼房，即使其他人住进了瓦房，也照样会引发不满。学者何清涟曾就 中国的社会结构现状作过一个估计，认为从改革中得到好处的人仅占总人口的 16.4％，而社会下等阶层和被边缘化了的阶层却占了人口的83％以上；中国并 未在改革中形成真正的中产阶层，社会结构的主体部份基本上是贫民。 这种 让大多数人觉得相对福利受损的改革，极大地动摇了政治合法性的公意基础。 　　其次，从服从的角度来看，民众对统治的服从与社会是否公平密切相关。 有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毛泽东时代也不是平等的，同样是有人吃肉有人喝汤， 只不过老百姓看不见别人锅里是肉还是汤，所以有一种幻想中的平等。这种说 法无非是想说明，不平等总是存在的，毛泽东时代民众能顺从政府，今后即使 有不平等也应该如此。确实，毛时代的老百姓是非常顺从的，那首先与对毛的 个人崇拜以及对执政党权威的高度认同有关；其次，那时的不平等表现在明处， 即待遇上严格的等级制，由于享受高待遇的政治精英都是战争中的胜利者，民 众并无多少不平感，因此毛时代可以在社会不平等的条件下维持相当牢固的政 治合法性基础。但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市场经济造就的市民社会、科学主义、 世俗理性已彻底消除了人民对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政治精英的盲目顺从。 更重要的是，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新一代在改革开放中发了迹的精英靠的 并不是其个人技能或真正的努力，而是加入权力资本化过程，他们未承担改革 成本，却取走了可占用国民财富中的绝大部份。民众不仅不认同这些精英的行 为，反而怀疑他们的财富和地位的正当性。所以，这些精英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基础也被极大地削弱了。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现行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基础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 有不可或缺的位置；但强势集团主导改革路径所造成的腐败与收入悬殊已从根 本上动摇了支撑现行政治系统的意识形态。[17] 调查表明，许多老百姓、甚至 精英阶层中的一部份人都认为，中国已不再实行社会主义；而部份老"左"派则 更是直接了当地批判现在的改革已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西方也有学者认为， 即使是按照几百年前柏拉图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来看，即强者支撑社会、社 会扶持弱者，现今的中国也算不上是什么社会主义；相反，"资本主义创业时期 那些规律还残酷无情地起支配作用，决不下于西方最初的工业化阶段的阴暗年 代。" 　　如果不能根本遏制目前的改革路径所造成的腐败与两极分化，中国很可能 出现政治合法性危机。权力集团以为，只要维持经济的某种程度的发展，再严 密控制传媒，建立一个虚幻的所谓体现"全体人民利益"的言说，就能渡过这一 难关。这是一种误解，因为经济发展从来就不能真正成为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基 础；即便经济能有所发展，政治也未必稳定，世界当代史上有不少深刻教训。 上一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上海甚至成为亚洲最发达的 城市，但社会不满还是不断积蓄，最后让共产党的革命取得了成功；伊朗在巴 列维国王统治下也曾经历过1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0％， 就在经济繁荣、歌舞升平的时候，却爆发了1979年的霍梅尼革命，巴列维国王 至死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下台。 　　如果任由压力集团操纵中国改革的方向，在深层次的合法性危机状态下， 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动荡的危险。由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中的弱势集团在改 革中除了倍感失望外并无所得，所以他们不再愿意支持改革，在强势集团因维 护既得利益而变得越来越保守的情况下，改革在国内已经没有多少动力了。现 在，利益集团之间的贫富悬殊已经接近或即将突破弱势集团的心理承受底线， 而强势集团在社会结构中只占少数，一旦有什么突发事件，就极易成为社会动 乱的导火线。 　　　　　　　　　　◆　中国现实变局中的几大困惑　◆ 　　　　　　　　　　　　　　　　　　　　　　　　　　　　·洪　辉· ⊙　腐败已是一种供需关系 　　改革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既经历了社会经济意义上的由农业社会向工业 社会的转型，也经历了政治经济意义上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种 独特的双重经济体制的转型，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所谓的权力 资本经济（Ｐｏｗ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并由此衍生了 一批权力资本家（Ｐｏｗ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 　　在权力资本经济的主导下，经济竞争的最重要资本和最主要形式是权力， 而不是市场、资金和技术。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期，大陆的政治竞争一方 面存在无序、无常和无形的特徵，但另方面，官本位却始终是政治游戏的有序 规则，即小官服从中官，中官服从大官，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一切。推行市 场经济之后，这种政治竞争的官本位开始演变为经济竞争的权本位，权力的大 小成为市场竞争成败的主要因素。 　　必须指出，在目前大陆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权力比官位更重要，权力 与官位不一定是成正相关的关系。因为一方面，有权不一定有官，而且权越大 并不等于官越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有钱的商人就意味着拥有权力，但有权 的商人就不一定有官，这是江泽民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一大区别；另一方面， 由于政府强制政府官员不得直接经商，以及军警部门必须退出商界，所以并不 是所有官员的权力都能转化为金钱，而且并不是所有官员享有经济资源，权力 与资本的结合并不是天然的产物。官－权－钱的转化需要特殊的文化基因、政 治气候和经济杠杆，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一批推动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利益集团， 即所谓权力资本集团或权力资本家。 　　大致而言，今日大陆的权力资本家起源于四大集团，根据何清涟的研究， 他们成为大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最大的受益者。一是管理国有土地、计划 指标和金融资源的主管，他们控制计划内土地与物资的审批大权和国有银行资 金的使用权，其牟利的手段是收受贿赂、贪污公款；二是国有企业负责人，他 们利用国有资产的流失，从中牟取暴利，同时利用"金蝉脱壳"之术，用国有资 金另立数家私有公司，借此转移国有资金，另立门户，但仍然擅用国企资金支 付私人公司的巨额公关费用；三是权力与金钱进行交易的中介者，包括退休官 员、现任官员亲属、社会能人等，他们成功地将官员的权力转化成金钱，成为 官员傍大款的中介，其中所收取的"中介费"，往往使他们一夜无本暴富；四是 海外中资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利用公款炒股、炒外汇、炒房地产，尤其是通 过大量走私暴富。根据统计，目前代表权力资本集团的人数已高达４５００万， 而代表经济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人数则分别只有４４０万和７００万。 　　这一权力资本家集团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现象，不如说是一个东方文 化现象。根据流行的解释，大陆腐败的根源是中共专制，权力缺乏监督，媒体 没有自由，并认为洪水猛兽般的腐败是中共政权的死穴和克星。但问题是为什 么大陆社会经济在腐败的长期吞噬之下，不仅没有崩溃，而且日益繁荣？同时， 为什么属于民主社会的日本、南韩、印度和菲律宾，仍然腐败横行？由此可见， 腐败与民主并不一定存在负相关的联系，也就是说，并不是越不民主，越腐败， 或者说越腐败就意味着越专制。这就促使人们从文化基因中寻找腐败的根源， 同样也需要从文化层面去认识大陆的权力资本家。 　　其实，目前大陆社会"全民皆腐"的现象已经表明，腐败已形成供需的市场 关系，无权的将金钱、色相、知识、灵魂或其它资源去变现为权力，成为腐败 资源的供应方；有权的则将权力转化为金钱、学位或者各种形式的市场要素， 成为腐败资源的需求方。需要指出的是，在东方文化的语境中，腐败是关系的 现代术语，搞腐败只是搞关系的翻版而已。于是，在大众的价值观中，有关系、 能腐败恰恰是有能耐的象征，多数人并不引以为耻、或认为有罪，而是引以为 荣。所以，即使大陆今后实现了民主化，至多在量上限制腐败，但难以在本质 上根治腐败，就象民主化了的印度和南韩那样。由此也表明，目前大陆制度性、 糜烂性的腐败，并没有在根本上阻碍经济的发展，相反，根据文化经济学的原 理，这种东方的腐败文化也许有利于官民之间、官商之间和商民之间的利益交 换、关系和谐、以及政经协调，并提高交易效率、减少法律成本。 ⊙　资本外逃、挥霍、排它 　　问题的关键是，这一权力资本经济到底是属于计划经济、还是属于市场经 济，或者是属于两者之间的过渡？也就是说权力资本的受益者是否会为大陆的 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呢？ 　　很显然，权力资本经济已不再属于计划经济的范畴，因为整个大陆的原始 积累过程是无计划的"掠夺"，多数政府官员、国企经理、权钱中介、海外中资 等，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已经对政府的规范无所顾忌，过去计划经济的"绵 羊"，已经成功地冲出计划经济的牢笼，成为唯利是图的"虎狼"。但是，这些告 别计划经济的"虎狼"，并一定投身到市场经济的海洋，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西 方意义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 　　首先，他们的资产不是重新投资国内的产业，而是大量转移国外。据统计， １９９７年，中国大陆的外逃资金是３６４．７４亿美元，时至２０００年， 外逃资金猛增到４８０亿美元，而同期的外商对大陆的投资额才４０７亿美元， 中国大陆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 而且外逃国外的资金也不是再行产业投资，而是进行消极储蓄、家庭移民、子 女留学、以及购房消费，其重要原因是他们的资产来源都是非法和不正当的， 由于大陆实行了储蓄名实制，相当程度上堵住了黑钱的流通，于是逼迫大批"灰 色资产"外逃。由于资金持有者无法将资金转化为资本，只关心短期的消费，不 关心长期的投资，所以，大陆的经济正在重滔１６、１７世纪葡萄牙、西班牙 的老路，将大量资金挥霍于消费领域，而没有及时地转化为企业资本，其后果 就导致盛极一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国迅速衰落，而当时的英国及时将资本原 始积累投入产业发展，成为第一个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其次，权力资本经济和权力资本家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垄断性，本能地排 斥其他利益集团参与市场竞争，妨碍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旨在强化其垄断地 位。所以，大陆的权力资本与西方的工业资本、农业资本、商业资本或金融资 本是不同的，一方面，大陆的权力资本是全能的，全面经营工业、农业、商业、 金融、地产等领域，不分专业和行业，有钱就赚；另一方面，它促使产、官、 商三位一体，政治人、经济人和知识人合三为一，盘根错节。这样，这一经济 形态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不仅能够促使"市场失效"，而且能够制造"政府失 效"，出现官场控制市场的普遍现象。如果政府一旦提出改革、打破垄断，权力 资本集团必定极力反对，并力图影响政府决策。所以，权力资本经济既反对新 兴的参与者和竞争者，由此阻碍新的投资扩大，又损害消费者的福利，由此又 抑制了需求的扩张。 　　另外，权力资本家阻碍了大陆中产阶级的壮大。为了与权力资本家竞争， 逼使大批私营资本家不得不向权力低头，向执政党屈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许 多民营资本家主动要求加入中共。据统计，大陆私营企业主中的中共党员比例 不断上升，１９９３年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为１３．１％，１９９５年上升 到１７．１％，２０００年更高达１９．８％。随着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成为 官方国策，未来大陆中产阶级必然大批加入中共，这将严重影响大陆中产阶级 的独立成长与发育。 　　所以，权力资本经济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更不一定能够正 面催生大陆的市场经济发育。 ⊙　四大"哥德巴赫猜想"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如何评价大陆权力资本经济在大陆社会经济进程中的 地位问题，尽管激进与保守、海内与海外的评价是截然不同，但他们的思维方 式却存在惊人的相似，因为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线性思维的模式，观察与 理解权力资本经济和权力资本家的现状与发展。 　　这种线性思维的基本特徵有三。其一，运用鲜明的价值判断，将大陆改革 所衍生的所有集团和个人，包括权力资本集团和腐败分子，分为一条直线上的 左右两极。例如，在八十年代人们将领导集团分为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与陈云 为首的保守派，但是，一旦邓小平与陈云联手镇压八九民运，就将这种线性区 分逼到了尴尬的境地。到了九十年代下半期，又将李鹏划为保守派首领，将朱 熔基归为改革派大将。但当朱容基表态支持镇压法轮功之后，又将这种分类变 得苍白无力。尤其是，在权力资本经济下所衍生的一大批腐败分子，如陈希同 等，八九民运前，有人将他评价为改革派，因为他为北京的经济改革与开放确 实作出了许多贡献；但在八九民运中，他极尽全力镇压学生运动，所以主流媒 体又将他归为保守派。于是，在政治光谱上，如何定位无处不在的腐败集团和 权力资本家，就对传统的线性思维提出了一大挑战。 　　其二，线性思维将事物的发展理解为必有共同终点和目标的一条直线，任 何不符合基本常识和共同规范的"奇怪"或"独特"的现象，必然是暂时的和过渡的， 而且认定大陆改革与西方社会的发展必定是殊途同归。例如，对于大陆的权力 资本经济，多数人断定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然。但是，许多事 实已经证明，权力与资本、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形态，有可能既不是计划 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更难断定它的未来发展方向一定是市场经济。另外， 面对权力资本经济所衍生的权力资本家，许多学者将他们定义为中产阶级的雏 形，并参照西方社会发展经济与民主的历史过程，认定大陆的中产阶级会逐渐 走向独立，并必然是推动大陆民主的积极动力。殊不知，目前大陆中产阶级的 政治属性，不是越来越独立，而是成为反对大陆民主化、支持江泽民连任的重 要力量，成为依附于政府权力的一种寄生阶层。 　　其三，线性思维信奉历史是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其本质就是断定， 只有发展，才是进步。于是，人们观察大陆进步的最主要指标就是经济的增长， 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如果只有发展才是进步的象征，那么，环境保 护是否意味着倒退和反动？同样，在权力资本经济的主导下，大陆的贫富分化 迅速发展，根据统计，大陆目前的基尼系数为０．４５８，超过国际公认的 ０．４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的区间。对此，如果提倡社会公正、实施社 会福利政策，抑富济贫，是否也是对发展的阻碍？ 　　凡此种种，都对人们认识今日大陆权力资本经济提出了挑战。对此，人们 有必要思考，大陆改革过程所出现的一大批"不伦不类"的经济体制，（如介于 股份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的股份合作制、介于土地集体所有和私有之间的家庭 责任承包制、以及介于乡村工业和城市工业之间的乡镇企业），也许不是什么 两极之间的过渡，而是独立的经济形态。而且它们也许并不一定需要遵循"国际 惯例"和"世界常识"，与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殊途同归"？ 　　于是，人们需要思考，中国大陆独特的文化基因、政治机制、经济转型和 社会结构是否存在逆世界潮流的可能？据笔者所知，目前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 至少出现了四大"哥德巴赫猜想"：一是"三年饥荒"死了近四千万人，竟然没有一 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二是八九民运之后，全世界都预测中共的末日指日可 待，但竟然在十二年之后，中共仍然安然执政？三是腐败被公认为社会和政治 危机的导火线，但为什么遍地腐败的大陆并不见改朝换代？四是根据基本常识，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一旦超过８００美元，就开始进入了社会动乱 频发的动荡期，而大陆在四年前就达到了这一危险指标，而且按照国际惯例， 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一旦超过０．４３，就超过了全社会大动荡的警戒线，而 中国大陆基尼系数已经高达０．４５８。 　　诸如此类的问题和"猜想"不仅困扰着西方学术界，也值得中国学者的反思 和探索。但至少，流行于学界的线性思维已难以解释如此复杂的现实。很显然， 新困惑呼唤着新思维和新视角。 【转自<开放>杂志】 　　　　　　　　　　　　◆　饼做大了以后　◆ 　　　　　　　　　　　　　　　　　　　　　　　　　　　　·王绍光· 　　很多年以前，在基辛格写的一本书里，我读到这样一段话 (大意)：世界上 有两种人很可悲。一种人苦苦追求某个目标始终达不到；另一种人历经艰难终 于实现了所追求的目标，却发现它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相比之下，后 者也许比前者更可悲。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里孜孜以求的目标，现在终于在 2001年12月11日实现了。因此，在前一个意义上，中国无疑是胜利者。但中国 有没有可能会在后一个意义上陷入可悲的境地呢？全球化的迷信者对这个问题 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是所有人的福音。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是阳光 雨露，高兴还来不及，岂有欲迎还拒的道理？全球化的反对者则忧心忡忡。他 们把全球化视为洪水猛兽，担心中国会成为它的下一个祭品。对于中国加入世 贸，我既不象全球化的迷信者那样欢呼雀跃，也不象全球化的反对者那样如丧 考妣。在我看来，加入世贸带来的挑战肯定比迷信者描述的要严峻得多，但也 不必象反对者那样宿命地相信加入世贸是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歧路。关键在 于中国将如何应对融入全球化后的新形势。 　　讨论加入世贸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要认清三个问题：一、中国作为一个 整体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二、即使加入世贸对中国整体利大于弊，其收 益和代价在社会各阶级之间是如何分布的；三、如果全球化的收益和代价分布 是不均匀的，政府是否有意愿和能力依据公平的原则进行再分配。 饼会做大吗？ 　　如果加入世贸对中国整体而言是弊大于利，它显然是一件坏事。中国之所 以加入世贸是因为它相信，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对中国利大于弊。 　　作为世贸成员，中国承诺将逐步降低关税税率、消除非贸易壁垒、开放国 内市场，并允许资本更自由地跨国流动。 　　在理论界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学预测，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更加开放的贸易政 策，其经济增长率也会提高。用通俗的话说，加入世贸会将饼做得更大。但理 论归理论，实际上开放是不是一定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呢？学术界在这个问题 上没有定论，仍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阶段。例如，最近世界银行的 一项研究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一般比 封闭的国家要快得多。 　　然而，近期另一项由独立学者进行的研究却在系统考察现有理论文献和实 证数据后发现，自由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在这 篇短文里，我们没必要、也不可能判定哪一项研究更具有权威性。不过有两点 至少是清楚的。对全球化的反对者，应向他们指出，更大程度的开放有可能使 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受益；对全球化的迷信者，则应提醒他们，更大程度的开放 不一定会让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受益。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通过逐步敞开自己的大门，至少在三个方面获益 非浅：(1）通过国际贸易，中国根据其比较优势进行了结构调整，提高了自己 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2）通过引进外资和其它形式的对外交往，中国各产 业都从知识外溢性中受益，从而提高了中国各产业的技术效率；（3）通过与 外国公司竞争，中国企业不得不提高他们的产品质量并采取新的管理方法，这 样就提高了他们的微观生产效率。没有人怀疑，在过去二十年里，对外开放对 中国整体而言是利大于弊。我们希望、也有理由相信，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依然 是利大于弊。 把饼做大就万事大吉了吗？ 　　大多数为全球化叫好的人真诚地相信，只要能证明加入世贸对中国整体而 言利大于弊，其它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虽然未经言明，他们手中用来衡量 事物的尺子是所谓"卡多-希克斯改进" (Kaldor-Hicks improvement)。卡多 (Nicholas Kaldor) 和希克斯(John Hicks) 是两位经济学家，他们于一九三九 年分别发表文章对情况的改进提出了以下判断的标准：从状态A进入状态B时， 虽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只要前者补偿后者的损失后仍有所得，就可以称情 况得到了改进。在卡多和希克斯的标准中，补偿只是假想的补偿，并不需要实 际发生。说到底这是个算总帐的标准，整体的标准。依据这个标准，只要加入 世贸对中国整体有利，就必定是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 　　即使假设更大程度的开放一定会使中国在整体上受益，是否就应不加保留 地对入世额手称庆呢？如果我们换一把尺子，看法就会改变。主流经济学家成 天把提高效率挂在嘴边。实际上，哪怕是以提高效率作为标准，加入世贸也很 难被看作一件绝对的好事。严格地说，提高效率是指所谓"帕罗托改进" (Pareto improvement)，其定义是：当从状态A进入状态B时，至少有一人受益，但没有 任何人受损。毫无疑问，加入世贸会使相当多的人受益。但仅仅满足这一条还 不够。如果有人因中国加入世贸而利益受损，即使再多的人受再多的益，这也 不能说是"帕罗托改进"。有人敢拍胸脯打保票，加入世贸不会带来任何风险， 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吗？ 　　如果中国是一个平等的、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整体上使中国受益的事应 该也会让所有人或多或少受益。在这样的背景下，敢打保票的人肯定会有。不 幸的是，在过去二十年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如 果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不公平仅仅体现在有些社会群体所获得的收益要比 其他群体大上，在过去六、七年里，改革开放越来越象一场"零和游戏" (zero-sum game)：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一些社会群体第一次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输家"。 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大 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尽管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低于大多数拉美 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但已经高于大多数东欧转型经济体、西方发达国 家以及中国的一些亚洲邻国。当社会公正不复存在时，谈论整体受益还有什么 意义？人们有理由怀疑，融入全球化会加剧马太效应，让少数人垄断中国从更 大程度开放中获得的收益，而多数人则要承担起对外开放的风险。 　　对外开放至少会带来两类风险。第一，更大的开放度意味着加入全球分工 体系，依据本国的比较优势进行结构调整。从提高效率的角度看，结构调整是 绝对必要的。但对在结构调整中可能丢掉饭碗的人来说，那是攸关生计的重大 风险。在过去五、六年里，中国经历了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结构调 整，约有四千六百万人离开了原有的工作岗位。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结 构调整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第二，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后，本国的生产结构 多样化程度必然降低，对外依赖程度必然增加。结果，世界市场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对国内经济产生冲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那两场石油危机搅得世界惶惶 不可终日，但中国老百姓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那时的中国经济是封闭的。 而现在石油价格稍有波动，中国总理就睡不好觉；美国经济一疲软，中国各地 的打工仔、打工妹便忐忑不安。原因很简单，中国经济已变得与世界经济丝丝 相扣。总之，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开放带来的结构调整和瞬间冲击都 增加了他们在就业机会、收入和消费等方面的风险。加入世贸后，这些风险恐 怕只会加大不会缩小。 　　改革开放的收益和成本份配不公不仅是个伦理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经济 问题。随着经济不安全的增大，"输家"（losers）可能会拒绝继续支持现行的 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情况恶化，他们甚至可能公开反对改革开放。另一方面， 不公平和两极分化现象可能会激发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赢家"和"输家"之间展开 分配性冲突 (distributive conflicts)。这种冲突会通过三个途径妨碍未来的 经济增长：第一，分配性冲突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精力、资源从生产性活 动转移到关于改革开放成本收益分配的谈判过程中去；第二，分配性冲突引发 的不稳定可能会导致低于最优水平的投资率；第三，当面对外部冲击时，分配 性冲突可能会妨碍形成政策共识，从而错失应对良机。 　　看来，即使饼能做大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如果中国的政策制订者以为把 饼做大是硬道理，忽略饼的公平分割，那将是极大的错误，后患无穷。 让每人都获得一块更大的饼 　　当然，分配性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如果全球化进程中的获益者愿意对受损 者提供补偿，这种分配性冲突是可以得到避免的。然而，期望获益者们会自愿 对受损者进行补偿是不现实。比较现实的选择是由政府通过对获益者进行徵税 然后对受损者提供补偿。在过去三十年里，多项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越是开放的国家，其政府的收支规模越大[Peter J. Katzenstein,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北欧那些小国，如瑞典、丹麦、挪威、奥地利 及荷兰等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它们是最开放的国家，也是政府相对规模最大 的国家 (即政府财政收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高)。最近一项对125个国家 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与政府收支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 仅存在于发达国家，而且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相关关系呢？仔细想一想，道理其实很简单。经济开放 度越高，外部不可控因素带来的风险越大。为了减小潜在的外部风险，政府必 须采取各种方式将更多的经济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只有这样，它才能以社会 保障、福利支出、转移支付等方式对潜在的利益受损者提供制度化的补偿。换 句话说，为了降低分配性冲突，维持国内民众对改革和开放的支持，政府必须 采取能够降低外部风险的措施，并获取必要的汲取能力。政府不这么做的话， 民众也会通过各种方式 (罢工、游行、示威、骚乱、犯罪)迫使政府承担起这份 责任。如果没有一个再分配性机制，即使一国的开放所实现的总收益大于总成 本（这意味着开放的潜在收益者可以在对潜在受损者提供补偿之后还可以获得 剩余），分配性冲突也必定会产生。 　　很明显，建立补偿机制或再分配机制的前提是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汲取能 力。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政府汲取收入的能力最可能 得到加强？ 有人认为，集权体制比参与型体制更有助于加强政府的汲取能力， 因为集权体制可以不顾人民的反对而强加较高的税率。然而，如果认为税率提 高100%，税收也会自动地增加100%，那就太天真了。因为税率和税收之间并不 必然存在正相关关系。实际上，如果纳税人进行抗税或避税的话，高税率可能 会导致较低水平的税收收入。 　　有理由相信，参与型体制更有利于政府提高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因为汲 取能力最终取决于纳税人的依从程度，而参与体制有助于提高纳税人的依从程 度。一般而言，面对税收的增加，纳税人有两种选择：或"退出" (exit) 或"表 达意见" (voice)[Albert O. Hirschman, Exis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此处的"退出"选择意味着通过各种手段偷税漏税， 而"表达意见"则是指在依法纳税的同时通过政治行动试图改变现行税收法律和 公共支出的结构。如果缺乏参与机制，就等于抑制了"表达意见"这项选择。在 这种情形下，纳税人只有选择"退出"机制。相反，如果赋予公民影响政府决策 的权利，则他们对纳税的依从程度就会提高。这是因为，在参与的制度环境下， 没有纳税人的同意，政府就不能随意徵税和进行公共支出。如果政府徵税和公 共支出得到了公民的认可，那么公民纳税的依从程度就会增大。 　　参与有利于提高纳税意愿这一论断是有历史和现实依据的。一项关于近代 欧洲政治和财政史（1450-1789）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那些专制主义国家，如西班牙和法国，税赋相对较轻。而在那些代议制 较发达的国家，如荷兰和18世纪的英格兰，税赋则要重得多[Philip T. Hoffman and Kathryn Norberg, ed., Fiscal Crises,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450-17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这种对比在当今世界依然可以看到。在1970-1990年间，那些实行代议制的 国家比没有实行代议制的国家所征收的税收要高得多。平均来看，前者的税收 占GDP的比重为26.7%，而后者则只有17.8%。即使在考虑到其他影响税收的因 素（例如人均收入）之后，前一类国家的税收还是比后一类国家要高 [World Politics Vol. 50 (1998), pp. 349-376]。 　　中国本身也提供了一些关于民主参与有助于降低税收实施成本的证据。研 究过中国农村的人都知道，那里对"摊派"可以说是怨声载道。然而，也有一些 例外。在那些基层民主制度较为完善、农民能够真正发表意见的地区，村民们 纳税的意愿通常要高一些，因为"表达意见"的机制制约着财政需求，并将政府 的运作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而在那些缺乏有效参与制度的地区，情况则是越来 越糟。 小结 　　对中国整体而言，加入世贸是否利大于弊现在还不太清楚。即使作最乐观 的估计，假设更大程度的开放会将中国经济这块饼做得更大，依然没有理由掉 以轻心，因为市场力量不可能公平地分配开放的成本和收益。中国近期的改革 的确把饼做大了，但有些人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另一些人的份额却越来越小。 随着不平等的快速扩大，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分配性冲突已经十分激烈。中 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加入世贸组织的。加入世贸后，除非采取一种机制，能够 让受益者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保证所有人都能公平分享做大的饼，否则普遍存 在的经济不安全问题会更加严重，分配性冲突会进一步恶化。这种冲突最终可 能会削弱甚至瓦解对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支持。然而，只有当政府具备足够的 汲取能力时，它才能在补偿和再分配中发挥作用。问题是，除非对"意见表达" 机制进行制度化建设，否则政府似乎很难获得足够的汲取能力。在中国，政府 目前的汲取能力仍然相当弱，民主参与机制更是不完善。这些都是中国在成为 世贸组织成员之后将面临的严峻政治挑战。 【】　　　　　　　　　　　　　　【】　　　　　　　　　　　　　　【】 °时　　评° 　　　　　　　　　　　◆　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有多大？　◆ 　　　　　　　　　　　　　　　　　　　　　　　　　　　　·秋　风· 　　在众多国际保险巨头正把目光紧盯入世后的中国市场时，已在中国驻扎近 10年之久的林肯金融集团决定退出中国，1月中旬，该公司证实，将在3月份正 式关闭其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3个代表处。此举意味着，正在进行战略调整的 林肯金融完全放弃中国保险市场。 　　为什么在中国入世以后，众多国际金融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市场之际，在中 国扎根10年的林肯金融集团却反其道而行之？主要的理由似乎与该集团的战略 调整有关。1998年，林肯金融将海外机构所属的除英国而外的海外业务划给再 保险公司，从而形成林肯金融在海外市场只做再保险的统一定位。于是，林肯 金融将目标锁定为争取在中国开办再保险公司的牌照，但中国再保险市场上外 资的空白依旧迄今没有突破迹象。其后，瑞士再保险公司收购林肯金融的再保 险业务，林肯金融旗下的海外业务随之全部易主，中国代表处的关闭也在情理 之中。 　　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出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此事也许并没有多少深刻的含 义。那些一味担心外资金融机构大举进入的人倒是满可以庆祝一回。 等待及其成本 　　早在19世纪初，英国商人就在算计，如果每个中国人购买一件衣服，就够 全兰开斯特的纺织机生产多少年的；然而，一直到了大英帝国已经日暮西山的 时候，英国商人也没有看到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 　　神秘的中国，曾经给无数外国商人带来过最具诱惑力的想象。林肯金融也 不例外。早在1993年，林肯金融就对中国表露出强烈的兴趣，当时林肯金融为 进军中国市场而在专门美国本土注册了一家林肯国民(中国)有限公司。随后， 林肯金融于1994年在北京开设第一家驻中国的代表处，其后于1995和1996年相 继在上海和广州又各开设一家代表处。 　　这些代表处的主要任务，跟各跨国公司的代表处一样，实际上是公关部门， 是游说中国当地主管部门的机构，用林肯集团自己的话说，是"寻找能带来深远 影响的重要机遇"，为此，林肯花了大本钱。林肯高层不失时机地穿梭于美国国 会和白宫之间，展开积极的游说，以致函、拜访和电话联络方式，要求美国政 府重视与中国的关系。集团总裁约翰·博斯雅还应邀担任广东省省长顾问，积 极为地方政府献计献策。林肯积极与中国政府部门合作，与保险公司合作，包 括与平安保险合作，同时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考察、培训活动，还资助了边线教 育事业。 　　任何一个跨国公司代表处都在不厌其烦地从事这些"慈善"事业。这是他们 进入中国市场要付出的成本之一。设立代表处，就是为了顺利地把这笔成本支 付出去。这些算是什么呢，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些是上交给中国有关部门的"租 金"。他们希望利用这些租金获得营业许可。然而，在长期的等待之后，他们 什么也没有得到。 吸引力问题 　　看来林肯金融集团是出于自身战略调整的考虑而决定退出中国的，林肯金 融在中国仍有四、五亿美元的投资，它是否会再次杀回中国，我们也不必替它 操心。但此事似乎提醒我们，轻易地断言中国市场有多大的吸引力，可能使我 们对于未来的判断过于乐观。 　　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20年来经济发展的奇迹，开放的功劳要 大于改革。外商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自1995年后，我国吸引外 资开始呈现后继乏力的趋势，合同外商投资金额连年大幅度下降；实际外商投 资1999年下降11％，2000年仅增长0.9％。但就在这一时期，全球外商直接投资 却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连年大幅增长；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在全球所占比重， 也由1995年的11.4％下降到1999年的4.7％，2000年则不到4％。相应地，我国在 全球FDI统计中的排位也逐年后移，1998年次于美、英居第三，1999年瑞典超 过我国，2000年又有多个国家、地区超过中国。 　　令人欣慰的是，2001年，外商在华投资出现恢复性增长。恰在此时，美国 遭遇恐怖袭击、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许多人曾经乐观地预言，美国作为国际投 资者乐土的地位将发生动摇，不仅新的投资会更加小心的选择更安全的目的地， 而且会出现美国资本向外转移的可能，当然，其中大部份可能会流向欧洲，但 总有一部份会选择东亚。国际资本将大规模流向中国，中国将成为国际资本的 避风港和天堂。根据估计在投入美国的至少6万亿美元中，即使只有10％撤出 就是6000亿美元，而中国去年实际利用外资是468.46亿美元，只要有一点点流 入，对中国就是个大数目。手头尚没有最新的统计数据，但根据直观的了解， 似乎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资本大量涌入现象。 　　这并不奇怪。尽管从表面看来，中国成了国际资本理想的目的地，但由于 影响国际投资的因素十分复杂，一个恐怖袭击事件，甚至美国经济的一次衰退， 都不足以改变美国仍然是投资天堂的事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确实 已经陷入衰退，但其他地方可能因此而更糟糕，事实上911之后，美元对欧元、 日元反而在升值，就说明了国际资本对美国的倚赖。 　　反观中国经济，非常吃劲。尽管横向地进行比较，我们自豪地发现，我们 的GDP增长速度在全球是一枝独秀（当然，这个数字本身受到很多质疑），但 与我们自己进行纵向比较，从五年前的12%到7%多，事实上，每年的增长速度 均在下降。这种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渐进式改革的空间正在缩小。 开放步伐 　　而从金融制度来看，我们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非常低下，根本没有能力接 受更多外资，尤其是流动性较强的国际资本。别说资金进不来，进来之后也没 有地方好去。当然，金融市场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封闭是有缘由的。因为中国 自身的金融体系是非常脆弱的。注意到同时发生的中国银行违规、违法经营的 问题，似乎更足以令我们警醒。 　　国家审计署对2000年中国银行的资产负债损益的审计发现令人震惊的违法 违规情况，违规放贷、账外经营以及违规开立信用证和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等问 题相当严重。发现大案要案线索22起，涉案金额27亿元人民币，涉案人员35人， 已移交有关部门查处。随后，行长王雪冰被撤职。中国银行的官商行为在境外 也有表演。有多项业务触犯美国银行监管条例，被美方处以2000万美元的罚款。 凡此种种，均与国有商业银行固有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有密切关系，而这些 制度性因素短期内是不大可能改变的。这些结构性问题，将严重影响管理层开 放金融市场的决心。虽然中国已加入WTO，并承诺要逐步开放金融业，但由于 担心引入国资、开放内资带来的竞争有可能导致国有金融机构出现危机，管理 层难免会放缓市场开放的步伐，不管WTO的规定如何。国际资本要进入中国， 仍需迈过重重门槛。像林肯集团那样，办事处开设数年最后却没有任何结果的 事情，可能会继续发生。 不确定性 　　中国股市以制度和政策的高度不确定性为特色，中国的外商投资政策也具 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前不久，台湾台北市进出口公会理事长李栋梁在广西 参加招商会时就要求，广西省在招商政策上不能过于摇摆不定，甚至出现前后 不一致的做法，否则将对台商在广西省进行各项经贸活动造成重大的致命伤。 其实，外商说的摇摆很可能就是各地自行出台的过度优惠政策造成的。各地为 吸引外资，争相出台优惠政策，但在中央政府进行整顿或地方政府无法承受时， 政府又废止过度优惠政策，朝令夕改，给外资一种摇摆不定的感觉，从而又使 外资产生疑惑而可能退却。综观中国整个吸引外资的法律和政策，都不能很好 地体现吸引外资最基本、但也是最重要的原则：透明和一致。 　　另一则消息也证实了这一点：有关部门近期出台内地媒体集团融资的具体 规定，外资与私人资本介入内地新闻媒体，在今年上半年将面临全面清理。对 已经违规介入媒体的外资和私人资本来说，将面临"收、转、退"等方式的选择。 所谓"收"，即由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将这部份资金以收购的方式收回；"转"，即 将这部份资金转让给符合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事业单位；"退"，即外资或私人资 本采取其它方式主动退出这一领域。总之，外资将遭受"埋伏"（在这一行业的 民间资本也曾遭遇"埋伏"）。这种情况，我们在零售行业（家乐福等连锁集团） 、在电信行业（以前的联通、现在的网通）也曾看到过。由于种种原因，这种 查处其实总是不了了之，但却徒然增加外商投资投资成本。 　　林肯可能临到撤退，也对没有拿到保险经营牌照耿耿于怀，不过，有消息 说，早已拿到牌照的美国安泰（AETNA）、瑞士的丰泰（WINTERTHUR）早就 （趁还能卖个像样的价）把它们在国内的合资公司的股份和分公司卖掉了。 也 许是外商水土不服，但如果我们的水土过于特色，恐怕也不是一件幸事。毕竟， 离了外商（哪怕是外商投资减少），我们无法想象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 　　　　　　　　　　　◆　从官款相傍到官款合流　◆ 　　　　　　　　　　　　　　　　　　　　　　　　　　　　·王金平· 　　2001年岁末，安徽省纪委正式对外公布，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已被"双 规"，表明已被中纪委查处大半年的王怀忠涉嫌贪污受贿、玩忽职守案开始浮 出水面。 　　在王怀忠尚未完全揭开的黑幕中，其恶意玩忽职守行为，尤为发人深省。 　　今年55岁的王怀忠历任亳州县县长，阜阳地区常务副专员、阜阳市市长、 市委书记等职，这个从农村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领导干部，素以"胆子大，点 子多，能吃苦"著称，争取到京九铁路枢纽建在阜阳，就是他担任阜阳地区专 员时的杰作。然而，当王怀忠在阜阳大权独揽，威信陡增之后，个人私欲也急 剧膨胀。人们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王怀忠身边多了这么一群人，他们 是王外出时的随从，鞍前马后，安排打点，全不用王操心；他们是王休闲时的 夥伴，他们开设的饭店酒廊，成为王怀忠经常光顾的场所，声色犬马，一应俱 全。随着王怀忠权力日重，这些人中的绝大部份也就成了暴发户。 国有土地：王怀忠的砝码 　　占地3.52亩的阜阳市少年宫地处阜阳市中心，仅地皮的市场价值在1000万 元以上。1996年，在王怀忠的支持下，私营企业主丁佩琦仅以200万元搬迁费、 80万元居民搬迁补助就将这块地皮买下。少年宫的干部职工不同意，丁佩琦就 和少年宫的主管单位移师合肥签下土地转让协议，按照这份协议，搬迁后的少 年宫必须租用丁佩琦开发的地处市郊位置的四层楼里，租金则由市财政直接给 付。 　阜阳近期查处的腐败案中，1996年是一个明显的发案高峰期。这年前后， 阜阳铁路枢纽动工建设，阜阳撤区建市紧锣密鼓地进行，而一些不法奸商趁机 利用官员手中的权力大发其财。原小阜阳市唯一的体育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被房地产商李某看中，找到王怀忠后，王就拍板以5000万元卖出，此举遭到全 市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因为新建一个同样规模的体育场至少得投资一个多亿。 但在有关的协调会，王怀忠扬言"不换脑筋就换人"，当即撤掉持反对意见的体 委主任。最后，李某仅付了1000万元就取得这片地的开发权。 　　被列入安徽第三产业十大建设项目的阜阳购物中心，本来由阜阳纺织品站、 商业局、卫生局、物资局等６家单位在纺织品站3.3亩办公用地联合开发，并已 先期投入300万元。但在王怀忠"内资服从外资"的要求下，仅以300万元的补偿就 将这地皮低价转让给假外商贺文俊。贺拿到地皮不到两个月，又在王怀忠的批 示下，以1180万元的价格倒手卖给阜阳市建设银行。仅靠这笔生意，贺文俊这 个在兔毛生意中亏了血本的阜阳农民东山再起，俨然成了大款。 　　据阜阳有关部门介绍，自1996年以来，经王怀忠之手批出的土地，明显属 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就高达10亿元。在国有土地收益的源源流失中，至少有10个 大款应运而生。 垄断权：又一种交易礼品 　　阜阳老百姓反映，王怀忠在利用手中权力为大款朋友谋取不法利益时，可 以说是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党和政府赋予他的公权几乎成了他可以随意转赠 他人的"私有物"。黄锡川的发迹就是一例。 　　1996年，在王怀忠的安排下，阜阳市有关部门从外资农业项目收回的贷款 中拿出300万元，借给私营企业主黄锡川，让他以泰商名义成立了从事黄牛养 殖开发的广兴开发公司。此后，咄咄怪事接连发生：用于黄牛配种的冻精管， 市场上只需几元钱一支，而广兴公司要卖100元；钱不好收，王怀忠就给市财 政局打招呼，直接扣有关县市财政的钱，有的养牛大县一次就被划款100多万 元。就是这样，广兴公司一年之后在账面上还出现严重亏损。王怀忠又让市政 府以8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广兴公司70％的股份，这笔钱居然是从扶贫款中挪用 来的。据阜阳市财政局一名负责人粗略统计，黄锡川的广兴公司从成立到卖给 市政府，阜阳市财政的资金损失达2000万元。 　　向王怀忠吹嘘能和中央领导的亲戚挂上钩的杨小明，借开发黄牛产业圈钱， 介入国企改革聚财又是一例。1996年后，杨小明连租带建办了两个皮革加工厂， 规模号称亚洲一流，但经营没几年就宣告破产，使上亿元银行、财政资金打了 水漂，而杨小明在上海、深圳的生意却日见红火。阜阳市一名份管工业的副市 长介绍说，1997年在杨小明行将恶意破产之际，王怀忠仍决定由杨小明托管阜 阳市肉联厂，并安排市财政注入资金800万元。当时，阜阳市肉联厂还有净资产 3800万元，但10个月后，当杨小明将肉联厂交还给阜阳市时，不仅原有资产流 失殆尽，还新增债务2500万元，这一进一出，阜阳市又损失资金几千万元。 官款合流更可怕 　　王怀忠慷国家之慨，最终的成本却要由阜阳市政府和阜阳人民承担。1997 年，房地产开发商苏星开发阜阳古商城的房地产项目时，因缺少资金几乎停顿。 为帮助苏星解决资金难题，王怀忠直接授意有关部门，安排苏星成立一个假的 农工商高科技开发公司，以黄牛开发为名，申请发行2000万元的国债。在省财 政厅的要求下，王怀忠又同意由市财政为苏星提供担保。苏星这笔钱到手后， 对这笔债务只偿付过几十万元，阜阳市财政为他付了300万元利息不说，还因 被安徽省财政厅追究违规担保责任，于2000年一次从阜阳财政款中划走1900万 元，使阜阳本已十分困难的财政雪上加霜。 　　目前，有关王怀忠腐败案仍在严查深挖中。据记者了解，王怀忠贪污受贿 数额巨大，其中几个所谓的"大款"朋友行贿数额在百万元以上。当听到王怀忠 被立案审查时，阜阳的一些大款叫嚣，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保王过关，有的人更 是一次拿出200万巨款为王"解套"，结果使自己和王怀忠一同在反腐倡廉的风暴 中沉没。阜阳的一些干部群众据此认为，与不法奸商结成特殊的"利益集团"， 一损俱损，一荣共荣，是当前一些党政领导腐败行为中的突出现象。这种官商 一体的倾向，比一般的行贿受贿更加可怕，危害也更大。 【转自<南风窗>】 　　　　　　　　　　　◆　中国股民与中国农民　◆ 　　　　　　　　　　　　　　　　　　　　　　　　　　　·西乌拉帕· 　　中国股民与中国农民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若仔细思考，可以发现许多有 意思的东西。不妨让我一一道来。 　　1.中国30多年一直对农民的粮食及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对自 己辛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没有定价权，只能按照国家规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 家。此政策维持长达32年（1953-1985），迄今在棉花、粮食收购方面仍然痕迹 深深。涉及多达9亿农民。 　　国有股减持，股民没有定价权，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买进股票。涉及 人数5000万左右，间接涉及1亿人口利益（按照三口之家计算）。 　　2.股民不满意，还可以抛售股票，以脚投票，表达抗议。农产品收购价格 再低，农民也没有丝毫还价的余地，34年如一日地交钱交粮。不按照规定价格 和数量向国家"卖"粮，就会被全副武装的政府小分队捆绑、吊打、拆房....无所 不用其极。 　　2002年1月25日星期五新华网报导，湖北监利农民不堪重负自杀身忘。事 实上，这只是冰山一角、九牛一毛。每年关于农民被逼自杀的报导不绝于耳， 也未见政府有丝毫实质性的政策收敛，而关于股民挤兑券商的传闻却能够让政 府果断深夜暂停既定政策！谁轻如鸿毛，谁重如泰山，一望便知！ 　　股民亏损了可以上网骂娘骂政府，甚至可以上街逛逛，农民则只有老实再 老实，为城里人输送最优质量的农产品。 　　股市一旦不好了，总有一大群据说富有"正义感和良心"的经济学家（如吴、 萧、董、....）争先恐后地跳将出来呐喊；9亿农民的利益被剥夺了几十年也没 见个什么人敢站出来放个屁。 　　3.中国股市造就了一大批富翁，实现了社会财富大转移和再分配，中国的 农村政策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廉价的人力和物资，实现了农村财富向城市工 业人口的大转移。 　　中国股民和中国农民的财富被转移投入到国有企业这个永远也填补不了的 巨大黑洞里。不同的是，绝大部份股民是国有企业职工，政府挽救国有企业对 他们也有利，况且他们在股市上亏掉的钱，本身有一部份正是政府从农民那里 通过人为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转移过来的财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梦奎，1952- 1986期间由此转移的财富累计约6000亿元），因此，平心而论， 股民毕竟还是挽救国企政策的受益者，他在股市上的损失还可以部份地得到弥 补。而中国农民则是只进不出的"活雷锋"，几十年下来，什么医疗保险福利保 障都没有，修学校建公路全部得自己掏腰包，纯粹是资金净流出。 　　所以，中国农民与中国股民既有类似的境地，但二者差异却极端明显。中 国股民毕竟还炒得起股票，搞得好还可以借助于政府救市政策坐坐轿子，赚点 小钱；与之相比，中国农民则是在地狱里苦苦挣扎。 　　中国股民还可以叫喊，中国农民则连叫喊的声音都没有了。中国股民之所 以呐喊，是因为根据历次政府救市的经验，他们知道"喊有所盼"；中国农民也 根据历史的经验，早就看透了，他们知道喊了也是白喊。所以他们沉默。股民 喊了还有地方发表，还有渠道让上面的人听见，农民们喊了有谁听？所有的媒 体都装聋作哑多年了。你何曾听闻过来自农村的真实报导？ 　　股民心存希望，所以他还在骂娘；农民早已经绝望了，所以他要么忍气吞 声，要么揭竿暴动。 　　4.国有股是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是中国长达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积 累起来的全民财富，这其中既有国企工人长期低工资贡献出来的积累，更包括 了长达50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从9亿农民那里赤裸裸剥夺而来的财 富积累。 　　国有股减持，按照目前的方案，不过是一场如何瓜分这些累积财富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瓜分，因为这些财富本来就是人民的，早就该"物归原主"。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分，分给谁。目前的实际情况是，9亿农民竟然被排斥在 这个分配方案之外---国有股减持资金的用途说得很明确，就是用于填补社会保 障帐户的亏空。而我们知道，在中国，9亿农民至今没有享受任何社会福利及 养老保障。 　　由此看来，表面上吵吵嚷嚷的国有股减持，腥风血雨的股市争夺，其实不 过是一场分赃大会---之所以称其为"分赃"，就是因为相当大部分的财富是从农 民那里通过强权掠夺而来的，而农民却被排斥在分配对象之外---只不过由于分 赃不均，开始了"狗咬狗"的吵架甚至扭斗。这就是围绕"国有股减持"发生的 争论的实质。 　　5.股市连续爆跌，让无数中小散户措手不及、高位套牢，多年积蓄转眼之 间化为灰烬。这的确值得同情。但是，我不得不冒着股民们的唾沫星子说：广 大股民景况再差，毕竟还有参与分配的机会，比起被排斥在圈外的9亿农民来 说，已经是"幸运"得多了。换言之，农民正因为被排斥在外，此次竟然"幸运" 地避免了一场大灾难。拜苍天恩赐！ 　　对于政府推出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中国股民火气很大，他们说：这本来就 是我们自己的财产，现在你政府却向我们高价减持，我不干！他们的话其实并 不全对。因为这些国有股中有相当部份其实是农民积累来的财产。 　　国有股（国有资产）=股民财产+非股民财产+农民财产 　　如果政府仅仅把股民所有那部份财产拿来减持，那么，我们说，就是按照 净资产减持也太高，应该零价格白送才对。因为那本来就是自己的东西，拿回 自己的东西根本不该再花钱去买。但问题是， 　　中国13亿人口=1亿股民+2亿非股民+9亿农民， 　　你1亿股民凭什么白得另外11人的财富？所以，你就必须花钱去买。这就是 中国的国有资产只能有偿转让而不能按照前苏联那样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的原 因。除非把这些财富向全中国人无偿分配，否则，私有化进程就必须采用有偿 购买的方式进行。因为1亿股民购买的不仅仅是自己所有的财产。 　　6.至于这个价格，该如何确定呢？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1亿人面对13亿人 50多年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需求与供给远远失衡，"竞"出来的价格可能非常 低，形式上的公平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公平。国有资产难以卖个好价格。 　　国家应该把9亿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理所当然的。必须打破原来那 种少数人私下瓜分全民财富的恶劣图谋，9亿农民有权参与到这场利益大分配革 命当中来，而不是撂在一边晒太阳！为了使减持利润最大化，需要打开国门， 引进国内外的投资者，让国有资产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需求充份的环境下， 求得一个供需平衡的合理价格。这才是真正的"竞价减持"。 　　国有股既然是全国人民共有财产，其减持就不能仅仅靠中国证监会或者财 政部说了就算数。理想的情况应该是举行全民公决，至少也要全国人大代表大 会来讨论决定。涉及到13亿人民共同切身利益的大事情，怎么仅凭几个海龟或 土龟的意见而没有经过立法机关的讨论审批就草率行事呢？ 　　7.曾经一度有位著名的北京某经济学家建议把股市开到农村去，让农民也 来参与炒股。我说，行行好吧，积点德吧！难道还不知道10年股市害了多少人？！ 5000万城市股民炒来炒去被高高地套牢在5.19以来的大牛市里，无计可施了， 于是打起了9亿农民的主意，想让他们来接这烫手的山芋！难道农民还被剥夺 得不够吗？可见，提出该馊主意的人啊，祸水东移之心，路人皆知。其幻想也 天真，其用心也险恶！！！ 　　8.吃完了农民吃股民。 　　过去50多年中，9亿农民被搜刮乾净，成了地道的赤贫。于是邪恶而贪婪的 魔掌伸向了中国股民的腰包。 5.19那"恢复性行情"的《人民日报》社论，将5000 万股民引进了一个天大的陷阱！如今回头看看想想，那可不是一个天大的陷阱 吗？ 　　当初那些城里人，他们从农村廉价买进各种原材料，然后将自己的工业产 品高价向农村倾销，饮农民的血喝农民的汗，他们吃最好的大米白面，穿最好 的丝绸棉衫，在国有企业里悠哉游哉，生老病死都有人管，得意洋洋自以为比 农民高贵；谁知道时过境迁，现如今自己也成了被吃的对象。当初吃人，而今 在一边吃人的同时初步偿到了被人吃的滋味。可是很多股民仍然不明白，他们 感到困惑，当初不是你发的社论叫我买进吗？他那里知道，1999年5.19张口倾 盆血口，只等他喜笑颜开地走进来。2001年6.14国有股减持办法出台，咣铛一 声，900点股指飞落直下，上万亿财富灰飞湮灭！ 　　不客气一点说，过去吃人，今日被吃，这难道真是命运的作弄？ 　　客气一点说，无论股民还是农民，都是被吃者。同病相怜，应尽释前嫌， 联合起来，去寻那仍在吃人者去！ 　　所以，如果摆脱涨涨跌跌的纠缠，跳出圈外放眼看清了中国股民与中国农 民的相似与相异之处，你就会发现这场闹剧的实质与后果！你也就能够理解为 什么国有股为什么老是要高价减持！ 　　爆跌之日，请原谅我"恶毒地"在您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我只是试图换个 角度看问题。 【】　　　　　　　　　　　　　　【】　　　　　　　　　　　　　　【】 °网文摘登° 　　　　　　　　　　　◆　愿中国的文明时代真正开启　◆ 　　　　　　　　　　　　　　　　　　　　　　　　　　　　·樊百华· 　　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应当说主要是皇帝、流氓、游民、痞子、奸商、 无行文人（包括艺人、戏子）当然也有奴隶或草民一共昏天黑地的历史，既如 此，这"文明"史倒可称作前文明史甚或反文明史的。 　　晚近20年的所谓改革，例如土地承包、经济开放、股份制等等，什么人或 者组织都没有自满骄傲的理由的，抛开细节上的差异不论，其实1949年以前的 中国都有的。明朝有土地租佃甚至不是15年再追加15年不变，而是实行过"永佃 制"；开放则有先汉代后明代著名的水陆丝绸之路；至若股份制20世纪初就有了， 而且没有国家控股一说。论如今，政治的空前大一统不说了，谈教育，古代的 民间书院、私塾有的比现在的政教统一的教育优甚，老北大、老清华、老南开、 西南联大等等，更不用说了。"五四"时期大学生无偿为数万穷苦儿童办"义学"， 现在呢，这样做弄不好会因为政治原因坐牢；论思想文化，2000多年前的诸子 竞胜、80多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70多年前的"人权运动"......我们南京的老 文化人说起当年南京政府的民主选举都有万千感慨，了解台湾民国史的人们都 知道，1954年台湾就实行县市长民选了，而1987年国民党就开始解除了党禁、 言禁，大陆的诡论一直认为民主会引起动乱，就说儒家文化浸染过的日本、韩 国、台湾吧，小震荡有，（按照杰斐逊的名言，小震荡恰恰是稳定的基础）但 无一发生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动乱，而本乡痕7b在一个小小不言的村民自治 都还寸步难行、步履维艰啊！ 　　加入WTO是好事，官场反对加入的势力不小，加入也不容易，但是，看起 来这个WTO也并不难入，政企分了10多年也没分开，而党企、党政至少还一直 强调着决不能分开--古巴早入关、入世了！如今党组织建到私企（已有近5万个） 甚至外资头上--合伙做生意嘛！同时实际上加速着的资本家入党（据说已达到 10%以上），都还势头正旺的--什么时代权贵不可以结缘？ WTO的门槛并不高！ 加上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用中文公布的让步（据"坚决反对现在加入"、12月间在 《中国青年报》连续发表长文的"草庵居士"讲："让步太大太多了"）现在看来， 人们对入世实在不必喜出望外的。年薪500万的史美伦女士说了：大陆的上市国 企法人代表都是任命委派的，从根本上影响了证券市场的规范性。说得好。如 今整顿股市可以说是硬不得也软不得，虽狂跌不止，但人们私下怀疑是为国有 股减持做准备的。股市是大事，但比起整个非理性的国民经济来，还是小巫见 大巫。明眼人都看到，作为大巫的国民经济在所谓"积极做好入世准备"方面， 其仓促完全用得上临阵磨刀、临难抱佛脚这样的俗话来形容，我的观察是直到 "9.11恐怖事件"之后，看到入世进程（当然由于相对明智的反恐表态）不会中 止了，才开始公布部份明显违背WTO规则的法规或者一些红头文件作废--真得 感谢这个WTO，没有这一外力，那些本来就违背从而根本无颜代表"人民利益" 的权力意志，会这么乖乖地低下顽固的头颅吗？当然不会，只是不希望这一低 头有任何"宁赠外邦，不予家奴"的实际涵义。 　　中国的权力意志就是这样让人感慨、让人太叹，南京人有个词叫做"蜡烛 胚"，意思是好好说他不听，一定要等到逼迫到头撞后墙他才服，也罢，内部 的压力不算数，外部的压力只要多少压出些文明来，就不是坏事--我可不想学 那些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的腔调说话。就算是政府因为国内 的拉动资源匮乏了，想借助外来资本维持维持劣质的GDP增长，从而更维持一 段已经有些脆弱的权力，这动机自无出息，但从结果看，我个人还是存同情理 解之念的，毕竟长远看是让中国变得文明起来而不是更阴暗起来呀。 　　何况社会的事情往往有超乎预料的结果呢！12月11日加入世贸"转正"了， 我注意到舆论界呼吁抓紧加强服从世贸规则的自律，呼吁从中央到地方认真清 理过时法规，不仅是经济学这一显学，尤其是法学界的文明呼声，彼伏此起， 振聋发聩，大有日益高涨的势头，诸如法治精神、宪政民主、宪法的根本在于 保障公民权利（对宪法精神的强调法律界多此张扬，不似李鹏重点强调现有宪 法的"序言"）、从人事财务司法实践上落实司法独立、打破审判的行政性，等 等，价值趋向极为鲜明，紧接着民众口碑上好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先生被 《南方周末》报读者推为该报年度新闻人物候选人，述评杰出大律师张思之先 生文集的文章也在媒体刊出，有的文章还特别说到张思之先生曾勇敢地为不止 一个"敏感人士"担当过辩护律师，更有甚者，法学界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议纷 纷举行并得到传媒的公开报导，例如10月18日至21日在江苏省苏州大学召开的 "来自全国各地120余名宪法学专家学者出席"的"宪法学研究会议"，有报导称： "有学者认为，'三个代表'中最根本的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人民本位 论'，应把人民的利益至上写入宪法序言。'三个代表'理论应从应然走向实然， 要防止'三个代表'制度中的权力异化，从而真正实现宪政，......有学者反对把 '三个代表'写入宪法，认为如果写入宪法会导致宪法在内容和性质上与党章并 无太大区别。......"而公民知识分子们也开始用实际行动追求公民权利，例如 继10月间包遵信、刘晓波、余杰等老中青知识分子就杨子立等知识分子"涉嫌 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的不能成立发出公开信后，11月间有100多位独立知识分 子又为山西省著名记者高勤荣12年冤狱案，联名呼吁当局立即释放高勤荣以张 正义。 　　对中国足协的舆论监督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有力的程度；对政府政策的 批评也从来没有达到国有股减持问题上这样的深度、密集度；《证券周刊》虽 遭严厉整素，但毕竟公开质疑李鹏家的腐败了--这一定会演成有着巨大政治意 义的热点；"杨澜吴征事件"不仅对道德批评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北大王铭铭 学术腐败"再次将中国教育、高校体制放到了理性舆论的手术台上；......这一次 方方面面的理性挺进，因其"就事论事"、"就事论理"的品质，整体而言，决不 可能被任何力量弹压住了，弹压了肯定会很快带来更大的反弹--但是，中国的 问题太大太多了，它是否到了一个惯性崩盘阶段，谁也料不定。但是，理性的 人们无非在作解中国于倒悬的努力，这努力是任何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力无法代 替的，但愿这努力果真能救了中国。 　　尽管大多数官僚们十分颟顸，也只能将积极与WTO规则接轨挂在嘴上、报 告纸上，但是，一方面应当不无悲观地看到，由于颟顸的官僚们不能真正将国 家的正事放在心上落实而必然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损失--例如当外商因腐败慷民 众利益之慨或者继续与腐败勾结而有钱可赚时，外商便不再关心官僚们是否依 从了规则，否则就要让颟顸者代表民众在谈判桌或者法庭上败北--那当然又是 民众的利益受损；另一方面，也完全有理由不无乐观地看到，随着WTO规则的 外压加大，清醒的人们尤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必然会稳健推进理性文明的抗争， 这才真叫猴子变了人不可能变回去了！ 　　联系到今年少数几个进步报刊人换品质没变的坚守现象，一些报刊多半出 于竞争的需要已经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品质提升，一些敏感知识分子的书还是出 版了一批，流亡境外的自由知识分子们的文章大规模出现于国内网站，甚至曹 长青先生揭露多栖当红女人杨澜的丈夫吴征"骗子行为"的长文，也以整版篇幅 在国内有影响的报纸刊出（这绝不是一个等闲现象），我想说：中国的理性文 明已经进入一个顽强生长的新阶段！--但愿极度非理性尚蛮力不讲理的中国从 此不可逆转地走上文明大道，阿门！ 　　　　　　◆　为什么要搞春节联欢晚会？--兼论政治媚俗　◆ 　　　　　　　　　　　　　　　　　　　　　　　　　　　　·无定河· 　　我们为什么要搞春节联欢晚会？为什么竟能连续搞了十几年？为什么在连 年批评声中春节联欢会还能办下去？是观众强烈需要离不开这台晚会？也或中 国人迷恋上了这台晚会？还是这台晚会在中国人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被赋予某 种特定的目的、使命、色彩？ 　　现在是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根本不必讨论那一台晚会好那一台晚 会不精彩诸如此类的问题，根本不能以一种羞辱群众的方式作为理由来为一台 失败的晚会做掩饰性的解释：什么观众的欣赏水平提高啦！观众强烈要求我们 办下去啦！晚会年年都有特色、年年都办出风格啦！等等诸如此类。笔者首先 声明一下自己对春节晚会之类的基本看法：除了早些年，也就是春节晚会创办 之初，我曾经看了有限几次。随后再未看过。其原因绝对与笔者喜欢安静思考 无关（事实上笔者非常喜欢中外流行音乐会和民歌），笔者远离此类联欢晚会 或文艺晚会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类文艺晚会或联欢会患上了一种令人厌恶的政 治媚俗的毛病。如果媚俗这个词大家不难理解的话，想必政治媚俗是什么意思， 大家也不会不明白的。一句话就是：对某个政党、某个利益集团、某个领导人、 某种政治主张表现出一种集群性的、不正常的赞美、喜好和趋炎的倾向。 　　我认为，几十年来，我们国家的许多领域一直被一种令人作呕的政治媚俗 现象困扰着、束缚着、笼罩着，使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有强烈的媚俗色彩。 五十年代对共产主义的媚俗导致了浮夸风和大跃进，六七十年代对毛泽东的媚 俗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可谓媚俗色彩最少的一个时期。但 九十年代至今，政治媚俗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知道，感激、赞美、歌颂理应 是一种自发的、发自内心的情感表露，你不能指定让人们感激、赞美、歌颂什 么，你不能让老百姓只能感激、赞美、歌颂什么，你不能霸王硬上弓，强迫别 人感激、赞美、歌颂你。我的理解是：过份的感激、赞美、歌颂，和恶意的诋 毁、诽谤、陷害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真理永远不会从感激、赞美、歌颂中产生， 历史无数次证明，一片赞美和颂歌声，往往催化和加速了一个人、一个政党、 一个王朝、一个企业的灭亡。同理，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王朝、一个企业 开始热衷于被人们感激、赞美、歌颂的时候，它距离灭亡的大限也就快要到了。 　　长话短说 ，让我们再回到春节晚会这个话题上来。为什么春节晚会越来越 不受欢迎而依然要执意办下去呢？我以为就是这个政治媚俗在作怪，从开始办 晚会时还是一台比较乾净的晚会，越往后就趟成一池浑水了。春节晚会充斥了 政治媚俗的气息，它已经不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晚会了，而是变成了一台由政 治家为老百姓定做的、充斥着政治呓语和教化腔调的文艺晚会。什么主旋律啦， 什么要振奋人心啦，什么歌颂什么什么啦。笔者还记着前一段时间，中国五年 一度的全国文代会和作协代表大会的联欢文艺晚会上，一男一女对唱，曲调是 《刘三姐》中的对唱曲调，台下坐着某位重要领导人，词儿却变成了"哎----， 什么讲话暖人心，什么人是咱党的带头人，什么代表指方向..."，谜语的答案是 "七一讲话、某某某、三个代表"。在中国最高的文学艺术殿堂可谓上演了一幕 令人作呕的政治媚俗的丑剧。 　　这里笔者不禁又想起了一个令中国人一直耿耿与怀的话题：为什么没有一 位大陆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很多，但前几天《南方周末》的一篇采访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懂汉语的瑞典汉学家，他在回答记者所提的百问不衰 的问题时，非常直率的说"中国作家的作品政治性太强了"。我以为这位汉学家 回答问题已经非常尖锐而含蓄了。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充满了 政治媚俗的气息，而从某种意义上，政治媚俗是反文学的，是文学之中的庸俗 之作。在诺贝尔文学评选中仅仅被提及的三四个人（巴金、老舍、沈从文等）， 其扛鼎之作也是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啊！而这些作品正好没有被政治媚俗所玷污。 　　现在，问题应该很明了了。企业家都知道选择黄金时间作广告，大年三十， 万家团圆，电视是传媒之王，中国有十亿以上的电视观众，难道政治家不懂宣 传之道？春节晚会总导演算得了什么，晚会真正的幕后人冷笑着会告诉你"爱看 不爱看是你的事，这套餐我必须做给你吃"。 【】　　　　　　　　　　　　　　【】　　　　　　　　　　　　　　【】 °外论参考° 　　　　　　　　　　　◆　布希演说 大陆民众反应两极　◆ 　　　　　　　　　　　　　　　　　　　　　　　　　　·华盛顿邮报· 　　美国总统布希周五在清华大学的演说，花费许多唇舌说明美国的价值观和 生活方式，但「华盛顿邮报」在访问许多大陆民众之后发现，虽然多数大陆民 众都欣赏布希的坦白，但他们也认为，美国也可以向中国学习一两件事情，例 如中国的价值观，或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据中时电子报二月二十四日引述「华盛顿邮报」指出，清华大学的演说， 是布希亚洲三国访问行程中，唯一一次与普通民众进行有意义的互动，而这种 举措，依据美国官员的说法，是一种新的尝试，企图让外界更了解美国，以使 外界更喜欢美国，更易于接纳美国的政策。 　　布希在清华大学的演说中指出，美国人的家庭观念、理想性格，和基于宗 教基础的信仰体系，是美国国力强盛的重要原因。布希还说，美国的生活方式 证实，自由加上法治的体系，是毋须担心的。他指出，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多 元并不意谓失序，辩论并不等于斗争，发表不同意见也不就表示革命。 　　曾在布希演说后提出问题的清华大学学生黄瑞表示，她对于布希在五十分 钟演讲及回答提问中，关于美国信仰、价值及政治体系等内容表示感谢。在某 些领域，例如创造性思考，黄瑞坦承，中国必须向美国学习。 　　但黄瑞也说，包含布希在内，似乎所有美国政府官员都把这种交流看成单 行道。她说：「布希表示希望人们多了解美国，但我不认为他能了解我们」。 　　「华盛顿邮报」指出，大陆民众对布希演说的反应，说明了中国大陆的现 况。举例来说，布希演说的影响有限，部份原因即在于：中国大陆目前已经远 较一、二十年前自由了。除了部份限制之外，目前的中国大陆，已经是一个资 讯十分发达的社会。 　　报导指出，大陆民众对布希演说的反应，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大陆人民 的心理状态。据称，目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大陆更想向美国学习，大 陆民众迷恋于一切美国的事物，从好莱坞到哈佛，从柯林顿的性丑闻到乔丹的 重返球场，都是大陆民众关心的问题。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大陆已经 有三十万名学生赴美留学，而在部份时候，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中，居然有将近 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选择赴美留学。 　　布希一再提及的信仰问题，事实上正困扰着许多大陆民众。中国大陆的共 产主义已逝，并已经被物质主义和道德真空取代，许多大陆民众因此求助于宗 教或心灵道德的回升。法轮功，是一个例子，它使得许多的大陆民众获得心灵 道德的改革，但却被中共当局无端的残暴镇压。 　　部份大陆民众认为，布希的两天北京访问行程，已经展现出美国体制的力 量。例如美国记者询问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问题，都是大陆记者不敢问的。 此外，不像中国领导人的缥缈遥远，布希与清华大学学生的互动，更显得平民 化。 　　布希、江泽民的联合记者会中，在面对外国记者两次关于宗教问题的提问， 江泽民当时的木讷表现，令许多大陆民众感到难堪。北京一名研究生高壤（音） 就说：「如果我们的国家主席能多些生活趣味、多些坦白就好了」。 　　但与此同时，对布希反覆说明美国是一个如何伟大的国家，大陆民众也难 免反感。一位吉林大学的研究生薛英（音）就说：「他反覆不停的说自由，我 们实在受够了」，「难道他以为我们都是笨蛋吗？」 　　黄瑞表示，她之所以穿上鲜艳衣服争取发问机会，部份原因就在于反击。 她认为，如果美国记者能问江泽民一些无礼的问题，她当然可以对布希问一些 尖锐的问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