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一　百　七　十　八　期　　　　　　　　　【】 　【】　　　　　　　　　　　　　　　　　　　　　　　　　　　　　　【】 　【】【】【】【】【】【】【】【】【】【】【】【】【】【】【】【】【】 　　　　　2001.11.26　　　　　　　　　　　　　　 　　　　（sd0111b） 　÷÷÷÷÷÷÷÷÷÷÷÷　本　期　目　录　÷÷÷÷÷÷÷÷÷÷÷÷ １、国情专题　农民问题依然是中国的基本问题　　　　　　　　·温铁军· 　　　　　　　善政的又一次搁置 　　　　　　　　──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刘晓波· 　　　　　　　四条人命的背后 　　　　　　　　──农民将成为干部的债务奴隶　　　　　　　·佚　名· 　　　　　　　“用脚投票”的年代？　　　　　　　　　　　　·梁　京· ２、时　　评　与世界接轨不能暗留一手　　　　　　　　·《世界日报》· 　　　　　　　谁是北京奥运的获利者？　　　　　　　　　　·Chinausa· 　　　　　　　法律到哪里止步 　　　　　　　　──关于“撞了白撞”的法理思考　　　　　　·姜福帧· 　　　　　　　八问大陆商品房市场　　　　　　　　　　　　　·樊百华· ３、外论参考　经济繁荣不见得为中国带来民主政治　　　　　　·罗　斯· 　　　　　　　“稳定压倒一切”阻碍中国股市改革　·《远东经济评论》·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我们的发送地址回信，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ｅｔ＿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意见和建议、投稿或推荐稿件，请以文本格式、非附件邮件寄至：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　　　　　　　　　　　　　　【】　　　　　　　　　　　　　　【】 °问题讨论° 　　　　　　　　　　◆　农民问题依然是中国的基本问题　◆ 　　　　　　　　　　　　　　　　　　　　　　　　　　　　　·温铁军· (本文〈中国新闻周刊〉对温铁军先生进行的专访，本刊转载时有删节) 中：50年代以来,中国选择了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外来的苏式工业化必然与本土 　　的小农经济发生冲突，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是采取什么方法来解决的？ 温：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积累，而中国这一积累只能来自农 　　业，农民要作出牺牲，这在当时决策者们并非不清楚，只是形势所迫。 　　 　　但建国后的土改形成了按照人口平均占用土地的小农经济，土改前以自耕 　　农为主体的相对规模生产消失了，因此有规模的农业剩余生产也随之消失 　　了，地主阶级的打倒，使农业主产品流通中的规模交易主体被消灭，高度 　　分散的农业与政府集中控制的工业之间，交易费用太高，这种情况使工业 　　化积累难以进行，更何况工业化初期大量需要基本建设上投入劳动力，大 　　约2千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引起农产品需求大幅度增加。 　　 　　为解决政府推行统购统销与小农经济无法交易的问题，1953年开始实行农 　　业合作化，通过集体化手段降低农业与工业的交易费用，随后又实行人民 　　公社，降低了工业品下乡的交易费用，为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打通了渠道。 中：这种无奈的选择带来怎样的结果？ 温：苏式工业化道路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工业化积累从农业拿走了太多的剩余，只剩下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料，甚至 　　有时还不够，直至发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人的惨剧。 　　在只有基本生活的资料约束下，生产队只能按人口分配，不按劳动力的投 　　入分配，劳动力投入缺乏激励，必然普遍出现“大锅饭”、“大哄咙”的 　　现象，对于当时的简单农业劳动而言，劳动力的投入是决定性的，所以最 　　终农村经济没有效率。 　　苏式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然产生“资 　　本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国家工业化的1952年到1977年间，工业净产值占 　　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了30个百分点，而工业就业份额只上升了10个百分点， 　　农村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进程。 　　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实现最大限度地从农民手中获得低价的农产品，维持 　　限定的城市人口低工资和低消费，以得到更多的剩余来获得积累，国家颁 　　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通过户口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 　　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分割开来，形成了城乡二元结 　　构的基本制度矛盾，这一矛盾在今天依然是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制约。 中：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吗？ 温：我们首先要看到工业化的巨大经济成就。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典 　　型的小农经济国家，成为一个工业化体系齐全的国家，具有关统计，1979 　　年中国在主要工业品生产总量上已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这个历史功绩 　　是不可抹杀的，在今天仍受到世界的重视，因为这事真的。 　　人民公社还成功地以最少的资本投入和最多的劳动力投入进行了大规模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基本解决了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尽管保障水平很 　　低，但做到了生老病死有依有靠，鳏寡残疾有所照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 　　义。那时社会与人心的稳定感、凝聚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特别是在当时为了维护国家民族主权的独立，不仅是在战争时期、在战场 　　上，在和平时期的国家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人都作出 　　了奉献，甚至是生命的奉献，所以说那个时代是“英雄时代”，如果一个 　　民族否定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那么就不会再产生英雄，会产生什么？ 　　每个人都需要加以思考。 中：目前中国的基本本土问题是不是依然是农民问题？ 温：在新百年来临之际，综合看中国的各种问题，我斗胆断言，中国的农民问 　　题依然是中国的基本问题，而且我不想说是“基本问题之一”。其他的问 　　题都是派生的或非战略性的。 中：20世纪农民问题是土地的问题，那□c今天的农民问题是什么问题？ 温：今天的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为什么这样说，我先来算一笔帐。 　　根据统计部门的统计，今年农村劳动就业人口会达到5亿人，但在农村18岁 　　以下、60岁以上，只要有劳动能力的人，依然进行劳动，算上这部分半劳 　　动力，农村有劳动就业能力的人口估计达到6亿人左右，根据劳动力与土地 　　的正常配比，农业只需要1亿左右的劳动力，这就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需要 　　转移到非农就业上去。 　　 　　从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6年乡镇企业发展颠峰期大约解决了1亿 　　4千万的农村就业，但要考虑两个因素： 　　一是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趋势。由于乡镇企业代替政府承担了解决农村 　　就业的功能，但1994年以后国家在税收和金融政策上没有给予优惠，导致 　　企业和地方政府在负债上升的压力下大规模私有化。一旦私有化后，乡镇 　　企业必然把过去的“社区就业最大化”目标改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加 　　强市场竞争力，乡镇企业提高装备系数，也导致资本排斥劳动。二是乡镇 　　企业本来就有一半是两□就业，业余务工的劳动力并不是完全脱离农业。 　　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目前乡镇企业解决的农村就业估计在6千万左右，农村 　　还有4亿4千万左右的劳动力剩余压力。 　　自1992年开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目前估计接近1亿人左右，但这部 　　分与乡镇企业的农村就业有重复之处，净就业人口估计在7－8千万左右。 　　这样总算下来，农村至少还有3亿5千万的净过剩农村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 　　状态，如此庞大的就业压力是客观存在，如不解决，国无宁日。 　　司法部的研究指出，最近10年出现了第五次犯罪高峰，其中一个特点是高 　　比例的流动人口犯罪，但其性质是社会性犯罪，原因是社会性、经济性的。 　　如“扫黄”屡扫不绝，中国性产业过剩，是因为大量的农村失业人口过剩 　　的供给。再如，媒体上经常报道农民杀人抢劫案件，许多都是因为生活没 　　有基本保障。这些问题都是与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与农民生存危机相关。 　　如果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加强公检法上，只是治标，不是治本。无论是决策 　　者、学者专家、企业家、艺术家们，只要他是中国人，就得“心中有人”。 　　如果不从农村就业这个方面去考虑和衡量其它政策，不关注农民问题这一 　　本土化的基本国情矛盾，就是目中无人、心中无人。因此，解决就业应该 　　是当前中国的第一国策。 　　　　　◆　善政的又一次搁置──评农村费改税的缓行　◆ 　　　　　　　　　　 　　　　　　　　　　　　　　　　　　　　　　　　　　　　　·刘晓波· 　　 　　一、 农村教育困境的背后 　　今年2月17日至19日，大陆农村费改税试点工作会议在试点省份安徽召开， 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农村税费改革是继50年代初的 土地改革、70年代末的承包责任制之后，又一重大改革和制度创新。它必将把 农村的分配制度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是从根本上遏制农村“三乱”、减轻农 民负担的重大举措。经过在安徽省一年的试点，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准备从今 年开始向全国逐步推广，同时出台配套措施，各地区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决定 何时开始。 　　但是，今年6月，把费改税视为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制度创新的 朱熔基总理，却出人意料的宣布暂缓费改税在全国的推广。他指出，推迟费改 税的主要原因，是在其他配套措施没有完善之前，费改税将使乡镇政权的财政 收入锐减，把本来就穷愁潦倒的农村教育置于财政绝境，因为农村教育在县级 政府财政开支中所占比例50％以上，在乡镇级政府甚至高达80─90％。曾经有 人提出：解决费改税之后的农村教育困境的办法，是把乡镇教育用承包制的方 式下放给各学校，安徽某县就曾改革乡镇的教育体制，把中、小学承包给校长， 并且作为成功的改革经验在一些媒体上进行了宣传报道。但是，很快中央又不 让对此进行宣传了。那么，为什么有了解决农村教育的这种办法，费改税还是 暂停了呢？ 　　因为这种所谓的改革恐怕不是改革，而纯粹是乡镇政府甩财政包袱，把九 年制义务教育的财政负担转嫁给农民，让各学校的承包者自己想办法向农民征 收学费。有学者指出，这样非但没有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反而又加重了 农民负担，等于是重复性的第三次征收。第一次是农民的正式赋税中已经包含 了九年义务教育的费用，基层政府把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第二次是“三 提五统”中就明确包括教育统筹，乡镇政府是如何使用的？现在又要承包，必 定导致学费增加，也就是第三次向农民收费，而且会使国家引以为自豪的九年 制义务教育完全名不副实。办不起义务教育可以不办，但是不能利用行政权力 一次次骗了农民的钱仍然不办，不能收了许多钱之后还高喊实行义务教育。 　　在费改税导致乡镇财政收入锐减的情况下，先保什么，先舍什么，财政支 出的安排必有个优先秩序。为什么财政经费一紧张就率先用承包的方式甩掉教 育？究竟是教育人员超编了，还是乡镇官员超编了？肯定是官员严重超编，而 教育编制不足。即便是教育编制超编，也是由于人事腐败造成的──基层政权 的干部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安排进去。这种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甩包袱式财政安排， 证明了在中共基层政权心中，作为一种公益的义务教育的份量，显然远远不如 官员们的既得利益的份量重，是亲娘和后娘的区别。在强制费改税的情况下， 最先砍下来的就是后娘养的义务教育。于是县乡政权一个劲向上级哭穷，于是 教育界也出来呼吁，于是朱熔基也只能说农村教育不行了，费改税不得不刹车。 　　但是，就我了解到的农村现实而言，费改税难以推广，农村教育的困境固 然是一个原因，但教育只是一个中止费改税继续推行的借口，最大阻力则是基 层政权本身出于自身利益的普遍抵制，他们用甩包袱做法把农村义务教育从政 府财政中剥离出去，实际上达到的是一石双鸟的效果：在费改税所造成的新的 利益分配的格局下，既保证了官员们的利益、起码可以把损失尽量减少，又能 够用教育困境给上层推行费改税出一道名正言顺的难题。怪不得在费改税试点 期间，基层政权向上级反映的最大困难就是农村教育问题。 　　基层权贵们很聪明，打着保护农村教育的旗号来为自己谋利益。实际上， 教育不仅对基层政权来说是后娘养的，而且对于各级政权来说也是大同小异。 虽然邓小平在六四之后声言“最大的失败是教育的失败”，但是他指的并不是 政府在财政上对教育投资过少，而是指中共对年轻一代的意识形态灌输的放松。 那之后，中共政权的重视教育，主要体现在加大意识形态的强制灌输上，而不 是体现在财政的高投入、教学内容及体制的改革之上。看看现在的大学生在 “反邪教”和“9.11”大悲剧中的主流言论──对法轮功的愤怒声讨和对恐怖 惨剧的幸灾乐祸──就会发现：中共在六四后对教育的意识形态大投入，确实 产生了极高的产出效率。 　　政府肯在大城市投大钱，肯在立竿见影的项目上给足优惠政策，肯大幅度 提高军费，肯为军人和公务员一次次加薪，但就是不愿向教育、特别是农村教 育投资。大陆教育经费仅占国民生产总值得2.79％，连一些欠发达国家都不如。 农村小学校为了创收而在校内开烟花爆竹工厂，强迫孩子们充当义务童工，四 十几个孩子的生命在爆炸事故中血肉横飞，政府还有什么脸每天高喊“科教兴 国”？！官员们肯好大喜功、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肯一掷千金地请客送礼、 大吃大喝、买官卖官、嫖娼包二奶，但还是时时刻刻高喊财政困难，还是总说 没钱办教育。 二、惊人债务与腐败的政绩工程 　　为了解农村费改税政策的实际效果，我曾专门去过作为试点的安徽省某县 的两个乡，乡镇干部上来就给我背了一段顺口溜，以表达对费改税的强烈不满： 　　中央财政蒸蒸日上； 　　省级财政稳稳当当； 　　县级财政只能喝汤； 　　乡级财政乞丐逃荒； 　　村级财政　蛋精光； 　　乡干部特意解释了乡级财政“乞丐逃荒”的含义：“乞丐”指完全靠借债 度日，“逃荒”指有能力的乡镇中、下层干部，纷纷自动放弃吃皇粮而外出打 工经商，因为费改税推行之初，农民负担平均减少40％以上，而乡镇干部的月 工资由600元降到300元，且两个月后就发不出工资了。 　　我去的是一个中等偏小的乡镇，负债近400万，而且全乡下辖的十几个村委 会没有不负债的，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我去的两个村，一个负债 12万元，一个负债47万元……村和乡加在一起的负债至少有500多万。大陆乡镇 一级基层政权负债累累，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全国5万多个乡镇平均负债400万， 共2200多亿。这只是官方公开的负债额，实际数字还要高。如果再加上村委会 一级的负债，那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 　　如果认真追究，这巨额债务决不是为了扩大公益和发展经济而实施的赤字 经济，而是为了基层官僚集团的人头费或既得利益，不仅向当下的弱势群体转 嫁财政危机，更向未来借债，向后代转嫁财政危机。换言之，官僚集团的血盆 大嘴之贪婪，弄得现在的财政资源已经远远不够他们吃的了，必然要吃到未来 的头上。每一任班子都只管借债而不管还债，都是在任时期捞足了走人，都为 后任留下大量欠债。而继任官员都把欠债的责任推到前任身上，没有那一任领 导班子想对偿还欠债负责，实际上想负债也确实没有偿还能力，以至于形成一 任比一任沉重的滚雪球式的债务效应。反正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再重 的债务都归“铁打的衙门”负责，而与那些“流水的官”无关，最后就变成了 “铁打的衙门”背了一身永远还不清的“铁打的”巨额债务。 　　当年，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就这样寅吃卯粮、狠命透支未来，但那是因为战 争。现在是和平时期，官僚权贵们如此不负责任地黑着心寅吃卯粮，未免比国 民党还国民党。 　　据比较正直的乡干部私下介绍，负债最主要的原因是工程腐败或曰“政绩 腐败。”近年来，乡镇的党委和政府的领导班子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取去，规定 是三年一任，实际上是五年换了四任，平均一年多就换一任班子，每一任都要 搞工程、出政绩，名曰造福一方，实际上是借搞工程捞钞票、捞能够继续高升 的政治资本。为什么当官的不愿意搞“雪中送炭”真正消贫，而热衷于大搞 “锦上添花”的政绩工程？因为想高升，表面上要有政绩，私下里要有钞票， 找个工程上马就可以一举两得。前几年安徽省农村热衷于搞乡镇企业，但是很 少有不赔钱的，最后大都倒闭。这几年又刮起了环境现代化之风，许多乡镇都 建了一些名曰既现代又弘扬传统的标志性建筑。 　　这个乡刚刚调走半年多的书记主政一年，就搞了两大乡镇改造工程，一个 是花13万元在镇口竖起一杆标志现代化的高架灯，实际造价只有3万元。这灯竖 起来已经一年多了，只是剪彩那天亮了两个小时，之后就再没有亮过，电费太 贵，乡里付不起。高架灯与这个乡的整体布局极不协调，一排排低矮陈旧、色 彩灰暗的房子中，高架灯孤零零地立在镇口，比其他的建筑高出三倍，上面还 有类似飞碟形状的大圆盘，对环境根本没有美化作用，成了完全的摆设。另一 项工程是在乡镇的另一入口处，建了一扇旨在弘扬传统的大门，类似中国传统 的标志性建筑──牌楼，顶子是飞檐造型，以金黄色琉璃瓦为原料，门跺是翠 绿色的仿大理石贴面，还有两个没有完工的石狮子。工程没干完，书记就调走 了，丢下半拉子工程再也没人管了。一些乡干部说，两项工程全部是举债上马， 书记本人起码捞了几万回扣。其他的乡也有搞高架灯和牌楼的，还有的乡甚至 搞大花园，除了安排几个亲朋好友就业之外，老百姓…… 　　当我问：新换的班子如何？那位乡干部就面有难色，显然是不想评价现任 的顶头上司。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官场怪胎：人在权也在，大家都说好，至少 是保持沉默；而人一走，权也就没了，一切责任都被推到前任身上，前任就成 为千夫所指的罪人。同样，在村里向老乡问农民负担的情况，遇到的大多都是 警戒的目光、恐惧的表情和闪烁其辞的回答，除非询问者是值得信任的熟人， 并保证在报道时不提具体的名字，他们才肯说出真相。 三、基层政权对费改税的顽强抵抗 　　我接触的乡干部普遍认为：本来乡财政就一年比一年吃紧，实行费改税后 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如果严格执行费改税，乡镇政权将因财政拮据而瘫痪。乡 干部说，除非上面不想维持这一级政权，想维持就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在推行 费改税的同时，加大对农村基层政权的财政拨款，以弥补费改税造成的巨大财 政缺口；一是在乡财政主要依靠自筹资金的现状下，收回费改税的成命，在政 策上给乡镇政权的自筹资金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乡干部们道出了乡镇政权对 费改税的普遍抗拒心理，也道出了朱熔基宣布暂缓费改税在全国推广的深层原 因──不只是农村教育经费的枯竭，更主要的是基层官员们的既得利益受损所 产生的巨大阻力，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乡镇政权的存废，更关系到每一个吃皇粮 的人的切身利益。基层政权对费改税如此强烈的抵触，即便朱熔基的决心再大， 也无法得到真正贯彻，除非取消乡镇的政权建制。 　　与吃皇粮的乡干部不同，农民非常欢迎费改税，甚至希望取消乡镇一级政 权，至少大大压缩乡政权的机构，减少吃皇粮的人员，限制乡政权的权力。因 为直接欺压和盘剥农民的就是基层政权的干部们。一听到乡里或上面来人了， 农民就紧张就害怕。农民说：管理一个乡，那用的了现在这么多人，吃皇粮的 人越多，财政开支越大，权力也随之膨胀，农民就越倒霉。象民国时期那样， 县里派几个专职人员就足够了，一个管税收，一个管征粮，一个管计划生育， 一个管社会治安。比较有头脑的农民和少数不得志而又开明的乡干部说：“如 果真能这样，农村的村民自治也能真正开始落实。不是我们农民不想或没能力 自治，而是上面不让我们真的自治；不是我们农民不会代表自己的利益，而是 上面不让我们自治地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农民只有在忍无可忍之时，才冒着 巨大的风险去请愿和上访。乡、县两级的干部最怕最不喜欢的就是我们农民为 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而抗争。” 　　但是，对于费改税在将来能否真正落实，农民缺乏信心。他们说：负担的 减轻只是暂时的，风潮一过，上级的监督必然放松，一切又会照旧，甚至比以 前还糟。农村基层政权的官员们不可能开清水衙门，还会想出其他办法来收刮 农民，而且干部们要加倍诈取农民，因为试点的一年多时间里，上面看得紧， 乡镇干部们不敢太过分，亏了。现在，很多乡已经采取各种花招找补损失了， 比如降低粮食收购价格，比国家规定的低了0.1-0.2元，在收购时偷斤短两，100 斤粮食在收购时变成了90斤；多收养路费，要不然就不让拖拉机上路，就拆车 轮；搞电改，人均摊派20多元，电价也随之上涨，最高可达每度电1.2元；计划 生育卡的收费也比以前高了，避孕上环费也涨价了。另外，费改税刚刚开始， 农村的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已经没人管了，乡里以收不上来钱为借口，不办教 育，不保养道路，不搞水利和农田的基本建设了。 　　很明显，对于费改税和由此带来的乡镇政权的财政萎缩和农村的利益重新 分配，广大农民与乡镇干部的态度截然相反，这是一种根本利益之间的对立： 费改税以及政权消肿符合农民的利益，但是真的实行就会大大有损于乡镇政权 的利益，也就是有损于吃皇粮这一特权阶层的利益。农村中的所谓基层政治精 英，手中掌握的组织资源、政治资源和财政资源与普通村民的巨大不对称── 甚至就是垄断一切权势和毫无权势之间的天壤之别。这种愈演愈烈的差别，导 致了他们在经济资源的占有上和分配中所处的远远优于普通村民的位置，他们 的利益要求和实现利益的方式，已经与普通农民完全不同，而融入整体权贵集 团的牟利方式之中──主要依靠权力资源和非市场性资源来发财致富。他们是 农村的权贵集团，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日益普及，已经使基层官员无法 回到与普通农民平等的地位上，以市场竞争的方式参与乡村的利益分配了。正 如城市的各级执政集团成员都是城市中的权贵一样。 　　在这种利益冲突极为尖锐的对立中，中共政权将站在哪一边呢？站在农民 一边，无异于看着基层政权的衰落乃至瘫痪，最终造成中共政权在基层农村的 权力真空，这种结果是中共政权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为一个独裁的党不可 能消弱它的基层统治，更不可能让老百姓真正自治。但是，站在基层政权一边， 只能日益强化农民与基层政权之间的对立，瓦解中共政权所剩无几的合法性， 使已经冲突频繁的农村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最终可能出现无法平息的大动乱。 费改税出台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后一种局面的出现。但是，危如系卵的 基层政权财政状况也因此而变得极为醒目，以至于继续推行费改税极可能导致 基层政权的垮台。正是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中共高层不得不暂缓费改税的全 面推行。 四、必须从专制政权的钱包改起 　　尽管朱熔基设计费改税的初衷，的确是从减轻农民负担和以正规法律来规 范费税征收的愿望出发的，一年多的试点，也证明了这是一项有利于农民的善 政，是中共执政后罕见的善待农民的制度建设。但是，这类善政也是治标不治 本的权宜之计，在中国古代王朝中也经常被采用（如“一条鞭法”），以维持 社会稳定和延续王朝的寿命。由于制度本身缺乏实施善政的根本能力，所以任 何一任明君的善政只是制度本身的偶然行为，即便实施的叫好也只能收到暂时 的功效。对于当下的大陆来说，由于各地各级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对付有损 害于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权贵们不仅结成牢固的统一战线进行抵抗，而且历 经应对积累了丰富的对上经验。更重要的是，中共的现行制度为他们的抵抗提 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在各地基层政权的顽强抵抗下，强悍的朱熔基终于无奈 地败下阵来。 　　在目前的大陆，中共政权所奉行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国策，作为最大 受益集团的各级权贵，对有损于他们的特权和既得利益的政治改革充满恐惧， 即便以朱熔基为代表的提倡廉洁高效的少数官员决心再大，也难以突破最大受 益集团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刚性利益同盟。朱熔基在反腐败上的屡屡受 挫已经提供了众多前车之鉴。这次费改税受阻，是清官们企图改善弱势群体的 处境和遏制权贵集团的贪欲膨胀的努力的又一次失败，因为支撑着权贵集团的 主要资源，在根本上不是一、二个上层高官的保护，而是这个制度本身的保护 和纵容，它以维护政权和权贵利益为优先目标，任何超出这一目标的政策出台 （比如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政策），除非有利于这一制度的维护和巩固，否则 都将因为有损于权贵利益而流产。农村基层官员们对费改税的顽强抵制，就是 基层权贵集团对自身利益的本能性自我保护。所以，决不是几个手握重权的高 官致使费改税流产，而是这一制度自行瓦解了自己在无奈之下制定的保护弱势 群体利益的政策。 　　所以，只要现行制度不变，类似安徽省试点的费改税刚刚开始就差不多已 经走到了尽头，即便将来还会在名义上进行，也不再是朱熔基初衷意义上的费 改税了，而是要在保证基层政权的稳定和有效运行的前提下、特别是在照顾到 基层官员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的另一种政策了，最终将沦为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 改革秀。正如大陆流行的一句名言：中央出台的“正经”全让下面念歪了。需 要补充的是，中共现行政权所坚持的一党独裁制度，恰恰是基层政权普遍把正 经念成歪经的最好保障。 　　大陆的税费改革应该从独裁政权的权力垄断型财政向公共选择型财政转变， 税费的征收，必须根据一个总预算的合理分配来确定，而总预算应该由此财政 区域的议会或人大经过充分的论证和辩论之后投票批准，即世界通行的公共选 择。凡是公益事业，无论干什么，花多少钱，由谁来出这笔钱，出多少，达到 怎样的成果和效率，都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公共选择过程的结果。比如大陆的教 育问题，如果国人同意基层农村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就要经过公共选择来决 定新征多少税、由谁来承担、由农民掏钱还是由其他人掏钱等等，然后将公众 所期望的义务教育之类的公益事业，折算成可进行精确量化的考核指标，交由 民众之公仆的政府官员来完成。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所论证的民主财政。 　　而大陆目前的预算，皆是由最高权力层层压下来的所谓指标式预算，财政 投入服从于政权所确定的效益增长指标，而政权的指标实际上是由最高决策者 确定的，通过自上而下的党政渠道层层分解落实。所谓官员的政绩实际上就是 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甚至就是上级的党魁和行政首长个人下达的指标。朱熔 基年初说要保持8％的增长率，年底的统计数字就一定是8％左右。朱熔基刚当 总理时我还在大连教养院，电视上看见时任大连市市长的薄希来，他说：未来 完成这样要求的全国全年8％的增长率，大连市作为辽宁省的改革先锋，一定 要为8％多做贡献。他明确要求大连市最后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至少要达到 12％。这种权力指标的结果是：政权机构越来越臃肿，官员群体越来越庞大， 绩效越来越达不到，多花钱少干事甚至只花钱不干事，只能为了完成指标和显 示政绩而弄虚作假、欺下骗上。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再没有出现过为完成独裁者个人的赶超目标而全 民癫狂的“大跃进”，但是整个制度和高层决策，仍然没有摆脱赶超情结，在 本质上仍然是绝对权力为全社会确定效绩指标。特别是在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 合法性全面危机之时，现行政权的维持主要依靠暴力和政绩。政绩就成了政权 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既是全社会衡量中共政权合法性指标，又是自上而下的层 层考核官员能力的指标。 　　在此政绩第一的从政压力下，大陆乡镇基层政权的预算和相应的税费征收， 事实上是由基层官僚集团确定的权力预算，虚假，多变，迟缓，形同虚设，一 任新官一个令，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实际上就是由新官在本辖区发动一 场下达高指标和创造新政绩的运动。这类指标化政绩化的运动，只有偶尔碰上 一、二位能人或清官，在得到了足够的个人政绩的同时，附带着为百姓谋到点 福利，而普遍的则是庸才加贪官的好大喜功和劳民伤财，而且越到基层就越劳 民伤财，农民的权益受损就越严重。也就是说，在大陆，公共选择实际上是官 员选择，税费征收只向政权和官员及权贵们的利益倾斜，强行剥夺广大弱势群 体。上级下达的政绩考核和责任追究等任免制度，对于下级官员来说，实行起 来除了变成一种乌纱帽要挟之外，其他效绩简直是一塌糊涂。 　　中共政权，自从执政之初的前十年里，靠强权暴力控制了社会的所有财源 之后，其财政制度的设计就一直是标准的专制式等级式歧视式的，财政预算由 独裁权力来裁定，并服从政权本身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农民， 这一中国最大的阶层，恰恰是这种财政制度下的最大受损群体。要改变这一点， 就要先从专制制度的核心--专制钱包改起，把现行的财政制度逐步转变为民主 财政制度，使预算变成真正公共选择的结果。 　　在大陆，城市平民受到政权的各种歧视，但是比起农民来已经是“上等国 民”了。什么时候，大陆能够在制度上和法律上打破“阶层种姓制度”，使姓 “农”和姓“城”在权利上完全平等，也就是什么时候善待农民，中国才可说 开始了人的时代。 　　　　　◆　四条人命的背后──农民沦为干部的债务奴隶？　◆ 　　　　　　　　　　　　　　　　　　　　　　　　　　　　　·佚　名· 　　湖北省监利县，因一位乡党委书记给朱容基总理写信，为农民请命，而闻 名一时。当事人李昌平因此而丢官卸任，南下广东。在当地轰轰烈烈的整改运 动大报“监利经验”的同时，三个月内，有四位农民因不堪税费的重压和干部 的暴力压榨，在乡镇政府的大门前含恨自杀。在一个中央、省领导特别关注的 地方，竟然在三个月内死了四条人命，农民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处境？ 　　一个中央级大报的记者为此写的内参，可以回答这个疑问。 一、干部作风恶劣是直接原因； 　　据了解，监利县动不动就是关、押、打、罚农民是从1989年开始的，发原 于当时的城郊乡。城郊乡政府有一个“黑屋”，各个管理区都有一班“打手”， 名曰打击抗粮抗款的坏分子的“纠察队”，直属乡主要领导的指挥，备有橡皮 棍、电棍、手考等警具。城郊乡的“小黑屋”因关押过一个特殊的“抗粮抗款 的环分子”──县人大某主任的外甥而名震全县，一时间也让全县上下“抗粮 抗款的环分子”闻风丧胆，制造了很多“冤案”。 　　虽然城郊乡的“小黑屋”在上级人大和检察机关的干预下撤除，但没有一 个干部因此受到处分，相反城郊乡的领导同志还荣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全 县的“小黑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几乎是个个乡的各个管理区都有了， 甚至有的村里也搞“小黑屋”。 　　一个“小黑屋”就是一个监狱。在监利蹬过“小黑屋”的农民每年都数以 万计。 　　在监利，让农民下跪是经常的事，监利县有位干部曾经有段“精彩”的讲 话：“有很多农民来告状，说干部让他们下了跪，我说，你们父母亲要你们下 跪为什么不来告状？‘巫婆’让你们下跪你们怎么就乖乖的下跪，为什么共产 党要你们下跪你们就有意见？”这位领导的讲话在监利流传很广。 　　在监利，给"共产党"下跪的农民数以万计。 　　十多年来，监利干群关系日益恶化。每年都有数百起农民和干部暴力对抗 事件。农民作为一个弱者，面对干部粗暴的“管制”，往往选择死来抗争，或 无力抗争就整死了。 二、县委书记荣升和李昌平出走是间接原因。 　　李昌平于3月8日给中央领导写信后，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 危险”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中央领导于3月22日作出批示，于3月底4月初派出 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其间，监利县委书记扬道州于4月中旬荣升荆州市副市 长，6月湖北省委作出决定，扬道州同志重新返回监利县委书记岗位──“擦 屁股”。但仅二个月后，杨道州就回到了副市长的岗位，且主管农村、农业、 农民负担工作，而李昌平却背井离乡下海打工去了，这给了监利的干部群众一 个错误的信号：中央、省里关心农民是假的。原本已经撤销的管理区开始恢复 工作，被禁止的“小黑屋”又死灰复然。这让农民既伤心又绝望。 三、债务危机是经济原因。 　　监利县乡区村级债务约10亿元，其中村级约5.5亿元，乡区级约3亿元，县 级约1.5个亿。并且大量的债都是干部经手借的，一大半属于高利贷。有的是 自己的钱，有的是朋友的钱，监利县每年支付利息约2亿元，而全县合理的农 民负担才1.5亿元左右。每到收款的季节，乡村干部就拼命收钱偿还自已经手 的债务，财政收入自然成了一组空数据。棋盘乡1999年中稻晚入库时，农民实 际交粮款800多万元，财政只入库45万元，收起来的钱乡村干部截留还了自已 经手的高利贷的利息。 　　县里的领导同志，对下面干部收钱截留还债不明底细，以为农民真的抗粮 抗款不交，真的有很多故意和共产党作对的坏分子。出于财政的压力，对于乡 村干部乱罚款、乱加息、乱关人、乱打人的做法便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的态度。 　　在国家、集体、农民和债主四方关系中，国家、集体、债主的利益是一致 的，因为代表国家和集体同农民打交道的干部就是债主。干部们打着为国家、 为集体收税的幌子，实际上干的是为自已收高利贷的勾当。棋盘乡原来设计的 农民负担资金“四个一”即：一张收款凭证，一个宠子管钱，一只笔划拨，一 张表公开使用情况的管理办法，其目的就是把正确处理四者关系的主动权牢牢 控制在县乡主要领导手中，保证让农民负担资金专款专用，并防止乡村干部和 人民群众的关系演化成“黄世仁与杨白劳式”的关系。而现在，监利的干群关 系已经越来越象“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关系了。 四、“黑政”化是政治原因 　　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但实际上是农民负担逐年加重，监利县1997- 1999三年农民负担都在3.6亿元以上，其中合理的负担只有一半，干群关系越来 越紧张。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干部特权阶层的利益，不可能减轻农民负担，但面 对群众日益对立的情绪和中央三令五申，县乡政府主要官员又不敢“以身试法”。 于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体就有了用武之地，由一两个干部和一帮流氓地 痞组成的小分队横行乡村，“管束”农民，欺压农民，只要不出人命案，告状 是不起作用的，出了人命案，如果上面追责任，县乡领导往往会既唱红脸── 假装从严处理责任人，又唱花脸--用钱把事情摆平。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受损。 　　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在同政府的“合作”中，既得到经济利益，又扩大了 自已的势力范围，这是地方流氓势力求之不得的。如果这种“黑政”任其发展， 将会有更多的老百姓死于非命，会使农村社会变得非常黑暗。 五、农民的贫困化和非人格化是社会原因。 　　由于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再加上农民非农业领域就 业空间越来越窄，在非农领域获取报酬呈下降趋势，所以农民越来越贫困了。 　　在监利，一个农户种15亩地的收入不超过800元，这是田种得很好的农户， 一般的农户种田没有利润，有的还亏本。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四年，而农民的 负担却居高不下，每亩都在200元左右，教育收费也很高，小学生每年收费600 元左右，初中生1500元左右，农民生了病根本看不起医生，甚至用不起电，贫 困使很多农民失去生活的信心。 　　很多农民外出打工情况也非常糟糕，他（她）们每天要工作12-15小时，还 经常遭到工头的打骂和欺诈，打工的生活是很艰辛的，酸楚的。 　　在农民贫困化情况下，贫民渴望能得到社会和政府对他们予以扶助，能得 到人间的温暖。但是，这些年来，干部粗暴的作风，动不动就对贫困的老百姓 关、打、罚款、罚跪，贫困的农民失去了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遭遇过非人待 遇的贫困农民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往往产生厌世心里，选择死来对抗“黑 政”。 　　记者在这里所说的是监利，但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情况在中原地带的农 村是不是普遍存在呢？面对这样的悲惨处境， 农民的活路究竟在哪里？ 　　　　◆　“用脚投票”的时代？──再评中国的户口制度改革　◆ 　　　　　　　　　　　　　　　　　　　　　　　　　　　　　·梁　京· 　　今年对户口制度的重大改革标志着大陆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多年 来，大陆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增长，造成世界上少有的城乡收入差别。由 于户口制度的限制，亿万农民被迫留在偏远落后的农村，不能分享经济发展带 来的各种机会。日益增长的农村过剩人口，成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负担。现 在大陆已经形成共识，未来几十年，要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成 功地将数亿农民转变为能够创造收入的市民。 　　开放城市户口，显然有助于加速大陆城市化的进程，但也绝不是说，如果 以为只要开放城市户口，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世界上城乡迁徙自由的穷国 不胜枚举。在这些国家，虽然不少穷人从农村搬到了城市，但依然受穷。印度、 孟加拉等国家的城市贫民窟，绝不比中国大陆的贫困乡村更吸引人。因此，对 大陆来说，开放城市户口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给来自农村的新 市民提供发展的机会。 　　那么，怎样才能为大量进城的农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呢？大陆当局一直 以人口多作为贫困大量存在的理由，其实，机会的不公平才是贫穷最主要的根 源。大陆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给农民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关键是要在城市建 立公平的法律、经济、教育和福利制度。但是，大陆城市经历了多年的计划经 济，尽管作了许多改革，国有经济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城市的现状与公平竞 争的社会相差甚远。各种以垄断性的政治权力为基础的特权，不仅主宰着大陆 城乡的政治生活，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经济和社会生活。农民以及来 自农村的新市民，除少数致富者外，在各个方面都遭到系统的歧视。在这样一 个基础上，有可能生长出一个公平的秩序来，为进城的农民提供发展机会吗？ 　　关心大陆未来的人，一直存在两种倾向。一些人因共产体制积重难返而对 大陆未来感到悲观，还有一些人则认为非有彻底的政治改革，不能打破大陆的 体制僵局。要让农民和来自农村的新市民得到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必先为 他们争得政治选举的权利。这两种倾向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没有看到 “用脚投票”在中国大陆推动制度进步的重要作用。 　　所谓“用脚投票”，就是指居民通过迁徙来选择更公平的社会制度。在历 史上，用脚投票的机制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绝不亚于用手投票。事实上， “用脚投票”是用手投票的前提。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就是“用脚投 票”的产物。“用脚投票”在欧洲社会的进步中也起了至关重要得作用。以最 近一次欧洲社会的巨变为例，柏林墙不是被手推倒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用 脚推倒的。正是大批向往自由的东德人的逃亡，导致了东德专制体制的崩溃。 　　大陆对农民开放城市户口，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用脚投票”创 造了条件。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数以亿计的新市民将成为中国大陆城市最 主要的新税源。哪一个城市能够为新市民的发展提供更公平的舞台，那个城市 就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 　　大陆幅员辽阔，地方差异极大。不同地区在经济、文化和体制的竞争有广 阔的空间。这个背景为“用脚投票”创造了条件。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各种 政治原因，一些本来可以发展大中城市的地方，没有得到发展。比如邻近台湾 的福建和浙江沿海，就有不少港口条件极好的地方，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政府投 资。温州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这些地方开始显现其发 展大城市的潜力。这些新兴的大中城市，旧体制的既得利益相对薄弱，来自农 村的新市民是城市的主体。在这些新兴城市引入更公平的新体制，成功的机会 也可能更大。 　　大陆开放城市户口，是否就意味着一个“用脚投票”的时代的来临呢？显 然，大陆未来各城市的发展，都将受到进城农民“用脚投票”的影响。但是， 农民“用脚投票”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大陆城市体制的进步，却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各地城市自主选择体制的自由度。如果大陆当局一味坚持高度的中 央集权，不允许地方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选择城市的体制，那么“用脚投票” 的作用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大陆也将再次失去一个历史机会。 【网友推荐】　　　　　　　　　　　　　　　　　　　　　 【】　　　　　　　　　　　　　　【】　　　　　　　　　　　　　　【】 °时　　评° 　　　◆　与世界接轨不能暗留一手，让媒体开放带动新闻自由　◆ 　　　　　　　　　　　　　　　　　　　　　　　　·《世界日报》评论· 　　　毫无疑问，对仍然维持着一党独裁的北京中南海高层来说，决定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是一场「世纪豪赌」。因为除了经济议题之外，全球舆论不会不同 意，中国大陆入世之后，将面临政治维新的重大压力，共产党在挑战中能否维 持权力的长治久安或者进行脱胎换骨的体制转型，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未知局面。 当然，一如中国大陆经济改革所走的渐进路线，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也将 是渐进的。但是，要摸到入世后北京政治体制改革的脉搏，媒体的开放和自由 化将是最敏感的测试点。和多党制与民主选举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标竿 不同，媒体兼顾了经济产业和舆论传播的双重因素，其开放自然考验中共在多 大程度上能够一厢情愿将经济与政治截然分开，以及只收获经济利益而拒绝意 识形态冲击的「能力」。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陆媒体开放和中共对舆论控制不松手似乎两头并 进，形成奇特的「双轨」现象。就开放的一面来看，继入世前北京中央电视台 同美国时代华纳达成合作协定，即时代华纳为中央电视台提供在美国的播出频 道，时代华纳则获得在广东地区播出娱乐频道的权利之后，中央电视台又在入 世后的十一月十四日，与美国CNN签署了关于交换新闻节目的协定，双方还将 实施人员交流和培训计划；同时，在十月十九日，全球最大的教育丛书出版商 英国培生集团与中央电视台旗下中视传媒达成协定，合资成立一家新公司，为 中国十亿电视观众提供教育和消费内容节目。此外，像全球三大媒体之一的德 国贝塔斯曼公司，也看好入世后商机，将全力开拓中国大陆的媒体市场。虽然 上述所举出的开放例子，大都局限在生活娱乐时尚教育等非政治领域，但不少 观察家乐观地认为这只是媒体开放的第一波，接着的开放浪潮必将带来新闻自 由和言论自由的春天。 　　　就中共对舆论控制的一面来看，在布什访华之后，互联网马上又封杀了 美国主流媒体的网站传播；因揭发官场丑闻而导致入狱的新闻工作者也有增无 减；在政治上试探北京底线的新闻媒体继续遭到停刊的命运。即使从北京对入 世的承诺内容来看，广播电视业至今没有涉及，仍在中共当局严格控制的范围 之内，出版业也没有实质性开放举措。因此，大陆参与入世谈判的学者称文化 及媒体产业领域开放的口子远较国际社会想像的小，不至于冲击中共意识形态 的根基。 　　由上所述，中共到了文化媒体产业具有的巨大的市场与利润效益，又顾虑 这种开放对意识形态安全带来致命冲击的危险，所以采取了相当矛盾的既开放 又紧控的两手策略。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北京改革派既然认同了全球化的发 展方向，愿意在世贸组织的国际游戏规则中与世界接轨，那么，资讯的全面流 通和媒体的全面开放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今天阻止中国大陆进一步开放的 问题就是法制不健全、政府管理不有效、决策体制不透明、贪污受贿无法根除， 导致中共改革派和政治精英希望通过入世来寻找突破瓶颈的助力。既然一场宁 静革命的大门已经开启，中共执政者就不应该患得患失，在媒体开放和新闻言 论自由的问题上畏首畏尾。说实话，没有媒体开放和新闻自由的配合，要实现 法制廉政和透明化是不可能的，这已经被全球化道路走得比较成功的所有国家 所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如果不全面开放媒体和新闻自由，中国大陆就 不能深化改革和进行体制转型，就会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劣势，那么，加入 世贸比不加入世贸更坏，中国大陆十三亿民众将要承受在世贸竞争中失败所带 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损失和严重社会后果，中共将成历史的罪人。 　　参加全球竞争需要整个社会的活力，而社会活力来源于思想和心灵的解放， 而这种解放又必须建立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基础上。因此，中共改革派应 该借入世带来的媒体产业开放的强劲东风，突破保守派和中共传统思维的「围 堵」，以法为本，实现媒体和舆论的大解放，为政治维新开辟畅通走廊，最终 抛弃一党独裁。这才是执政党对人民负责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　谁是北京奥运的获利者？　◆ 　　　　　　　　　　　　　　　　　　　　　　　　　　　　·chinausa· 　　由于洛杉矶和纽约的时区不同，做金融的人大都要依照纽约的时间来安排 工作，毕竟纽约道琼股票市场是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 　　当我早早的来到公司后，照例是先要打开电脑看一看当日的重要新闻。中 国北京申奥成功就是当日最大的头条新闻。关于北京申奥，我是有着一种非常 难以言说的感情，无论作为华人还是美籍公民，我都希望中国申奥成功，至少 在政治上对中国是一个文化上的冲击，也许会让中国百姓能更多地看到并了解 真正的世界，并明白奥运会的真正宗旨。我反对所谓的民运人士鼓吹的一些言 论，我也支持中国申奥。但问题是当我看到中国政府宣布要花费350亿美元来 进行这次奥运会时，我的心忽地一下又冷了。我不知道这次的奥运会是不是又 给中国本来就已经贫困的国民带来更多的灾难，是否会从另一方面阻碍中国的 经济发展？毕竟，一个国家的财力是有限制的，就如同一个家庭，当你用了吃 饭的钱去看电影的时候，是否要挨饿？至少在我的了解中，中国投入奥运会的 资金是奥运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如果以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计算，总量大约 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五分之一。即使是按照每年分段投资，他也占中国外汇 储备的三十分之一。这是多么庞大的投资，我不知道世界上还会有那个国家为 了一场数天的游戏而愿意投资这么大的金额。我不知道谁是傻瓜？我在旅美轶 事中曾讲过一个故事，讲的就是经济界的一个理论：“什么是商业经济？商业 经济就是寻找傻瓜的游戏，没有人愿意充当傻瓜，但你总要找到另一个傻瓜， 你才会赚钱，只要你努力，在世界上总会找到另一个傻瓜”。 　　作为一个经济人士，我很喜欢将一切数据化，喜欢看到他的投资收益是如 何。我想用经济上的数学模型来横向比拟一下中国投资奥运会的收益可能会更 有说明的意义。 　　一切都是假设，但数据来源于中国政府的官方资料。 1． 投资。 　　中国距离奥运会还有7年，总投资为350亿美元。我们按照直线投资计算一 下。每年就要投资50亿美元。 A． 如果以中国银行外汇贷款利息7%计算，7年投资复利计算下来，到奥运会 　　开幕的时候，总成本应该是463亿美元。其中有113亿美元的利息支出。 B． 如果该资金投入当企业中运营，以企业平均年收益12%计算，到奥运会开 　　幕的时候，总成本应该是565亿美元。其中有215亿美元的毛利润收入。 　　换言之，如果中国能将奥运会的投资转入二种不同的方式投资，它可以分 别得到以下的回报。贷款的毛利润是：113亿美元。投资的毛利润是：215亿美 元。有了这样横向的数据，我们就要知道并了解奥运会是否有如此之高的回报， 中国主办奥运会是不是会赚钱。 2． 奥运会的投资回报预测。 A．有一个在目前经常出现的预测，就是中国申办奥运会会使中国国民经济每 　　年可以增长零点三个百分点。我不清楚这些数据是从那里来的，但我可以 　　肯定地说他不准确。甚至可以说是谎言。 　　根据国际上通行的规则，一美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大约会有48美分转化为消 　　费。如果以这个比例来计算，中国每年投资50亿美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必 　　然会有24亿美元转化为消费，流通到生活之中。而一美元的固定资产也可 　　以带动1.4美元的周边产业，。目前中国的国民产值是一万亿美元。百分之 　　零点三就30亿。大家可以计算一下，50亿美元的投资可以为中国增加30亿 　　美元的新增产值吗？如果有这么高的效率，中国政府还需要招商引资吗？ 　　我相信全世界的资本都会争相恐后地跑到中国。 B．有人预测，中国在今后每年会有100万人到中国旅游，且不说目前到中国去 　　旅游的人数有多少，就是算每年又新增加了100万人到了中国，每人在中国 　　消费二千美元，总金额不过是二十亿美元，扣除成本还剩下多少？以平均 　　利润为20%计算，毛利润不过为四亿美元。7年总量不过28亿美元。 C．又有人预测，北京市将因为申办奥运会而增加150万个工作岗位，我实在不 　　知道这150万就业机会怎么计算出来的，如果把在举办奥运会这几天的临时 　　就业计算在内，可能会有这样的可能，但就业几天能算做就业吗？如果将 　　这350亿美元投资在生产上我相信也许会产生150万的就业机会。按照一般 　　的规律，投资15万美元就可以制造一个就业机会。即使按照中国目前的发 　　展水平，以5万美元计算，350亿美元的投资，只能制造70万个就业机会。 　　我不知道在那一个国家可以有投资350亿美元就可以制造150万个就业机会 　　这样的经济奇迹，如果按照这样的计算，中国政府不应该再为国民的失业 　　发愁，以目前的中国的资产投资，完全可以安排世界上全部的人员就业。 D．又有人说，国际企业可以赞助2/3的奥运会费用，我很奇怪这样的论调。按 　　照常规计算，奥运会的广告赞助和电视转播费用等收入大约可以收到80亿 　　美元，如果扣除成本，估计可以有50%的利润。也就是有40亿美元的毛利 　　润。但这些利润能和350亿美元的利息相比吗？ 3． 经济比较 　　在以我个人的计算下，我看不出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利润会在那里？也许会 有人举出这样和那样的例子和假设，但我可以说，如果中国北京能在举办奥运 会时将投资的350亿美元的利息收回来已经就很不错了。在我的数字模型模拟 中，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收入应该在90亿美元到110亿之间。相较投资在其他工 业的收益不是很好。能保证不亏损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我不知道有谁能 计算出中国举办奥运会可以有113亿到215亿美元收入，超过中国投资350亿美 元投资的利息支出或经营收入。 　　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其他国家会因为举办奥运会赢利？但你们可以看一 看，洛杉矶举办奥运会的投资成本是十几亿美元，赢利三十亿美元。汉城奥运 会的投资是三十多亿美元，回收是四十多亿美元。但中国投资奥运会是350亿 美元，仅仅利息一项就要113亿美元，你说能收得回来吗？ 　　政治决定经济，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当一个人要脸面的时候就要花钱去买 衣服。但中国人真的就富裕到了这样的程度？当每个国民收入只有800美元的 时候就要让每个人在每年中掏4.5美元去举办一个运动会？这4.5美元可占中国 人的国民收入的千分之五点六。你们是否可知道中国国民的教育经费占国民收 入的多少？每人平均才不到30美元。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这点有限的财力去为中 国的未来做更多的事情？中国人民就因为举办了奥运会就能成为世界强国了吗？ 韩国举办了奥运会，他成为世界强国了吗？泡沫经济就避免了吗？中国人因为 举办这次奥运会就有了面子吗？台湾就能收回来了吗？ 　　我相信中国百姓的欢呼是发自内心，但民族主义能让中国富强吗？我们是 不是可以站在另一个角度上看这此申奥。我们等能得到什么？我们又会失去什 么？经济上我们是不是有利益？政治上的一时欢愉能否给中国人民带来实际的 利益？国际企业会因为中国举办奥运会就能大笔投资中国吗？韩国举办过奥运 会，国际企业有多少因为这个理由就将企业投资到了韩国？商人就是商人，没 有利益就不会投资。你会因为非洲的乌干达因为举办了奥运会就将你的金钱盲 目地投资到那里去吗？ 　　我不想参与更多的中国政治，但我不禁要问：我们申奥并举办奥运会的目 的是什么？我们能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中国百姓能得到什么？是虚荣还是利益？ 当我们看到官员们高兴地走向主席台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意识到中国百姓们失 去的利益太多了？ 谁是北京奥运会的获利者？ 【网友推荐，http://www.epochtimes.com】　　　　　　　　　　　　　　　　　　 　 　　　◆　法律到哪里止步？──关于“撞了白撞”的法理思考　◆ 　　　　　　　　　　　　　　　　　　　　　　　　　　　　　·姜福祯· 　　现代法律的起点是维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法权与政治权利一样应属 于社会契约的范畴。它有所为，有所不为。它以尊重人的生命为最基本要义， 显然不可能横冲直撞，任意取舍。不然，就不是法制，而是人治；就不是调整， 而是剥夺。如果人权高于主权还有争议的话，那么，人权高于神权、高于物权、 高于法权、高于政权，应该是没有疑义的。撞了白撞这样的恶法大行其道，法 学家们却三咸其口，一般媒体虚晃一枪，鸡毛蒜皮讨论一番，也就闪亮登场了。 马向东、慕绥新之流的神圣意志经橡皮图章核准，就可以以交通畅通为由，把 行人视为阿猫、阿狗了。 　　在近日的《大参考》，有人对全国各地“白撞法”的实施情况进行披露。 残酷的现实很叫人愤慨。被撞死者中不乏老弱病残聋哑幼，其中有4岁的幼儿 被碾压，司机还向其父母索要修车费。 　　那么，我为什么说“白撞法”是一部恶法呢？ 　　一、从立法起源上看──人与人、人与神、人与物（财产）的关系曾一度 倒置：奴隶曾被作为私有财产，更甚者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同时，“神 明裁判”也有一定市场。但那是野蛮时代。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 后的法律，虽然不尽人意，但日趋完善。现代民主国家不仅有宪法监督政府， 也应该遵循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借以约束政府的行为。 　　二、从立法根据上看──现代立法的核心是以尊重人的个体存在为基准的。 人权高于法权、立法不应侵犯基本人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由于人类 立法的历史性和阶段性结果，国家立法曾屈服于政府强权和各种主义。法国大 革命、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的集权主义，反促使人类相关立法日益完 善。 　　三、从人权的内容上看──人权虽然包括平等权、政治权、经济权、文化 权等，但生命权无疑是人权的最核心。生命得不到保证，其它一切权利都是妄 谈。在不同国家、地域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人权立法有时显得乏力和无奈， 但绝对不可以无奈到故意以立法的名义剥夺公民的生命权。 　　四、人权高于物权──如上所述，只有在奴隶社会，人权才臣服于物权。 行进的汽车是物，司机是人，行人是人，立法者也是人，理应理清。人与人是 平等的法律主体，一方没有对另一方行使生杀夺予的权利。人和物则是不平等 的法律主体。人权和物权发生碰撞时，物权小于人权。在紧急避险时对物的毁 弃是不负赔偿责任的。需要指出的是：汽车是一种高度危险物，对此民法有特 别规定。 　　五、犯罪或违法都有主客观要件，有故意和过失的区别，有有无行为能力 的区别。“白撞法”则只有斑马线为其基本界定，也就是“横穿马路者死”， 横穿马路竟在不赦之例，罪如杀人放火，此大谬非小谬也。众所周知，交通畅 不畅通，不仅是遵不遵守交通法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地方行政长官的能力和 是否为民服务的问题。一个城市堵车严重，必有多重原因，主要是路和桥没建 好，失误在官不在民。人车争路的矛盾出现了，需要调节的是车不是人，是车 役于人，不是人役于车。人与车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比例。挡道的狗不是好狗， 挡道的车也不是好车。 　　六、继续追问。路是谁？车是谁？人是谁？谁是谁的？路是人脚的延续， 车马辎重，人使然也。车是马的替身，是载人、载物的工具，象碗是吃饭的工 具一样，虽然复杂一点，但终究是供人驱使的非生命物。路还属于公共空间， 本来为车开路而划定人的活动范围和自由，是一种“必要的丧失”。但这毕竟 属于民法调整范围，是一种善的谦让和共存，是为了预防汽车这种“高危物” 对人造成不必要的侵害。“白撞法”用机械强力碾压人的生命，“见物不见人”， 变“必要的丧失”为“必须的丧失”，变自觉性规范为强制性规范，变协调为 恐吓威胁。是行政霸权和排除“异己”，理应属恶法范畴。 　　七、交通畅通是个什么东西──交通畅通不是至高利益，也不是国家安全。 如果说时间就是金钱，畅通就是效率，车不可以等人的话，那么，就是说车重 于泰山，人轻与鸿毛。对此立法者又如何解释呢？效率直逼人命，请问人在法 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如何？ 　　我以为这里主要是行政剥夺和长官“面子”问题，而不是公平问题：人怎 能和一堆钢铁讲平等？！在“高危物”面前，人肯定处于弱势。民法“无过错 原则”就是在人与物、人与环境不对等的强弱关系下才被规定的。对此《民法 通则》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 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 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名民事责任。” 　　这才是利益和生命相互权衡的结果。 　　八、“白撞法”的逻辑前提也是假的。请看大前提：行人违章横穿马路， 撞伤、撞死自负其责，同理：小偷违法盗窃他人东西，打伤、打死自负其责。 　　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人权渺无，生民岌岌可危。在此，横穿马路与囚犯 越狱跨越高墙电网被摆在了同一个法律平台上。如此丧失法律理性的地方立法， 却正昂首阔步走在最现代化的城市里。于是，正义、尊严、平等、人权、良知、 悲伶、同情，这一切都在立法者的思虑之外。在还没有剪断权力脐带的中国， 立法者对权利的剥夺常有惊心动魄的逞现。“白撞法”就是一个范例。 　　九、如此讲来，是不是行人就可以横冲直撞、不遵守交通法规？当然不是。 合理的情形应当是： 　　（一）行人、车辆、路桥、配置合理，不同地区、不同路段要有不同系数。 　　（二）区别行人中老幼病残弱等不同情况，区别不同地段商住状况与人口 　　　　　密度，区别不同因果关系。 　　（三）承认以治车为目的的人车互让秩序。须知，斑马线不是绝对律令。 　　（四）对横穿马路者主要用罚款进行必要调整。 　　（五）老弱病残幼以及其他有急事者需横穿马路者，可以举一只手示意通 　　　　　过。谨以上述思考和追问就教于有良知和没有良知的国民们。 　　　　　　　　　　◆　八问大陆商品房市场　◆ 　　　　　　　　　　　　　　　　　　　　　　　　　　　　　·樊百华· 　　7月份国务院公布了11个大类商品的价格仍属于国家直接控制的范围，不 用说，住房不在其中。但是国家不直接控制，不等于就是市场能够自主调节的 了。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市场，只有具体的市场，其实“不直接的直接”多得很、 厉害得很。我的观察是：除了地位最低的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与利润很低的日用 小百货、家用电器外，凡是与“事实垄断”联成一体的商品，大多数都存在着 “直接控制”的阴影。住房市场就是其中之一。 　　住房市场的"直控性"由这样几个因素决定： （一）土地的垄断； （二）城市规划审批权的垄断； （三）主要由贷款机制决定的经营资格的事实垄断，没有相当的关系想经营房 　　　地产，没门； （四）按揭的诡秘引诱和消费者亟待改善住房的愿望压迫，例如有稳定工资收 　　　入的无房户、拥挤户等等，我怀疑政府先后几次大规模住房普查，主要 　　　就是为房地产商人估量还有多少“猎物”提供依据，而不是主要为如何 　　　尽快解决困难户提供决策依据。“安居房”、“经济实用房”的普遍奇 　　　缺和并不经济的价格便是我存此怀疑的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像股 　　　市主要是为了圈钱一样，房地产市场也主要是为了从消费者口袋里掏钱， 　　　对于大多数普通购房者来说，不但要将你的现钱掏空，还要将你将来很 　　　长一段时期内的大部份收入，提前掏定--按揭政策的实质即在此！ 　　我对大陆住房市场有这样八个疑问： 　　首先，这几年总的来说建筑材料的价格是稳中有降的。而据介绍，国家计 委政策研究室调研组曾证明：住房每平方米开发价格只需450元左右。这当然 是全国的平均造价。算上这税那费，平均1,000元成本总够了吧。那么，例如 北京已经基本见不到5,000元／平方米、南京已经基本见不到3,000元／平方米， 而且是在政府不断减少收费项目，例如南京今年先后减少近百项，可商品房价 格还是一路飙升，（广州等因过度开发而出现例外）这是为什么？ 　　第二，北京市已经实行商品房价格构成公开，但是，这个公开仍然是很粗、 很笼统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公布得细一些？尤其是其它地方为什么不实行公 开？为什么不能重视购房者的质疑？许多地方政府强行规定商品房价格的下限 却没有听证制度。这是不是政府与开发商一体化？ 　　第三，正如最近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披露的那样，商品房虚假广告 满天飞（据统计仅次于药品类虚假广告），北京7,000～8,000元／平方米的商 品房竟然也有裂缝。面对大量的质量、小区环境与广告严重不符的现实，政府 为什么没有切实地保护购房者权益的措施？ 　　第四，对于大量存在的商品房面积短斤缺两的现象，政府为什么不能提供 类似于农贸市场“公平秤”那样的服务？ 　　第五，办理按揭由银行代收的“律师代理费”是不是乱收费？挂名代理的 律师事务所门朝南、还是朝北、代理律师姓甚名谁购房者都不知道，根本不存 在任何代理，凭什么收取几百元的律师代理费？ 　　第六，既然是开发商与购房者直接进行买卖，根本没有其它方面提供什么 “交易服务”、“综合服务”，那么，购房者除了缴纳“契税” 外，又凭什么还要缴纳“交易服务费”、“综合服务费”？ 　　在南京，办理按揭公证也只要缴纳80元公证费。而中国人民银行江苏分行 却要为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代收“抵押登记费”418元。顾名思义，抵押登记 也就是将何年何月、购房者姓甚名谁、家住何处等等一一备明罢了，怎么要418 元呢？ 　　第七，在南京，银行代收“保险费”3,000元左右，银行工作人员没有一 个能够回答这保险费是哪家保险公司的什么险种，只是说“必须缴保险费，否 则贷款不给办！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实行按揭时的文件上就定死的，商业银 行也一样要收的……”可同在南京，银行间收取同一费种的数额却不同，购房 者与报纸多次提出质疑却得不到应有的答复，这又是为什么？ 　　8月14日早晨7:20分，我打电话到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新闻热线》 （电话：010-68508096），通了，但没人接听；7：45分我又打，听得出来， 接电话话的是一个小伙子；问上述中行（代）收费合理不合理、节目组了解不 了解相关政策，小伙子回答得非常干脆：“这方面观众早就有很多反映了，我 们记录后都交到台里领导那里，由他们决定采访不采访有关政府部门，采访了 播报不播报还得领导决定。”我又问：“既然早就有很多购房观众反映了，那 么现在有没有解答呢？”“这你就不要追问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的舆 论导向必须考虑到国情。”……是不是因为法律规定了“各级人民法院不受理 涉及国家法规、政策的诉讼”，我们的政府就可以依仗发文件的权力带头乱收 费？ 　　第八，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物业管理公司都是搭房地产公司的班机从天而降？ 由业主委员会公开招标物业管理如此简单的办法，为什么政府就是不能够真正 支持实行、相反，在业主与物管发生矛盾时，一般总是偏袒物管方？物价部门 审批物管收费价格凭什么不征求业主意见？ 　　实际存在的有关问题远远不止这些。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政府重视，否 则政府就是失职，就是有意无意地纵容失序了。 【网友推荐】　　　　　　　　　　　　　　　　　　　　　 【】　　　　　　　　　　　　　　【】　　　　　　　　　　　　　　【】 °外论参考° 　　　　　　◆　经济繁荣不见得为中国带来政治民主　◆ 　　　　　　　　　　　　　　　　　　　　　　　　　　　　　　·罗斯· 　　全世界瞩目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会不会进一步带来民主政治？一位中国 问题专家今天在加拿大国家邮报发表的长篇论文中认为不会，因为中国文化缺 乏法治个人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概念。 　　罗斯(Alexander Rose)这篇专论题目是「在中国，自由贸易不等于自由」， 副标题「富裕与自满」，暗示继承邓小平「只经改，不政改」路线的中国共产 党当权派，其实里面含有不少当年王公贵族的后裔，他们深知维持集团利益之 术，根本没有真正利他或全民平等的观念。 　　罗斯说，即使民间辛勤出头的企业家，也不见得会形成西方社会的中产阶 级，而只想运用「政商勾结」方法保持既得利益，不会想到深化民主与法治机 制，以保障自己的权益。 　　他举天津南方四十五公里大邱庄在禹作敏领导下经济突飞猛晋，一度财大 气粗到敢于和北京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步，但最后仍垮在中共给他戴几顶「贪污、 腐败、贿赂、谋取暴利」的帽子，说明更大的贪污集团──中共──毕竟有办 法「吃死」当年的十大农村企业家之一和政协委员。 　　罗斯说，邓小平经改大政方针的基本假设就是：解放人民的经济生产力， 同时冻结民主化以及引进西方人权概念的力量。许多西方论者或政治领导人， 包括克林顿和小布什，都认为中共终究无此能耐，经济自由化最后还是会带来 政治民主化。 　　罗斯说，没错，失业人潮、农民抗议地方贪官、法轮功和基督教渐兴等， 都可能冲击中共政权，但能够冲击到政治民主的地步吗？「很间单，不能」， 他写道。 　　他说，就好像当年流行的「经验律」--民主国家绝不会和民主国家作战， 欧洲国家不会互相作战 (因为太耗钱) --一样，当今流行的「自由贸易等于政 治自由」经验法则，其实经不起残酷现实的考验。 　　他指出，大陆上的反政府示威者不一定就要求更大的个人自由──农民和 失业民众甚至要求更大的「政府」干预，最好是计划经济型的干预。法轮功和 基督教信徒争取的信仰自由，也经不起统治阶级运用全民唯恐天下大乱的心理， 一一被制压下去。 　　民间企业人士，也几乎没人「真正、真正」想靠独立奋斗获得成功。他分 析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陆上公私部门的界限很难划清，其理由则是欠缺私有 财产权的规范，许多企业家只好靠「和政府合作」来经营，公务员在这种不正 常的环境里，掌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中国大陆既然从上到下公私纠缠不清，企业尽管要顾到用人惟才以提高生 产力的经济法则，毕竟不敌「搞好政府关系」重要，因此贿赂官员、聘用其亲 友等势所难免。 　　罗斯指出，好比共产党这个大贪污集团，加入「好处捞不尽」的政商勾结 俱乐部，确实有容易取得信用贷款、获得公家标的底标资讯、轻易获得营业执 照及公共建设或采购合同等，今年七月一日江泽民宣布接受企业家为党员，只 不过是将「既定事实」形式化。 　　换句话说，共产主义已经决定和资本主义挂钩，让全国政商勾结、公私部 门的特权阶级混同一气而已。他引述一名党理论家说，「如果不让企业家入党， 他们很可能会在党外发展组织和管道，这点他们有丰富的资源办得到。」 　　难怪，就在这个礼拜，一家马克思主义杂志批评说，让资本家成为共产党 员不是毛泽东预想下中国该发生的事，就被被江泽民封掉了。 　　总之，罗斯的专文结论说，中国的民间企业并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政府 和中国式的做事（生意）方法，在这种大气候下，我们怎么能期盼生活日渐富 裕的中产阶级冒着挑起社会紊乱的风险去刺激政府认真尊重财产权、放松经济 管制、举行自由选举、放弃「把那几个反社会捣蛋份子抓进监牢」的责任？ 　　　　　　◆　“稳定压倒一切”阻碍中国股市改革　◆ 　　　　　　　　　　　　　　　　　　　　　　　　·《远东经济评论》· 　　11月8日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说，为避免社会不稳定并恢复股市，中 国政府在改革问题上停滞不前。中国在10月发布的两项命令表明，只要稳定和 小心翼翼仍然是中国政府和中共的口号，在中国这个需要从头到脚的彻底变革 的体制中，中国式的点点滴滴改革是如何艰难。文章说，“稳定”是北京中央 政府和中共的口头禅。每到经济紧缩时候，中国政府的压倒一切的考虑是保证 社会稳定。 　　因此之故，10月23日，中国股市监管部门暂停在国内股市出售国有企业的 股票。很明显，中国政府担心，在股市经历最近的3个月下跌后，证券公司的 破产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 　　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确实起了作用，股市下跌的趋势被阻止，上海和深圳 的股市在第二天上扬了百分之十。在随后的数天，股市保持平稳。 　　但是，长远而言，正是这种政治驱动的干预将危及中 国经济上的繁荣。这 种干预目的在于让投资者放心，并尽量为那些不规范经营的证券公司避开麻烦， 这些公司从缺乏透明的经营活动中牟利。 　　重要的是中国证监委(CSRC)上述下令暂停的做法表明，在走向透明方面， 证监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章引述北京中国国际资本公司研究部分的领导人Shawn Xu的话说，“中 国的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夸大了国有企业股票对中国社会稳定和股票市场的影响 力”，“那些散布虚假报告，对社会稳定发出虚假警告的是金融恐怖分子。” 　　实际上，暂停国有企业股票的出售对国有企业股票没有多大影响。而证监 委的暂停命令却毁灭了中国股市分析家原来抱有的希望，即，虽然中国股市的 股票价格-回报比率仍然太高，但它正在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命令也使人们原来 的认为证监委将打击内部交易的希望破灭。 　　在证监委发布上述命令的同一周，中国报纸报道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下 令，中国省级高级人民法院停止审理涉及资产仔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国有 企业的破产案件。 　　最高法院的这个命令很可能也是出于对社会稳定的考虑，因为国有企业的 破产可能导致产权争端和大量的国有企业工人的失业。 　　不过，没有多少分析家认为，上述的两项命令表明中国在股市改革上开始 严重后退。他们大都认为这是暂时的。 　　中国证监委很可能是想在准许国有企业股票出售前对股票市场进行整顿。 一个显然的整顿目标是那种确保股市投资固定回报的做法。这种做法在中国是 非法的。 　　即使如同上述分析家所言，中国在10月发布的上述命令表明，只要稳定和 小心翼翼仍然是中国政府和中共的口号，在中国这个需要从头到脚的彻底变革 的体制中，中国式的点点滴滴改革是如何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