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一　百　五　十　九　期　　　　　　　　　【】 　【】　　　　　　　　　　　　　　　　　　　　　　　　　　　　　　【】 　【】【】【】【】【】【】【】【】【】【】【】【】【】【】【】【】【】 　　2001.05.27　　　　　　　　　　　　　　　　　　　　　（sd0105d） 　÷÷÷÷÷÷÷÷÷÷÷÷　本　期　目　录　÷÷÷÷÷÷÷÷÷÷÷÷ １、书与书评　还要走很长的路　　　　　　　　　　　　　　　·李　普· 　　　　　　　宪政民主：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石 　　　　　　　　——为《民主的先声》（香港版）而作　　　　·何家栋· ２、辩驳诘难　假如我被人民选为中国的国家主席　　　　　　　·金山伯· ３、评　　论　流亡者言　　　　　　　　　　　　　　　　　　·王　怡·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欢 迎推荐亲友订阅本刊。 　我们得到您的电子邮址后，就会持续向您寄送。如果您不愿继续收阅，请向 　我们的发送地址回信，在题目栏里写明：ｕｎｓｕｂ（unsub）。 　订阅或欲向亲友推荐者请将Ｅ－ｍａｉｌ地址寄往： 　　　　ｇｅｔ＿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您对杂志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 　　　　ｔｏ＿ｔｕｎｎｅｌ＠ｄｒ．ｃｏｍ 　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使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人民有知情权　　　　　兼容并包，思想独立　　　　读书思考无禁区 【】　　　　　　　　　　　　　　【】　　　　　　　　　　　　　　【】 °书与书评° 　　　　　　　　　　　◆　还要走很长的路　◆ 　　　　　　　　　　　　　　　　　　　　　　　　　　　　　·李　普· 　　新华日报老友潘培新送给我这本《历史的先声》，因为其中收了我两篇文 章，特意买来相赠。我十分感谢。披读之下，感慨万千。后来编者笑蜀找到了 我，说这本书将在香港出版，要我写篇序。这本书里说的都是真话。共产党人 为真理而奋斗，更不应当说假话。本着这种精神，在纪念我党建党八十周年的 时候，我就来说点读后感吧。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写过一个专栏。本书收录的《一 切光荣归于民主》是其中的一篇，是延安解放日报从新华日报转载的，两者都 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重庆是南京沦陷于日寇之手 以后国民党政府的陪都，中共的代表团以周恩来为首驻扎于此。 一 　　这本书收集了当年中共和某些民主人士的一些言论，主题就是要求实行民 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毛泽 东１９４４年答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他说：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 　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 　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 　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 　　这些话对不对呢？我认为很符合实际，很对很对。 　　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做《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我理解它的意思是 说，新中国建立五十多年了，中国民主化的历史任务至今还没有完成，中国共 产党的庄严承诺至今还没有实现。我认为这也很符合实际，也是很对很对的。 　　然则为什么没有实现？何以故？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很大，是个大理论问 题，也是个大实际问题。我不想做大文章，也没本事做大文章。我只想问问， 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什么经验教训。我想答案之一是，这是制度方面或者体制方 面的问题，我们中国缺少一个好的制度或者好的体制。这个好的制度或者体制 形成文字，主要是宪法。吸取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我认为首先就是修宪。 邓小平接触到了这个问题。１９８０年他说：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 　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 　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 　的不幸。我们今天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 　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 　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 　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 　家不可能发生。 　　他这些话说得好。我想的是，今后我国就是要靠制度，靠“法”，不靠 人。对掌权的公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我们老百姓承认并且希望他们都是君 子，这才有可能选举他们为我们服务，但是还要防止他们变成小人，使他们上 台以后不可能为所欲为，使他们企图不择手段而不可得。换句话说，我们要建 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管住掌权的人，使他们不可能耍手段说假话欺骗人 民，使他们不可能站到“法”之上来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必须这样小心谨 慎、步步设防，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条，人是可能变的，本质坏的人未始不可 能变好，本质好的人也可能变坏。二条，权力很诱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 英雄好汉越可能抵挡不住它的诱惑。西方哲人有的说：“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蚀 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有的说：“那种不受其他权力制约的权力，是 一种什么样的坏事都可能干得出来的权力。”历史证明他们说得很深刻。所 以，对越是权力大的职位越要有严密的立法管住，并且非得有其他权力来制衡 不可。只有几种权力相互制衡，人民的权力才有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繁 荣昌盛。 二 　　这里让我们进一步追问，然则，何以我们没有或者没能制订这样一部宪法 呢？让我们再从毛泽东说起吧，其实这远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本书收录了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一段对话，人们常常引用。我认为毛泽东这 段话看起来很对很好，其实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１９４５年黄炎培同几位民主人士访问延安，谈到治国方略，他向毛泽东说， 希望中共诸君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 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 　人亡政息。 　　毛泽东这段话强调民主，强调人民监督，强调人人起来负责，看起来很对 很好。但是，第一，这是他上台以前的话；上台以后，情况变了，他的地位不 同了，他也变了，这些话就不作数了。第二，他预先肯定当权者的所作所为必 定是正确的，必定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好事，人民监督的目的仅仅在于叫当 权者不敢懈怠、以至于不人亡政息而已。这一点，拿毛泽东本人的情况来对 照，就很不符合。１９５７年他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请求他们“监 督”，结果他打了五十五万人为“右派分子”；并且公然说他当初的动员和请 求是“引蛇出洞”。后来他举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 旗”，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对这种恶政，人民别无他法，恐怕只能期盼他 “懈怠”一点才好。特别是他晚年亲自发动和指挥的“文化大革命”，成了全 国人民的大灾难，冤狱遍于国中，暴虐史无前例。这场暴政延续十年之久，他 自己不能收场，人民无可奈何；直到他老人家离开这世界，才得以“人亡政 息”。 　　仔细想想毛泽东这一席话，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说的，不是站在人民 的立场上说的；古代的“明君”表示鼓励臣民进谏，也可以说出大致类似的话 来。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民主和民主监督的意思首先是和主要是约束掌权 者，限制他们的权力，使他们不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侵犯人民的权利，不可能 做损害人民的事。毛泽东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代肆意折腾的雄主，今后大概不 会再有。民主宪政时代的这个真谛，他脑子里完全没有概念。 　　尼克松由于水门丑闻下台，毛泽东完全不能理解。他无论如何想不通、不 能接受。这一点最足以说明他脑子里毫无宪政民主的概念。尼克松１９７４年 下台，１９７６年秋毛泽东去世。那年元旦，尼克松的女儿夫妇俩拜访毛泽 东。单少杰教授在《轻谈水门丑闻，调侃西方政治》一文中，根据当事者的记 载作了非常传神的述评。请允许我略作删节，摘引如下： 　　…… 　　朱莉·尼克松递上了她爸爸的信。 　　老人家喃喃地读着…… 　　“总统先生的腿怎样了？” 　　“好多了。” 　　“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话转告总统先生。” 　　“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戴维·艾森豪威尔插进话来。这位尼克松的女婿 正是毛泽东此次谈话的真正对话者…… 　　“我乐意这么叫他，你管得着？” 　　老人家容不得半个“不”字。接着他又大加发挥地说道： 　　“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 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 　　为了美国，戴维不能同意这话。他说： 　　“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 　　老人家不容分辩，又抢过话来： 　　“西方政治？那是假的。” 为什么不？简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两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个帝国搅得天翻地 覆，不是纸糊的是什么？甚至是卫生纸糊的。在东方人眼里，西方政治带着一 股奶味。他们对水门事件的看法一致得就像商量过似的。英迪拉·甘地说： “为几卷录音带大吵大闹，值得吗？”萨达特说：“大惊小怪，统治者难道不 允许进行统治吗？” 　　…… 　　前面我说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我的意思还不是指英迪拉那些外国 人，而是指我们中国人，并且首先是指我们自己。当年我自己也是那样看的。 当美国为水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把戏，是 尼克松的反对党民主党煽动起来，愚弄老百姓的。后来看到共和党里也有人反 对他，我认为这更可见资产阶级政治的虚伪性，那些政党的党员不过是些政 客，只为个人名利，见风使舵。近年来稍稍接触一点美国和英法的历史，才知 道那是由于我自己太缺乏常识，对西方近代和现代政治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一无 所知。改革开放以前，我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社会科学。 这种迷信把自己封闭起来，使自己由于愚昧而陷入了更深的愚昧。我今年吃八 十三岁的饭，我相信现在七八十岁的我们这一代人中，像我这样的不会只有我 一个。 　　单少杰在他的文章里说： 　　　毛泽东在“水门事件”上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恰恰是现代民主制度 　的精华，即国家权力相互制衡的机制。 　　　在这种制衡的作用下，国家的任何权力都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都 　要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即便总统也不能例外。如果总统做了假，犯了 　法，欺骗国会，蒙蔽人民，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相应的惩处。国会有权 　追究其责任，甚至有权弹劾他，把他撵下台。新闻媒体也有权批评他， 　使他在全国老百姓面前曝光，在那些既可以投他赞成票也可以投他反对 　票的选民中丢人现眼，无地自容。因此，在这种权力制衡下，很难产生 　出不受制约的独裁政权或独裁人物。这也正是那位居于至高无上地位， 　无人能管、无人能批的伟大领袖“不能理解”的。 　　单少杰这些话正是我想说的，我不能说得更好，所以干脆抄下来。 三 　　最后再说说宪法的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次全会上印发一张大字报，就 把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打倒了。国家主席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的。何以这宪法就这样如同废纸，既不能限制毛 泽东，也不能保护刘少奇呢？可见这宪法本身一定存在着大问题、大缺陷。它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于是乎毫无用处！ 　　所以我想，总结起这半个多世纪的经验教训来，我们中国的民主化要从修 宪做起。首先就要研究宪法。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同时就是补上宪政民主这一 课。我想不仅是我们老年人需要补这一课，恐怕许多年轻人也需要上这一课。 顺便举个例吧，我现在居住的这机关宿舍区两个小小的花坛上，竖立着几块红 字白底黑边的牌牌，制作很工整。其中一块上写的是：“知法 懂法 守法 一个不能少；国事 民事 天下事 事事需要法制”。其他几块写的是“争当 文明市民”和“社区为我办实事”之类，看来是有关机关统一制作或统一安排 的。前一块使我感到很遗憾，“知法、懂法、守法”当然很重要，可惜偏偏漏 掉了“用法”。我想，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在懂得“守法”的同时，还应当懂 得“用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大家来研究宪法，讨论宪法，然后大家来修 宪、行宪！这又要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否则这种研究和讨论根本不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言论比过去自由多了，比如现在各种顺口溜层出不穷，口 头流传无远毋届。人们在朋友间、甚至在餐馆里，可以谈论国事，不怕有人打 小报告。但是人民能公开宣讲自己的这些意见吗？能举行记者招待会陈述自己 的政治主张吗？报刊书籍能发表这些言论吗？我国至今还没有这种充分的言论 自由，更没有出版自由，虽然这些都是宪法上写了的，却还有赖于大家来争 取。所以研究宪法、讨论宪法、修宪、行宪，又只有从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 由做起。我想大家跟我一样，不愿看到动乱，更不愿再发生暴力斗争，那就只 有这一条路可走。中共十五大决定依法治国，很好很好，我希望我国的历史能 够从此翻开新的一页。中共是执政党，我希望中共中央勇敢地站起来，也来议 宪、修宪、行宪。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民主化的实现，还需要我们大家艰苦奋斗，逐步 前进，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路。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５日，北京 　　　　　　　　≌≌≌　　　　　≌≌≌　　　　　≌≌≌ 　　　　　　　◆　宪政民主：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石　◆ 　　　　　　　　——为《民主的先声》（香港版）而作 　　　　　　　　　　　　　　　　　　　　　　　　　　　　　·何家栋· 　　收集在《民主的先声》书中的文字，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在抗日 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统治合法性发出了挑战，要求实行宪政民主 制度。一时举国响应，声势浩大。这本书就是当时报刊有关宪政民主论的一部 分文章的结集。 　　《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权来说， “祀”的重要性排在“戎”的前面。垄断有组织的暴力，抵御外来侵扰，维持 国内治安，是政权得以存在、统治得以施行的现实基础。而祀天拜祖，神道设 教，则为政权提供了一种不可缺少的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就是对统治权的认 可。没有获得某种普遍性的认可，单纯凭借直接暴力和强制的统治，会使整个 社会处于持续的紧张之中。 　　卢梭说，“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能把力量转 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在近代以前，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意识形态主 要是各种形式的“天命论”或者说“君权神授论”。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一般也 就是维持两百年左右，其间伴随着“洪水将出，灾火且起，荡涤民人”的战 乱，可见“天命论”不能提供国家长治久安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在它的观念结 构中，内在地包涵着“受命改制”，“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革命 无罪，造反有理”。而在重新“受命”的转折关头，玉石俱焚就不仅是难免 的，而且是“改天换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取代“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的是社会契约论和宪政民主论。在市场 的启示下，人们逐渐把政治统治的领域与神圣的领域区分开，将其还原为一种 世俗的交易行为。纳税人出钱养活政府，政府则为纳税人提供公共安全，以后 政府又增加了若干项社会福利，但纳税人必须拿出更多的钱。“消费者是上 帝”，哪个政府及其领导人能够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纳税人就选择谁。把政 权（主权）和治权分开，主权属于人民，治权委托给政府，用定期选举领导人 的宪政程序来代替不可预测的“改朝换代”，给现代社会带来一种政治稳定与 政治创新的动态平衡。英国作为宪政民主制度的开创者却至今没有一部成文宪 法，美国宪法的基本结构和多数条文二百年来保持不变，说明宪政民主的合法 性根基不是纸面上的漂亮许诺，而是公众对于保障基本人权和限制政府行为的 程序性的共识。 　　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性时代”巅峰期的产物，用人的“理性”置换了上帝 的“神性”，通过科学主义的“真理观”，滑向了天命论的新变种——历史决 定论。天命论和历史决定论所面对的共同挑战是，如何客观地做出评判：谁能 够奉天行道？谁是历史的真正代言人？马克思对自己的理论很有信心，因为在 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代言人不是一两个先知，而是整个工人阶级。他 并不想否定宪政民主，而是想用“科学真理”这一新的合法性依据来补充和增 强前者。既然工人阶级正在上升，即将成为人口的大多数，那么政治民主正是 工人阶级解放自己乃至解放全人类的必由之路。 　　宪政民主论与科学真理论并存的格局没有持续很久。１９１８年１月５ 日，是俄国立宪会议开幕的日子。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全民普选产生的立 宪会议，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在内的俄国民主派为这一天已经奋斗了近一个世 纪。但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没能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取得多数。在４４ ４０万二十岁以上的选民投票后，布尔什维克得票率只有２４％，远远低于社 会革命党的４０％，在７１５个议席中只占了１７５个。列宁当即发表文章 说：“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号。他亲自坐镇立宪会议开幕的会 场，指挥配备大炮和机枪的武装力量驱散了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从此，“人 民代表”被“代表人民”所取代，科学真理论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执政的唯一合 法性依据。 　　中共的处境要复杂得多。在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论联合 政府》的一段时间里，“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天命论被国民党、蒋介石所垄 断，科学真理论的宣传也受到“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自我承诺的约束，聚集 在中共旗帜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成为宪政民主论的热心鼓吹者。１９４５年２ 月１７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的才是合法的》中说：民主主义和合法主义 应当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一切的法都应当是经由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议决的， 所谓合法，就是要合乎民主的决定，合乎人民的意志。社论支持克里米亚会议 《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所阐述的观点：“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 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欧洲秩序的确立，以及国民经济生活的再建，必须凭借足 以使被解放的各国人民能够消灭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形迹，并创造自 己抉择的民主制度的程序来达成”。对于民主程序的强调，乃是得宪政民主真 谛之论。 　　“运用美国影响的另一个方式是美国人多谈论美国的理想，每一个在中国 或在美国与任何中国官员会晤的美国官员都可以谈谈民主。……每一个在华的 美国士兵都应该是民主的活广告。他应该向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 ……说到底，我们中国人把你们美国人当做民主的典范。”“中国人民懂得民 主，并且需要民主。民主并不需要很长的经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 不是傻瓜，他们很精明，并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中 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如果上述言论不是由官方刊物 《党史通讯》披露出来，很难想象是当年毛泽东对美国人亲口所说。既然有党 的领袖作榜样，《新华日报》发表《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样 热情洋溢的社论也就不会令人吃惊了：“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 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 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 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环。……这一切以心传心的 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 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 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 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 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 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历史再一次证明，科学真理论与宪政民主论无论在逻辑 上还是事实上都是不能两全的。对“民主自由的中国”的背叛正是始于不诚 实。毛泽东本来对于“大民主”具有相当的自信，但是当知识分子在他的鼓励 下真正起来参政议政时，他马上变成了好龙的“叶公”，搞起了“引蛇出洞” 的“阳谋”。“科学真理”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当几千万中国人饿死于“三 面红旗”——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下，“科学真理”便很难 继续作为执政的合法性依据。于是，就需要编造神话，煽动个人崇拜和个人迷 信，退而乞灵于传统的“天命论”。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破除了执政党及其领袖永远是“科学真理”化身的迷 思，通过民主方式重建政治合法性是八十年代中共党内外改革派的共同要求。 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６年两次推动政治改革，都因党内“理论权威” 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游说阻挠半途而废。“猫论”、“摸论”和“政绩论”本来 可以成为向宪政民主论过渡的中介，但是如果试图以它们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 石，“一百年不动摇”，就变成了浅薄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指出，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会随着国家官僚体制的僵 化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剧而衰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 要障碍，并使该政权靠经济表现的基础来使自身合法化的能力遭受挫折。这 样，在共产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初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 是，当这种合法性受到削弱之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就不可能再发展出建 立在经济表现之上的合法性。“威权政权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迫去把政绩当作合 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为了换取民众的支持，威权 政权的领袖们往往被迫作出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而且他们还要反复 强调这种经济增长是在其他政权领导下根本无法实现的。 　　民主国家也讲政绩，但只是用政绩来衡量和取舍政治领导人，而不是用来 为政治制度辩护。对于威权政权来说，则存在着亨廷顿所谓“政绩的困局”。 他指出：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对他 们政绩的期望。但是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却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选民通过 选举选择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职的统治者不可避免会作不出政绩，这 样，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一群新的统治者会接替他 们。因此，统治者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了这个体制重新肯定其程序的合法 性。但是在威权体制下，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 度的合法性。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城市工人 阶级的失业现象急剧增加，社会两极分化日益明显，虽然知识分子的民主呼吁 和民主运动没有八十年代曾具有的声势，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感却比那个时候 大大下降了。 　　“政绩合法性”不可能长命百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不是凹点的稳定而 是凸点的稳定，它不是向“宪政民主合法性”前进，就是向“科学真理合法 性”和“天命论”倒退。但是人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历史关键时刻在思想舞台 上“闪亮登场”的，却是一些乔装打扮的老演员。 　　所谓“三个代表”，如果按照原《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副校 长邢贲思的解释，是为了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通过修改党章，允许私营企 业家入党，那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共产党的老祖宗恩格斯就是个工厂主。 　　如果是要用它奠定合法性的新基础，则是从“政绩合法性”倒退之举。宪 政民主论的精髓是基本人权观与权力制衡机制。如果不能切实保障每一个人的 宪法权利和自由，不论是“一个代表”（工人阶级）、“两个代表”（工农联 盟）、“三个代表”（工、农、劳动知识分子）、“四个代表”（五星红旗上 的四颗小星，即加上民族资产阶级），乃至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 党”，全都是换汤不换药。宪政民主论并不十分关心政府代表谁（哪个或哪些 阶级），而是关注它怎样代表，以及公民通过怎样的程序来制约自己选出的代 表。不能说一个政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代表性，就可以为所欲为。绝 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政治学的一条公理。如果没有权力制衡机制， 私营企业家加入统治集团，只会加剧权钱交易，黑白道结合，使腐败现象愈发 不可收拾。 　　按照宪政民主论的观点，在“先进的价值观”、“阶级的根本利益”等与 执政合法性之间不能建立刚性的联系，上述种种都需要在公正、公开的全民普 选程序中来表达和验证自己。韦伯认为，现代国家的决议只要符合法程序，就 足以体现政治的合法性而没有必要考虑价值观。被认为是合法性一种形式的正 式法定性在政治学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客观事实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起的作 用。由于不可能证实价值体系的真实性和存在于这些结果中的冲突关系，所以 在缺乏更好的方法证实时使用了正式的法定性。为履行统治者的理性的和法定 的制度，最适合的组织形式就是官僚机构，它避免了把政治陷入无休止的多种 对抗势力的争斗之中。法律不再是一个基本规范原则的表述，而是一种能够根 据实际需要转变的机制，以正式而独立的方式在对抗的价值和利益中找到妥协 方案。精英的先进思想通过全民选举机制和官僚机构的淬火、钝化可能会影响 一点时效性，但从总体上说这种延缓还是有好处的。根据波普的“试错论”， 任何人都无法掌握终极真理，精英也不例外，由于大多数选民和官僚机构天生 就有保守的倾向，让他们来给政治改革家们把把关，可以减少社会渐进改造工 程中不必要的损失。 　　所谓“德治”，如果是用来规范执政者与官员的个人行为，不失为一剂温 补之药：如果用它来补充法治，试图以二者的混合物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新基 础，由于药性的相克，弄不好就会成为一剂虎狼之药。朱容基以做“清官”自 勉，说明现在做一个清官并不容易。新时代的清官起码要做到“四不”：不说 谎、不苟且、不贪财、不好色。说假话，掩盖事实真相，口是心非，是一切政 治腐败的源头。不能从这个源头上反腐败，所谓“德政”、“德治”都是画饼 充饥而已。 　　“德”的概念在中国始于商周更替之际。“德政”一说虽然常常用于君臣 之间的互勉，但更多地被用来论证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即从“失德”这个反面 意义上来理解，所谓“五德终始”、“五德更王”。董仲舒认为：失德之君， 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有道伐无道，易姓更王，“此天理也”。孔子曾感 慨：“知德者鲜矣”，“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见从人性论的角度来 说，把希望寄托于“德治”是何等的不智。现代政治的运行机制不能依赖于执 政者皆为“有德君子”的假设。从政治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德”的旗帜从 来都与反对党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而很少能够给执政党增添光彩。依托宪政合 法性，莱温斯基丑闻还不至于严重干扰克林顿政府的运转；如果把政治合法性 建立在德治的基础上，类似的败德丑闻就会动摇国本。 　　重塑合法性，这是中国政治改革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否则，革命的情绪便 会在地下蔓延滋长，执政者惶惶不可终日，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各项公民的 宪法权利也不可能真正兑现。毛泽东曾说，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 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结 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 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专登 坏事，那还不灭亡啊！美国所有的报纸、电视几乎天天报忧不报喜，专门和政 府对着干，可是美国存在了两百多年，至今还没有垮台。近年来颇有人论证 说，中国经济必须保持８％以上的高增长，否则就会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可是 在其他民主国家就从来没有这么一说。这就是“科学真理合法性”、“政绩合 法性”与“宪政民主合法性”的区别。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管他什么合法性不合法性，老子“打天下，坐 天下”，“枪杆子保江山”，行不行？历史证明，秦始皇不行，马克思加秦始 皇也不行。秦始皇还有个儿子接班，“马秦始皇”到二世便已“卫星上天，红 旗落地”。在城乡差别“九天九地”的时候，让穿军装的农民向城里人开枪还 有可能，但是苏联东欧的经验证明，一旦城市化基本实现，人民子弟兵朝着自 己的父老姊妹抠动扳机就下不了手了。 　　亨廷顿指出：面对政绩合法性的剥落，威权主义领袖们可以而且确实是以 下列五种方式中的一种或数种来作出反应。 　　首先，他们可以直接拒绝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日益受到削弱，同时希望或相 信他们能够把权力保持下去。于是，他们便像捞救命稻草那样大肆渲染民主转 型的失败案例以及民主政权的种种弊端，企图由此获得某种“负面合法性”。 　　其次，威权政权可以试图通过用强制的服从来取代日益涣散的义务而生存 下来。如果政权的领导人能够就这一过程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也许能够推迟其 不断衰落的合法性所造成的后果。 　　第三种选择是挑起外部冲突，并试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但 是，挑起一场战争是一项风险很高的策略。 　　第四种选择是为他们的政权涂上一些民主合法性的外表。现存的多数威权 政权宣称，他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实行民主。随着他们的政绩合法性的下降，他 们将面临越来越重的压力，要求他们兑现上述许诺。 　　第五，威权政权的领导人们可以毅然绝然、因势利导地主动结束威权统 治，引人民主体制。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但总是先要求有威权体制下的领导阶 层内部的人事变动。 　　我们希望，中国的前途将是上述第五种选择，通过宪政民主体制来重塑政 治合法性。这既是改革创新，也是传统复归——兑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 诺”。 〖本刊下期将继续登载李慎之先生为《民主的先声（香港版）》所作序言〗 【】　　　　　　　　　　　　　　【】　　　　　　　　　　　　　　【】 °辩驳诘难° 　　　　　　　　◆　假如我被人民选为中国的国家主席　◆ 　　　　　　　　　　　　　　　　　　　　　　　　　　　　　·金山伯· 　　我想竞选中国国家主席。眼看目前中国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处境，以及人 民为此而将付出的代价，我真切地感觉到：中国政府在国策上犯着方向性的大 错误。任由这种错误方向继续下去的话，最终损失的乃是中国人民。我们不能 象文革时一样，无奈地等待独裁君王自然地死去。中国人应该有权选择他们的 国家最高公仆。当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我要竞选中国的国家主席。我希望这 个机会尽早的来临。我要把中国拉回正确的方向、路线上来。 　　中国５０年来的情况，简单地说，是把“民、社稷、君”的位置搞乱了， 变成了“君、社稷、民”。中国共产党建政的５０年，尽管在国际上似乎是八 面威风了，但人民却受了很多苦。邓小平力挽狂澜把中国从共产党执政２０年 后经济上几乎崩毁的边缘挽救回来，解民于倒悬，立下了大功，但仍然跳不出 原先的错误理念模式。“改革开放”的表面成绩加上新一代的核心缺乏胸襟、 见识以及一颗真正的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导致了领导层在国策上继续犯着方 向性错误。这种错误继续毒害中国人的思想，为遗害国家种下祸根。 　　我首先想停止宣传的是“强国”论。近这一、两年来经常听到不绝于耳的 “强国”、“２０世纪腾飞的巨龙”、“２１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等豪言壮 语。夜深人静，想想这些话实际上是在毒害自己的思想。我认为中国不必从 “强国”着眼制定策略。如果我当上了国家主席，我不会朝“强国”的方向挥 霍我国家的资源。我会尽最大的力气去“强人”和“强社会”。我提倡强化个 人，强化家庭。只要中国人的个体强了，教育水平提高了，思想素质提高了， 人们心情舒畅了，“强国”就会作为副产品，不知不觉地到来。正如我们的中 医所说的，内环境好了，清理了体内的湿、毒、热、滞，注意好饮食营养，人 的抵抗力就会提高，百病不侵，在人前就会容光焕发，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尊 严也随之而来，根本不必刻意地化妆，染头发，或是装出一副英明神武的样 子，让人怕你。 　　如果我当了中国的国家主席，我的国策会严守一个原则：彻底地扬弃马克 思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取而代之。我会用９５％以上的资源改善中国国 内社会上的各种迫近眉睫的问题；国际上采用邓小平先生远交近攻、韬光养晦 的策略。（我不很明白“近攻”的意义。实际上，我是连“近”也不想攻。） 　　首先，让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个人背境：我是老三届的下乡知青，当过 农民，当过苦力工人。我在美国大学工程系毕业，当了１０几年的工程师。我 对自己审时度势的洞察力很有信心。我很实际。在我个人的人生转捩点上，我 做了几个明智的、果断的选择，致使我能够摆脱务农知青的命运。几十年来， 我学习、工作，不断进步，达到了今天小康的水平。我有妻子儿女，有一个幸 福的家庭。我是美国公民，但为了竞选中国国家主席，我准备放弃美国国籍， 申请恢复中国国籍。我不是思想家，不是哲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军事 家。我没有一项骄人的学术专长，但我的常识非常丰富。我是一个非常普通 的，在下层社会长大的人。我经历过穷困，经历过委屈。我能理解无权无势的 穷苦人的感受。我心灵手巧，几乎什么都能做。我有非常强的解决问题的能 力，差不多到了能为无米之炊的境地。我非常懂得听取别人的意见。我懂得利 用资源，最重要的：人资源。在美国生活的几十年也让我看到了社会的普遍富 裕，人民的高质素。我一直在想如何能让中国人也过上美国人这种生活。有人 说，你要是当了国家主席，不出两年，你也会腐化、捞钱。我有１０１％的把 握不朝那个方向走。因为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的抱负根本不在金钱。我亲身体 验了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我就是要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向美国的 标准靠拢。客观条件不允许的，适可而止；某些方面，或许可以超越美国人。 　　内政是我的首要任务。但在我做任何事情以前，政治上的宽松、百姓心情 的舒畅是先决条件。以下是我在几个具体问题上的策略： （一）在中国国内开放党禁、报禁，彻底地给予社会言论、宗教、集 　　　会结社等原宪法给予的自由。 （二）由人大制定政党法。只要是依法登记的政党，平等共存。任何 　　　政党不能占用国家财产。 （三）学习、参考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模式，取长补短，在中国建立一 　　　套相近的甚至更有效的制衡系统。 （四）建立一套人大代表绝对从人民中产生、促使他们必须尊重选民 　　　意愿的机制。 （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平反“６．４”，平反法轮功。中国人从此不 　　　会因思想、言论遭入罪。 　　我会用大部份的资源帮助农民、城市贫困工人改善他们的生计。我会在各 省、各市、各地建立遍布全国的ＢＢＳ论坛，鼓励全国人民用上帖子的方式反 映贫苦农民、工人的状况，以及提供他们的计策。我会鼓励全国人民反映社会 上一切不公平的现象。而我会用一半左右的工作时间和我的班子一起全国旅 行，实地考察他们的状况并研究对策。我的班子都会带着各自的笔记本电脑， 随时和全国范围的网民们、网上智囊们联系，公开我们的发现及对策。 　　我会在我的任内尽最大的努力消灭青、少年失学的现象。我会亲自掌握第 一手资料：全国究竟有多少少年儿童失学。我要清楚地知道，究竟要用多少 钱，而国家的能力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在全国建造足够的符合起码标准的校 舍，聘请足够的教师，向全国的适龄公民提供起码高中的免费教育。如果暂时 不能够，我会研究怎样才能够、要多久才能达到这个愿望。在教育上，我不建 议把侧重点过分地放在科技上。我不同意“科教兴国”的说法。我觉得过分强 调科教，把过多的资源投放到科教上，忽略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是急功 近利的短视。 　　我的另一个愿望是在全国范围内向每个公民提供公费医疗。我要在中国建 造美国水平的医院，采用加拿大式、或更好的医疗制度。我要任何一个中国公 民，任何时候走进任何一家医院，只要能提供身分证号码以及１、２元钱的挂 号费，就能得到适当的治疗，包括住院治疗，完全免费。短期内，我要首先消 灭医院因为病人交不出钱而拒绝病人的现象。如果医院不够，到底差多少？要 建造足够的美国水平的医院，要多少钱？要聘请足够的合格医生，要多少钱？ 而国家的兜里又有多少钱？或者有什么路子能令地方或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以 达到这些目标。我不但不会继续购买外国武器，我还会卖掉现代级驱逐舰，卖 掉几十架苏凯战机。我要算好奥运究竟是赚还是赔。如果奥运不能带来进帐， 我宁愿不花这钱办奥运。我会卖掉“空军一号”。我不会花大钱庆祝国庆，宁 愿走到大街上与民同乐。总而言之，我会绞进脑汁帮助贫困的工人、农民、市 民过上象样的生活，有教育、有保障的生活！ 　　我会邀请网上阅读过的理论精英和我一同商量国家大计。我会邀请严家 其、方励之、刘宾雁等先生返国。我会经常邀请黎安友、林培瑞等西方政治学 者和我的领导班子聚会，交换政治科学上的学问以及了解美国政府在理论上和 运作上的长短处。我会广开言路。除了传统媒体以外，我会利用各地开放了的 自由论坛，让人民监督贪污的官员。我希望打动并挽救贪污的官员，感动他们 重拾埋没了的良心，停止贪污，并把能够上缴的贪污款项上缴国家，既往不咎。 　　我也会亲自过问环境保护的问题。寻求有效的治理风沙的良方。 　　我会马上着手追求实行司法独立。在开放了党禁之后，由人大制定政党 法。中国要彻底消灭一党独大的现象。法律这个时候就可以成为凌驾于一切之 上的权威。 　　军事上，我坚决走军队国家化的路线。我特别反对从军事方向走强国之路 的做法。我的军费开支旨在维持目前的军力以及保证军人的薪酬追得上社会的 水平，让普通军人达到心情舒畅的程度。我会立刻终止花巨资向俄国或任何国 家购买任何武器。中国自己能做什么就做什么。目前的中国军力已足够抵御任 何企图入侵之敌。照目前的情况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入侵中国、占领中 国的欲望或能力。我没有必要在这方面过分地神经质，而浪费了中国宝贵的资 源。我的国家军队也要象美国保护美国人一样，保护中国人的利益。如果中国 的渔民在海上作业受到别国的武力骚扰，即使是为了一户渔民受到骚扰，我会 派３倍、５倍以上的军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肇事武装狠狠地教训一下， 迅速地收队，再和它循外交途径交涉，或者根本不理它。对印尼排华这种事 情，我会派几艘驱逐舰到印尼临近海域去协助维持局面。我要让任何的流氓武 装知道，他们如果欺负中国人，中国军队会不惜代价，狠狠地教训他们。 　　我非常欣赏９７、９８年长江洪水期间中国军人参与抗洪的做法。我会适 当地利用军人参与地方的医院和学校的建设。 　　这些年来我在美国社会里生活，从几岁的小孩，１０几２０岁的青年、中 年的、老年的、各个行业的朋友都有，更眼看着一些朋友从少年长大到中年。 我每天和美国人打交道。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对美国人的观察有较高的灵敏 度。我对他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有第一手的认识。美国人给 我很好的印象。由这些人产生出来的政府也不可能是流氓政府。我觉得在中国 政府方面的误导下，有些中国人是没有必要地把对美国的认知锁定在一个死角 里。这种误会造成了在一些细微小事上互相再产生误会。知道美国，我真切地 认为，如果国与国能成为朋友的话，没有其它国家比美国更能成为中国的好朋 友。而且这种对中国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友谊，很容易建立和维持。美国 人一天到晚要干涉的中国内政，只不过是要中国政府用美国人的标准对待中国 人民而已。恰恰就是中国现政府不愿意信任人民、善待人民，才产生了美国人 干涉中国内政的抱怨。总结一下，美国之所以给中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感 觉，不外基于三个方面： （一）意识形态； （二）人权问题； （三）台湾问题。 　　而近年来，又以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为主要矛盾。 　　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中国自４９年以来的共产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之间 的分歧造成了早期的相互对抗。既然我们放弃了共产主义，美国在这方面便失 去了和中国对抗的意义。 　　人权问题。我对中国人多年来人权遭到无情践踏的情况深恶痛绝，比美国 人还着急要改进中国的人权状况。我当选国家主席以后，会以国际标准改善中 国的人权，也欢迎美国，或任何人、任何组织，向中国提出改善人权的建议。 　　台湾问题。我宣布和平统一为唯一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在台湾不宣布 独立的前提下，绝对不使用武力。在不要求台湾做出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我会 率先撤离针对台湾的任何军事设施。我会提出以国家主席身分访问台湾的建 议。我会拜会陈水扁先生，甚至李登辉先生。我会在官方和民间加大和台湾交 流的机会。我会邀请陈水扁先生、宋楚瑜先生４年以后和我竞选中国国家主 席。我反对台独的决心会和美国和台湾交底，但只说一次，绝不再在宣传上再 做文章。既然我已彻底放弃武力攻台，美国军售台湾就失去了意义。中国也不 会和美国在军事上作任何竞争。 　　以上三个方面的策略不是因为要看美国人的脸色、讨好美国人所采取的对 策。它们都是从中国自身好处为出发点的措施。加上我的国策重点是在国内建 设。这种姿态完全消弭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忧虑。中国毫不介意美国继续享受它 超级大国的优越感，支持并鼓励美国继续履行国际警察的义务。我赞成美国的 ＴＭＤ计划，甚至参与研究、实施，让中国也免除核袭击的恐惧。 　　事实上，美国的强大是客观事实。我的中国犯不着去挑战这个客观现象。 当中国失去和美国抗衡的必要的时候，花钱拉拢中、小国家也就不再有意义。 中国的资源就能最大限度地投放到中国的社会里去。 　　只要我们的人民能够在安定的环境里追求生活的不断完美，能够表达他们 各自的意愿；我们的知识份子能够在自己的领域里钻研，发表文章；我们的作 家能够随意地发挥；我们的记者、新闻从业员能够写他们想写的，报导他们觉 得应该报导的；我们的青、少年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志趣获得教育；不幸患 病的中国人能获得良好的治疗环境……只要我们中国人在中国生活得开开心 心，当他们到了外面的时候没有人敢欺负他们，我不担心中国是否在世界民族 之林获得了一个席位。我也不担心我们的民族有没有民族尊严。 　　中国确实不能照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了。想想看，中国政府面临的多方面 的压力，内在的、外在的。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放着发达国家试 验了一百几十年的成功经验不去学习、揣摩，死死抱着已经被证实失败了的马 克思主义，摸索着过河，出了事还不是拿国家、人民开个大玩笑？ 　　真正关心中国的人们，请届时投我神圣的一票。 　　有愿意支持我竞选的各方精英，请和我联络。 　　email地址：jin_shan_bo@yahoo.com 　　谢谢大家 〖“民主论坛”〗 【】　　　　　　　　　　　　　　【】　　　　　　　　　　　　　　【】 °评　　论° 　　　　　　　　　　　　　◆　流亡者言　◆ 　　　　　　　　　　　　　　　　　　　　　　　　　　　　　·王　怡· 　　１９８９是一个关口。距离奥威尔笔下预言般的《１９８４》已相去５ 年。当时我正读高一，满怀反叛的念头、亟待升华的里比多，和如同地下党人 般创世的激情。但在那一年，个人内心的激昂是如此微不足道，时代的风云际 会超出我的想象。一切在霎那间走样，我终究以一个未成年人的灵魂，承担了 一场无从理会、无从介入的风暴。后来读到北岛的《一切》，发现１９８９对 于我们，如同１９７９对于他们一样的荒诞，仿佛西西弗又一次推石上山，又 一次回到起点。 　　从我进入成都某座高校，“１９８９”像一个魔咒，不断在我内心生出冲 动，不顾一切地渴望介入和缅怀。我妄图以自己有限的视界，去拼凑时代的残 简，建立一种在我的年龄上可以理喻的模型。对我而言，这是唯一的方式，可 以弥补时代给予一个未成年人的残忍。而那是肉食者和革命者们绝不会在乎， 也从未想过的。没有人会这样来理解：在一场流血事件前，哪怕只有一滴儿童 的眼泪，就将让一切革命者落入地狱，永不得救赎！ 　　由于他们那妄自尊大的信念，对我们青春期心理卫生极不负责的态度，以 及没有在某个地方立上“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的告示，这种极其残忍的对于灵 魂的戕害是当局和体制意识不到的。整个时代和成年人的世界也在利诱和胁迫 中，无耻地行着口戒（现在这些人又踞傲地说不和７０年代生的人做朋友）。 这使我在边远的外省，搜罗信息的渠道只能在海拔以下。多年来，暗无天日的 断续阅读，使我逐步挨近了流亡者的叙述。 ○　刘宾雁 　　这是唯一一个我在高中就阅读过的作者。在那个人们的思想还受着意识形 态劳教的年代，报告文学一枝独秀，站在舞台的最前端，小心翼翼地捧着社会 的良知。记得是高二，我第一次读到刘宾雁的名篇《第二种忠诚》，心中如遭 雷劈。那种深刻的震撼，给了我精神上美好幻想的致命一击。正是它开始让我 怀疑、并觉察到教育者和引导者都在隐瞒着什么，整个体制维持着旧日的神 话，并不断闪着漂移不定的目光。它也第一次使我感到了在体制力量下的屈辱 和失节，并使我内心青春的叛逆断然脱离了生理性的境地。虽然文章的情节和 主角都已淡忘，我却永远忘不了当时的热血滚动，当时喉头里的腥擅之味，和 一阵回甜。 　　在当时，刘宾雁将某种事物指给我看，并让我心如死灰。 　　许多年过去，在一次自由亚洲电台的新闻评述节目里，我第一次听到刘先 生的声音。那一天他谈的是江某人首次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旧体词。其 中一首是游东北故地有感。刘指出东北旧工业区是国企处境最为不堪的地方， 下岗的压力也最为严峻。我还记得读大学时，一位来自东北的同学，讲到当地 下岗职工窘困和毫无尊严的生活，竟令我们有恍如隔世之感；其时身在南方的 我们还弄不大明白下岗是怎么一回事。刘尖刻地指责那首诗对社会问题和民生 疾苦视而不见，反弹琵琶，充斥着对太平盛世的精心装点和衣锦还乡的自鸣得 意。接着，如大多数人的条件反射一样，刘先生将这首诗与毛泽东的旧诗词作 了一番有意思的比较。 　　感到庆幸的是，在遭到强烈的电波干扰前，我终于在黑暗中听完了刘宾雁 的评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知识分子都是流亡者。流亡于庙堂之外、江湖之 远。在我的周围，７０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除开极少数 人，大都彻底拒绝了“学而优则仕”的旧式士大夫抱负，和对官府的思春之 情。反而坚持以民间立场去安身立命，站在政府的另一边去推动一个多元价值 观和多元力量的现代社会。我常常借用胡适先生的话，对我的８０年代生的学 生讲：希望你们在４０岁前不要进政府。４０岁后呢，希望你们有当议员的机 会。只要你们拼命赚钱，就是在努力维护政治国家和民间社会的平衡。 　　正是在刘宾雁这样的流亡者身上，我服膺了海耶克的名言：一个没有对立 面的社会，就是专制的社会。这里的“对立”是非暴力的，并无道义上的褒贬 敌我之分。它仅仅具有这个词在物理学上的含义。 ○　刘晓波 　　这是一个连自由主义者也很难在情感上容忍的异端。因为他在１９８９的 关口甚至说过这种激越得失掉起码分寸的话： 　　——中国的问题要作三百年殖民地才能解决。 　　我对刘晓波的全部了解，来自于在成都九眼桥淘得的一本书。上海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８年“思想者文从”中的《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整个大 一一年，这是我的床头书之一。虽然放至今日，刘的论述未免空泛，激情有余 而学理粗疏。但那份挥斥方遒的狂放和感性生命的泛滥力量，还是像雷电将我 在旷夜中闪亮。 　　在此之前我迷恋于庄禅之道，和温文尔雅的儒家风范。正是刘晓波将西方 的刚性文明和个体张扬的酒神精神带到了我的面前。在１９８９后几年文化界 可耻的缄默中，１９８９前的译、著作是我们这一批人精神成长的主食。对传 统文化摧枯拉朽的颠覆力量使这薄薄的一册书重逾千斤，它驱动我在以后的数 年里开始了对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等人的大规模阅读。 　　在我个人的精神起居注上，这本书是一件无法置评的文物。刘晓波这种人 在１９８９年像一场洪水，我们却是洪水过后留下的石头。 ○　魏京生 　　其实魏京生不属于１９８９，他属于更早的１９７９。“西单民主墙”在 当代史上像一个谶语，只有能指没有内容。我只是在漫长的青春期内，不断听 到访华的西方要人要求释放魏京生，或想与他见面。官员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 人物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们，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力，至少是引发了我莫大的好奇 心。 　　直至１９９９魏京生访问台湾，才在自由亚洲电台听到关于他的简介（这 不奇怪，成都发生在离我十公里以内的某些事情，我也是常常从国外的媒体上 才能知道），难能可贵的，我还碰巧听见了魏先生与李登辉的谈话录音。 　　这才知道当年姓魏的在西单贴的什么样的大字报。那篇文章有一个足以让 他入狱呆着的标题——《第五个现代化》。这与刘宾雁《第二种忠诚》的思路 倒是异曲同工，都是在承认“第一”乃至“第四”的合法地位的前提下，开出 另一种方式和路径。至少从策略上都还是改良派，没有搞大动作的煽动性。但 把民主制度看作“政治的现代化”，在当时的确是谋大不逆的。１９５７年的 旧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么说还情有可原，整了这么多年还敢这么讲，莫非吃了豹 子胆。 　　鲁迅说过一个小故事。一家人生了儿子，几个人去朝贺。第一个说：这孩 子将来一定大富大贵、长命百岁。第二个人却说：这孩子是一定要死的！这家 伙便被驱逐出境。最后一个人卖了个乖，不再说话，直看着那孩子笑，笑得不 可开交。 　　我们若是那官人，在万物回春、老树发新枝的当口，有人敢不识时务的那 样说话，就算我们是自由主义者，不会抓人，也免不了要朝他啐几口口水。 　　也套用鲁迅的评论，说历史与人心大抵如此。比如戊戌变法，短短数年光 阴，清廷便全盘接过了君主立宪，反而比起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情势已 变，激进力量坐大，革命如箭在弦，不得不发。温和的改良主张从此长达百 年，始终没法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可见历史的转捩如此不可拿捏，令人喟叹 思想不在乎对错。而在乎时机。 　　中国之大，有几人得知魏京生到底是何许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 谓我何求。 ○　金观涛 　　大一的一堂课，以后成为我朋友的雷立刚姗姗来迟，手中提着厚厚的一卷 书。我一瞟眼看见了封面——《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金观涛著。 　　那一瞟眼使我记住了雷立刚，也记住了金观涛。 　　在１９８９的流亡者中，金观涛是最扎实的一个学者。金与他的妻子刘青 峰一道，率先将系统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导入史学研究，尤其运用于对中西方 社会结构的剖析，在当时有石破天惊的影响。 　　我在旧书肆淘到的金观涛著述颇多，主要是当年川人版“走向未来”丛书 里的。如《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悲壮的衰落》、《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以及《人的哲学》等。此外还有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问题与方法集》。但 却遗憾，在朋友手中惊鸿乍现的那本大部头始终与之无缘。 　　后来读了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读了法国年鉴学派对于历史境遇的精心 复原，还有剑桥史高屋建瓴的以史带论，以及钱穆先生对国史“充满温情和敬 意”的体会，频频为之折服，差不多已经忘掉了金观涛８０年代在大陆筚路蓝 缕的功业。朱学勤近年有一篇时文，曰：《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论的是１９ ６８年人。我读此文时总想起金观涛这些１９８９年人，他们何尝不是思想史 上的失踪者！在国内，被盘踞学术界的人们集体地抹去，整个知识界坚守着可 耻的沉默，绕过某些肉食者不喜的名字，如绕过沼泽和雷池。 　　香港中文大学《２１世纪》创刊十周年的特辑上，有金观涛先生的大文 《十年回顾》。可惜网络版上看不到，还是缘悭一面。 ○　严家其 　　严家其的《权力与真理》也是在九眼桥上获得。这是我摆脱高中政治洗脑 后的，第一本启蒙读物。他将一场缺席审判中被告一方的大致情况讲了出来， 使我将挥动的拳头有保留的收起，开始坐在离双方一样远的距离，将我以后的 阅读当成是对证人的传唤。 　　后来我又在成都有名的南牖旧书铺，买到了严先生的《首脑论》。放在 ９０年代自由主义的言说下观照，严家其在学术上的建树微乎其微。但在史 上，却不容抹煞他盗火者的功德，仿佛胡适的《尝试集》之于汉语新诗。 　　衮衮诸公，严的名望最大，等同于方励之。今日之中国能容刘军宁、朱学 勤，十年前却决不能放下严家其，也是历史际遇不可拿捏的凭据。 　　但今日国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１９８９年诸公亦有根本的分歧。激进 的思想和变革道路已为智者不取。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成为我们手中 的双飞燕。海耶克、波普尔、柏克等人的“梦幻组合”，对历史决定论、乌托 邦思想和革命者自大的建构理性大战了三百回合。自由主义者是真正的解构 者，将社会的自由与民主，从道德的和哲学的欲望里解救出来，而与市场体制 下的每一项财产权、每一笔皆大欢喜的交易紧紧相连。但流亡集团的民主观在 骨子里与共产主义的思维方式依然如出一辙，他们同样不在乎、也不会理解我 当年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所受到的伤害。 　　也许流亡是一种很特别的生存状态。纵观中国近代史，革命的激进力量无 不来源于海外的流亡集团。流亡使人容易偏执，同时将深深地暗示流亡者自身 的无辜和使命。在某种意义上，激进的姿势已是流亡者唯一的价值。 　　但一个思想者被本土所摒弃，始终是令人尊重的。他们的全部努力就在于 死死抱住一个花了沉重代价才得到的麦克风，及烈士般的姿势。我因此宽容了 他们对于某种态度和道路的坚守，而保留下起码的景仰和同情。 ○　多多 　　在１９８９的关口，多多，是一个误入白虎节堂的平民。 　　朦胧诗群里，其实多多是最没有政治性的，不像北岛、江河和芒克。他是 一个在语言上走得最远的先锋之一。但在“六四”之夜，多多恰恰是一个目击 者。更加巧合的是在六月五日凌晨，他搭上了预定去欧洲的国外班机。在走出 舱门的一瞬间，面对西方媒体的镁光灯，一个最纯粹的抒情诗人象被人从背后 踢了一脚，跌入时代中心的是非地。第一个问题是：昨天晚上你在不在天安门？ 　　多多讲，当时他与翻译对视了一秒钟，他在犹豫，因为某种回答将可能把 背后的舱门永远地关上。 　　——我在。 　　十年后的一个深夜，我从自由亚洲电台“目击者说”专栏，听到多多叙述 自己成为流亡者的故事。我一直在努力理解，诗人的身份在整件事中的位置。 在大陆销声匿迹十年后，《天涯》１９９９年某期刊发了多多的诗歌专辑，意 味着多多的写作终于返回了本土。与前述诸公不同，多多是一个不自觉的介入 者，一个不小心撞破了隐私的人（这使窥视者与被窥视者感到同样的尴尬与愤 怒）。当他说出最初的那两个字“我在”，他便作茧自缚，内心的良知使他无 法回头，开始了他在媒体上、聚会上甚至在大赦国际的证人席上，作为目击者 的使命。 　　诗人的身份，在这里只是一种巧合。但也可能，是一种象征。 ２０００．１２．１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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