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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政治被认为是第一性的,甚至是最高层次的人类的活动。在古代政 治中,通常都有一个一元的、一统的、官方的信仰。政治的理想是最高的理想, 大家只能为一个由官方规定的理想而奋斗。任何与这种一元的政治理想相冲突的 理解或观点通常都会遭到斥责和封杀,把政治当作最高一级的人类事务,以政治 统领一切必然造成社会的泛政治化。这种泛政治化的结果之一就是以言论和思想 治罪。搞文字狱,用法律来诛心。这种政治要求改造人性,以顺应政治理想,把 政治从人间提升到天国。在现代社会,“追求专制权力的人须把自己伪装起来。 欧洲(现代)人有时会被某种以诱人的理想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专制体制所蒙蔽” (页2)。极权`主义先进其外,野蛮其中。“1936斯大林颁布了据说是世界上 最先进的宪法,为苏维埃公民提供了大量权益和保障。但是事实上就在颁布这部 宪法的同时,斯大林正在用假审判的手段对苏联最高层人士进行‘清洗’。成百 万的臣民被枪决。在20世纪各种极权主义形式出现的专制体制构筑一个广大的政 治试验场,各式各样创建完美社会的政治设想都在这里进行了演练。这些试验都 失败了,这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页5)。   现代政治认为政治在人类事务中不居於最高一级的地位,而只是第二性的, 是消极的,是关於现实世界中可能之事的艺术。“政治是一种活动,它支撑人类 生活的框架,但政治并不等於生活……政治尽管能为生活的许多方面提供秩序, 却必须与上述领域保持一定的距离”(页2),而现代政治的出发点不是关於完美 社会`的抽象理想,而是现时的况境(页78)。现代政治立足於“这样的预设: 任何国家里都存在许多生活方式,灵活的政治体制必须使其公民都能够按照自己 的意愿生活。这种做法的一个含义就是,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是政治,正如踢 足球的大部分内容不是与裁判争辩。‘一切都是政治’的说法准确无误地标志着 用人治取代法治的图谋”(页103)。   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都是个人有着个人理想的先生、女士之间关系, 而不是只有一元理想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现代政治要求其制度与运作适应人 性而不是削人性之足以适政治理想之履。所以,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政治“只是 一种服务行业,它使人们能够顺利地参与生活的游戏”(页105)。   古代政治认为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理想,一个权力中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 社会与政治的稳定。现代政治则认为,一元的稳定极易颠覆,只有建立在多元的 价值观和多元的权力中心之上的社会和政体才有持久的稳定。在古代人看来,这 种被个人的权利和多元的力量弱化了现代国家是极其软弱的,其实,这样的国家 远比古代的国家强盛、持久。   在两种政治中,人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古代,人只是作为类的存在,个人 是无足轻重的。类的存在必然带来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其结果是社会的权力本位。 中国人则更形象地称为“官本位”。在现代社会中,人是作为个人的存在,其结 果是带来私人生活的重要性,导致社会的权利本位。在古代公大於私,公私之间 没有法定的界限;在现代,公来自於每个人的私,公私之间有明确的法律界限。 现代政治的“精髓在於个体精神中发展出来的新概念:人们越来越倾向於凭借自 己的才能和意向来安排生活,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由出身所决定的位置”(页 43-44)。“现代欧洲人作为个人则最关心的是灵魂得救。他们往往认为国家的作 用只`是保障和平,使他们能够推行自己的计划”(页41)。现代民主政治与专 制政治的区别在於“是否承认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页3)。在专制 国家,社会中的一切都是专制主的私产,政治一直是权势者的行当(页107)。可 见,古代的政治是独占、垄断的政治,现代的政治是共和、共享的政治。`   在古代,“人们从为国家服务中得到人性的最大满足”。在古代人看来,现 代人也许是极其自私的,因为他们一心只想着“自身利益”。在现代人看来,自 身利益“不是指自私自利的坏品德,而是指‘责任’”,作为个人主义社会的现 代社会“要求其成员承担这一责任,自力更生,不要依赖别人养活自己,成为别 人的负担……寻求自身利益,并不意味着拒绝和妨碍我们关心和帮助与我们相处 的其他人。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又岂能谈得上帮助他人”(页 49)?   在古代政治中,暴力是解决一切政治冲突的最终的手段,强权即是公理。“专 制主义的本质是,无论在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不存在对统治者不受制衡的权力的 挑战。臣民的惟一任务就是献媚。没有国会,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政府控制的 新闻界,没有独立的司法,法律无法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强权剥夺。一句话,没有 公共舆论,只有专制统治者的声音。”(页3)专制的政体“靠武力来建立,以恐 怖来维系,朝令夕改,反覆无常”(页1)。所以,没有一个古代的皇帝和现代专 制者在夺取江山之後会想到,是否要以选举的方式徵得人民对他的统治的同意。   古代政治的特点是“玩政治的游戏需要以生命为赌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 到18世纪。在现代自由民主的国家,政治家肯定不会因为从政而被处死。在现代 社会,只有专制政权才会靠行刑队和绞架来维持统治”(页34)。作者引述马基 雅维里讲的一个故事:一个罗马富人在饥馑流行时把食物施舍给穷人。罗马人後 来将这个富人判处了死刑。罗马人的理由是:那个富人是在收买人心,他有野心 成为独揽大权的僭主(页105)。可见,古代的政治是脆弱的政治,经不起恐惧 及挑战都的政治。古代政治的假设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只有在降服、镇压了所 有的竞争对手后才会安全,同时还会因害怕被压制者的报复与反叛和新的对手的 出现而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   现代政治是富有韧性的政治,它不怕甚至离不开挑战,它不怕分裂,不怕背 叛,现代政治是经得起背叛的政治。麦克唐纳在1931年背叛工党组成联合政府。 在古代政治和现代专制政治下,麦克唐纳不要说当上首相,而是被扣上分裂党、 分裂国家的罪名,罪该万死,遗臭万年。现代的政治是道德的、宽容的政治,现 代政治无忠奸之分,不要求对某个政治领袖保持绝对的忠诚,每个公民可以在不 同的政治力量之间作出不同的选择。所以,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的重要特点就是建 立在结社自由基础之上的政党政治。现代政治的“精髓就是不同见解的争辩,要 争辩就必须有对立的另一方。一个政党若是独揽一切权力,只跟自己对话,这个 政党就一定是极权主义的,也就是专制主义的政党”(页73)。   如果这里对古代政治的观察成立,那麽古代的政治绝不仅仅发生於古代。今 天的许多国家的政治尽管从时与空的纬度看是属於现代的,在性质、价值支撑、 制度安排和运行方式上,则无疑仍是古代的。从这种意义上讲,从古代政治向现 代政治的转变,实质上是从独裁专制向自由民主的转变;只要现实中还存在着专 横的权力,这种转变就仍然没有完成。 【】               【】              【】          ◆ 对思想的张捕与思想者的逃逸 ◆                               ·林贤治·   人是什么?唯物史观教导我们说,人是从制做工具以及运用这工具从事劳动 的时候开始,转身与猴子揖别的。其实,除了劳动,人还必须会思想。所谓思想, 自然离不开独立自由的意识。这是最基本的。倘使仅仅懂得劳动、耕植和采集, 充实了肚子,发达了四肢,最后也很难免于陷入牛羊一般的境地。迄今已有半个 世纪的传播历史的《世界人权宣言》,赫然写着如下条款:“人人有权享有生命、 自由和人身安全。”在这里,生命权和自由权是并列的,不可分割的。不是活着 便可以尊为人类,从"温饱”到“小康”,如果人类只是被当做一种结构性物质, 而满足于生命的维系,是无法体现存在的本质的。人类是精神的人类。没有哪一 种生物,能够像人类一样热爱独立、自由和尊严。所以,在世界上,凡有人类聚 居的地方,都有着同样涵义的成语在世代流传:“不自由,毋宁死”。   真正的思想,也即自由思想,萌蘖于禁锢、奴役、不自由的现实关系,以及 对此痛苦的觉省。没有先验的思想。思想是反抗现实、变革现实的,是对于既存 秩序的否定。哪里有一种思想是满意现状的呢?除非是统治者――鲁迅常常称作 “权力者”、“权势者”,个别时候也称“政治家”――的思想。他在一个著名 的演讲中说到: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 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 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 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哪里 会有自由思想?   纳粹有句座右铭式的话:“思想先行,行动紧跟。”这“思想”就不是自由 思想。意识形态化了的思想,是不能称作思想的,因为已然失却自由的含量。思 想是个体的,弱势的,异质的,非正统非主流的。   人类拥有自由思想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推算起来,最早也当在“后酋长时代”。 在黑暗的中世纪,我们已经可以透过十字架的阴影看见:怀疑与信仰共存,异端 与信徒并现。思想锋芒初露,虽然随即为火与剑的方阵所包围,却依然咄咄逼人。 僧侣们无法预料,他们以日夜积聚的大量的统一思想的工作,培养出一种普遍的 观念;正是这种观念,诱使思想者在更为开阔的地带播撒自由和反抗的种子。及 至近世,随着“权利的时代”的到来,可以想见,思想将会变得何等活跃。至于 思想者,当然大可以走出地堡,卸掉盔甲或伪装,睥睨气息奄奄的宗教裁判所而 自由言说了!   然而,事实上,张捕与逃逸仍在进行,没有哪一天停止过。有时候,言路特 别狭窄,甚至完全被阻断!   进化论遭到挑战是必然的事情。社会的进步与否,怎么可以根据时间的先后 论定呢?权力者始终占据着历史的主动地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恒定地听命于 “权力意志”;而思想者,却难免为环境左右,不是慷慨激昂便是忧心忡忡―― 角逐的双方,谁也无暇顾及钟表。   近代历史确乎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这种变化,说到底不过是在“原型” 那里作出量的增减而已。随着大学的勃兴、科学的昌明,知识分子势力迅速膨大; 相应地,权力也变得更为集中,打击的能力大大增强了。阿伦特在名著《极权主 义的起源》中,专论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和斯大林的苏维埃政权,它们都是在本世 纪建立起来的。盖世太保、格别乌、窃听器、集中营、特别法庭、秘密审讯和处 决等项发明,足够叫中世纪大主教大法官的玩艺相形见绌。在权力者和思想者之 间,存在着大量貌似中性的平和的知识分子。到底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精心设 计的机械、技术、各种关于管理的理论,包括宪法,最大限度为谁所利用?这个 问题很难量化,故而长期被悬置起来,无人深究。希特勒是一贯标榜“革命”, 信奉“社会主义”的,他曾经弄过一个由总统签署的非常法令《人民与国家保护 法》,其中规定:“在宪法规定的法律限度以外许可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 见的权利,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权利,还许可侵犯私人邮件、电报、 电话、通信保密权,许可搜查民宅,许可下令没收财产和限制财产权。”类似的 法令是否经由法学家的润饰,我们不得而知,但它通过剥夺进行“保护”是明显 的,还不能说是完全的赤裸裸。比较起来,斯大林于1936年颁布的苏联宪法要 庄严得多,然而不出一年,就开始大规模的肃反了!   近代以降,权力者对知识者的打击,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其一是大学,其 一是新闻出版界。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有可能成为思想的产床。作为中国 近现代历史的转捩点,五四运动就是来源于一所大学和一本期刊。   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对莫斯科大学的情况,有着详细的记述。 这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给世界贡献出了一批富于头脑的人物。为了对付他们,政 府安置了特务网,还有政法委员会之类。思想与青春结盟是可怕的。希特勒根本 不把成年人放在眼里,贬斥为“迷失的一代”,而致力于毒化和争取青年。他说, 德国青年应当“像猎犬一样敏捷,像糅过的皮革一样坚韧,像克虏伯工厂生产的 钢一样经受过锻炼”。这些青年什么都具备,就是不具备思想。1933年4月,政 府明令规定大学生必须加入大学联合会,还须参加四个月劳动锻炼和两个月集体 军训。教师也有统一的组织,由掌管人员进行苛刻的挑选和培训。1933年至1934 年,纳粹党在大学进行了一场清洗运动,有1/6的教师被解聘或被迫辞职。有意 思的是,大部分教授竟公开表态支持政府。著名哲学家,80年代以来在中国学界 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大师级人物,可耻的海德格尔,在弗顿堡大学发表校长就职演 讲时说:“任何教条和思想,将不再是你们生活的法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 才是德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的法则。”斯大林对大学的控制一样严密。在苏联 高教部的16个职能司中,属于思想统制方面的大大超过半数。所有学科的教育为 政治教育所笼盖、所渗透,因为这是不能不服从于制度的总体的集权性质的。   集权主义者无不重视意识形态,重视宣传。希特勒在政府中首先设立的部, 就是国民教育和宣传部。据说,我们今天使用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 即从中世纪在罗马设立的传播天主教信仰的专门机构演化而来。可见,思想以及 对思想的控制,都是中世纪的遗产。图书审查、禁书、焚书,在中世纪已经相当 流行了,《禁书目录》委员会,犹如宗教法庭一样声名赫赫。但是,焚书在当时 只是零星进行,像纳粹德国这样狂欢节一般的盛况,是从来未曾出现过的。1933 年5月10日,时值午夜,成千上万名学生高举火炬,游行到柏林洪堡大学对面 的广场。广场上,小山般堆满了书籍,他们把火炬扔进书堆,然后像添加柴禾一 样再不断地把书往火里扔。据统计,大火吞噬的书籍多达20000册。纳粹党领袖 之一戈林对大学生说:“你们干得好!在这午夜之际把过去的精神付之一炬,这 是一次强有力的、伟大的和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其他的大学城,也相率举行 了“焚书日”。鲁迅曾经把国民党法西斯分子称作“希特拉的黄脸干儿”,查查 家谱,其实秦始皇爷爷的“焚书坑儒”,倒也不失为伟大的经典之作。只是大不 敬的人从来便有,如唐诗写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就是嘲笑 此举的愚蠢的。在电子出版物相当发达的今天,我们不是有更充分的理由,回头 傲视希特勒及其党徒吗?问题是,这些大独裁者,仅仅凭了他们的无知与专横, 便可以如此一再挑战人类的尊严!   知识分子算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 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为了便于控制,德国在1933年便成立了德国文 化总会,下辖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等七个协会。总会章 程规定“必须由国家领导”,因此名为群众团体,实系官方组织;总会及其下属 各协会的决议和指示,对会员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倘使你是文艺家或是新闻工作 者,不参加组织或被组织开除,都意味着停止演出或发表作品,甚至连一张购买 油彩的票证也弄不到。苏联也成立了同样性质的文艺家组织,时间不早不迟,正 好在30年代初,这也算得是历史的巧合罢?在苏联大清洗期间,一批卓越的作家 和诗人失踪了。天生叛逆的札米亚京,幸好提前逃到了国外,不然,即便保持缄 默也很难活下来。作家协会对于作家是严厉的。它挥舞无形的大棒驱走了左琴科 和阿赫玛托娃,恫吓怯弱的帕斯捷尔纳克,还有固执的索尔仁尼琴,把天才诗人 布罗茨基拒之门外,让他做苦工、流浪、劳改……斯大林以党内最高的领导地位 成了文艺界和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许多学术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物的命运, 都必须通过他作最后的裁决。希特勒和他一样,在德国,也是文化艺术领域的最 高仲裁者。他们是敏感的,他们确实有能力从隐蔽的地方发现自由思想的踪迹, 虽然许多时候神经过敏,被自己虚构的影像所欺蒙也是常有的事。拉斯科尼夫从 巴黎发出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谴责道:“您残酷地消灭了一批才华横溢、唯 不合您本人脾胃的俄罗斯作家”。巴别尔、皮利尼亚克、科尔佐夫、迦尔洵、梅 叶尔霍尔德、特列基亚科夫……那么多人,死后多年才由官方恢复了“名誉”, 但是他们如何死法,广大同胞迄今一无所知。《大恐怖》一书的作者康奎斯特, 于1990年发表关于苏联肃反时期的一项最新统计结果,计数如下:   1.1936年末,已被关押在监狱或劳改营中的人约500万;   2.1937年1月至1938年12月,被捕者约800万人,其中约100万人被 处决,约200万人死于劳改营中;   3.1938年底,在狱中约100万人,在劳改营中约700万人。   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和饥荒中被流放、处决和死去的人, 也不包括此后在1939至1953年间被处决、死于劳改营或被囚禁的人数。希特 勒说:“恐怖是最好的上帝。我们在俄国人身上就看到这一点。”对于具有自由 思想的文化人,纳粹当局同样是成批处理的,开始时好像颇宽容,采取“打招呼” 的办法,分期公布被开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至1938年底,被 迫流亡的人达84批,共计5000人。爱因斯坦、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布莱 希持、茨威格、霍克海默、阿多诺……最优秀的种子离开了德国的土地,唯有少 数留在国内,艰难地捍卫内心的自由。   在最恐怖的日子里,思想和思想者陷身于逃避迫害的途中,却依然顽强地表 达着自己。冤家路阔。自由思想存在一天,逃逸就只能是一种形式,在本质上它 是进攻的。活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古希腊精神、观念与艺术,难道真的是 历史残留的余晖吗?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为逃避审查官的审查,曾经一度给自己 的诗加了副题,当是译作,于是也就发表出去了。德国雕塑家巴尔拉赫,1927年 接受建造大战阵亡战士纪念碑的任务,在巨大而庄重的碑石里,他把战争留下的 创伤、悲痛和愤怒深深地镌进去,唯独缺少政府所要求表现的崇高。当然,这种 逃避的艺术,最终还是逃不过纳粹的眼睛,1935年,纪念碑被拆除了。中国的鲁 迅,在“党老爷”的刀锋底下写作杂文,变换笔名,使用曲笔和反语,创造了一 个平民战士与东方传统和权力社会针锋相对的壕堑战术。他声称,他不做许褚, 他得“躲”起来。为了保持思想的完整,文章发表前,他说,他是自行抽掉了一 根骨头,完后再由审查官老爷抽去的。那结果,有时候是连他也预想不到的坏, 一篇长文只剩下一个头。无论对谁,幸与不幸,到底是有骨头的。思想就是骨头。   面对无止期的迫害和恐怖,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很少有人坚持到最 后的。由自己把思想扼杀于思想之中,这时,唯有这时才开始真正的逃逸。只是 在这里,思想已不复成为思想,而是意识形态,是权力政治的一部分了。二战过 后,爱因斯坦拒绝同德国恢复关系,包括科学机构在内,是有着一个自由思想者 的理由的。因为在他看来,“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 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识界的这种普遍放弃、逃逸、堕落的行为, 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所以,流亡在美国的托马斯·曼,在1945年5 月纳粹战败,举世狂欢,到处是拥抱和祝福的时候,却沮丧地垂下头颅。他借“一 个德国人”说出了他深沉的怆痛:“他思忖,这种普天同庆对于德国到底意味着 什么?在经受了这种种磨难之后,她还要度过多少黑暗的岁月,多少无力自省的 年代,多少罪有应得的屈辱的日子?当他想到这些,他的心感到了一阵抽搐……”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  http://www.geocities.com/SiliconValley/Bay/5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