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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節錄至”福建僑報”） 中國新文學史上重要作家郁達夫的第二任妻子王映霞在今年2月6日，以92歲高齡在杭州辭世。郁達夫早于1945年9月在蘇門答腊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終年41歲（註：應為５０歲），逝世至今雖已超過半個世紀，但其人其文從未被人們遺忘，他對中國新文學的貢獻，以及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地位，從未有人加以否定。而王映霞則一直以“郁達夫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廣為人知，王映霞在自傳中也不諱言，“如果沒有一個他（郁達夫），也許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在中國近代作家之中，郁達夫其人同時也是一位很具爭議性、很富傳奇色彩的人物，他与王映霞之間那一段以激情始，以悲劇終的情愛糾葛，曾經轟動一時，他們之間的离合悲歡，多年來一直為人津津樂道，被認為是“現代文學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
娶元配成全母親 和當時其他文人作家不太一樣的是，郁達夫對自己的生活与感情世界有非常坦白直率的表露。結識王映霞時，郁達夫已使君有婦，在其著作《日記九种》（1931年，北新書局）中，他對自己在元配妻子孫級与王映霞之間的猶豫、彷徨、痛苦、忏悔与激情都作了直接的流露，并未加以掩飾。 在《日記九种》中，郁達夫也記下了他追求王映霞的經過，以及其間所遇到的挫折和痛苦。郁達夫說過，他与孫級（註：應為孫荃）的結合，是為了成全年事已高的母親的心愿，他与孫級的婚禮也由其母親包辦。他与孫級結婚之后育有二男二女。孫級雖也識字，也懂寫詩，但郁達夫對于孫級，始終欠缺一份激情，最后還為了王映霞演出拋妻棄子的一幕。
初識王映霞一瞥惊鴻 當郁達夫在友人孫百剛家中初識王映霞時，一瞥惊鴻，惊為天人，而王映霞在認識郁達夫之前也已讀過郁達夫早期的代表作《沉淪》，對其才華也很仰慕，但兩人相識時，不但郁達夫已然使君有婦，即使王映霞亦已有婚約，二人的交往因而困難重重。郁達夫為了贏得王映霞的歡心，寫了無數的情書給她，這些情書也和其日記一樣，對其情感有直接的流露，雖面臨挫折与困境，他仍然毫不間斷的寫了一封又一封情書給王映霞。 1927年1月28日，郁達夫為了阻止王映霞嫁為人婦，給王映霞寫了一封情書，信中說：“我也不愿意打散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結婚与情愛，有微妙的關系，但你須想想當你結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婦，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決定你現在所考慮的路。”為了說服王映霞，郁達夫還极盡勸服的能事：“你情愿做一個家庭的奴隸嗎？你還是情愿做一個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盡可以獨立，你的自由，絕不應該就這樣的輕輕拋棄……” 此外，兩人熱戀期間，郁達夫也寫給王映霞無數情詩，其中一首常為人傳誦：“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 王映霞終于為郁達夫的一片痴情所感動，于1928年2月与郁達夫在西子湖畔大旅社舉行婚禮，据說兩人的婚事還轟動杭州全城。當時柳亞子并贈詩郁達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侶”一句傳誦一時。 郁達夫与王映霞婚后也有過一段甜蜜丰裕的日子。王映霞在自傳中說：“當時，我們家庭每月的開支為銀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說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銀洋1元可以買一只大甲魚，也可以買60個雞蛋，我家比魯迅家吃得好。” 只可惜，兩人的婚姻僅僅維持了12年，王映霞終究沒做成郁達夫所謂的“自由的女王”。
毀家詩紀暴露家丑 郁達夫与王映霞的离异，導火線是郁達夫認為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過從甚密。有一次，兩人經過一番爭吵后，王映霞匆忙离家出走，郁達夫一怒之下，竟在《大公報》刊登“尋人啟事”。此事鬧得滿城風雨，從那時開始，兩人關系愈鬧愈僵。郁達夫所登“尋人啟事”內容如下：“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离合，本屬常事。汝与某君之關系，及攜去之細軟衣飾現款契据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達夫謹啟。” “尋人啟事”刊登后，郁達夫和王映霞經過許多朋友的從中調解下，一度捐棄“前嫌”，決定和解，為此，王映霞要郁達夫刊登“協議書”才肯复合。 郁達夫的性格，帶有頹廢文人的气質，其處世為人，也頗有歇斯底里的傾向。這一點，在他處理与王映霞的婚姻關系中表露無遺。在郁達夫的作品中，其《毀家詩紀》一度万人爭誦，主要原因是郁達夫在這些詩作中毫不保留地暴露了自己的私隱与“家丑”，包括他對王映霞“紅杏出牆”的怀恨之意，而《毀家詩紀》一面世，更加深了王映霞的离意，兩人的婚姻至此已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
王映霞也曾住過新加坡 郁達夫、王映霞和新加坡都有過一段因緣。1938年年底，《星洲日報》邀請郁達夫去主編副刊《晨星》，為了忘卻過去的不快，郁達夫在王映霞同意下，兩人攜帶著次子郁飛從中國到新加坡來，住在中魯中保路22號的公寓式樓房內。在旅居新加坡期間，郁達夫曾擔任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文化界抗日聯合會等重要職責，并主編《星洲日報》、《華僑周報》副刊，寫下不少政論文章和舊体詩，宣傳抗日。 但旅居新加坡兩年期間，郁達夫和王映霞的感情并沒有好轉，王映霞因為不堪夫妻關系愈來愈惡化，有一度，還只身遠赴印尼廖內島端本學校擔任教席。然而，對于廖內島的落后荒涼，住慣大城市的王映霞畢竟未能适應，只不過一學期的時間，王映霞又回返新加坡。過了不久，兩人終于協議离婚，据說，分手前夕兩人還在南天酒樓餞別。 王映霞是于1940年孤身回返中國，郁達夫則帶著郁飛繼續留在新加坡。一直到1941年年底，郁達夫才安排當年13歲的郁飛在紅燈碼頭上船离開新加坡。
郁達夫的新加坡情人 在感情上，郁達夫似乎從未出現過空檔，王映霞离開新加坡后，郁達夫很快另有情人李筱英，兩人在新加坡曾同居一段時日。几年前，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的五集電視劇《郁達夫之死》第一集開始，就出現李筱英即將隨英軍情報部人員撤退，臨別前与郁達夫依依話別的鏡頭，兩人難分難舍，牽動了觀眾的心靈。李筱英与郁達夫年紀相差近二十歲，畢業于上海暨南大學，能說流利華語及英語，中英文的造詣都很不錯，不論才貌都非常出眾。郁達夫的次子郁飛并不諱言郁達夫与李筱英的這段交往。郁飛1992年接受訪問時說，李筱英有一度還因為租不到房子，住到他們坐落在中魯忠坡路的寓所去。郁飛印象中的李筱英是位才貌雙全的女子，郁達夫在新加坡主編的《華僑周報》，也得到當時在英國宣傳部做事的李筱英的協助，在《華僑周刊》連載的《瞬息京華》譯文，則是兩人合作的成果。然而，也許是緣分不夠，也許是時局使然，郁達夫与李筱英最終還是各奔東西。
郁飛眼中的郁達夫 在郁達夫的8名儿女之中，郁飛可說是同父親相處最久，也較有机會了解父親的一位。1992年，郁飛曾与“郁達夫研究學會”一行5人到新加坡訪問，在接受訪問時，當年64歲的郁飛說得誠懇：“我的父親是一位擁有明顯优點，也有明顯缺點的人，他很愛國家，對朋友也很熱心，但做人處世過于衝動，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郁飛在訪談中也不諱言，作為郁達夫的儿子，眼見父親在個人生活与婚姻上的不幸和失誤，心中難免有所感触，他說道：“我一直不想作文人，也許也是因為如此。”
王映霞的第二次婚姻 1940年，王映霞在新加坡跟郁達夫協議离婚后，只身回返中國，并于1942年在重慶与鐘賢道結婚。鐘賢道是江蘇常州人，任職于重慶招商局，在當時擁有相當地位与實權。王映霞与鐘賢道的婚禮十分隆重。章克標著的《文苑草木》說：“他們的婚禮是十分体面富麗的。据說重慶的中央電影制片厂還為他們拍攝了新聞記錄片。他們在上海、杭州各報上登載了大幅的結婚廣告，而且介紹人還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見這個結婚的規格之高，怎樣闊綽。”王映霞再婚后，与鐘賢道生了一子一女，一家定居上海。對于自己的第二次婚姻，王映霞在自傳中說：“如果沒有后來一個他（指鐘賢道），我的后半生也許漂泊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