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貞文

導論：終末論的時代意義

「終末論」（Eschatologie）是基督教對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看法：歷史有開端也有終結，歷史的開端是上帝創造天地萬物，歷史的終點，則是人的存有的澈底改變。在神所定的歷史終點，善惡要顯明出來，人要按他們所行接受審判，然後，在時間之外，或說是歷史之外，會有一個全新的開始，世界將經歷新的存有。

洪堡大學的哲學教授Herbert Schnädelbach在今年五月的DIE ZEIT 週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基督教的咒詛〕(Der Fluch des Christentums)的文章，引起廣泛的討論，其中，他認為，基督教的終末論是基督教先天不足的條件之一，因為，終末論，特別是與終末論緊密結合的「啟示文學」，以對末世慘狀的描述，帶來恐懼不安，也帶來政治暴力。他並且認為，在這個新世紀，基督教應該思索，是否要像禁止「為神造像」般地把終末論加以禁止。

終末論真的只帶來恐懼與暴力嗎？終末論真的一無是處，不再符何現代生活的需要了嗎？

終末論的核心是希望而不是恐懼：

「我又看到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基督教聖經的最後一卷書〔啟示錄〕描述時間的終了，時間的終了，同時是一個全新的開始。現存的空間與時間被無限與永恆所取代，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

這個充滿希望的美好景象，對早期在羅馬政府的壓迫下，幾乎要失去生存空間的一群基督徒，是最大的安慰。他們渴慕歷史的終點，因為那乃是強大的帝國衰落，壓迫者失去力量，公義顯明的日子。

〔啟示錄〕中並說明：在這個終點到達之前，有巨大的痛苦與不安，像臨產的陣痛般地臨到世人，大自然以疾病天災襲擊人類，政治勢力互相鬥爭，邪惡的力量流竄地面，人的良善與忠誠的心，受到最嚴酷的考驗。但是，在混亂與痛苦中，堅持到底，不向惡勢力投降的人，可以經歷到：魔鬼將被天使綑綁一千年，殉道而死的人卻會復活，並與基督同時統治世界一千年，就是所謂的「千禧年」。

「千禧年」也不過是千年，這一千年一過，魔鬼又會被釋放，在地上引起大戰，帶來毀滅，然後，最後的審判才會開始，公義才會陳明，新天新地才會臨到。

〔啟示錄〕當中所提到的「千禧年」，深深地影響了西方人對於歷史與未來的看法，特別每逢曆法上的「千禧年」，人們就開始感到興奮與不安：到底過去的千年算不算是一個「基督統治」的千禧年？魔鬼會不會在這個頃刻被釋放？人類的毀滅是否就在眼前？最後審判的日子已經到了嗎？

或者，人們會比較積極地問：若我們還沒有經驗到真正的「千禧年」，我們是否應該努力，在歷史中達成「基督統治」的千禧年狀況，以迫使終末的臨到？這樣的人會去組織宣教的工作，會熱切地宣傳基督福音。另一群人卻可能會想：最後審判就要到了，我們要特別潔身自愛，與這個混亂的世界切斷關係，他們甚至會拋棄家庭﹑工作，奔向一個特定的地方，在那裡要迎接他們的新天新地。在歷史中，不斷會有激進的小教派做出這樣的行動。

雖然〔啟示錄〕的寫作要點，並不是要在人類歷史中帶來這樣的恐懼顫慄，而是要安慰受壓迫﹑面對死亡的一群基督徒，但是，隨著基督教的國教化，基督教勢力的發展遍及全球，從中古時期以至於到現代世界，有許多神學家﹑史家﹑政治家，把〔啟示錄〕當成詮釋歷史的重要根據，並努力要解釋，他們所處的時代，到底是「前千禧」﹑「千禧中」或「後千禧」的狀態，這些解釋企圖要說明，人類所處的現狀到底是壞到極點，馬上就會有轉機了，或是更大的災難還會來臨？人到底要在時間的巨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面對毀滅或得拯救的未來，人如何自處？

本文要淺介一些這種歷史詮釋在歐洲歷史與世界史中刻下的痕跡，並討論基督教終末論對我們展望未來的影響。

一﹑毀滅與希望交纏的未來觀

1. 兩種預測趨勢潮流的態度

先不論任何宗教的影響，我們在面對未來的時間時的心情，常是恐懼與希望相伴的：未來，充滿了可能性，但是因為是未知的﹑無從控制的，它也令我們感到恐懼不安。

要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此時，我們可能比祖先們更強烈地感受到這種矛盾的心情：人類還未像現在那樣地掌握了那麼多的科學知識，那麼深入生命的奧祕，有無數的可能性擺在我們面前；但另一方面，人類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地擁有那麼大的，摧毀大地的能力。而經濟不平等的問題﹑社會與心理問題﹑戰爭的威脅等，暴露了人極軟弱而無力的一面。新的世紀將是怎樣的一個世紀？我們無從知道。有些未來學家樂觀地預測一個美麗新世界的來臨，銳地批判全球化趨勢的人，卻悲觀地預言，我們留給子孫的，將是一個我們自己不願意居住其間的世界。

在基督教的終末論的發展中，對未來興奮的期待與恐懼，也是不斷交互出現。事實上，如果對未來只有充滿憧憬與期待，可能是虛幻不實的。一些希伯來的先知，在以色列即將被強鄰亞述吞併之際，也曾樂觀地告訴人民：情勢不會惡化到毀滅的地步，神會保護祂的百姓，社會將有平安。但是他們所宣告的希望，被歷史證實是虛幻的安慰。以色列國真的滅亡了，人民流亡異鄉，他們必須面對另一種未來。另一些先知，整天呼喚人要悔改，行公義的路的先知，在一個朝代要結束之際，顯得很討人厭，他們不講希望的信息，而是告訴人們，因為社會不公義，經濟不公平，未來會有懲罰，會有痛苦與滅亡。但是他們確實有察覺歷史的潮流。他們所看到的未來，雖令人害怕，在歷史上看來，卻是比較正確的。

這兩種對未來的看法，各自影響著對人對在「現在」的時間中的責任感與行動力，對人有著奧妙複雜的機制。

2. 在時間之外的全新開始

但是，如果眼光銳利的先知只有停留在宣揚審判﹑刑罰的信息，他們也只有看到未來的一部份而已。希伯來聖經（舊約）當中的先知書，在令人害怕的信息之後，總是會再出現另一個層次的，希望的信息，比如說以賽亞書當中，關於「耶和華的日子」的記載，是新約啟示錄重要的根據：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紀念，也不再追想。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樂。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聲音。其中必沒有數日夭亡的嬰孩，也沒有壽數不滿的老者，因為百歲死的，仍算是孩童，有百歲死的罪人算被咒詛。」

「他們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種葡萄園，吃其中的果子。…他們必不徒然勞碌，所生產的，也不遭災害。他們尚未求告我，我就應允，正說話的時候，我就垂聽。」

「豺狼必與羊羔同食，獅子必吃草像牛一樣，塵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是我耶和華說的。」（以賽亞書65章17節ff）

這個異象，是完全超出潮流趨勢的徹底轉變，是神的力量干涉歷史，讓歷史重新開始的景象。它發生在一個全新的空間與時間，人的生命形態改變了，社會關係由互相掠奪變成在富庶中和平相處，人與神之間的關係也變得緊密，而大自然也跟著變平和﹑與人親近。這些美好的變化，是基督教的終末論的盼望的中心。

但是，這是一個靠人自己的力量無法達到的未來。這樣的生命情境「臨到」世界，而不是這個世界向著它發展。在基督教的信仰中，這樣的未來，是神送給人類的禮物，不是人自己去贏來的祝福。人們再努力，最多也只能達成「上帝國」在地上的一個映像而已。

3. 上帝國來臨前的陣痛

「上帝國」臨到歷史，而不是歷史朝著「上帝國」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人能做的，實在有限。因此，也難怪自中古時期以來，許多信仰者的注意力不再放在上帝國的異象與希望，而花很多力氣在思索如何逃避在這個上帝國臨到之前的「最後審判」的忿怒。因為，人世間的現狀，離上帝國似乎很遠，離世界歷史的終局比較近。

在中古時期，出現了有名的經文詩「震怒的日子」(Dies irae, dies illa)，成為葬禮的安魂彌撒最吃重的一段，這部詩歌描寫著「最後審判」的來臨，無人能夠脫逃，只能仰仗神的慈悲憐憫，使人最後得到安息與祝福。人們生活的艱困﹑政治的不安﹑大自然的難馴，確實容易讓人感受到毀滅的腳步近靠，讓人對未來充滿不安。

未來是毀滅與希望交纏的。在新約聖經中，對終末的來臨，一方面充滿了興奮的期待，一方面也不逃避終末來臨之前的「陣痛」。在一個新的時代要開始之前，是騷亂不安，義人受苦的時期。耶穌所宣揚的「福音」的內容，可以說是針對這一個「陣痛」的時期的信息：「日期滿了，上帝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馬可福音第一章１５節）他指出悔改之路，要人以嚴格的倫理生活與儆醒的愛心，來預備上帝國的來臨，這是在時間末尾的陣痛中，人可以做到的事。

4. 個人的終末

對未來一方面恐懼，一方面興奮等待的心情，在個人的生命史中最顯著的，就是對死亡，或是對面對死後世界的複雜心情。許多人所關心的時間終末，是他們自己生命的終末。既然基督教對世界歷史的看法，永恆是在歷史結束後，對個人生命的看法，也同樣是：在生命之終，人會以另一種存有的方式，在永恆中活著。

世界的終末對很多人來說，遙遠而事不關己，個人的生命之終，卻是每個人要面對的。中古時期，針對個人的對自己生命終末關懷，教會發展出非常複雜的「煉獄說」--每個人在死後都要到煉獄中接受陶鍊，等待最後審判的來臨，這種說法，其實並不符合聖經中所強調的希望與救贖，而是帶著很重的民間信仰的味道。「煉獄說」帶來極多恐懼與不安，又給教會極大的權威，因為「贖罪」一定要通過教會，要通過對神職人員的告解，以及補贖的行為。對煉獄的恐懼與對天堂的渴求，激發許多人的苦修心願，也激發許多人捐錢捐地給教會，使教會在經濟力與社會力上的發展潛力雄厚。

這種帶著恐嚇意味的終末論，在十六世紀，世界進入「現代」之後，受到許多的挑戰與批評。宗教改革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就是要將人由這種充滿恐懼的信仰中解救出來，成為一個為自己負責的，自由的基督徒。

在基督新教的教義裡，沒有「煉獄」，沒有在世間代理上帝的機構，每個人在生命之終，直接面對上帝，就像使徒保羅所寫的情境：「我們現在如對鏡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哥林多前書十三章12節）

在這段經文當中所傳達的，個人的終末，乃是與上帝直接面對面的時刻，自我完全暴露在真理之前，與真理之間不再有任何間隔，這個時刻，是同時充滿喜悅與顫慄的。世界的終末，其實也是一樣。

二﹑千禧年的震盪

1. 終末遲遲未臨

本來，按照耶穌時代受猶太教影響的人們的想法，基督的降生，就是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始，世間的君王的勢力就要消逝，但是，基督卻被處死刑，被羅馬政府以叛亂罪釘死在十字架上，世界也沒有因此毀滅。基督的復活，原本可能是所有為義而受難者一起復活的日子，也就是真理公義真正得勝的日子，但是，復活的信息只在基督徒當中傳播著，整個世界並沒有立即發生動盪，當權者仍是當權，不公義的事照常發生。「上帝國」離這個世代還是很遙遠。

受壓迫的基督徒並沒有放棄希望，現在他們渴望「基督的再臨」－復活﹑升天了的基督會再回到地面上，將這個世界加以轉變，與堅持到底的信徒共同統治世界。

我的一位教會歷史教授Gerhard Ruhbach（已故）常用一句玩笑話來形容這種奇異的等待狀態：「基督徒們一直在等待上帝國的臨到，臨到他們的，卻是教會。」意思是說：早期的基督徒根本沒有想過要去組織一個龐大的﹑普世的教會，他們分散在各地，在家庭中聚會，生活貧苦，但在經濟與精神上不保留地共享，忍受政治壓迫而沒有政治企圖心，一心只等著基督再臨，改變整個世界。但是，基督遲遲不來，信徒越來越多，團體生活的問題越來越複雜，當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在西元311年停止對基督教的壓迫時，他提供了教會組織的發展空間。在啟示錄中被寫成「罪惡的淫婦巴比倫」的羅馬帝國，現在卻變成教會成長的土地。

對長期遭受壓迫的基督徒來說，突然得到帝國的認可，被壓迫者突然變成有權力的團體，這是非常驚人的轉變，已經帶有「上帝國就要來臨」的味道。

早期的教會歷史學家，不由地會將君士坦丁大帝給予基督教生存空間的事實，解釋成：魔鬼已經被捆綁，基督已經勝利，平安的千禧年，就此開始了。人們將注意力由遲遲未到來的終末移開，開始熱心地為基督教在地面上的存在與擴展努力。

2. 活在千禧年裡

這種「活在千禧年」當中的生活感，主宰著西方的基督教，也帶來各式各樣的歷史觀。

一個盛行的觀念，認為基督進入人類歷史之後，已經將俗世歷史變成一部「拯救史」(Heilgeschichte)，基督降生之後歷史發展，是人類向著最後的審判與拯救的發展。許多人認為，這個拯救史有一個地理的中心，盼望要由那裡發出來，救贖要從那裡開始。猶太人認為這個中心是在耶路撒冷，基督徒在耶路撒冷毀壞（西元70年）之後，則逐漸認為，羅馬是拯救的中心，蠻族攻進羅馬城之後，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又成了許多歷史家解釋中的「新羅馬」，伊斯蘭教的勢力在1453年終於完全佔領拜占廷帝國的土地，東方正統基督教(Orthodoxen)的中心移到俄羅斯，莫斯科在十六世紀之後，自認為是「第三個羅馬」，是拯救史的地理中心。

從初代教會開始，一直到現代世界，不斷出現有人想為「拯救史」找到地理位置與時間的進展中清楚的定位。換句話說，人們想要預知基督何時降臨？在哪裡降臨？他們分析聖經中的描寫，比較人們經驗到的歷史發展與當代的情境，希望找出歷史的走向，和歷史的結束點。

另外一種面對終末的態度，可以舉出中古早期重要的神學家奧古斯丁為代表。這類人，並不在外在的歷史中探求終末的點。

奧古斯丁認為，我們生命的每一刻，世界史發展的每一刻，都是一個在終末臨到前的時刻，是善與惡，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角力的時刻。終末的意義在於：邪惡終究會被上帝的善與光明擊敗，永遠的平安會出現。奧古斯丁影響到後代的歷史哲學。

3. 激進的千禧年運動

猶太人的終末論，出現於民族的困境與戰亂的時代，基督教的終末論，則是在基督徒受壓迫的狀態下發展著。對終末的盼望，特別是具體的「千禧年」的想像，常會出現在在經濟﹑社會地位上居弱勢的﹑或被強權壓迫﹑或與俗世潮流不相容的小團體當中。流亡的猶太人與不被帝國容忍的基督徒，曾是這樣的團體，終末的盼望對他們來說，是生存的力量來源。

自從基督教成為歐洲的主流宗教，教會團體不再是弱勢無地位的，在教會的主流思潮的終末論裡，便很少在出現期待末日臨到時，對政治體制﹑經濟生活的革命性改變。但是，被稱為「小群」(Sekt)的激進基督教團體，卻實踐著搖撼深層結構的「千禧年運動」。

這些激進的千禧年運動的團體，常是由有特殊靈力與魅力的領袖在領導，在經濟不平等﹑政治有高壓的環境下產生。中古後期，在起義的農民當中，「末日近靠」的思想很流行，猜測那日子的日期的，也大有人在。起義的農民與他們的領袖相信，他們是讓千禧年臨到的工具，透過他們的武力革命，革掉腐化的教廷，推翻封建領主的壓迫，基督才會終於降臨，與他們這一群選民，一起統治世界。

在宗教改革的過程裡，這種自以為是「選民」的小團體相當不少，比如在敏斯特，洗禮派的農民把城攻下，實踐他們心目中的「千禧王國」的統治，以暴力逼居民就範，將政治制度和經濟生活大加變革。這種激進的做法，終究不能持久，這個「千禧王國」是一個充滿流血與暴力的失敗例子。而這個暴力經驗，也使得斯文論政的宗教改革者們，對千禧年論敬而遠之。基督新教的團體，對終末論的興趣一直都不大。

移民北美的清教徒，因為有受迫害的經驗，倒是不時有自認為是上帝選民的責任感，很致力於用他們的信仰來影響世界史，期待徹底實現「千禧年」的「基督統治世界」的理想。美國的逐漸強大，也讓許多美國基督徒喜不自禁，覺得這正可以證實，美國是一片應許之地，是新天新地來臨前的千禧之國。因此，難怪自十九世紀以來，深受清教主義影響的英國與美國的基督教宣教團體，在亞洲﹑非洲積極宣教，腳蹤深入西方文明未至之境。也難怪在十九世紀，美國會出現「基督末世聖徒會」（摩門教）與「耶和華見證人」等類似基督教的團體。他們都是有很強烈的「選民意識」，急切期待上帝國的來臨的團體。

在台灣的「新約教會」也是屬於以終末論為信仰重心的團體，他們相信上帝國降臨的地方不是耶路撒冷﹑羅馬或莫斯科，而是在台灣。新約教會的信徒因為內聚力強﹑有點「公社生活」的味道，又多是老兵與其眷屬，曾讓國民黨政府疑心為反政府的力量，聚會被禁﹑常受驅逐，但是對這種終末論的團體來說，外來的壓迫反而會增進內部團結，更增加他們是受苦的「選民」的決心。目前，新約教會在高雄甲仙建立了他們的「錫安山」，過著樸素的公社生活，從事有機農耕，建立一片自然樂土，以象徵的符號，來向訪客宣示他們的終末盼望。

另外一個很獨特的激進千禧年運動，就是清末洪秀全的「太平天國」。

洪秀全由基督教的宣教士那裡得到靈感，認為在清末一片混亂的政治﹑經濟危機中，正是上帝國將要臨到的跡象，而他自己，就是完成這個終末的人。他宣講終末盼望，很吸引生活困苦﹑企盼改變的勞苦大眾，因此很快就有他的群眾。洪秀全把中國朝代興亡的歷史經驗，和基督教的「上帝國」的盼望結合起來，建立了「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宗教史主題，值得再深入研究。西方在中國的宣教團體，因為洪秀全不依基督教主流思潮解釋聖經，或因太平天國的暴力潛能，更因清政府的勦滅太平天國的決心，都與太平天國劃清界線，沒有一人敢支持這個民眾運動。到現在，在西方，還是有人問：如果基督教遍傳世界，上帝國就會來臨，當初，為何宣教師們不利用太平天國的極盛期，經援太平天國，讓整個中國進入「神治」的時代？

但是，激進的千禧年運動一旦成為主流，將是可怕的集體主義的統治，是將人在同一個模子裡鑄造的可怕社會，與舊約聖經中所描寫的和平﹑自由﹑人人安居樂業﹑無憂懼﹑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上帝國，相差太遠了。

三﹑迎接新世紀

我們看到，基督教的終末論在西方歷史中，留下許多痕跡，基進的終末論團體，讓「啟示錄」的毀滅情境呈現在人前，主流的基督教思潮，也是被終末的盼望牽引著向前，終末的盼望帶來宣教的熱誠，也讓基督教背上了「不容忍」的罪名。

宗教改革之後的基督新教對終末論興趣不大，強調的，是在此生此世當負責任的基督徒。馬丁路德的一句名言，很能代表新教徒在「終末」之前的態度：「就是明天這個世界就要毀滅了，我還是要在園中栽種一棵蘋果樹。」不因為終末的臨到減低一絲對此生此世生命責任的熱誠，這是理想的基督新教徒的信仰形態。

但是，終末論是不可能被抹除，也無法像Schnädelbach所建議的那樣加以禁止的。因為，終末論的中心內涵，其實是希望，而且，若是基督教不再傳揚終末的思想，這個世界上也還有足夠的終末想像。

1. 世俗化了的終末論

在二十世紀要結束的時候，我們看到有無數的終末想像出現在各地，許多是非宗教性的，如科幻小說與電影對未來的描述，或者是類宗宗教性的：如許多預言書與占星術的流行。

核能災變與戰爭的潛能，使許多人相信，世界終會毀滅。科幻小說描述著核災之後，劫後餘生的人所形成的新社會，通常是一點兒也不可喜的，暴露更多人性弱點的，弱肉強食原始狀態。

也有人相信，外星人將干涉地球的歷史，將地球毀滅掉，只帶走一些得救的人。這種想法甚至吸引了許多人聚在一起，以便迎接飛碟的來到，還有更激進的團體，以集體自殺的方式來登上他們心中嚮往的天梯。

計算著世界末日來臨的人很多，尋找著登天的「聖地」的群體更是像雨後春筍一一冒出。但是另一方面，「末世感」卻只是讓人更加頹廢耽美，重現世享受而失去朝前看的勇氣。

在世紀交替的時刻，傳統基督教的永生﹑永恆﹑新天新地等終末影像，擠在一堆充滿災難而無希望的世俗終末想像中，很受忽略。把這些災難的想像與這些恐懼的心情歸咎於基督教的終末論，並不公平。世俗化的終末論將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啟示文學」當中豐富的意象與象徵抽離其文脈，甚至將它們商業化了，卻沒有辦法將其中的生命與希望投入市場拍賣。

2. 基督教面對新世紀

在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交替之際，基督新教重新對末世論產生興趣，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在六十年代提出「盼望的神學」(Theologie der Hoffnung)，在九十年代，完成了他的終末論作品「上帝來臨」 (Das Kommen Gottes, Christliche Eschatologie)。下面，我想以他的觀點，來說明二十世紀末期的基督教面對新世紀的態度。

 莫特曼早期的「盼望的神學」，乃是受到哲學家布洛赫(Ernst Bloch)的「希望原則」(Prinzip Hoffnung)的啟發，著重將神學放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環境下來思考的。他所發現的盼望，不單只是在遙遠的彼岸，而是已經在這個世界發生著的，這也是希伯來聖經當中所宣講的盼望。

莫特曼重新發現希伯來聖經與猶太文化將終末看為歷史的盼望的想法，又將基督教與猶太教共同擁有的「創造論」與「末世論」之間發展出生動的連結點，加上以基督教「三位一體」論來看待「上帝國來臨」的意義，這些點，可說是莫特曼對當代的終末論特有的貢獻。

面對新世紀，莫特曼再一次強調：「未來」並不是人自己向著茫無目標的前程行進著動作，而是上帝來臨，進入世界，與人接近的動作，而終末，就是神進駐人間，人遇見神的時刻。神的進駐，是不斷發生著，卻一直還沒有真正完成的動作。當終末來臨時，人要全然由政治﹑經濟﹑社會﹑甚至宗教的壓迫中得釋放，上帝的榮光臨到萬物，受傷的大地得醫治。

目前人類所遇到的最大的困境是生態的破壞與經濟的不平等，不少神學家針對這個問題，提出很多新的見解，比如說，「生態女性主義」的女神學家們，認為人的終末，不過是加入永恆不變的生之循環，回歸大地之母的懷抱，回到萬物的生命韻律。但是，莫特曼認為，基督教的終末論的盼望，是在另一個層次上與萬物發生關聯：「永恆」不是只有生命的循環的永恆，而是上帝更新這個世界，讓人進入「新天新地」的永恆。「新天新地」的狀況，等於是讓人再回到造物之初的狀態，就是上帝的榮光在萬物當中顯現，穿透所有阻隔，分離。

3. 此生此世就是充滿歡悅的終末時刻

莫特曼強調猶太宗教思想中「上帝進駐在祂的百姓當中」的信仰，在他的終末論當中，「終末」的狀態，就是上帝充滿在這個世界的時刻。而這個時刻，對個人來說，不是只有在死後，而是此生就可以經歷的，對這個世界而言呢？在經歷了基督的復活之後，上帝的生命氣息其實已經在個世界勝過死亡的權勢，這個世界已經不斷在享有上帝的榮耀。不只是人，宇宙萬物在上帝的充滿下，要成為一場盛宴，一首讚美詩。

莫特曼認為，一個認真活過的生命，不是在死後，而是在生時，就已經是一首讚美詩，已經是在分享著終末，上帝國臨到的歡悅。

莫特曼大致上可以代表歐美豐衣足食，悲天憫人但自身未受大苦難的知識份子，對「終末」的態度。中古時期那種普遍對未來戒慎恐懼之心，或是激進的信仰團體不惜以身殉道，換取天國福份的激越，或是十九世紀急著把「福音」傳遍天下，好讓千禧年快快實現的焦急，已經都褪去了。

「終末」可以出現在任何時空，每一個個人必須自己去捉摸﹑體會，每一個人，每一生物，每一社會，都可能經驗到上帝的臨在，並且將一起歡慶上帝的臨在。這是基督新教在面對新世紀的時候，一個相當流行的看法。在這個看法中，缺乏面對終末的顫慄之心，也不再有終末來臨前的巨大陣痛。對經歷著戰亂﹑饑餓﹑災變﹑暴力的人們來說，也許這樣的終末論是片面不深入的。

也許，當這個世界的苦難加增，暴力與恐懼充斥，許多難解的困境讓人的無力感加深時，基督教的「終末論」的重點會再轉移。但現在，讓我們也暫時享受這種在今生就要開始的「上帝的歡悅」與「宇宙的歡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