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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刊發行人：何泰寬 / 編輯：葉惠民 1998年11月9日出刊 第四期目錄－並非每個「需求面政策」都可以訴諸凱因斯的名義－ Renate Ohr 本刊編輯組譯德國新任財政部長拉封田(Lafontaine)，於近日強烈要求德國聯邦銀行降低利率。這項要求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對。拉封田的要求不僅就經濟層面而言是有爭議的，其中也同時反映出對經濟的誤解。最後，以他所宣稱要達成的目標而言，這項要求在政治上也是相當不明智的。 在這項針對德國聯邦銀行利率政策的公開要求中，最常被提及的就是所謂採行「凱因斯式需求政策」（keynesianische Nachfragepolitik）的必要性，這類政策據稱將可以解決目前的失業問題。另一方面人們也應該都已充分地明瞭，這種針對短期、個別情況所制訂的貨幣政策，最終將不會帶來我們所期望的實質經濟成效。 降低利率並不是對付失業的萬靈丹。以目前已經相當低的利率而言，調降利率幾乎無法刺激額外的投資。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日本目前的利率將近是零）。即使資金的注入在短期可以提高總合需求，根據過去的經驗，工資與價格也會很快地跟著上升，而將原本藉此獲得的就業成效化為烏有。經濟學上稱之為時間的不一致性（Zeitinkonsistenz）問題。這是由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所提出，他說明了此種為特殊目的(ad hoc)而採行的貨幣政策在長期是注定要無效的。 德國政府如果不關注造成失業的結構性原因，反而將責任歸咎於貨幣政策，那麼失業問題不但不會消失，反倒是會日益擴大。就業市場的危機與高利率政策是無關緊要的。失業問題的癥結在於就業市場的缺乏彈性與過度干預、稅收制度以及超過負荷的社會福利體系。這些都是結構上的缺點，它們無法透過貨幣政策解決，只能訴諸政治的改革意願以及勞資雙方的共同責任。貨幣政策主管當局必須為此創造穩定的貨幣環境。這就需要貨幣當局採取長期且可信賴，以價格穩定為優先的貨幣政策。 不同於凱因斯的支持者，即使是凱因斯本人，對於以他的名字所命名的這些就業政策也不是絲毫不加以分辨。他自己本人也相當清楚，這些在從前一度有效的藥方，絕非可以毫不考慮地應用到實際的經濟問題上去。他同時也明瞭，這種情形在政治上卻頻頻發生。在他的名著「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中，有以下的一段話：「那些自認為不受任何知識流派影響的實踐家，往往只是某位已故經濟學家思想上的奴隸。這些實踐家被自己的姿態沖昏了頭，他們口中熱切凱凱而談的，往往只是某位學者在多年前早已經寫下過的見解」。 透過此項的公開要求，企圖將德國聯邦銀行（甚至連同歐洲中央銀行）置於道德的壓力下，除了在經濟上遭致反對之外，這項要求即使沒有抵觸基本法與歐洲法的危險，也是顯得相當的任性。根據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vertrag)第107條，國家（包括德國）不被允許對歐洲中央銀行（EZB）與各國央行的政策施加影響。歐洲中央銀行也不被允許接受任何國家的指示。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支持這項決議，也就是賦予歐洲中央銀行明確的獨立地位，藉以保障貨幣政策不受利益集團與追求連任的政客的干預，並將貨幣政策的專責全權賦予歐洲中央銀行。根據條約第105條第1款，歐洲中央銀行有義務達成其首要目標，也就是維持物價的穩定。 因此，貨幣的穩定比起其他目標更為重要，例如充分就業、持續與適度的經濟成長、外貿平衡等。即使目前看來貨幣的穩定獲得保障，但是卻隨時可能僅僅因為採行就業政策所引發的利率調降而再度受到威脅。 對德國聯邦銀行的獨立性加以攻擊，在政治也顯得相當不智。這一方面導致人們懷疑德國政策的可信度與持續性，另一方面這也是具有破壞性的。即使利率的調降是眾所希望的，德國政府也不該在此刻質疑德國聯邦銀行的獨立地位，尤其因為這是最後一次，德國聯邦銀行可以證明它足以做為歐洲中央銀行的模範。德國政府公開要求德國聯邦銀行降低利率，等於在實際上剝奪了央行可以獨立決定是否降息的決策空間。 如果德國政府依然一意孤行，這將會是一個很好的證據，說明一個所謂在制度上受到保障的央行獨立地位，如何因為政治環境的改變而迅速喪失其價值。歐洲中央銀行的公信力與可信度也會隨之喪失殆盡。通貨膨脹的預期將會再度出現，導致勞資雙方與及金融市場陷入不安。未來歐元的穩定性也就會被打上問號。 F.A.Z.6.November.1998 ："Die Sklaven eines verblichenen Oekonomen". Die Autorin ist Professorin fu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n der Universitaet Hohenheim.Paul Krugman 本刊編輯組譯讓我們來談談通貨膨脹指數與生命的意義。 最近在1996年，一群由史丹福大學教授Michael Boskin所領導的經濟學家，半官方地宣佈以下曾經數度為大部份專家所陳述過的見解：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CPI）高估了實際的通貨膨脹率（Inflation）。沒有人確切知道真正高估了多少，但是Boskin教授與他同事們所估計的數值約略是每年百分之一點一。在數十年的累積下，這可是一項巨大的誤差。 這項研究的結論是有爭議的：有些人感到失望，原因是任何通貨膨脹率估計值的降低，將會減少社會安全制度（Social Security）的給付，因為社會安全制度的給付往往是根據消費者物價指數作調整。其他人覺得失望，則是因為對於近年來的價格歷史做出修正，無異是意味著他們必須放棄昔日藉以賭注其名聲的世界觀。許多人相信，在過去數十年間，生產力（productivity）是持續上升而實質工資（real wages）卻是下降。假如通貨膨脹率在實際上是低於原先所假定的，這意味著實質工資也許甚至是上升的。此外，一些不具特別企圖的經濟學家則對於該數值的估計方法報以質疑。 Boskin 教授有可能是對，也有可能是錯，不過他的反對者所提出的一項批評，則很明顯地是錯的。這些批評者表示，假設在過去數十年間，實際的通貨膨脹率確實是低於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上漲。如果你假設較低的通貨膨脹率，並且重新計算過去的實質所得，譬如說1950年的實質所得，你會得到看似瘋狂的結論：在1950年代初期，所謂戰後的富裕時期，大部份的美國人是生活在如今我們所認定的貧窮線之下。一些Boskin教授的反對者認為，這項結論將給予Boskin報告的可信度致命的打擊。要接受「大部份在1950年的美國人都是窮人」這個想法的確有點荒謬，但並非是因為Boskin教授的數據。畢竟，即使你使用未調整過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作為計算，1950年美國中間家庭（位於所得分配的50百分等級）的生活水準，以現代的標準而言，也顯得驚人地低落。在1950年，美國中間家庭的年收入若以1994年的美元計價，只有18000美元。這大約是目前收入分配位於20百分等級家庭的年收入。今天收入分配位於20百分等級的家庭（也就是說，比百分之八十的總人口數要來得貧窮），也許在法律上並不貧窮（只有百分之十二的家庭是位於官方的貧窮線之下），但是他們多半會視自己處於不利與失敗的社會地位。所以即使使用舊的數據，大部份1950年的美國家庭所擁有的物質生活水平，並不優於今日的窮人或是準窮人。 藉由更足以直接衡量人們生活方式的標準，我們越加可以肯定此點。在1950年，大約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住宅缺乏完備的室內水管配備。許多家庭依然沒有電話或是汽車，當然更不用說只有很少數的人擁有電話。一個收入分配位於12百分等級的現代美國家庭（也就是說，正好位於官方的貧窮線），必然擁有沖洗廁所、淋浴裝置、電話並配上直接長途撥號服務。或許還會擁有一台彩色電視機，甚至再加上一輛汽車。倘若將其他產品品質的改善一併列入考量，我們可以毫不荒謬的宣稱，1996年收入分配位於貧窮線的美國家庭之物質生活水準，毫不遜於1950年的美國中間家庭。 這意味著什麼？這表示如果你可以在二個物質生活水準之間做選擇，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你將會比較偏好1996年位於12百分點等級的生活水準，甚於1950年位於50百分等級的生活水準。但是，這是否表示說在1950年，大部份的美國人都是窮人呢？當然不是，因為人們不單只是靠著麵包、汽車、電視機或甚至水管配備等過活。 想像一位瘋狂的科學家回到過去的1950年，提供機會運載中間家庭到1990年代的神奇世界，並且將他們置於收入分配的25百分等級位置上。與1950年的中間家庭相比，1996年的25百分等級明顯地是個物質生活水準的改善。他們會願意接受這項安排嗎？幾乎可以確定是不會，因為在1950年他們是中等階級，然而在1996年他們則變成了窮人，即使他們在物質生活上較佳。人們不僅關心他們的絕對物質水準，他們也同時在意與別人互相比較之下的水平。 我認識許多學院人士，他們擁有漂亮的房子、兩輛汽車、令人羨慕的工作環境，但卻仍然感到失望又難過，因為他們從未獲得哈佛的聘任而且也許將來得不到諾貝爾獎金。他們在物質生活上充裕，但是他們以相對於參考團體的比較來評判自己，也因此感到自己未享受到應得的權利。另一方面有一公開的秘密，那就是如同作家Tom Wolfe曾經說過的，成為真正富有的主要報償是「看著他人跳腳」時的樂趣。特權並不僅是達成其他目的的手段，它本就是就是個目的。 我的好友暨「板石」網路雜誌的專欄作家Robert Wright，無疑地將會強調，我們對於身份地位的關注是有其演化上的極佳理由。在祖先的環境中，一個男人如果挑選看起來最具有繁殖力的女人做為配偶，那樣他也就越有可能擁有更多的後代。而這項挑選往往是取決於男人的地位，而不是他的絕對生活水準。因此具有追求地位傾向的男人，就比不這樣做的男人留下更多的子孫後代，其結果就是比爾?蓋、蓋、蓋－－我是說，Ronald Perelman。 是不是我作為執業經濟學家的執照即將被吊銷？我們經濟學家難道不是被認為要相信所謂理性的經濟人（Eeconomic Man）嗎？也難道不承認人們對於一些諸如地位等模糊事項的關注，損害了整個經濟學的方法嗎？事實上未必如此：理性的經濟人並不是我信仰的中心柱石，它僅只是工作上的一項假設，雖然它在許多環境裡也確實十分有用。 但是，承認人們的快樂同時取決於他們相對的經濟水平以及他們絕對的經濟資源，卻具有一些顛覆性的意涵。例如，許多保守份子引用Boskin報告，作為打擊那些抱怨美國國民所得持續下降與貧窮日益擴大的自由派份子。他們堅稱，自由派份子的指控只是統計上的捏造。當然你同樣可以依此做出截然相反的主張。1950年代的美國是個中等階級社會，而1990年代的美國則不再是如此。也就是說，1950年代美國社會所得分配較為平均，人們也比較感受到是在分享共同的生活型態。在那個相對地平等的美國，人們對他們的生活感到滿意，即使說以現代的標準，他們是貧窮的－－假如Boskin教授是對的話，甚至比我們原先想像的更貧窮。這難道不是意味著，或多或少平等的所得分配造就了更快樂的社會，即使它沒有提昇任何人的物質生活水準？換句話說，你可以用「人們在1950年代並未感到貧窮」這項事實作為理由，要求採取更為激進（甚至遠比多數左派份子所願意採取）的平等主義改革。 你甚至可以進一步主張，1990年代的美國社會是個極大化成就，但是卻極小化滿足的發動機。在一個所得與地位的分配十分平均的社會，沒有人感覺到被遺棄。在一個階級嚴明的社會，人們並不期望往位置上爬升，也因此一旦他們無法向上爬升，也不會因而感到失敗（譬如貴族一向不是農民的參考團體）。然而現代的美國是一個相當不平等的社會，在其中任何人都可能達成令人敬畏的成功，但在實際上並非許多人都可以如此。其結果是不論他們過得如何舒適，許多人－－或許甚至是大多數人－－覺得他們未能取得優勝（在一個人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總統的國家，任何未能真正成為總統的人都是失敗者）。我的歐洲朋友們總是驚訝於美國人如此辛勞的工作，即便這些人已經擁有了許多錢。為什麼我們不多花一點時間，來享受那我們已經擁有的？問題的答案當然是，我們如此辛勞地工作，因為我們被注定要領先別人－－一項注定要失敗的努力（對整個美國社會而言），原因是地位的競爭是個零合賽局。我們無法所有的人都「領先」。無論我們跑得多快，總是有人必須落後。 倘若繼續依循此想法，人們或許會被引導致關於經濟政策的極端激進想法，這些想法可能與目前的正統觀念極不相容。但是，我將不會在這個專欄中對這些想法多做深究。坦白地說，我實在沒有時間。我必須回到我的研究，否則，其他人也許會搶得諾貝爾獎金。 " The CPI and the Rat Race ". Reprinted in The Accidental Theorist, 1998 註解克魯格曼 洪財隆 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再度引起爭議。略帶孩子氣的筆調，卻談著最嚴肅的經濟話題，難得的是他往往一針見血。有人稱他是「二十世紀尚在世的莫札特」其來有自。國際經濟學家幾乎無人不識此君。他率先將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等概念正式引進國際貿易理論，妥善解釋了產業內貿易，相當程度的改寫了國際貿易理論的版圖。以言國際貨幣經濟學，在24歲左右他就已構築匯率危機的完整模型，如今三代的匯率危機理論，他一個人就獨占一、三兩代。他常說90年代是個金融危機的盛世，而他自己是獲益者，因為他的論文被引用的點數陡增不少。 他新近在「財星」雜誌裡主張，亞洲的金融危機尚未到底，IMF的傳統藥方（提高利率、緊縮需求）對災情慘重的國家不僅未能奏效，甚至有害。是該棄車（外資）保帥（經濟復甦）的時候了。當下該施展的霹靂手段是：暫時管制外匯！待經濟復甦、體質穩健之後再伺機永遠解除管制。 指控克魯格曼違反自由經濟的信條似乎言之成理，但需要更具體的內容，單純呼口號絕對撼動不了這位理論大師。畢竟，克魯格曼對亞洲經濟的觀察與分析都相當深刻，他所開出的藥方，甚至以冷靜出名的倫敦金融時報社論也受到影響，開始呼籲國際經濟組織認真思考，是否應該在某些情況下進行資本管制。且暫時停止訴諸權威，以免降低經濟評論的品質。 管制絕非萬靈丹，且後遺症相當大。三個原則可供參考，其一，管制必須僅限於短期資金，不能擴及或傷害長期的資金流動，比如直接投資；再者，控制的措施越簡單越好，以免孳生過多的扭曲以及失控的規避與舞弊；最後，必須堅持，暫時的管制最終目的在於促進、而非逃避改革。嚴格說來，台灣並不是克魯格曼的病人，不過眼看金融危機在全球各地有蔓延之勢，作個備忘錄倒也無妨。 附帶一提，聽說有一商業鉅子公然說「經濟學家都是吹牛的」。對這類因個人經商成功，進而誤以為自己便懂經濟學的人，克魯格曼的回答是：企業不是國家，經營或決策的思考模式迥然有別，請他先去上幾堂經濟學的課！ 距離上次匯刊出刊幾乎已經有六個月。兩次的出刊之間 ，德國發生一次和平的權力更替，執政16年的科爾下台，德國政府也由CDU、CSU與FDP執政聯盟改由SPD與綠黨當家。 在金融危機陸續於全球各地發生；德國失業率高達10.6%的情況下，經濟問題更加令在異地留學生活的人們感到，其與日常生活的緊密貼近。於是本期刊登兩篇經濟議題的翻譯文章及一篇著作。第一篇文章是關於德國貨幣政策。SPD與綠黨在10月27日正式上任之後，新任財政部長拉封田即刻公開要求德國聯邦銀行降低利率、配合政府促進就業的措施、並建議成立貨幣浮動區域。這項要求被視為是干預聯邦銀行（甚至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因此遭受到各方的批評。在各方砲火下，新任總理施洛德不久也改稱，該要求只是希望德國聯邦銀行在物價穩定的之外，也同時能兼顧就業市場的情形，絕非是質疑聯邦銀行獨立性。此篇文章原刊於法蘭克福匯報，作者任教於大學，針對拉封田所宣稱「凱因斯需求政策」能否解決德國失業問題，提出相當中肯的批評。 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是任教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Paul Krugman。Krugman曾經在1994年美國Foreign Affair上為文，指出所謂的亞洲經濟奇蹟是過度的誇大，亞洲將在近年面臨邊際生產力遞減的現象。Krugman的亞洲衰亡論在當時乏人問津，不過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後，他成了許多人眼中的先知，雖然他自己也承認，他完全沒有預料到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在台灣媒體，Krugman與索羅斯的曝光率與央行總裁彭懷南不相上下。金融危機之後，據說在經濟版，航運鉅子張榮發的話已成了名言：「經濟學家都是吹牛的」，對此Krugman有其說法。台灣有出版社打算在年底出版Krugman的中文翻譯。此次在匯刊刊登的是該書中的一篇，謹譯出以饗讀者。特別要感謝王超賢、成世光與周繼忠在翻譯上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第三篇文章是洪財隆介紹Krugman的短文。作者將前往奧地利攻讀經濟學博士。 匯刊持續接收讀者的各類文章，特別是關於德國新政府的各項政策分析。祝大家新學期收穫愉快。 匯刊捐款者名錄（1998.5.11－11.9） 王 珩 3DM 劉書彬 15DM 無名氏一 20DM 無名氏二 20DM 合計 58DM 本期支出 －30DM 上期收支累計 －50DM 總計 －22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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