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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刊發行人：葉惠民 / 編輯：何泰寬 1998年4月10日出刊 第二期目錄每年有一百萬人在德國診所受到感染 每年有一百萬人在德國診所受到感染 阿爾弗雷德．納佐爾（Alfred Nassauer）不願意提及數目，也不願證實他本人在柏林所領導的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於最近所發佈的消息：「可以確定的是在德國，每年有一百萬的病人在醫院遭受感染」。「所有的數字都是約略的估計」，阿爾弗雷德．納佐爾進一步說明。沒有人可以斷言，每年到底有五十萬人或者是一百萬人在就醫時遭受感染；也無法詳細確認其中究竟是否有一萬人或是四萬人是因此而死亡。「我們對詳情一無所知，這點真是糟糕透了」。 醫院真的是傳染、並導致人們生病的場所嗎？數年來，許多醫生就一再抱怨醫院對於衛生學缺乏知識，就連Ignaz Semmelweis一百年前在維也納所提倡，用消毒劑清潔雙手的簡單方法，也經常被遺忘。本人也是衛生學家的阿爾弗雷德．納佐爾，與柏林自由大學的亨寧．呂特（Henning Rueder），則不認為所有的診所都缺乏衛生知識。有三分之二在醫院遭受病菌感染的病人，其感染都是無法被避免的。他們是現代醫學技術進步下的犧牲品。大部份的感染皆發生在手術過後、在加護病房期間、經由人工呼吸設備、注射或者是導管。病人的年齡越來越大，也比較缺乏抵抗力，有些病人的免疫系統甚至因為化學治療或是器官移植而變得虛弱。許多病原體對於抗生素變得越來越具有抵抗力，如同國際性研究所指出的，這些病原體並且迅速擴散到全世界。 從1997年初開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與國家檢驗中心共同進行一項研究，希望最終能提出令人信服的數據。在長達兩年之間，共有十二個醫院必須持續登報它們的案例。早在1994年時已經有一個報告被提出過，其中有一萬五千名病人被詢問及其在就醫時，是否有遭受感染的經驗。有3.5﹪的病人給予肯定的回答。 這些數字在當時，卻被一些專家以過於低估的理由加以批評。引人注意的是，德東地區所登記的感染案例，要低於德西地區所登記的案例。德西地區的醫院為了減輕護士與看護者的工作，在病床大量使用導管，難道感染就是他們為此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嗎？ 阿爾弗雷德．納佐爾本人也懷疑，是否目前進行中的研究能夠提供具體的事實。他表示，醫生們很少有機會去剖解屍體，以便找出死亡的真正原因。此外在德國十六個聯邦當中，只有不萊梅與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兩邦，在醫院法規中訂定有衛生條款。 衛生學家亨寧．呂特則認為法規的缺乏並不是問題的真正癥結。更重要的是醫院人員的進修教育。醫院中普遍缺乏合格的醫護人員，在健保改革的經費節約措施之後，合格醫護人員的數目進一步降低。這些節約措施實際上是相當不划算的。處理這些受感染病人的費用，遠大於雇用衛生醫師的花費。因為其中有35﹪的感染案例都是可以被避免的。 (翻譯自南德日報，感謝碧嘉指正了不少翻譯上的錯誤) 王湘月 教育與文化是城市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在一個民主國家中，文化被認為是一項地方自治的工作，文化工作必須是針對「社會的、溝通的及美學的」範疇服務，並符合所有民眾的需求。自一九七五年「新文化政策理念」提出後，德國文化政策實行的方向即是「文化是提供給所有人的」（Kultur fuer alle）以及「所有人的文化」（Kultur von allen）。事實上，就政治觀點來看，一九六八年後，文化活動看似足夠，但對人民的真正需求則仍有待發展，今日我們可以發現：「文化仍是停留在政治層次上，然而文化政策應是要對人民負責，儘管現在已越來越有個人主義及後現代傾向，但文化政策仍應去規劃人民在文化上的需求及利益，只有如此才是未來社會發展的模式」。 一、新文化政策德國文化政策的發展因不同的文化理念而有所不同。一九七０年後，在「文化多邊主義」蓬勃發展下，德國於一九七五年有了新文化政策。一九七五年起的「新文化政策」，代表著德國文化政策的一個新方向，在這個理念下，德國政府社會各階層都努力於創造一個「文化社會」。 新文化政策是一個「積極的文化政策」，是要創造一個生動的、極生活化的、朝氣蓬勃的文化生活環境，改善與影響文化生活狀態，是建立在一個較廣大的文化概念上，它同時也是個「參與與溝通的文化政策」，文化不只是提供給為大眾，也是大眾所具有的文化，透過贊助藝術與文化的自我創作，每個人都可以有偉大的藝術作品出現，在自由的文化舞臺中，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另一方面它亦是個「整合的文化政策」，因為它致力協助社會大眾認識並接受社會中特殊的文化及新的生活方式，並給予贊助，透過面對面及溝通交談的方式，促成了社會內部的文化交流，跨越了文化舞臺與文化行政機關間的鴻溝，故可言新文化政策是「文化政策與文化實踐的現代化與民主化要素」。在八０年代後，新文化政策之意義更加擴大，在「提供給所有人的文化」意涵中還包括了「城市節慶化」（Festivalisierung der Staedte）與「文化是涉及所有人事物的」（Kultur fuer alles）的概念，而在「所有人的文化」概念中，由於每個人係源自不同的生活方式與背景，故「所有人的文化」則解釋為「具選擇性之文化」（Kultur des Waehlens）或「有差異性之文化」（Kultur der Differenz）；這表示了文化更應廣泛的接納社會上各種不同文化的差異，給予民眾選擇的機會，並與日常生活、民俗節慶相結合，真正達到文化生活化。 二、社會文化文化應該是從人民大眾出發，為人民大眾服務。從文藝復興時代，人的價值被重新肯定後，其歷經工業革命、啟蒙運動，大眾平民的地位更進一步獲得提昇，因此平民化不僅是與日常生活有關，也與政治、技術、經濟等的運用的事物有關；在此情況下，文化亦不再是某些人的特權，「文化是針對平民的，同時文化也是本質力量的開展，是各個存在機會的發展」。延續著平民化的概念，現今文化也要求社會化、大眾化，因而「社會文化方案」是新文化政策中的一個重心。「社會文化」（Soziokultur）的概念是由格拉澤爾（H.Glaser）在一九七四年於文化政策研討會中提出建立的，而另一位學者馬庫色（H.Maucuse）也認為對於「真、善、美」（Wahren,Schoenen und Guten）的管理維護應透過一個社會重要的文化政策來補充，文化政策要避免藝術與日常生活及文化與社會間的分裂。 在文化政策的概念中，社會文化是指傳統文化之延伸，這不僅是不再侷限於美學的產品與傳播方式，更是依據文化理念的觀點來觀察，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次系統」，是一種「傳播媒體」，因而作為一個文化政策概念中的社會文化，乃是指一項特別的計畫，不僅與藝術管理及贊助有關，同時也是透過文化去達到社會民主化目標的發展程序，這個概念是根據一個政策理念，而這個理念是將政府機構與社會團體都視為積極參與者；另一方面，社會文化也具有具體文化工作的草案綱領及應用實例，此即「文化實踐概念」；文化工作是在已確立發展目標的文化政策概念中去進行並找到更明確的方向，而這些工作活動可以是由政府公共機關組織支持推動，也可以是透過私人機構如各種的文化團體的贊助來進行。 基本上，「參與社會文化的所有機關雖然都無法短期獲利，但透過這樣的投資卻滿足了社會人民共同的利益」；文化工作的推行，應秉持著哪裡有人居住、有人生活，文化就應向哪發展，不論是城市或鄉村都與人類直接的生活與經驗有關、社會文化不僅是要接受社會各個層次不同的文化，不論是傳統的或創新的文化，同時也應推展文化到社會各個地方。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文化，德國就是秉持著這樣的文化政策概念，去實現文化均富的理想，形成文化社會、文化國家。
何向 印尼總統蘇哈托(Suharto)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爭論根據德國法蘭克福匯報二月十六、十七日報導，印尼總統蘇哈托(Suharto)因為提出激進的貨幣體制改革計畫，再度與國際貨幣基金會意見相左。為了阻止印尼盧比(Rupiah)進一步的下跌，蘇哈托計畫在印尼成立貨幣管理局（Currency Board），以美元作為盧比發行的後盾，並固定美元與盧比間的匯率。此一計畫遭到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反對。國際貨幣基金會認為，在印尼銀行體系尚未獲得改善，以及債務尚未獲得妥善解決之前，這種激進的貨幣改革並無助於盧比的穩定。國際貨幣基金會甚至揚言，如果蘇哈托堅決採行此項計畫，基金會有可能拒絕給予印尼必要的財政援助。事隔一日，蘇哈托免職原印尼中央銀行總裁，並改派他的親信擔任。這項人事變動，被認為是蘇哈托藉此宣示他執意推行貨幣管理局的決心。 何謂貨幣管理局制度為了維持貨幣的固定匯率，貨幣管理局制度是許多國家所採行的方式。在此制度下，每發行一單位的國內貨幣，就必須有相對應的外匯（通常是美元）作為準備。國內貨幣與美元的兌換匯率因而被固定住，其比值則不一定是一比一。對於生產總值較大的國家，外匯的準備率也不一定是要達到百分之百。貨幣管理局制度可以說是最緊固的固定匯率制度。它不同於貨幣聯盟的地方只有兩點：首先，國家繼續保有其通貨；其次，國家同時保持在必要時，隨時脫離此制度的可能性（Mundell 1996）。貨幣管理局最成功的典範之一就是港幣（自1983年起與美元掛勾）。 貨幣管理局制度的利益貨幣管理局制度適合於小型經濟體系，藉由單方固定於信譽良好，低通貨膨脹率的大國貨幣，可以藉此增加本國貨幣的穩定性，並且降低通貨膨脹。依照貨幣管理局制度，倘若發生大規模的外匯兌換危機，貨幣管理局一定掌握有足夠的外匯來供應兌換，即使在最糟糕的情況下，還是可以將所有的流通貨幣全部收回，固定匯率也因此得以維持。 在貨幣管理局制度下，國家失去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更確切地說，必須放棄有可能危及此一制度的國內政策目標。其獲益則是，藉由與信譽良好貨幣的掛勾，該國貨幣可以間接獲得穩定與市場信心。政府藉由貨幣掛勾宣示其決心，容易維持低通貨膨脹率。 固定匯率的歷史經驗Obstfest與Rogoff（1995）回顧了目前世界上依然採行固定匯率的國家，他們發現，這些國家屈指可數，經濟規模比較大的只有奧地利（對馬克固定匯率）、香港（對美元）、盧森堡（對比利時法郎）、荷蘭（對馬克）與沙烏地阿拉伯（對美元）。目前依然能維持住固定匯率的國家（泰國銖自1990年起固定美元，但也於日前金融危機下放棄固定匯率），大致上可以區分成三種類型：旅遊型經濟、石油輸出國家與高度依賴的小國。這些國家的經濟總產值通常很小，並且將貨幣政策屈服於貨幣掛勾的國家。一個問題是：貨幣管理局既然是最緊固的固定匯率制度，它是否比一般的固定匯率制度更容易維持呢？答案很可惜是否定的。貨幣管理局制度並不會比一般的固定匯率容易維持。Obstfest與Rogoff（1995）以歐盟國家為例，發現歐盟各國中央銀行持有的外匯準備，都高達其貨幣基數的80﹪至90﹪以上。各國中央銀行也都願意共同維持匯率穩定。也就是說在理論上，當發生兌換外匯危機時，各國中央銀行都能夠供應足夠的外匯以維持住匯率。既然如此，為何還會發生1992年至1993年的金融風暴，導致義大利、英國、瑞典與西班牙等國匯率崩潰呢？原因在於，在固定匯率之下，各國必須採行一致的貨幣政策，但是另一方面，各國的經濟情勢又不相同。如果各國執意維持固定匯率，則必須犧牲其國內其它的政策目標，例如降低失業率、刺激投資與景氣等目標。特別是在面臨國內高利率與高失業率的壓力下，各國不得不放棄固定匯率，以國內政策作為優先目標。 貨幣管理局制度是否適合目前的印尼促使蘇哈托採行貨幣管理局制度的原因，可能在於藉此獲得市場對盧比的信心，阻止盧比進一步的下跌，並且壓抑國內的通貨膨脹率。但是另一方面，印尼政府則必須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權、失去調節國內景氣的措施。當美國景氣週期與印尼不同時，印尼必定再度陷入兩難：維持貨幣管理局制度，但是放棄國內經濟政策目標；或者是以國內政策目標為優先，放棄貨幣管理局制度。特別是在印尼目前國內高失業率的情況下，此一制度是相當不容易維持的。 要阻止盧比進一步下跌，可能的方法之一就是暫時管制資金的流出，這也是法國、義大利等國在1993年所暫時採取的策略。長遠而言，資金管制並不符合自由市場的理念。一個健全的金融體系應該發揮收集與傳遞訊息的功能，將資金分配導向最具有生產效率的部門。而貨幣制度的首要目標就在於維持物價穩定，除此之外，它不應該被期望、而且實際上也無法達成其餘的目標。印尼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在於銀行體系無法發揮有效分配資源的功能。換句話說，銀行的資金貸放不是以經濟效率為著眼點；政府官員、企業與銀行間的不正當操作，扭曲了資源的有效分配。如果銀行制度只是淪為政治家融資的工具，而無法發揮其功能，任何的貨幣制度改革都可能是束手無策的。 經歷了一個月的假期，「匯刊」第二期剛好趕在開學前出刊。本期包含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翻譯稿，原本刊登於「南德日報」，內容關於德國醫院的醫療衛生。文章指出，在全德的醫院中，每年大約有一百萬人在就醫時受到感染。這對於偶爾必須上醫院就診的同學，是一項可以留意訊息。 第二篇文章是關於德國在一九七五年起的「新文化政策理念」。作者王湘月就讀於淡江歐研所，曾經於一九九七年在波昂大學進行半年交換研究。這篇文章是她論文的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與她聯絡。 第三篇文章寫成於二月中旬，當時印尼總統蘇哈托因提出貨幣改革計畫，正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簡稱IMF）相持不下。蘇哈托找來美國的經濟學家為他背書，IMF則以凍結援助作為對策。蘇哈托於三月初再度連任總統，並於三月中放棄「貨幣管理局」的構想，接受IMF的改革方案。雖然IMF對於蘇哈托的誠意依然有所懷疑，但經濟援助的工作已經開始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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